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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處的時代，正是需要說真話的時代，然而今日我們偏偏最不能說真話。今日中國人之不能說真話，至少是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僅見的。我們目前所處的情勢，正是亟需中國知識分子積極發揮創導能力的開頭。然而，目前剛好是知識分子情智最低落的時期。目前中國知識分子情智之低落，是五四運動以來所未有的。

這些情形，誰實為之？孰令致之？
構成這些情形的因素自然是很復雜的，我們現在不能去分析。我們現在所能指出的，只是構成這些情形之最直接的因素。自從撤退臺灣以來，臺灣在一個大的藉口之下，有計劃地置于一個單一的意志和單一的勢力嚴格支配之下。這一計劃，逐年推進。到今天，臺灣社會幾乎在每一方面都已被置于嚴格的管制之下。這種光景，至少也是自中華民國開國以來所未有的。
一個被嚴格控制的社會，是表面整齊壯觀而內面生機窒息萎縮的社會。別的且不說，這七八年來，臺灣在思想言論方面居然已弄成以當局為“真理的標準”之局面。當局對于民間思想言論之衡量，是以自己頒定的范疇和尺寸為甄別的標準。凡屬合于這個標準的思想言論，便被看作是“正確的”；否則是“歪曲的”，或“有問題的”。這類思想言論就會受到封鎖、打擊。也許有人說，官方并沒有鉗制思想言論自由。這話不是出于昧于事實，就是一派官腔。這幾年來，彌漫全島的一股氣氛，現代統治技術所造成的天羅地網，和有形無形的力量之直接或間接的可能威脅，明明白白擺在那里，只要不是白癡，誰都可以感覺得到。“識時務者為俊杰”、“好漢不吃眼前虧”、“適應環境”、“委曲求全”，都是今日中國人的人生哲學。因此，官方擺著的思想言論尺度在那里，即令沒有直接要人依從，很少人膽敢冒險另辟蹊徑。于是，這七八年臺灣的思想言論形之于表面的，除了極少例外，幾乎都是官方或準官方的思想言論了。
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我們誠然需要“意志集中”賴之以實現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一致的思想言論。假若真有一種思想言論堪作大家認識的張本，能作大家行動的指針，那么大家當會自動歡迎之不暇，根本無需藉政治強力來分配勒銷。可是，如果一種思想言論愈來愈使我們感到空虛，愈來愈使大家感到迷茫，徒以其有一股力量在背后撐腰之故，大家不得不敷衍，那么它是否真能負起作認識張本和行動指針的任務呢？這真是一個不小的問題。
最近二十年來語意學頗為發達。如果語意學家愿意研究近幾十年來政治場合里的語意現象，諒必一定有異常豐富的收獲。近幾十年來政治場合里的語意現象，大都是用一切光明的字眼，掩飾一切陰暗的里層。而其特征則為：一、言不由衷；二、空話連篇；三、推拖抵賴；四、威脅利誘；五、諾言滿紙；六、敵友無常。過去的政場言論是如此。這七八年來，由于時代動蕩的煎逼，作官技術之精進，政場言論向這個方向的發展尤烈。官方言論的品質如此，怎樣堪作大家的認識張本和行動指針？
這幾年來，官方據以控制言論自由的王牌有如后的幾張：曰“國家利益”，曰“基本國策”，……曰“非常時期”，曰“緊急事態”，曰“非國即共”，……如果民間言論對政府稍事批評，或不合官定尺寸，那么不是當做“違背國家利益”，便是認為“違背基本國策”；不是認為非“非常時期之所宜”，便是說“××思想走私”。一究其實，這些說詞，從無確定的界說，只是官方信手拈來打擊異己的工具而已。官方更藉政治便利，窮年累月利用訓練方式，甚至教育機構來灌輸這一套想法。馴至這一套想法成了凈肅思想言論的巨棒，甚至成為決定政策的基本精神。
藏在這一套說法背后的有一些更深沉的想法，就是以為“政黨即是政府”，而“政府即是國家”。不幸之至，這些想法是根本錯誤的，而且是近幾十年來禍亂之一源。國家是永久的，不可更換的。政治不是永久的，而且是可以更換的。政府只是替國家辦理政治事務的機構。我們總不能說替國家辦理政治事務的機構就是國家。這正猶之乎我們不能說銀行經理就是銀行。國家是屬于人人的國家。屬于人人的國家，人人對于國事當然有發言的權利。如果我們批評替國家辦事的人沒有把事辦好，這當然不能視同“危害國家利益”。“危害國家利益”的帽子是不能隨便亂加的。如果說把問題徹底談明白就是“危害國家利益”，那么說假話騙人，把真正嚴重的問題掩飾起來，就算是“維護國家利益”嗎？國事辦理的好壞，與國人息息相關，因此大家應須發抒意見。這正是民主政治的常軌。
也許有人說，現在是“非常時期”。在“非常時期”，如果這個這樣說，那個那樣說，意見紛紜，莫衷一是，那么怎能集中意志以渡過難關呢？關于這個問題，我們可以這樣想：不經過認真的討論，是不是由少數人憑其權威來專斷地決定？如果大家并不歡迎這種辦法，那么惟一合情合理的辦法就是充分自由發表意見。在承平的時候，我們倒可以馬虎一點，“國事管她娘”。正因時值非常，政治的決定稍有差池，就影響到大家的禍福安危，所以更應集思廣益。但是，如果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如何能集思廣益？
西方民主國家是有病必治。所以，政治上能消弭禍亂于未然，社會日漸進步，民生日趨安定。我們中國則不然。我們中國由于傳統的愛面子心理，錯用了“隱惡揚善”的觀念，政治上的壞事不讓大家說穿。大家在積威之下，也不敢說穿。社會的病癥也不去揭露，讓它蒙在被褥里腐潰。一味的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等到腐潰至極，被褥蒙不住了，便腫毒迸發，不可收拾。歷代的治亂循環都是循著這一個方式發展下去的。這幾年來，臺灣的新聞，官方的言論，在這一傳統上可說達到新的高峰。然而，稍有眼光的人都可知道，隱蔽在這些自我恭維和自我陶醉言論背后的病癥，確實不小哩！然而，現在，我們所有的本錢太少了，哪里再能這樣浪費下去？有病總是要治的。我們與其諱疾忌醫，讓病這樣拖下去，到頭來不可收拾，不如趁早診斷明白，及時醫治。任何人總不能說：談病、治病，是有罪的事吧！
我們立言，以什么為基準呢？我們立言的基準只有這樣的一條：
是什么，就說什么。
事實是白的，我們就說它是白的。事實是黑的，我們就說它是黑的。我們絕不把白的說成黑的。我們也不愿把黑的故意說成白的。
也許有人說，這一條基準是一條自明之理，有什么值得特別提出一說的價值？這種想法，真是不思之甚。我們不要小看了這一條基準。這一條基準，是極權與民主的分水嶺；也是科學與玄學的大界線。直到現在為止，在我們所居住的這個地球上，只有較少數人在較少的時間以內才能接近這一條基準；而較多數的人在較多的時間以內距離這一條基準不知幾千萬哩！從最根本的思想和認識模式來觀察，民主對極權的抗爭，科學對玄學的沖突，都是為了這一條基準。目前，這一條基準，在全世界許多地區更受到加緊的威脅和打擊。
馬就是馬，鹿就是鹿。這似乎是不證自明之理，也似乎是不值一提的道理。如果有人特意提出它來說，那么也許會有人說：“這樣的話，請你拿去教幼稚園的學生吧！”誠然如此。但是，如果他將這類的話背后所假定的意義條件忘記了，尤其是將這類的話可以實際說出的普遍可能性看得不成問題，那么他的頭腦就是太天真了。你能不能當著趙高的面說：“馬就是馬，鹿就是鹿，鹿不是馬？”在一切獨裁極權暴政盛行的地區，都不能容許“是什么，就說什么”的。因為，如果是什么，就說什么的話，那么大家就看清楚了外面的世界，看清楚了自己所在的痛苦環境，看清楚了獨裁極權者的真相。這樣一來，獨裁極權的魔術就耍不成了。所以，在最基本的地方，獨裁極權者必須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來消滅這一條基準。在實際的設施方面，他們必須藉交通、電訊、新聞的嚴格封鎖來建筑鐵幕，以及各形各色的幕。他們要藉此讓幕中的人看不見鐵幕以外的世界，看不清自己的環境，弄不清獨裁極權者真正的面目。于是乎，極權就可以關起門來上演。
中國的過去，盛行著各種各樣的“諱”。所謂先知先覺們對于一般人民在知識方面存著輕視的心理，說什么“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許多書不讓一般人讀，許多事不讓一般人知道。前一輩的人發生毛病，后一輩的人必須為他“隱”。代代相傳，世世如此。歷來的中國人從未養成“為知識而知識”的態度和精神。整個社會長期受著泛倫理主義的浸染和支配。在這種氛圍和傳統之下，有幾個人能夠想到“是什么，就說什么”？目前，這種余毒是否未盡，甚至更加深刻化，被人利用下去，稍有科學訓練的人一看就明白。
照理說來，科學應該能夠“是什么，就說什么”了。然而，科學之贏得這一基準，也只是近百余年來的事。在牛頓以前伽利略說地球繞日，非日繞地球。然而，它在當時因與教會的傳統說法不合而大受禁阻。生物演化論者說人是從猴子的近親演化而來的。如果這話合于事實，那么我們就得承認。我們承認這一事實時，既不貶抑人的價值，也不抬高人的價值。“是什么，就說什么”，這應該沒有問題了。但是，由于這一發現給人惟我獨尊之情以打擊而不為宗教人物悅納，于是倡之者備受迫害。在科學史上，諸如此類的事例，真是不勝枚舉。
從上面所指陳的種種看來，我們要實現“是什么，就說什么”乃一件既不簡單又需作很大奮斗的事。顯然得很，目前在世界許多地區，凡依據這一基準而說的言論，不是受到迫害，就是根本發不出去。獨裁極權者要千方百計扭歪、濾過、改編，甚至根本消滅這種言論。然而，同樣的顯然，凡不從這一基準出發的言論，只不過是受暴力支持的一堆廢話而已。暴力過去，這樣的廢話也就煙消云散，誰也不再理睬。這樣的言論，充其量來只是一時一地一個政權的掩飾品。事過境遷，這種掩飾品連小孩子也掩飾不了。它對于國家、社會、人生有何價值？又有何裨益？

(摘自《思想與方法——殷海光選集》，上海三聯書店，2004年5月版）

殷海光 2013-08-27 10:5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