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埔軍校校內中共政工組織

簡體傳統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1)
　　中國共產黨人是以幫助國民黨的身份進入軍校的，是全心全意、真心真意地幫助國民黨促成國民革命的早日完成。事實也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在軍校中，共產黨人總是處于“幫助”地位，盡管孫中山開誠布公地承認和歡迎共產黨人對國民黨的大力支持和幫助，但在當時社會仍有一部分具有相當勢力的右派竭力反共、排共，致使中國共產黨人在軍校中的工作屢遭非難。中國共產黨人頂著來自各方面的壓力，采取靈活機動的策略戰術，成功地發展了組織，開展了卓有成效的政治工作。軍校中的共產黨人在歷史的夾縫中求生存，求發展，并完成了軍校政治工作任務。
　　黃埔軍校中的共產黨組織，是中共廣東區黨委（又稱粵區委）為適應軍校在艱險復雜的環境中進行戰斗而秘密建立的，歸粵區委、軍委直接領導，由軍委書記、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親自領導。由于周恩來積極領導共產黨人全力經營，英勇戰斗，才使黃埔黨組織成為愈戰愈強的革命堡壘。
　　軍校創立時，前來就學或任教的共產黨員，都是憑黨的組織關系到粵區委報到，然后轉到軍校中去的。在黨支部的領導下，有組織地投入軍校的教學與學習及斗爭中去。隨著共產黨員不斷發展和增加，黨的領導機構也逐步擴大與健全起來，經歷了中共黃埔直屬支部、中共黃埔特別支部和中共黨團3個發展階段。無論是直屬支部，還是特別支部或黃埔黨團，都設干事若干人，組成干事會，相當于支委會和總支委會黨團核心，實行集體領導。干事會設書記一人，有組織、宣傳、社會、統戰等干事若干人。
　　北伐軍部分政治工作人員合影。前左二郭沫若，左三朱克清，左四李富春。后左二李一氓，后左三林伯渠。
　　中共黃埔黨團建立后，粵區委還派出特派員常駐軍校，以普通職員的身份秘密協助黨團書記工作。主要職責是溝通黨員與支部、軍校與粵區委的關系，傳達黨的號令，報告黨的信息，加強了粵區委對軍校共產黨組織的領導，促進了黨員在學習、行軍、打仗中起先鋒作用，并帶動廣大師生并肩前進。
　　以周恩來為首的黃埔共產黨組織，其主要領導成員，在3年多的時間中曾連任或首任的約有20余人，其中担任軍校領導和教官的8人。他們大部分都是曾留學于法、蘇、德、日的留學生，博學多才，風華正茂。惲代英雖未出國，卻是全國知名的理論家，他每次向學生作政治演講都是座無虛席，被人們稱為“青年模范，人民英雄”。蔣先云是眾所公認的黃埔杰出代表，周恩來曾贊譽：“蔣先云是個將才。”后來的著名的紅1軍軍長許繼慎，湘鄂西革命根據地創始人周逸群，洪湖蘇維埃主席魯易，繼任軍校政治部主任熊雄，以及解放軍元帥聶榮臻，大將陳賡及周士第，作家陽翰笙，等等。正是這些青史留名的人物，組成了黃埔共產黨聲威顯赫的領導班子。他們高舉旗幟，進行忘我戰斗，因而能為黃埔軍校建立不朽的殊勛。
　　軍校中共產黨組織所担負的政治任務，是隨著前期和后期革命形勢不同而靈活變化的。前期任務，主要是貫徹國共兩黨贊同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綱領，指導共產黨人與國民黨人團結戰斗，努力進行復興國民黨的工作，也就是既要幫助國民黨，也要發展共產黨。以實際行動促進國共兩黨革命青年通過在軍校學習軍事與政治，早日成為英勇投身反帝反封建斗爭的革命軍官，為實現孫中山“建立革命軍，挽救中國的危亡”的軍校宗旨而努力。正如黃埔第1期畢業生、共產黨員韓浚所說：“在第1期學生中基本上沒有黨派之爭，第2期萌芽，第3期才激化。”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因此，中國共產黨在前期的任務也得以順利執行，并取得了顯著成效。
　　同時，在許多革命優秀青年投奔黃埔之際，隨著軍校名聲日著，師生日眾，也有各色人物聞風而來。在師生中雖是精英云集，卻也龍蛇混雜，造成軍校出現左、中、右3種思想和勢力錯綜復雜、撲朔迷離的斗爭形勢。特別是右派勢力挑起事端，使師生內訌，國共相爭，甚至公然制造反共分裂的事件。于是，以軍校共產黨和革命師生為一方，以國民黨右派和反共分子為一方，形成了對立斗爭，互為敵對，勢如水火的局面。嚴重的分裂和斗爭形勢，使共產黨人在軍校中的既定目的和任務難以順利進行。相反，卻迫使共產黨人必須起而迎擊反共的挑戰。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2)
　　軍校共產黨組織的后期任務，是為適應軍校出現了反共分裂的形勢而制定的。根據粵區委的指示，黨的中心任務是：“團結左派，爭取中間勢力，反對極右勢力，積極宣傳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和國民革命運動，加強軍校政治教育工作，培養配備國民革命軍的軍事政治骨干和后備力量。”這個任務的實質，是堅持國共合作的決策，鞏固和擴大革命統一戰線，更好地培養革命骨干，把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進行到底。這是當年國家民族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之秋，為挽救祖國于危亡的惟一正確的革命路線，代表著國家民族及國共兩黨的最高利益。這不但得到共產黨人的全力支持，并且得到軍校全體師生的竭誠擁護。因此，共產黨人首先聞風而動，革命師生群起響應。于是，“實現總理遺志！擁護三大政策！堅持國共合作！孫文主義萬歲！列寧主義萬歲！國民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革命的左邊來，反動的滾出去！”等有針對性的標語口號，張貼在軍校的里里外外，勸勉反動派懸崖勒馬，以革命大局為重，團結戰斗。軍校革命刊物如《士兵之友》的總編洪劍雄，《青年軍人》總編胡秉鋒，《中國軍人》主筆蔣先云，《黃埔日刊》主編安體誠和校領導人及教官惲代英、熊雄、陽翰笙、蕭楚女等共產黨人都出馬上陣，口誅筆伐，形成了堅強的宣傳陣勢，還擊右派勢力的反共挑戰。在軍校中盡管逆流、妖風此起彼伏，但以共產黨人為中心的革命勢力仍長期占據優勢，立于不敗之地。正如第4期學生、共產黨人王世英追憶所說：“革命旗幟在黨一邊”，“在公開場合的斗爭中，我們（共產黨人）多數是勝利的。”這不能不說是軍校黨組織的方針政策得到了共產黨人的忠誠貫徹和廣大革命師生熱烈擁護的結果。
　　共產黨人在軍校中所采取的革命斗爭策略，是根據軍校共產黨組織處在秘密狀態，各項革命活動尚未能暢通無阻的環境下制定的。軍校建立以后，由于右派勢力作祟，因而國共合作與反共分裂的矛盾現象自始至終交織出現在一起。只是早期以國共合作為主流，后期以反共分裂為主流。為此，軍校內中共黨組織在一開始就采取了公開與秘密相結合的革命兩手策略，以兩種活動，兩重身份，兩個組織的靈活運用，領導共產黨員在革命征途中向前挺進，既抵制了反動派對共產黨活動的阻撓與破壞，也有力地推動了革命勢力的迅速發展，壯大了黨的威勢，極大的發揮了共產黨人的作用。如聶榮臻所說：“共產黨人在軍事工作上和政治工作上發揮了先鋒作用”，“在國民革命軍和黃埔軍校中都担負了繁重的任務。”這都是共產黨人的策略運用成功的結果。
　　毛澤東主編的《政治周報》本期
　　刊登東征戰役第一，兩種活動。共產黨人在軍校中采用秘密與公開兩種活動方式，是根據不同工作性質決定的。秘密方式是粵區委通過軍委進行具體領導所采用的。周恩來曾親自選定意義深遠的“明星”二字作為粵區委軍委的代號，用以向黨員傳達號令，布置任務，聽取匯報。軍校黨的核心成員每當聽到“明星”的呼喚，便知道是粵區委、軍委的指示來了。同樣，共產黨員也用“君偉”代指“軍委”，向黨送發書面報告。在秘密書函的字里行間，還使用“本校”代指“共產黨”，“少校”代指“共青團”，“民校”、“KMT”代指“國民黨”，有效地避開了黨外人士的耳目，準確地傳達了黨的信息。至于黨員聽報告、開大會等活動，則往往要在星期天從黃埔島回市區才能舉行。一般是干事會的核心成員回粵區軍委匯報、開會，普通黨員到其他地點活動、開會。由于黨的活動地點常有變動，所以黨內又有“革命俱樂部ABC”的命名：A是指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B是指省港罷工委員會，C是指國光書店。以此作為黨員確定到廣州集合地的代號。至于校中突發事件的緊急通知，則只能在夜深人靜或晨光曦微之時刻，零星分散的耳語相傳，來去無蹤。這樣做，使黨的活動保持秘密狀態，保證了黨的活動的安全發展。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3)
　　公開的方式，是指著名的共產黨人公開為黨辦事，為黨宣傳。如周恩來、蔣先云等，曾充當校內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共產黨與蔣介石之間的溝通橋梁。他們可以隨時挺身而出，商討兩黨合作，解決糾紛。在第二次東征末期，蔣介石曾向周恩來提出“要將軍校和軍中的共產黨人的名字告訴他”，周恩來則以“此事關系兩黨，須請示中央才能決定”為理由，婉言拒絕。軍校出師北伐之后，國共兩黨裂痕日益擴大，蔣先云也奉命從南昌前線專程回校，以求妥善處理國共兩黨和黃埔同學會的糾紛。他對軍校師生發表苦口婆心的演說，要求黃埔同學“無條件地團結起來”。還有一批黨的積極分子，一般都既積極宣傳孫中山新三民主義，也積極宣傳共產主義。他們公開散發黨機關刊物《向導》、團機關刊物《中國青年》等宣傳品，促進黨的思想的傳播，反共勢力對此也無可奈何。
　　這種公開與秘密兩種活動的成功運用，曾有效地使中共黨員的正常政治活動暢通無阻，指導黨員在各個崗位上發揮了作用，推動了軍校的革命活動蓬勃發展。
　　第二，兩重身份。軍校早在籌辦時期就有“全校員工師生加入國民黨”的決議。如黃埔一期生徐向前所說：“第一期開學第一課就填表參加國民黨。”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對各級組織也曾發出“有國民黨組織之地方，同志們立時全體加入”的指示。這兩者都為共產黨員在軍校參加國民
　　1925年1月，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第一次代表大會合影，前左五是周逸群。
　　黨鋪平道路，順利地成為國民黨黨員，在軍校里稱為“跨黨黨員”。他們身負兩重任務：既要履行國民黨員的義務，也要履行共產黨員的義務。在這種特殊而又復雜的環境中，堅定的共產黨員就利用雙重黨籍的有利條件，積極促進國共合作，加速黨的勢力的發展。他們根據革命需要，往往一方面以國民黨員身份為國民黨工作，宣傳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也以共產黨員身份為共產黨工作，宣傳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又采取以國民黨名義為共產黨工作，或以共產黨名義為國民黨工作，更好地擴大革命勢力，加快共產主義思想的傳播和影響。
　　除具有雙重黨籍身份的共產黨員為黨工作外，還有隱藏身份的秘密共產黨員，確保黨的工作的正常開展。這些秘密黨員一般是進入黃埔軍校之前入黨的，進校后，又以秘密共產黨員的身份參加國民黨。也有國民黨黨員因向往共產主義在軍校中秘密地參加了共產黨，成為秘密共產黨員。這兩種黨員，都始終保持秘密黨員的身份，而只以國民黨員的身份公開活動，成了“名為國民黨員，實為共產黨員”的特別黨員。他們秘密地為黨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出席聯合會代表名錄，黃埔軍校代表有李之龍、蔣先云、賀衷寒、曾擴情。有了公開與秘密的兩類黨員分別為黨工作，就可以在左、中、右3類師生或工作部門中取得生存和活動的空間。他們分散在軍校各處，成了黨的耳目和手足。為黨通風報信、出謀獻策，幫助黨做出革命部署，進行知己知彼的戰斗。可見跨黨黨員和秘密黨員兩重身份的成功運用，都積極輔助了黨組織開展革命斗爭。
　　第三，兩種組織。在軍校里，國共兩黨的直屬組織或師生群眾組織曾遍布于校內各個部門進行活動，他們分別代表了左、中、右3種思想和勢力，其中主要是共產黨與國民黨右派勢力，使軍校逐步形成兩種思想、兩種勢力、兩個組織的對立斗爭。火星社、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等敵對組織的存在和斗爭，正是這個史實的反映。
　　火星社，是共產黨在校內所領導的一個秘密革命組織，原是要求“作為黨的外圍組織，來推行黨的政策，擴大黨的影響，并為吸收黨員做準備工作”。也就是說火星社是黨的助手。火星社約于1924年底在廣州北校場內分校成立，以“SM”為代號，另有特定的手勢作為聯絡信號。火星社的創立和活動不到1年，社員有100多人，先后分散到各個戰斗崗位中去，其中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共產黨員。在它存在時期，對校內國民黨右派的斗爭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校內中共政工組織(4)
　　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簡稱“青軍會”，原是以黃埔師生為骨干的，國共合作的社會革命軍人組織。它由校內發展到校外，經歷了校內的“青年軍人社”、校外的“青年軍人代表會”等階段發展而成。“青軍會”成立后，最先以共產黨人蔣先云為中共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常委主任（主席），國民黨人賀衷寒為秘書。立會宗旨以“聯合革命軍人，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斗爭，以求救國、救民、救自己為目的。”他們英勇無畏地表示要當“人類的犧牲者”、“革命的先鋒隊”。因為共產黨人在會里占據領導優勢，于是國民黨右派視之為“赤色機關”，他們公然實行退會，另立山頭，自打旗幟。這樣就使“青軍會”成了以共產黨人為核心的組織，擁有兩萬多革命會員，以最富有戰斗性、革命性而名聲大振。以黃埔軍校師生為骨干的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開辦了自己的會刊《中國軍人》雜志，會刊主筆是共產黨員王一飛，主要領導者是蔣先云等一批共產黨人。該刊創辦于1925年初，停刊于1926年“中山艦事件”之后。共出版發行了9期。
　　孫文主義學會，簡稱“孫學會”，是一個打著孫中山的旗幟，專門與“青軍會”對抗，矛頭直指共產黨的組織。他們要求從“統一戰線中開除共產黨”。原“青軍會”秘書賀衷寒脫離“青軍會”，當了“孫學會”會長，以“戴季陶主義”為精神支柱，開展了一系列的反共分裂活動。他們雖自命為孫中山的信徒，實際上為反對國共合作、分裂革命統一戰線、破壞孫中山的三大政策效勞，成了全國有名的反共組織。
　　《中國軍人》雜志刊載的圖片
　　“青軍會”與“孫學會”都以黃埔軍校為基地，以黃埔師生為爭取聯絡的主要對象，爭雄斗勝。為了爭取會員，擴大勢力，他們各自向全國開展活動，形成了人多勢重，足以左右軍校和廣東革命形勢發展的兩種政治力量。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和5月“整理黨務案”先后爆發，“青軍會”被迫于4月底解散，黨的勢力受到了削弱，一批共產黨員被迫將身份公開，活動受到了限制。但是，這一時期身經戰火鍛煉和錯綜復雜、撲朔迷離激烈斗爭的黃埔共產黨人及其組織系統已經茁壯成長，他們懂得了運用革命組織迎擊反動組織的一切挑戰，有領導、有組織、有群眾、有策略地同國民黨右派作斗爭。他們頑強地堅持軍校革命的政治方向，不斷地為維持國共合作，鞏固革命統一戰線，貫徹孫中山三大政策而作出貢獻。所以，在反共分裂迫于眉睫的形勢下，共產黨人仍千方百計促進黃埔軍校的兩黨合作，使之在統一廣東的基礎上又揮戈北伐，勇當先鋒，并取得勝利。共產黨人也因此受到軍校師生的擁戴，在政治上始終居于領先地位，這完全是黃埔共產黨人運用策略的成功，和政治方針路線的正確以及英勇戰斗的結果。
　　黃埔軍校出版的部分書刊
　　1927年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失敗后，時事逆轉，黃埔軍校也無可挽救地慘遭摧殘。在黃埔“4·18”反共事變中，大批共產黨人被無辜逮捕、槍殺，黨團書記熊雄遇害犧牲，軍校的一系列革命制度被取消，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著述在黃埔軍校內一律予以查禁焚毀。幸免的共產黨人被迫離散，或轉入地下工作，更隱蔽而艱苦的進行斗爭。早期黃埔軍校以國共合作開始，以國民黨右派反共分裂而告終。但是，黃埔軍校共產黨人所創立的一整套適合于中國國情的政治工作制度及方法，卻大部分為兩黨軍隊所接受，并繼承了下來，其不可磨滅的功勛，是永遠值得后人紀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