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黃埔軍校兼容并包，生動活潑

簡體傳統

兼容并包，生動活潑(1)
　　黃埔軍校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由于國共兩黨的共同努力，它一反舊式軍校之常規，首創嶄新的革命制度，培養了大量的軍事政治人才，很多師生成了當時國民政府所屬各部門中的核心和骨干。究其原因，這不能不歸功于軍校與之舊軍校顯著不同點在于其政治教育，且當時的軍校政治教育頗具特色。軍校以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為主導，對不同黨派和不同學派的思想理論實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針。
　　黃埔軍校繼承和發展了中國歷史上優良的軍事傳統，吸收了國外先進的軍事思想。軍校建校之初，開設內容豐富的政治課，對學生積極進行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同時也注意向學生灌輸馬列主義。這是黃埔軍校區別于以往任何舊式的講武場所的顯著標志之一。黃埔第1期畢業生鄭洞國回憶說：“黃埔軍校非常重視政治思想教育，把它提高到和軍事訓練同等重要的地位。軍校積極地向學生進行革命的三民主義教育，同時也注意向學生灌輸馬列主義思想。”黃埔軍校建校初，其政治教育多是進行孫中山的革命思想教育，馬列主義則相對提得少一些。但孫中山是一個非常偉大的、開明的政治領袖，他在“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主導思想之下，允許軍校中存在與傳播其他有利于國民革命的不同政見，實行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針，這對黃埔軍校的蓬勃發展開拓了壯麗的前景。
　　刊登在軍校第5期同學錄上的漫畫之一1924年8月，周恩來從法國回國，担任中共廣東區委委員長。同年11月，前往黃埔軍校就任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主持軍校政治工作后，非常重視政治教育，組織編寫了大量的輔助教材，大大地豐富了政治教育的內容。軍校的斐然成績，得到了孫中山的中肯，以中國共產黨人為中堅力量的軍校政工人員在軍校中得到了充分發展。這些無不都與孫中山、廖仲愷等革命領袖的“兼容并包”寬大胸懷有重大關系，促成了軍校政治教育出現了生機勃勃的景象。
　　1925年底，中國共產黨提出黃埔軍校應開設政治科的問題，并委托軍校的政治部和中共廣東區委研究制定政治科教學大綱及原則。周恩來與蘇聯顧問積極參加了這一工作，從第4期起，設立政治科。1926年2月，軍校改組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同月，政治科開課。課程設置即是按照《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政治教育大綱》規定實施教學的。開設的科目是：中國國民黨史、三民主義、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中國近代史、帝國主義、社會進化史、社會科學概論、社會問題、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各國憲法比較、軍隊政治工作、黨的組織原則、中國政治經濟狀況、世界政治經濟狀況、政治經濟地理等共18門。其中社會進化史、社會科學概論、社會主義、政治學、經濟學、經濟思想史等課程，雖然存在一些不正確的觀點，但其基本方面是好的。從這些課程的設置，足見軍校的政治教育是以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為主導的，并兼收了其他不同黨派、學派的思想政治理論。
　　作為統一戰線性質的黃埔軍校，采取“兼容并包”的政治教育方針，既宣傳三民主義，也宣傳馬克思主義。1925年10月27日的《校黨代表訓令》明文規定：“本校學生為担負本黨（指國民黨）軍事工作之中堅，除切實接受黨的訓練，努力研究本黨主義，凡本黨之一切出版物皆須細心閱讀外，更必須注意世界潮流。所以，關于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等書籍，以及表示同情于本黨或贊成本黨政策而極力援助本黨之一切出版物，除責成政治部隨時購置外，本校學生皆可購閱。”為在軍校傳播馬克思主義提供了合法保證。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在第3期《同學錄》序言中，要求黃埔同學不僅要做國民革命的先鋒，而且還要做革命的傳播者，號召黃埔同學把革命思想傳播到全國各地去，武裝全國的革命群眾。
　　由于政治教育的豐富和實用，在軍校學生中間，政治課程深受歡迎。許多學生找軍校領導，要求調到政治科去學習。其理由是：作為未來的軍官，不僅要懂得軍事，而且還要懂得政治。
兼容并包，生動活潑(2)
　　黃埔軍校政治教育的這一特點，表明它不再是以往那種舊式的講武場所，而是一種新型的革命軍事政治學校，是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軍事與政治訓練融會為一體的成功范例。黃埔軍校國共兩黨開創的政治工作，為我國革命軍隊的建設提供了經驗，并且逐步地推行到國民革命軍部隊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更是將黃埔校風發揚光大，形成自成體系的建軍路線。
　　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和教學方式不拘一格，靈活多樣，不局限于一般的課堂講授，而是采取適合青年軍人特點的多種多樣、生動活潑的方式。注重于和當時社會時事政治密切結合，除課堂講授外，主要有：政治講演、政治討論會、政治問答、組織宣傳隊和出版刊物等，這是黃埔軍校教育頗具特色的優長之處。
　　刊登在軍校第5期同學錄上的漫畫之二政治演講，是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中一種很重要的教學方式。除了各門政治課程之外，軍校還經常舉行講演會，集合全體學生聽講。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以孫中山革命的三民主義和馬克思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為主要內容，對不同黨派和不同學派的思想理論實行兼容并蓄。不論國民黨人或共產黨人，都能登臺向學生作政治演講。担任政治演講的人，除軍校領導人和政治教官如孫中山、廖仲愷、蔣介石、汪精衛、李濟深、胡漢民、戴季陶、邵元沖、周恩來、熊雄、惲代英、蕭楚女、張秋人等外，還特別注意邀請國共兩黨的重要活動分子和當時的社會名人到校作特別講演和專題報告，如譚延闿、張靜江、何香凝、毛澤東、劉少奇、張太雷、鄧中夏、蘇兆征、吳玉章、魯迅等。演講所涉及的問題很廣泛，其中很多是圍繞著世界形勢和中國的國情，用革命理論武裝學生的思想，提高“為什么要革命”的認識，使學生樹立“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校黨代表廖仲愷作《革命黨應有的精神之伸義》的演講，胡漢民作《軍人的必要及軍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演講，劉少奇應邀在黃埔軍校作擁護省港大罷工的演講，彭湃應邀作農民運動的演講，魯迅來校作《革命時代的文學》的講演，還邀請蘇俄駐廣東代表鮑羅廷和高加洛夫來校作演講。當時，有的政治演講很受學生們的歡迎，如周恩來和其他幾個共產黨員“每次講演時，大花廳里都擠得滿滿的，軍校的工作人員也都自動地去旁聽。”周恩來的講演深受歡迎，他的講演博大精深，條理清楚，時講時新，易記筆記，也易背誦，連“孫文主義學會”中的骨干分子李安定、蔡勁軍之類的狂徒，對周恩來也佩服得五體投地，每次刊登在軍校第5期同學錄上的漫畫之三肅立靜聽，還找學生抄寫周恩來的講演筆記。政治演講這種教育方法，在軍校政治教育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軍校政治部經常組織學生舉辦“政治討論會”，以“提高研究政治問題的興趣和觀察力”。討論會一般由政治部主持，以區隊為單位進行，在日程課表規定時間內舉行。政治部在每次開討論會時，分派指導員去各區隊指導巡視，指導員要酌情解釋問題，并在討論會結束時，依據政治部規定的答案作為結論。在討論會上，規定每人發言時間，每次以10分鐘為最長限度。
　　黃埔軍校的政治教育實行政治問答制度。為了更好地促進教學，軍校專門設立了政治問題箱，據1924年6月3日《上海民國日報》載：黃埔軍校“政治部除了分組實習外，并設置質問箱。凡學生關于主義及一切政治經濟問題有疑問時，可投函于質問箱。每星期一開箱，檢查各質問函件，由主任、教授（即政治教官）分別以書面或口頭答復質問者。此種設備目的在于引起學生之研究與興趣，使講義不致偏于注入式。”這個制度，黃埔軍校在前幾期是一直堅持實行的。政治主任教官惲代英、政治教官蕭楚女、張秋人等共產黨人，每日根據學生的政治提問，歸納整理后公開解難釋疑。并將答案編成《政治問答集》，長達10余萬言，對學生影響很大。
兼容并包，生動活潑(3)
　　組織宣傳隊和出版刊物，也是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中的兩種重要教學方式。
　　軍校不斷派學生深入工廠鄉村宣傳，幫助訓練工農武裝，支持保護工農運動，使主義與群眾運動緊密結合。宣傳隊受政治部宣傳科領導，全校設一總隊，總隊以下以學生隊為單位設分隊，分隊以下以區隊為單位設宣傳組。主要任務是在校內外進行各種宣傳活動，通常采取的方式為“講演、談話、接洽、散布宣傳品或張貼標語，并根據當時的情況，舉行各種
　　聯歡會或化裝講演。”通過這種宣傳隊，把學生在課堂上學到的“科學的
　　知識”和“革命的觀點”，向民眾宣傳，并練習宣傳工作的能力。這樣做
　　血花劇社全體人員合影
　　的結果，“學生也覺得與人民接觸之機會，興致勃勃，比在課堂內聽講更有益處。”
　　在周恩來主持校政治部工作期間，1925年1月組織學生成立了“血花劇社”。這個劇社的領導和骨干，多半是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每逢紀念節日，劇社就在軍校大操場和廣州市內戲院等處，演出自己編導的以反帝、反封建為題材的劇目，寓政治教育于文化娛樂之中，很受觀眾的歡迎。北伐戰爭開始后，劇社一部分人員隨軍出征，進行戰地宣傳，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效果也很顯著。校政治部還經常組織學生編寫北伐軍印發的標語和教唱革命歌曲，使政治教育顯得更加生動活潑。
　　為搞好政治教育，軍校自編了大量通俗生動的輔助教材，出版成套的政治講義、課本、叢書、小叢書，和惲代英、蕭楚女等教官編撰的《政治問答集》等大量文集和專著，發給學生，深受學生和廣大讀者的歡迎。
　　黃埔軍校曾以大量出版書刊而聞名于世。在大革命期間，軍校及其分校出版的報紙刊物多達20多種，有力地傳播了馬克思主義和革命思想。軍校出版的日報先后有《黃埔日刊》、《壁報日刊》、《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日刊》和武漢分校的《革命生活》等；期刊有校政治部的《黃埔潮》、《黃埔叢刊》、《軍事政治叢刊》，校特別黨部的《革命軍》，入伍生部的《入伍生》、《先聲》、《士兵之友》，青年軍人社的《青年軍人》，中國青年軍人聯合會的《中國軍人》、《兵友必讀》、《三月刊》、《青年軍人聯合會周刊》，孫文主義學會的《國民革命》等。1926年《黃埔日刊》日發行量達5萬份，中外發行。各種刊物也在國內各省市廣為流傳，僅1926年8月1個月，軍校政治部宣傳科就向全國各地發行書刊16230冊，極大地擴大了革命影響。
　　黃埔學生對《向導》、《中國青年》及其他公開發行的馬列主義理論刊物，更是非常歡迎，總是“爭相閱讀，先睹為快”。每天午飯后的40分鐘休息時間，幾百名學生擁向書報室，連立足之地都沒有，“所訂專供青年閱讀的進步報刊，為數不能算少，可遠遠不能適應需要”。這些報刊文集都成為軍校政治教育的重要媒介，通過這些刊物，開拓了學生們的知識面，提高了學生們的政治素質，使政治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這是黃埔軍校政治教育中富有特色的重要教學方式之一。
　　在政治教育中，校政治部領導強調“知行合一”，并反復向各期學生加以強調。周恩來在第3期開學講演詞中指出：“我們無論求什么學問，如果只求一點觀念，就是任何目的都不能達到，我們總要在實際中去做。”熊雄在《告第5期諸同學》這篇演講中希望每個同學“在思想上須貫通理論與實際”，并引用了列寧的一句名言：“沒有革命的理論，便沒有革命的行動。”他解釋說：“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必須有正確的理論，然后才能有很對的實際行動。換言之，必須理論與實際打成一片，方可免掉限于空想或盲動。”
　　為使學生真正做到理論與實際的結合，軍校政治部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教學方式。如前所述組織宣傳隊等。到“第5期政治科學生入校以后，更在正課內規定每周一次到鄉間實習，由政治部制定種種引人注目的標語、畫（紅）旗、畫報等”，“與人民接觸”。通過這些活動，不僅提高了學生們的政治素質，而且調動了廣大學生參加工農群眾革命斗爭的積極性。1925年的“6·23”沙基反帝示威游行和“9·7”國恥紀念活動。1926年的“5·7”國恥紀念活動，援助省港罷工工人和支援農民、訓練工農武裝等群眾性的革命斗爭，都有黃埔學生參加。在斗爭中，黃埔軍校學生把革命的理論與工農群眾斗爭的實際結合起來，從而大大地提高了革命軍人要為工農利益而戰斗的思想覺悟。
兼容并包，生動活潑(4)
　　當時的客觀歷史條件，也為軍校學生提供了更多地接觸實際的方便。黃埔軍校是在大革命的漩渦里辦學的，因而“黃埔學生沒有一期能夠在校平安受課的。”“整個求學期間，一方面要上課，一方面還要打仗。”因而“他們所學的能夠馬上用到實際上去”。軍校第1至第4期的學生，幾乎全部參加了統一廣東革命根據地的斗爭。如1924年10月，參加了鎮壓商團叛亂的戰斗。1925年1月，參加了討伐陳炯明的第一血花劇社演出的劇照次東征。6月會師廣州，參加了鎮壓滇、桂軍閥的戰斗，驅逐軍閥楊希閔、劉震寰出廣州。10月和11月，又參加了討伐陳炯明部的第二次東征和肅清鄧本殷部的南征。北伐戰爭開始后，軍校學生更是大批地奔赴前線。在上述一系列的革命戰爭中，他們不僅是英勇無畏的戰斗員，同時又是聲勢強大的政治宣傳員。他們向敵軍宣傳革命軍與反革命軍的區別，揭露敵軍官佐與帝國主義相勾結的罪惡陰謀，啟迪士兵的愛國思想，使其趨向革命。他們向民眾宣傳革命軍出師的意義，動員工農群眾起來革命，等等。這對于鼓舞士氣，瓦解敵軍，對于促進人民與軍隊協力合作對付敵人，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在對敵作戰中，黃埔學生所表現出來的那種為“主義”而獻身的英勇事跡，更是可歌可泣。據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生、軍校政治部宣傳干部楊其綱的文章說：黃埔軍校“自第一次東征至第二次殲滅東江殘敵，前后犧牲者586名。”這僅僅是在兩次東征期間陣亡的人數。
　　共產黨員、黃埔一期畢業生蔣先云在《由前敵歸來》一文中詳細地記述了第一次東征時黃埔學生軍參戰的情形，他說：“在學校時，大多數同學的心里，很想借一個機會，試試金石。”這次出發東江，“當營連黨代表，當下級干部的都是我們的同學。打淡水城時，同學身先士卒，扒城先登，不知道什么生死。同學李青，頭打傷了，用自己的手巾裹著血頭，仍奮勇登城。同學蔡光舉，他被打穿了肚子，他只說‘先云！趕快為我醫治，逆賊正待我們痛殺！’這種精神，亦就是平日主義訓練的結晶。”黃埔軍校之所以能夠迅速地培養出如此英勇頑強的革命戰士，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重視政治教育，并能理論聯系實際，使學生能夠直接參加現實的革命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