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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辛棄疾《永遇樂》

千里搭長棚，人生沒有不散的筵席。

妓女這種職業，是名副其實的“青春事業”。現在的許多女孩子，都抱有“吃青春飯”的思想，不知是不是受了妓業的影響。反正妓女是非吃青春飯不可。越是低賤的女人，就越死抱著自己的“青春”不放，仿佛青春一過，她就立刻成了一條斷了脊梁骨的癩皮狗。她們以為“青春”就是青春期前后的一段簡單的物理時間，她們根本無法理解“永葆青春”的道理，更無法理解“革命人永遠是年青”。她們惶恐不安地躁動在自己的“青春”里，仿佛抱著一件租來的裘皮大衣，穿也不舒服，不穿也不舒服。她們自以為發現了青春的可貴，而實際上往往以最低俗的形式消費了青春。當皺紋爬上她們的額頭時，她們就像霜打的茄子，從肉體到精神，都癟了。

藝術修養較高的妓女，比之單純的“色妓”，青春要長一些，但畢竟不如日本的藝妓，80多歲還能陪客談笑風生，不僅寶刀未老，反而老當益壯，韻味無窮。中國的妓女往往一邊開拓著“事業”，一邊就在籌慮自己的歸宿了。

妓女的歸宿，大致說來，不外以下數種：從良，入宮，出家，做鴇母。也有改行從事其他職業，寡居終生的。最慘的是殉職在自己工作崗位上的。

一般說來，從良是多數妓女的最理想的歸宿。青樓生活再舒適華美，也不能養人一輩子。更重要的是青樓生活畢竟被視為正常社會之外的異常存在，妓女心中的那種自卑感、屈辱感是時時揮之不去的。有個叫徐月英的唐代名妓寫過一首《敘懷》詩：

為失三從泣淚頻，此身何處用人倫。

雖然日逐笙歌樂，常羨荊釵與布裙。

這種渴望做一個普普通通的良家的婦女的心愿，應該說是人之常情，不能簡單地用“圍城”情結來解釋。

但是要從良也不是一帆風順的。

一是青樓的老板不輕易撒手放人。妓女是老板的掙錢機器，越是名妓就越是搖錢樹，不把妓女的才華耗盡，血淚榨干，哪能任其自由而去呢？就是迫不得已，再也無法挽留的那一天，也要勒索一筆贖身巨款。有時這筆巨款，比娶一個良家女子的費用要高出十倍，使多數普通嫖客望而卻步。所以，常有妓女用自己的辛苦積蓄自贖其身的。而能積蓄到可以贖身的數目，恐怕也是多數普通妓女做不到的。更何況，青樓老板有時倚仗黑社會的勢力，強行沒收妓女的私蓄，把妓女完全當作豬狗對待。等到妓女姿色衰敗不堪時，隨便賣給一個小流氓，還算是做一件幫她“從良”的善事。有的妓女甚至被多次轉賣，命運比在青樓里還要悲慘。

二是即便妓女與老板的關系處得很融洽，要選定一個意中人也是不容易的。妓女每天接觸的絕大多數異性，就是她們的“恩客”。恩客們光顧青樓，不是來娶妻納妾的，而是一開始就把妓女摒除在妻妾的概念之外的。追歡買笑時，他們對妓女柔情蜜意。而一旦論及婚娶，他們就顧左右而言他了。心里話無非是：你再漂亮，再有味，也終歸是個婊子，哪能給鼻子上臉，做起夫人夢來呢？我夫人再呆板無味，也比你高了十個檔次呀！恩客們即使真的動了心，可恩客還有父母、師長、同僚、社會輿論的壓力，還要讓他三思三思再三思呢。

三是就算從良如愿，沖破道道難關被娶到恩客家里，可是家庭生活與青樓生活有著完全不同的規矩，能不能適應也是一大問題。像董小宛那樣做到八面妥貼，上下無怨，若是一個普通婦女，也就至多被夸為好媳婦、賢內助而已。正因為她曾是妓女，才被認為極其不易，當作楷模級人物來傳頌表彰的。一般從良的妓女，首先就會受到其他家庭成員的歧視，挑三揀四，動輒得咎。天長日久，丈夫的熱乎勁兒一過去，如果沒有真誠的愛情支撐，那么妓女在家庭里不但得不到從良后的“體面感”，反而還不如在青樓里自由自在。所以，有不少妓女從良后百般不如意，最后又“浪子回頭”，重新墮入煙花巷中。

妓女從良一般選擇的對象多是什么人呢？自然是讀書人，因為妓女之所以要從良，就是要獲得一份人的尊嚴，要擺脫受屈辱、受玩弄的地位，這份心情只有讀書人才能最大程度地予以理解。達官貴人仗勢欺辱她們，大小款爺用錢玷污她們，只有“才子佳人”的模式，才能使她們得到真正的尊重、呵護以至于愛情。唐朝有個叫順時秀的妓女，有過這樣一件事：

順時秀，姓郭氏，字順卿……平生與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馬板腸，王即殺所騎駿馬以啖之。阿魯溫參政在中書，欲屬意于郭。一日戲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氏曰：“參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經綸朝政，致君澤民，則元鼎不及參政；嘲風弄月，惜玉憐香，則參政不敢望元鼎。”阿魯溫一笑而罷。

順時秀當然不好直說阿魯溫不如王元鼎，但從她分寸巧妙的答話中，天平傾向于哪一端已經看得很清楚了。

前文曾論述過，嫖客與妓女之間關系的本質在于金錢，能夠超越這層關系，產生真正愛情的總是少數。這種愛情盡管十分浪漫，但由于先天的基礎不夠牢固，往往經不住打擊。有時，真誠的愛情中也不免摻入了其他因素。如士大夫可能以娶得名妓為榮，表現自己風流倜儻；妓女則通過愛情跳出苦海，終身有托，這些都可能對士妓之間的感情產生副作用。有些名妓自高身價，用情不專，可能會遭到名士們的聯合冷落和打擊。而士大夫的用情不專，也會留下“負心賊”的罵名，得不到最珍貴的愛情。另外，讀書人不等于好人，有些讀書人“學而優則仕”之后，比不讀書之人陰險歹毒萬倍，妓女若托身于此輩，還不如嫁給強盜穩妥。宋朝有這樣一件實事：

楊學士孜，襄陽人。始來京師應舉，與一倡婦往還，情甚密。倡以所有以資，共處逾歲。既登第，貧無以為謝，遂紿以為妻，同歸襄陽。去郡一驛，忽謂倡：“我有室家久矣，明日抵吾廬，若處其下，渠性悍戾，許當相困，我視若，亦何聊賴？數夕思之，欲相與咀椒而死，如何？”倡曰：“君能為我死，我亦何惜？”即共痛飲。楊素具毒藥于囊，遂取而和酒，倡一舉而盡。楊執爵謂倡曰：“今倘皆死，家人須來藏我之尸，若之遺骸，必投諸溝壑以飼鴟鴉，曷若我葬若而后死，亦未晚。”倡即呼曰：“爾誑誘我至此，而詭謀殺我！”乃大慟，頃之，遂死。即燔瘞而歸。楊后終于祠曹員外郎，集賢校理。

這個姓楊的干得真是太漂亮了，人也玩夠了，錢也騙光了，官也當上了，還留著這個累贅做甚？將來競選總統時豈不是一件輿論把柄？于是精心設計、精心施工，眼睜睜地看著那可憐的妓女為了他倆的愛情而飲下毒酒。這個妓女的從良夢就這樣收場了。看來，認為讀書人都是手無縛雞之力的善良郎君，實在是天大的誤會。人之善惡，愛之真假，與學歷、文憑無關。如果看中的只是博士、碩士的頭銜，而不注意體會其人其心，那么愛情的甜酒也會變成苦酒的。與其那樣，倒不如嫁給一個老實敦厚的賣大碗茶的，雖少了幾分瀟灑風流，卻愛得踏實，過得放心。這也是多數從良妓女的實際選擇。

妓女從良的目的因時代的不同也各有差異。唐代的妓女從良多出于純樸的愛情，只要情投意合，二人便可雙雙飛去。宋代的妓女從良，則多是為了名份，只求明媒正娶，感情是其次的問題。明代妓女從良，看重的多是男人的聲望、富貴、清朝以后，則多是為了實際的生計問題了。今日的現代化妓女們如何從良，則不敢妄下斷語了。

從良之外，妓女也有被選入宮中或直接被皇帝他老人家一眼看中的。三宮六院的女子中，出身青樓的頗為不少。有的皇后、貴妃，歷史也不“清白”。妓女成為宮女后，若能得到寵幸還罷，否則，還不如在青樓之時，有的得到出宮的機會，便又去做了妓女。

妓女生涯，容易使人慣看世間風云，飽經人生滄桑。許多妓女看破紅塵，削發當了女和尚。在青燈古佛之側懺悔罪孽、洗刷恥辱，祈盼來生重新做人。然而佛寺道觀，并不一定如人們所想的是清凈圣潔之地。武則天、楊貴妃都曾經以女道士身份做掩護，與皇上私通。最有名的妓女魚玄機也是咸宣觀的女冠人，她的道觀實際上就是沒有鴇母的妓院。“女冠子”后來也成為專門描寫男歡女愛的一個詞牌。有些尼姑庵還與和尚廟大搞橫向聯系，互通有無。少數比較英勇的尼姑甚至將過往的小伙子搶入庵中，輪番蹂躪。《三言》中的《郝大卿遺恨鴛鴦絳》等小說就反映了這類現象。所以，出家不一定就是妓女的安穩歸宿，只是比青樓中要好得多而已。

另一條比較常見的歸宿是做鴇母，就如同退役的優秀運動員改做教練。可以說，妓女不一定都成為鴇母，而鴇母卻十個有九個出自妓女。鴇母深知妓女的酸甜苦辣，但職業特點使她們不但不心疼同情妓女，反而要利用自己的經驗，變本加厲地在妓女身上榨取最大的剩余價值。當然，也有少數妓女與鴇母關系較好，特別是一些名妓，身份變了，派頭大了，便對鴇母的“栽培”有所感謝。就如運動員成了世界冠軍后，痛哭流涕地感激教練說：若沒有教練十幾年如一日的慘無人道的嚴格訓練，我哪能拍兩分鐘廣告就賺一百萬呀！所謂“不吃苦中苦，難為人上人”是也。但是這種比較實際上是很不恰當的，只看一點，不計其余，不論哪國的教練和運動員，從事的畢竟是高尚的為國爭光的事業。著名者可以成為民族英雄、政府官員。而妓女一旦做了鴇母，可以說等于進入了萬劫不復的地獄。她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感情方式都與正常社會是相反的，她日夜制造著人間最悲慘的罪惡。如果說妓女還有七分值得同情，那么鴇母要有九分應該譴責。正如今日許多不通世事的小姑娘暗中賣春，實際是那些“媽媽桑”教唆的一樣，最可恨的正是這些坐收漁利的“老幫子”。

總之，妓女的歸宿整體上是不樂觀的。像柳如是、董小宛那樣的畢竟是少數，而且也未能跳出男女不平等這個圈子。不論從良、出家、入宮、改行，要有好的歸宿，一是必須自身具備德、才、藝，二是必須有良好的機緣，否則，永遠逃脫不了不幸的怪圈。古代妓女尚且如此，今天那些妓女和那些羨慕妓女之女，應該想想自己的德、才、藝和自己“青春”之后的歸宿了。古代妓女還可以“老大嫁作商人婦”，今天商人的地位已經提高了，愿意不愿意娶一個“老大”的妓女已經成了問題，恐怕妓女們只能“老大嫁作犯人婦”了，而且，政治犯還不在此列。 

網文 2010-07-26 07:3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