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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自由力量成長的特點

本文把臺灣島內一切反對國民黨專制統治的力量通稱為臺灣自由力量。在研究這股力量成長的具體特點之前，有兩點需要提醒讀者注意：首先，臺灣的反對派人士雖然也生發于民間，但并不僅僅停留于民間，而有進入政界、成為“公職人員”的可能，并且，這是個歷史事實，這與共產黨國家的民間自由力量和“持不同政見者”在形態上是有區別的。在臺灣，人們強調的是“黨外”（非國民黨籍），而不是“體制外”，這與今天的大陸很是不同。其次，臺灣自由力量有鮮明的“省籍”特征，也就是說，絕大多數反對國民黨一黨專制統治的人士是臺灣本地人，他們既是在反對一個專制政權，又是在反對一個“外來的”（從大陸潰敗到臺灣）的政權，正是從這里，從這樣兩個“政權特征”的并存中，引伸出后來民進黨的“住民自決”訴求。

理解上述兩條，對理解臺灣問題，十分重要。

現在，我們開始分析臺灣自由力量成長的一些具體特點。我把這些特點歸納為四條：

第一，  通過辦報辦刊弘揚理念、組織隊伍、擴大影響。

這其實是所有專制國家中自由力量生長的共同特點，只不過對共產黨國家來說，民間辦報、辦刊往往采取“地下”的形式，因為公開申請不可能有任何結果（比如在中國大陸，政府行政法規明令申請辦報必須“有符合新聞出版總署認定條件的主管、主辦單位”[1]，實際上就是禁止私人辦報）；而在臺灣，有“行憲”框架在，民間辦報紙或辦刊物在法律上是允許的。這是臺灣自由知識分子的一個重要優勢，雖然在辦報辦刊過程中，他們也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困難。

臺灣異議報刊始于1950年代的《自由中國》。雷震案后，又有《文星》不斷發出批評政府的聲音，最終于1965年遭到查禁。經過短暫的沉寂，1968年又有《大學》雜志誕生，這個雜志開始時只是個討論文化、藝術問題，不關心社會痛癢的小型同仁雜志，并沒有多少社會影響。它的步上社會政治舞臺是在創刊后的第四年（1971年）發生的。當時即將担任行政院院長的蔣經國大力推行“革新”新政，放寬言論尺度，鼓勵年輕人問政，又有保釣運動激發了臺灣校園青年的愛國熱情，加之美國與中國大陸關系改善使臺灣陷入外交困境，所有這些都促成了《大學》雜志的轉型，由知識分子小圈子內的雜志變為面向社會的政論雜志。在組織上，這個雜志經過1971年元月的改組，吸收了大批青年才俊，比如后來“黨外”運動中赫赫有名的許信良、張俊宏，臺灣大學哲學系的激進教師陳鼓應等等。該雜志先后發表了多人聯署的“國是諍言”和“國是九論”等文，對國體、政體、法統、人權、國計民生諸方面問題均進行了大膽討論，提出多項革新主張。

《大學》辦刊的時間并不長（1968～1973），卻造就了一批青年知識分子日后投身“黨外”運動。1975年，又一個民營雜志《臺灣政論》誕生，自命要“搭起民間輿論的發言臺”。時正值蔣介石去世、南越“淪陷”、臺灣內憂外患加劇，《臺灣政論》更多表現出倡言朝野合作、共度危難、推進體制內改革的溫和傾向，遠不及當年的《自由中國》激進；但它畢竟填補了《大學》之后的言論空白，仍然受到臺灣知識界和民眾的普遍歡迎。更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這個雜志只存在了5個月，卻標志著“黨外”力量的一次重要整合。担任《臺灣政論》雜志社社長的康寧祥，原來只是個加油站的工人，由于其出色的參政活動，在1969年11月臺北改為“院轄市”后的第一屆市議員選舉中脫穎而出，當選為無黨籍市議員；1972年又在“自由地區中央民意代表增額選舉”中高票當選為立法委員，1975年再次當選，連任此職，成為以“黨外”身份進入政界的重要代表。担任《臺灣政論》發行人的黃信介也曾連任兩屆臺北市議員，后又在1969年“中央公職人員國代及立委補選”中當選中央立法委員，資格比康寧祥還要老。這兩位都是擁有較高公職身份、后來又在臺灣黨外運動中發揮過重要影響的元老級人物。《臺灣政論》的總編輯張俊宏、法律顧問姚嘉文則是當時活躍的知識分子，后來均成為黨外運動的中堅。臺灣學者韋政通曾這樣評價《臺灣政論》的作用：由于“它的組成分子中包括發跡于民間的政治運動家和知識分子”，這種“在野的‘力’與‘理’的結合”，預示著“臺灣的自由民主運動即將面臨一個新的轉變”。[2] 康寧祥自己也認為，從臺灣的幾次選舉以來，借助《臺灣政論》，“已經形成的新生在野政治人物，與從《大學》雜志時期政治改革運動分化出來的知識分子，才得以結合，這個結合使黨外的力量、素質提高了”。[3]

當然，更成為臺灣自由力量辦刊標志的，是赫赫有名的《美麗島》雜志。這個雜志創刊于1979年8月，用黃信介的說法，該刊就是要辦成一份“黨外機關報”，以統合各種黨外反對派力量。[4] 創刊號封底列出的社務委員是61人，到第四期雜志出版時，社務委員已經增加到91人，幾乎囊括了臺灣各地區主要的黨外反對派人士。該刊在全省11個縣市設立了服務處，許多縣市還成立了基金委員會，籌募、營運雜志的基金。另在日本、美國、加拿大設有總經銷處，在短短4個月內，即贏得大批讀者群，同時獲得可觀經濟收入。

也要看到，《美麗島》的創刊背景中，還有極其嚴峻的一面。1978年12月16日美國宣布與中國大陸建交，自然引起臺灣朝野的極大震動。蔣經國發布“緊急處分令”，停止當時正在進行的選舉活動，同時加強了對輿論的管制。事實上，在1979年一年中，先后遭到封殺的出版物數不勝數，雜志類就有《夏潮》、《這一代》、《長橋》、《潮流》、《鼓聲》、《消息》等，書籍類則有姚嘉文、陳菊合編的《黨外文選》、張俊宏著的《大軍壓境》、呂秀蓮寫的《臺灣的過去與未來》等被查禁。難怪曾担任《美麗島》雜志社副社長的呂秀蓮后來回憶說，雖然該雜志的欄目十分豐富，內容也洋洋灑灑，“然而就它所宣揚的思想來說，如以目前臺灣言論尺度的開放，重閱當年的文章，我們發現其實它對國民黨的批判，仍然十分迂回委婉，一種敢怒而不敢盡言的委屈盡在其中。”[5] 寥寥數語，當年臺灣自由辦報人面臨的風險和內心積壓的緊張已經躍然紙上。

《美麗島》政團的組織和民眾啟蒙、動員工作亦值得一談。在雜志社總經理、民權斗士施明德等人的領導下，借助各個市縣辦起的服務處，《美麗島》在短短的幾個月內組織了一連串群眾集會和演說活動，這些活動撩動了臺灣普通民眾的問政、參政熱情，起到了巨大的思想啟蒙作用，同時也刺激了國民黨當政者，使他們感到如鯁在喉，寢食難安。當然，關于黨外運動的策略，《美麗島》政團的組織者們也曾做過省思和檢討，并總結出包括“間接原則”、“彈性原則”、“實力原則”、“集中原則”、“團結原則”在內的“黨外運動五原則”，希望以和平、漸進的方式推進臺灣民主化，減少街頭政治可能帶來的盲動性和刺激性。然而，在專制體制下，有些事情的發展往往不以善良者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國民黨情治機構的不斷挑釁，迫使民主力量一方不得不做出公開反應。這種沖突的極端結果就是1979年12月10日爆發的“高雄事件”（又稱“美麗島事件”），國民黨地方當局動用了警察和鎮暴部隊，對當日《美麗島》政團在高雄組織的紀念世界人權日集會進行了干預、甚至使用催淚瓦斯驅散現場的大批民眾。雖然無論在規模上、在鎮壓者達到的殘暴程度上，“美麗島事件”都不能和大陸后來發生的“六四事件”相比，但它仍然是臺灣島上的專制當局對自由力量的一次重大打擊。《美麗島》政團的核心人物幾乎全被逮捕、判刑，身為《美麗島》雜志發行管理人的林義雄律師甚至付出家人（林的老母親和一對孿生女兒）被“不明身份者”殘忍暗殺的血的代價。

這是當代臺灣民主運動中不能忘卻的一段歷史。但，正是在這帶血的歷史中，才最終結出臺灣民主化的美麗的花朵。

第二，充分利用合法選舉渠道，形成“黨外”參政力量。

前文已經指出，臺灣“行憲”框架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地方自治的實際推行。而在地方自治條件下，選舉（包括地方民意代表的選舉和地方行政官員的選舉）都是開放的，這就給民間自由力量充分利用合法的選舉渠道，形成“黨外”參政大軍提供了制度性的可能。這是臺灣有別于所有共產黨國家中自由力量生長的重要經驗。

早在1957年臺灣舉行第三屆縣市長及省市議員選舉時，就有人籌組成立“黨外候選人聯誼會”，專事研究選務，舉辦民眾座談會和舉辦巡回演講。經過《自由中國》被鎮壓后60年代的冬眠期，中產階級有了長足的發展，國民黨上層政權也正值新舊交替之際，“萬年國會”和“萬年國代”更是到了非改弦更張不可的時候，于是，黨外選舉活動又漸成勢頭，并且已經不再僅僅局限于地方層級。康寧祥、黃信介之成為“中央立委”，就是兩個典型例子。到了1977年，黨外選情更是掀起高潮，在各項選舉中黨外候選人的得票率竟高達37％。在組織上，這時的黨外競選已經不再是單個個人的單打獨斗，而發展為一批候選人的聯合競選。這是黨外反對派力量組織化進程的一個重要進步標志。

在開放的社會條件下，國民黨選務的腐敗和一些傳統陋習，也開始受到沖擊，并反過來幫了黨外的忙，成為民主化的促進劑。1977年的“中壢事件”就是一個代表。這個事件的主角是國民黨叛逆、后來成為黨外力量翹楚的許信良，他的目標是競選臺北市桃園縣的縣長職位。選舉日，由于國民黨籍監選主任的舞弊行為被人當場抓獲，支持許信良的10000多選民憤怒之極，乃至襲擊了警察局，燒毀了8部警車，此事成為臺灣民眾自發地以集體行動抗議選舉舞弊行為的開端，當時曾轟動海內外。盡管警方也抓了幾個人以“妨害公務與秩序”罪將之判刑，但選舉本身仍然獲得了巨大成功：許信良以黨外身份高票當選桃園縣長，這在中國大陸――即便是今天――也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事。

1978年臺灣“增額國大代表與立法委員選舉”，黨外的選舉組織工作又上了一層樓。11月24日，臺灣“全省黨外助選團”總部宣告成立，其宗旨是“希望各位候選人共同為此次選舉通力合作，在公平、公正、公開的前提下，以推動人權為中心，以促進黨外大團結和早日形成制衡力量，俾革新政治，造福民眾。”[6] 助選團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設”作為黨外候選人共同政見，包括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長和院轄市長直接民選、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化、思想學術超然化、言論出版自由化、開放黨禁、解除戒嚴令、禁止非法逮捕和囚禁公民、保障公民隱私權、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廢止田賦、制定勞動基準法、承認勞工對資方的集體談判權、改善漁村環境，保障漁民的安全與生活、制定防止環境污染法和國家賠償法、反對省籍和語言歧視、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人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等極其廣泛的內容，在社會上產生巨大影響。還有人為助選團設計了紅白藍三色大型宣傳海報，海報正中是一只緊握的人拳，周圍有橄欖枝環抱，上印“人權”兩個大字。根據海報的說明，這個圖案的象征含義是：

● 人拳與人權同音，暗示人權乃用人拳爭取而來；拳頭緊握，象征黨外人士緊密團結，決心為人權斗爭到底。

● 橄欖枝代表和平，表示黨外反對以暴力爭取人權，也反對當權者以暴力統治人民。

● 白、藍、紅三色，既象征自由、平等、博愛的古典含義，也代表黨外對人權的新概念，即政治人權、經濟人權、社會人權。[7]

在組織建構上，助選團開始設立常設機構，委員主要由1977年當選的黨外省市議員担任。助選團采取集體領導的組織原則，委員不分職位高低，均享有平等地位。1978年12月5日，“黨外候選人座談會暨記者招待會”在臺北市中山堂召開，各地黨外候選人、助選工作人員和中外記者共約500人齊集一堂，開黨外人士集體公開亮相之先河，可謂壯觀。這樣，有了共同綱領，有了常設組織機構，有了大型集會和公開亮相，黨外活動更具成熟和規模，已經具有現代政黨的某些輪廓。可惜的是風云突變，中美建交和蔣經國的“緊急處分令”使正在進行中的、轟轟烈烈的選舉戛然而止。然后才有《美麗島》的問世，黨外反對派不得不借助另一種形式繼續他們的事業和斗爭。

高雄事件后，《美麗島》政團的核心人物被判刑，但臺灣的民主運動并沒有被嚇倒而就此止步；恰恰相反，黨外又產生了兩股新的力量來接續民主運動的香火。一股力量是在美麗島案軍法審判中為8名被告辯護的律師團，這個律師團由15位辯護律師組成，其中包括了后來在民進黨發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今天已經成為臺灣執政者的陳水扁、謝長廷、蘇貞昌等人。辯護律師們的法庭辯護有這樣一句話非常著名：“審判官們！今天你們在法庭上審判8名被告，別忘了，全國同胞在外面審判你們。而明天，歷史會審判你我大家。”[8] 另一股力量則是高雄事件受難者的一些親屬。1980年當局恢復被中斷的選舉，這些受刑人家屬紛紛參加競選，頗有向當政者挑戰的味道。姚嘉文的妻子、畢業于臺灣大學社會系的周清玉在競選時身穿黑色旗袍，肩披寫有“姚嘉文太太”的彩帶，向選民這樣表達她的政治訴求：“一年以來，清玉和家人遭受極深重的困厄。在嘉文不死的信念與朋友的鼓舞之下，清玉又重新燃起了生之希望和奮斗的勇氣。清玉愿以平和的心情、安詳的態度，繼續走那嘉文沒有走完的路，希望下一代能有機會享受自由民主的果實。”“清玉和黨外人士別無所求，我們只要求一個民主的政治環境，一個法治的社會。我們深知世界上的丑陋不可能自動改變，黨外民主運動就是在為這個必須付出犧牲的改變而奉獻，希望全體民眾與我們一起走那沒有走完的路。”[9]

這些話是令人感動的，既感動了今天的我們，也感動了當時的臺灣選民。1980年的選舉，黨外人士獲得巨大成功，康寧祥、許榮淑（張俊宏之妻）、黃天福（黃信介之胞弟）等當選為中央立法委員，周清玉等人當選為國大代表，尤清（美麗島案辯護律師）當選為中央監察委員。這是臺灣民主力量的重大成就。――當然，還要強調一遍：這個成就的取得，除了黨外人士的不懈努力外，臺灣的“行憲”體制還是起了很大作用。沒有選舉的合法性制度通路，沒有當政者對這個制度的真實的而不是虛偽的遵守，沒有一定程度的言論自由、輿論自由從而使美麗島案的真相借助傳媒大白于天下，一批政治犯人的親屬和為政治犯辯護的律師是不可能獲得選民支持堂而皇之地進入中央級民意代表機構的。這再一次凸顯了臺灣政治與大陸政治的不同。在大陸，迄今我們也不可能看到一個在押政治犯的親屬還能繼續高舉異議者的旗幟，以選舉等方式公開參與政治生活。這并非異議者一方缺乏勇氣，而是大陸的現行體制使然。大陸不允許對黨專制體制的公開批評，也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選舉；那些被黨的組織部門所控制的形式上的“選舉”則不可能把異議分子或同樣具有異端思想的他們的親屬列為“候選人”。而在臺灣，“行憲”制度決定了一個人即使以“叛亂”罪被判刑，他（她）的親人、朋友仍然有參加選舉、自由競爭公職的權利；只要有足夠的膽略和勇氣，他（她）們仍然可以在民主自由的大旗下繼續公開前行。我們在總結臺灣民主力量成長的歷史經驗時，不要忘了這種經驗所依托的制度背景。

第三，不斷加強黨外力量整合，提高黨外組織化水平，直到最終建立反對黨。

臺灣的民進黨是1986年正式成立的。在此之前，它經歷了長達十數年的力量積聚和組織整合過程，最后宣告成立的這個黨，可謂集黨外各種反國民黨一黨統治力量之大成。

1981年，臺灣舉行第九屆縣市長、第七屆省議員、臺北市（院轄市）第四屆市議員和高雄市（院轄市）第一屆市議員的公民直選，黨外利用這個機會，乘上一年“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取得重大勝利的東風，籌劃以更高的組織化水平面對這次選舉。具體做法是：

● 成立黨外推薦團，成員包括1980年當選的黨外各中央民意機構代表，由推薦團向選民推薦黨外候選人。

● 制定候選人推薦的4個原則：對選情較簡單的地區，集中力量聯合推薦；對選情復雜的地區，保持超然，不公開推薦，而做側面支持；尊重各選區的協調與安排；根據現有實力，決定被推薦人的數量。

● 提出共同競選主張，以制衡為中心，包括“黨外、制衡、進步”、“民主要制衡，制衡靠黨外”等鮮明的競選口號。宣傳旗幟以綠色為統一色調，這也是后來綠色成為黨外乃至民進黨陣營標志的緣由。

在推薦團精心組織下，此次選舉又獲可觀成果。有3位黨外人士獲選縣市長，蘇貞昌、游錫堃等11人當選省議員，謝長廷、林正杰、陳水扁等8人當選臺北市議員，“新黨外”赫然走上臺灣政治舞臺。集體推薦制度增強了黨外的凝聚力，亦成為黨外組織化進程的重要推力。

1980年代臺灣黨外勢力成長、整合以及組織化水平的進一步提高，有兩個機構不能不提。這兩個機構，一個是1984年5月成立的“黨外公職人員公共政策研究會”（即“公政會”），另一個是1983年9月成立的“黨外編輯作家聯誼會”（即“編聯會”）。“公政會”的建立源于下列考慮：黨外力量不僅在選舉時期需要組織，而且應該吸取以前的經驗，建立一個常設機構，以便領導選后的工作。“公政會”的組成人員都是具有公職身份的黨外人士，即便如此，這個機構也一直承受著被政府當局取締的壓力，但取締畢竟沒有成為事實，“公政會”就在這種既未被承認、也未被否認的情況下繼續發展，后來還在全島到處設立分會，形成了強大的整體網絡。“編聯會”的組成背景和人員結構則大為不同。參加“編聯會”的大多是黨外各種雜志的編輯和作者，他們年輕，有朝氣，理論素養好，又富于激情，但不具備公職身份，在政治性格方面迥異于資深黨外大佬。一般而言，非公職的黨外新生代更激進些，不像黨外大佬多堅持溫和、穩健的改革路線。1980年代初由這批年輕人發動的“批康（寧祥）運動”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生的，因為康一直主張漸進、務實的改革戰略，反對激進的街頭斗爭。

然而，面對共同的對手，黨外兩股力量最終還是攜起手來。1985年，臺灣又逢縣市長、省市議員的換屆選舉年，兩會在新上任的公政會理事長尤清的撮合下捐棄前嫌，共同籌組建立了“1985年黨外選舉后援會”，共事黨外人士的選舉推薦和組織工作。張俊宏是這個機構的7位執行委員之一，他事后曾這樣評論說：“這次黨外后援會很難能可貴地，由于大家的共識，不忍心黨外在野勢力的紛亂，而愿意努力邁向組織化的初次嘗試。”“提名的過程十分民主，無論是推薦提名或是開放競選，一律由會員投票決定，追求內部民主化、法治化，大家也都表現出維護團體紀律的精神。”[10] 顯然，這樣的提名方式已經離正式的政黨組織產生選舉候選人不遠。此次選舉，黨外再獲大勝：后援會推薦的18名省議員候選人，有11人當選；推薦的11名臺北市議員則全部當選；高雄市議員，推薦6名亦有3人當選。

這樣，當1986年到來的時候，黨外組織化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離正式組黨近在咫尺。蔣經國不顧國民黨內保守勢力的反對，決心推進“革新”、力主與黨外力量“溝通”而不是鎮壓的態度，也為黨外走向正式組黨提供了相對寬松的環境和背景。1986年5月1日，許信良在美國宣布成立“臺灣民主黨建黨委員會”，并表示準備遷黨回臺，以實際行動突破黨禁，此舉亦刺激了島內的黨外人士修改建黨時間表，加快組黨步伐。1986年9月28日，由130多位黨外人士共同發起組織的民主進步黨終于在臺北正式宣告成立。11月10日，民進黨召開第一次全國黨員代表大會，通過黨章、黨綱，選舉產生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中央常務委員會委員和第一任黨主席。民進黨正式登上臺灣政治舞臺。

民進黨的成立，乃是前此一系列黨外力量整合和組織化的最終結果。在這個過程中，黨外各種力量、各個“派系”之間也有矛盾，但還是成功實現了整合，共同完成了在一個傳統的、但又是變化中的黨治社會里建立起反對黨的偉大任務，這是臺灣自由力量了不起的成績，也是臺灣民主化的重要經驗之一。

第四，注重知識分子與中小企業界以及“草根”民眾的結合，建立民主運動的深厚社會基礎。

臺灣中小企業的大發展是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中期以后。受惠于政府出口導向的經濟戰略，大量外向型中小企業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在70年代就已經達到80萬家，占臺灣企業總數的98％以上，在中小企業中就業的人口達就業人口總數的75％，產值則達到臺灣工業總產值的60％。這是臺灣經濟結構的一個很大變化。從政治-社會角度看，臺灣成長中的中小企業家階層成為臺灣中產階級的重要構成部分，經濟地位的上升必然導致產生更多的政治訴求，因為這是保護、發展他們的經濟利益所必須的。而臺灣的“行憲”框架，包括開放的地方選舉和一定程度上的言論自由，則為這個階層追尋上述目標提供了可能。

知識分子（特別是大學教授、律師、新聞從業人員等）也是臺灣中產階級的組成分子，他們與中小企業家階層在政治訴求方面有天然的聯系。有研究者就曾指出：“在支持反對運動的中產階級當中，知識分子與中小企業家的角色最重要。中產階級知識分子是推動臺灣政治改革的最主要最活躍的中堅力量，也是反對運動的領導者與策略提供者，他們均受過社會科學特別是政治學、法學與社會學的訓練。中小企業家具備投入政治活動的財力，也以其個人財富為反對勢力提供政治基金與可作為退路的職業。二者之間經由各種社會關系而掛鉤，且有一隱約的分工。”[11] 以1970年代的《臺灣政論》為例，這個雜志不僅得到中小企業家階層的大力捐助，高雄地方的中小企業家們還担負起該雜志在臺灣南部6個縣市的總經銷任務。而從70年代初一直到80年代，草根民營企業家始終是黨外候選人的重要票源。根據1986年的一項調查，支持民進黨候選人的選民主體由中小企業家和勞工階層組成，二者合計占到民進黨選票的79.1％。[12]

說到勞工，這個階層也是黨外（特別是編聯會系統）知識分子工作的重點。長期以來，國民黨利用工會控制工人，這和大陸有相似之處。突破御用工會對工人的控制，建立真正獨立的、自主的工人維權組織，成為80年代以來臺灣社會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編聯會系統的許多年輕知識分子深入到勞工基層，了解工人的生活狀況和經濟、政治訴求，協助勞工組織同資方談判。這份執著不禁使我們想起了上個世紀早期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不懼艱險、深入工農、播撒革命火種的歷史。當然，時代背景、時代任務都不同了，但臺灣的青年知識分子仍能承繼這樣一種精神，卻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事情。事實上，編聯會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來的“新潮流系”知識分子群體，很多人深受西方馬克思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影響；“新潮流系”有“三大主張”，即“臺灣獨立、群眾路線、社會民主主義”，后面兩條都與草根民主有關，都可以導致重視基層社會運動的政治結論。

知識分子深入社會的做法加強了知識者與勞工、農民和其他底層民眾的聯系，擴大了黨外民主運動的影響力。在80年代風起云涌的臺灣大眾運動中，很多都有黨外人士的身影，比如1984年的“臺灣勞工運動支援會”、1987年的“臺灣農權會”和“婦女進步聯盟”等等。此外還有教師人權運動、生態保護運動、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原住民權利保障運動、新興宗教運動……，種類繁多，不一而足。這些組織的蓬勃生長使臺灣社會日益走向多元化，有力地解構著國民黨的戒嚴體制和黨治統治，同時給黨外推進民主化以巨大的支持。民進黨的成立，在這個意義上，也是臺灣走向政治和社會多元化、加速全社會民主轉型的一個重要標志。沒有草根民主的發展，知識分子的反對運動也不可能獲得持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這一條，亦足以為大陸的民間改革力量所汲取。

張博樹 2013-08-26 14:57: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