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戰爭研究綜述：新材料和新看法

簡體傳統

有關朝鮮戰爭的研究是近半個世紀以來國際史學界經久不衰的課題。美國歷史學家羅斯瑪麗·福特曾對80年代西方學者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術成果做了全面而系統的介紹，[1]中國的軍事史研究者徐焰和曲愛國則對中國關于抗美援朝戰爭史的研究情況進行了綜合論述。[2]本文的重點在于介紹80年代末以來在朝鮮戰爭史研究中出現的新材料、闡述的新看法。限于篇幅，上述文章已經評介過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涉及。
　　關于新的文獻資料及其來源
　　隨著檔案文獻的公布，國際上對于朝鮮戰爭的研究出現了兩次高潮。1976年美國國務院編輯的多卷本文獻資料集《美國對外關系》開始公布有關朝鮮沖突的美國檔案文獻，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歷史部1979年出版了介紹美國軍方對朝鮮政策形成所起的作用的兩部著作。其時，英國檔案也陸續公布出來。到1984年，《美國對外關系》中朝鮮戰爭時期的各卷全部出齊。這一時期，西方史學界關于這場戰爭及其起源的研究著作迅速增加。第二次研究高潮出現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7—1990年中國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卷，同時出版的還有《彭德懷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和其他一些文獻。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問題的電報、信件、指示、報告等。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1988年)和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檔案材料。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傳記和訪談錄。[3]中國文獻資料的公布不僅促進了國內學者的研究，也在國際史學界引起了廣泛關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保存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的全部復本，有關中國領導人出兵朝鮮決策的46封電報全部被譯成英文在美國雜志上刊出，[4]還有一些國外學者的論著將中國公布的有關文獻作為附錄全文刊出。[5]此外，筆者得知，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師哲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已經由旅美學者陳兼譯成英文，不久即將出版。
　　90年代初，俄國也發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回憶錄和采訪錄，其中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朝鮮內務省副相姜相浩、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朝鮮勞動黨書記處書記林隱等人)，以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和了解內情的前蘇聯外交和軍事官員(如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第64防空集團軍司令格奧爾基·洛博夫、担任駐朝軍事專家領導工作的格奧爾基·波爾特尼科夫、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的首席顧問瓦倫丁·索濟諾夫等人)。有關這些回憶和采訪的文章在俄國、韓國和美國的報刊雜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這一時期，在研究者中特別引起轟動反應的是有關朝鮮戰爭的蘇聯檔案開始大量公諸于世。在朝鮮戰爭結束50周年前夕，俄國政府解密了一批關于1949—1953年朝鮮戰爭問題的檔案文件，其中包括斯大林與金日成、斯大林與毛澤東的會談記錄，中蘇朝三國領導人之間以及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往來函電。這些總計1000多頁的新的原始檔案材料分別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及俄羅斯聯邦國防部的軍事檔案館。1994年6月葉利欽總統把其中的215件檔案交給了來訪的韓國總統金泳三，不久韓國外交部東歐局的白宙鉉等人就根據這些文件編譯出韓文的《韓國戰爭文件摘要》，隨后在香港便出現了這個摘要的中文本。[6]與此同時，有些學者也通過自己的努力，發掘出不少俄國檔案材料，并在他們的論著中加以引用或全文刊出。[7]此外，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朝鮮研究中心還與俄國外交部的外交學院簽署了共同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學術合作協議，從而得到了一批俄國解密的原始材料。目前該中心正在與美國伍德羅·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合作，對這些文件進行整理和翻譯。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中心一方面將這批文件的復印件提供給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并存放在喬治·華盛頓大學格爾曼圖書館的第七層，以供研究者使用，一方面把其中的216件檔案(由曼紹洛夫和威瑟斯比)譯成英文在該中心編輯的《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公報》1995/96年第6—7期刊出。筆者最近在莫斯科訪問得知，俄國學者又在檔案中找出約2000頁關于朝鮮戰爭的新文件。
　　由于中國和俄國檔案文獻及口述史料的涌現，朝鮮戰爭研究再次成為國際史學界討論的熱點問題。隨著新材料的不斷披露，各種不同的新觀點和新問題也開始出現在學術會議和學術刊物中。
　　關于1949年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
　　1949年，朝鮮半島已經處于非常緊張的戰爭邊緣狀態，南北雙方劍拔弩張，都想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但是，盡管在三八線附近沖突和交火事件不斷，這一年并沒有發生戰爭。為了搞清這個問題，研究者首先考察了這一年的3—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與斯大林會談的情況。
　　韓國學者金澈凡認為，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時，第一次向斯大林通報了他要進攻南方的計劃。由于北朝鮮軍隊還沒有獲得對南朝鮮軍隊的絕對的優勢，斯大林對此態度消極。但這并不說明斯大林不贊成，而是表示要到北朝鮮的軍隊已經完全準備好了實行這項計劃的時候，才愿意支持金的計劃。樸文洙對這次會談分析后斷定，斯大林對朝鮮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比較很感興趣，似乎已經在設想或考慮不久的將來在朝鮮燃起戰火的可能性。[8]與此相反，大多數學者根據俄國檔案披露的會談記錄認為，會談中雖然談到了三八線附近不斷出現的麻煩和沖突，但并沒有涉及使用軍事手段統一朝鮮半島的問題。俄國學者曼紹洛夫指出，與西方文獻中有關朝鮮戰爭起源的廣泛流傳的說法相反，兩位領導人并沒有計劃或討論過一個傳說中的金日成進攻南方的方案。俄國文件證實，那些基于《赫魯曉夫回憶錄》所謂３月5日會談期間金日成迫使斯大林支持通過促使南方爆發起義來發動進攻的純屬推測的傳說，是沒有任何歷史根據的。而所謂斯大林告訴金日成：在制定出更詳細的計劃之后再到莫斯科來，這更是想入非非。至于會談中有關軍事援助的問題，曼紹洛夫解釋說，1948年12蘇聯軍隊從朝鮮撤出后，暴露了北方軍事上的脆弱，而南方好戰領導人關于“北進”的狂熱叫囂更使北方對其軍事上的壓力感到高度緊張。因此，金日成極力要在朝鮮半島上實現一種軍事上的平衡。托爾庫諾夫和烏菲姆采夫也指出，許多留意朝鮮地區局勢的人都注意到，19４9年春李承晚政府開始對北朝鮮表現出一種新的強硬態度。后來它被解釋成一種“威嚇政策”。它旨在阻止美國軍隊撤出南朝鮮，以換取美國承担防御義務，并保持對南方的壓力。這種新的“威嚇政策”使莫斯科和平壤政策制定者的頭腦里造成了一個極大的疑問，即是否應該根據南朝鮮的意圖和實力來重新看待南北方之間軍事力量的強弱。[9]
　　到1949年夏季，朝鮮半島的局勢越來越緊張。對于南朝鮮的戰爭叫囂和軍事準備，樸文洙認為是北朝鮮領導人企圖通過指責南朝鮮將在夏天向北方發動一場全面進攻來哄騙蘇聯領導人。為此，平壤向莫斯科發出假情報以便爭取蘇聯批準北朝鮮的計劃。盡管斯大林原則上并不反對北朝鮮的軍事行動，但他担心美國在平壤達到其目標之前干涉朝鮮問題。曼紹洛夫則指出，1949年上半年，南方領導人認為他們的軍事優勢正在迅速地消失。美國軍隊陸續撤退，使他們在軍事上成功的機會越來越小。這就是為什么他們渴望在美軍離開南方之前發動一場對北方入侵的原因。但是，與北朝鮮的日漸強大相聯系，南朝鮮在促使美國承担防務責任和取得實際軍事援助問題上所遭受到的挫折，肯定對李政權在美軍撤出后實現北侵計劃的企圖，起了積極的阻遏作用。[10]
　　俄國檔案材料還披露出1949年夏秋斯大林阻止金日成實現其軍事計劃的內情。很多論著都提到蘇聯不同意北朝鮮關于進攻甕津半島以及在三陟地區建立解放區的計劃，甚至放棄了蘇聯軍方提出的重新在朝鮮部署一些蘇軍作為前哨試探性防線的緊急對策，斯大林還對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支持北朝鮮軍事行動而沒有向莫斯科匯報提出嚴厲指責。正如許多學者指出的，到1949年夏季末，北朝鮮與蘇聯政府在對朝鮮半島局勢的看法上分歧越來越明顯。前者要求采取積極的軍事行動，而后者則指示加強在南方的游擊活動并開展和平統一運動。關于這個問題，托爾庫諾夫認為蘇聯對北朝鮮的軍事援助首先是為了防止南方進攻，而北朝鮮領導人則是急于在受到南朝鮮入侵的威脅時能搶先發起進攻。樸明林認為，蘇聯主要考慮的是，從目前國內外的形勢來看，向南方發動進攻的時機還不成熟。對南方的進攻，會為美國向聯合國要求允許對南朝鮮派兵提供借口。而外國軍隊在南韓的長期占領，最終將導致朝鮮統一的推遲。曼紹洛夫則認為，斯大林顯然已經相信，他很可能會在朝鮮被他的對手拖下陷阱，從而使他在還沒有準備好同主要敵人沖突的時候，就被迫同美國作戰。[11]
　　對于1949年朝鮮半島局勢進行分析的結果，使曼紹洛夫得出了如下結論：雖然在1949年初，南方有過向北方侵略的企圖，但它缺乏實現這一進攻性目標的軍事能力。至于北方，它這時不僅沒有南侵的意圖，而且除了守衛邊界線以外，它的軍事力量沒有給人留下任何深刻的印象。而通過夏秋季緊張的臨戰體驗，南北雙方對于朝鮮內部不可避免的武裝沖突，得出了正好相反的教訓。南方顯然認為，它已經喪失了機會，不再能夠憑藉自己的實力通過戰爭贏得勝利，從而開始擺出一種防御的態勢。與此相反，北方則認為，只要在漢城存在著一個充滿敵意的政權，南方侵略的陰云就將始終籠罩在北方的上空，因而不應當再對南方的武裝騷擾忍氣吞聲。它不能冒險等著李承晚來決定是否對自己發動入侵，而應當對南方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樸明林的觀點是，戰爭在1949年沒有爆發的決定性的原因在于：蘇聯方面沒有同意北朝鮮的計劃；中國的革命尚未成功；北朝鮮還沒有做好軍事上的準備。但是到了1950年，這三個條件都已經具備了。[12]
　　關于朝鮮戰爭的起源
　　朝鮮戰爭的起源是各國史學界長期以來爭論不休的問題，俄國檔案開放以后，關于這個問題又出現了許多新的看法。1995年7月24—25日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討論朝鮮戰爭史的專題學術會議，不僅有各國專家、學者參加，還有許多戰爭期間供職的軍人和文職人員旁聽，并提出問題和進行評論。會議討論了新的檔案證據對長期存在的“傳統派”和“修正派”之間爭論的影響。金學俊、陳兼、詹姆斯·馬特雷、約翰·梅里爾等許多與會者都認為，俄國和中國的檔案證據以及最近出版的回憶錄和訪談錄已經削弱了近幾十年來認識的基礎，即朝鮮戰爭多半被描述變一場國內戰爭。然而，馬特雷同時又告誡說，有些朝鮮戰爭研究者試圖恢復“傳統派”的解釋也歪曲了這一沖突的性質。多數學者認為，“傳統派”與“修正派”兩個極端的分析幾乎使一代人對朝鮮戰爭的研究陷入了二者必居其一的境地，現在擺脫這種狀況的時刻已經到來。[13]
　　各國學者普遍認為，俄國檔案文件已經對1950年上半年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發展狀況有了一個比較清楚的描述：當1950年初金日成再次向蘇聯提出他的軍事計劃時，斯大林表示可以考慮；經過斯大林與金日成的3月會談，蘇聯同意北朝鮮以武力手段解決統一問題，并提供了大量軍事援助；蘇聯軍事顧問與朝鮮人民軍共同制定了“先發制人的進攻計劃”并付諸實施。盡管如此，對于朝鮮戰爭爆發的內在因素和根本原因，學者中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看法。在蘇聯駐平壤大使館工作了15年的瓦列里·杰尼索夫博士強調1949年和1950年南朝鮮領導人的戰爭叫囂使得莫斯科同意了對南方發動進攻，蘇聯領導人認為美國軍隊撤出南朝鮮是解放了李承晚，使他得以企圖通過武力手段達到統一。而李承晚一伙的戰爭叫囂受到莫斯科的認真對待。金學俊同意沿三八線的軍事沖突是莫斯科最終決定向南朝鮮發動全面軍事進攻的主要原因，但他強調蘇聯大使什特科夫在決定進攻南朝鮮中的關鍵性的作用以及毛澤東卷入決策的重要性。約翰·梅里爾則認為一種關于戰爭的地方因素和國際因素相互作用的觀點正在出現。朝鮮作為一個國家的分裂，應歸咎于超級大國的影響，但也應歸咎于日本的殖民主義和朝鮮的政治歷史。半島分裂后的不穩定是由于兩個超級大國的撤出，而沖突是在戰爭爆發后才國際化的。[14]華慶昭指出，朝鮮統一問題是朝鮮民族的內部事務，無論采取什么手段，別人都無權干涉，至于說到朝鮮戰爭，核心問題是美蘇兩國應共同承担責任。金澈凡也提出，對朝鮮戰爭事實的研究，應當同時考慮到國內局勢和國際政治。不能否認，二戰結束后朝鮮半島已被美蘇一分為二，而朝鮮半島當時已經保持在冷戰格局之中的這一事實，應當是戰爭的主要根源。無論如何，重要的是，任何僅僅根據推測而試圖把戰爭的責任放在參加者一方的做法，都是應當避免的。[15]沈志華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把朝鮮沖突放到冷戰形成的國際背景中進行考察，認為南北朝鮮雙方都有意通過武力將自己的理想、權力和制度擴展到整個朝鮮半島，從而實現民族的統一。問題在于北朝鮮的設想和計劃得到了蘇聯的同意和支持，而南朝鮮同樣的設想和計劃卻沒有或暫時沒有得到美國的同意和支持。因此，戰爭的爆發就如同在一場對抗性極強的搏斗中，做好準備的一方搶先出拳而已，戰爭的基礎則在于三八線把朝鮮半島分裂成兩個互相敵對的區域(或國家)，在于戰后美蘇兩國在遠東爭奪勢力范圍的冷戰局面，在于世界分裂為以美蘇兩國為首的兩大對抗集團的格局。[16]
　　關于朝鮮戰爭起源討論中分歧比較大的是中國與朝鮮戰爭爆發的關系。有很多學者認為，毛澤東在1949年4月與金日成的代表金一會談時就支持金日成的作法，并同意把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籍士兵送回國；1950年2月與斯大林會談時又表示贊同金日成的進攻計劃；1950年5月與金日成會談時更進一步表示要給金的軍事行動以直接的援助。而曼紹洛夫的文章和白宙鉉等人編譯的《韓國戰爭文件摘要》明確提出是蘇聯、朝鮮和中國共同策劃了這場戰爭。這一結論似乎支持了傳統學派關于“共謀論”的觀點。[17]
　　關于斯大林與毛澤東商議的問題，德米特里·沃爾科格諾夫提供的情況是，斯大林在接到什特科夫1月30日關于金日成要求實現其軍事計劃的報告后，有一個多星期拿不定主意。他給毛澤東發了措詞很謹慎的密電，模棱兩可地說：假如對于成功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就可以來討論這個問題。在同北京再次協商之后，2月9日，斯大林同意在朝鮮半島進行大規模的軍事行動的準備工作，贊成平壤通過軍事途徑統一祖國的意圖。這一天實際上就是朝鮮為了用武力統一兩個國家而進行進攻性戰爭準備的正式開始。沈志華不同意這種說法，他認為沃爾科格諾夫引證的材料有誤，因為斯大林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時并沒有向他提過金日成的計劃，更不可能通過電報進行商議。[18]關于毛澤東與金一會談的情況，托爾庫諾夫和烏菲姆季夫注意到金日成曾三次同蘇聯外交官們交換過毛澤東與金一的會談內容，而這幾次報告有實質上的差別。在1949年5月14日的報告中金日成講，毛澤東與金一認真討論了朝鮮局勢，并強調金日成應該隨時采取軍事行動。在必要的時刻，中國會派軍隊進入朝鮮。但是，金日成1949年9月12日和1950年1月17日通報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毛澤東告訴金一，近期出兵南方不妥當，理由是，總的形勢對北朝鮮不利，而且中國正忙著與蔣介石作戰，不會給北朝鮮多大的幫助。[19]
　　多數學者認為，毛澤東當時的注意力集中在解放臺灣的問題上，他不會支持在中國的東北邊境爆發一場可能對中國安全造成威脅的戰爭。1949年對金日成的人力支援是因為北朝鮮受到戰爭的威脅；毛澤東與斯大林從來沒有討論過金日成的計劃；而1950年5月毛澤東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不得不對金日成的方案表示認同。另一方面，盡管斯大林強調金日成的計劃必須要得到中國的同意，但金日成并不愿意讓毛澤東介入他的事情，甚至對中國封鎖消息。[20]薛禮泰認為毛澤東同意金日成進攻南朝鮮的計劃有兩個原因：第一，金日成在與毛澤東的會談中夸大了斯大林對進攻南朝鮮戰役的熱情；第二，毛澤東已經要求蘇聯援助進攻臺灣，因此担心對金日成的計劃提出懷疑可能會刺激斯大林在中共進攻臺灣問題上的神經。[21]結論是，金日成反復向蘇聯提出采取軍事行動解決朝鮮統一問題，終于在1950年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和支持。
　　關于蘇聯對朝政策變化的原因
　　學者們注意到，俄國檔案文件提供的關于斯大林在1950年初改變其政策的理由的唯一證據，就是1950年5月他在給毛澤東的電報中所說的，由于“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現在有可能同意朝鮮同志的計劃。于是，斯大林所謂“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意味著什么，就成為說明蘇聯政策變化原因的主要根據。關于這一點，學者們也是各抒己見。
　　在1995年7月的華盛頓會議上，就這一問題引起了爭論。巴讓諾夫斷定由于冷戰在1950年已經全面展開，在朝鮮的戰爭就成為可以接受的了。斯大林認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建立是對蘇聯的嚴重危脅；對整個朝鮮的控制可以抵消美國對日本的控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似乎有可能使北朝鮮也獲得成功；斯大林還受到他本人對核武器以及美國失去中國的認識的影響。杰尼索夫博士堅持認為，斯大林所謂“國際形勢發生了變化”首先是指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勝利。既然美國已經拋棄了蔣介石，也就不可能為朝鮮進行一場戰爭。第二個因素是掌握了核武器，這就使美國在與蘇聯的對抗中失去了使用“核武器這張王牌”的能力。岡察洛夫則認為應該更仔細地考察掌握核武器對斯大林思想的影響，因為雖然他有了原子彈，但他還沒有掌握運載方式。這意味著蘇聯實際上處于非常脆弱的地位。蘇聯宣布它具有核能力，但并沒有實際使用核武器的能力，這就會強烈刺激對手進行先發制人的打擊。關于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影響，岡察洛夫指出，當斯大林在1949年接見劉少奇時，已經形成了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看法，因此他在1950年初的決定不能歸咎于這一因素。一些俄國文件表明，杜魯門在1月5日的談話和艾奇遜1月12日的演說起到了某種作用，但這也不是唯一的因素。總的來說，德國和歐洲的狀況以及對日本的憂慮肯定起了作用。詹姆斯·馬特雷爭辯說，俄國文件并沒有支持這樣一個結論，即認為艾奇遜的著名演說是促使斯大林做出決定的一個原因。此外，蘇聯領導人不可能忽視隨后幾個星期內美國對亞洲政策逐步強硬的信號。馬特雷在俄國文件中發現的是斯大林、毛澤東和金日成對美國未來將實行的亞洲，特別是日本政策表現出來的絕望。李鐘植認為，既然俄國文件清楚地表明斯大林非常關心美國在朝鮮的行動，如果美國對朝鮮的態度表現得更堅決一些，戰爭就不會爆發了。陳兼同意這種說法，認為美國干預的可能性是斯大林決策的關鍵因素，因為這一直是前一時期討論金日成計劃的中心問題。梅里爾則指出，戰爭有一個先發制人的問題。斯大林担心北朝鮮政權的生存，特別是看到1950年初美國對南方的援助情況以后，所以同意采取以攻為守的方針。[22]
　　岡察洛夫等人的著作對此作出的結論是，1950年4月斯大林對美國在亞洲的政策進行分析后決定直接卷入金日成的軍事計劃，其目標在于擴大緩沖地帶，在未來的全球沖突中取得進攻日本的跳板，探測美國人的決心，加深美國與中國的敵對關系，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把美國的力量和從歐洲吸引開。[23]加佛則強調斯大林改變過去謹慎政策的主要原因在于日本問題，蘇聯認為美國試圖扶持日本，把日本變成美國在遠東的軍事基地。[24]托爾庫諾夫認為“國際形勢變化”這一提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國革命的勝利。斯大林以為美國只關注蔣介石在臺灣的命運，而不愿卷入朝鮮沖突。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蘇聯宣布已擁有自己的核武器，打破了美國的核壟斷，使美國無法再用核威脅來恐嚇蘇聯。[25]威瑟斯比認為“已經改變了的國際形勢”，無疑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樣一個促使蘇聯對東北亞政策作重大改變的事件。中蘇條約的簽訂使斯大林產生了打敗美國的信心，他相信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并且將在50年代中期爆發。蘇聯面臨的選擇是，要么準備應付美國的進攻，要么發動一場先發制人的閃電戰。同時她也指出，斯大林這樣做決不是為了考驗美國的決心，相反，斯大林非常不愿冒險挑起一場與美國的軍事沖突；他只是在金日成的一再請求下，并保證戰斗將很快結束而美國不會干涉之后，才同意北朝鮮的計劃的。而且當美國軍隊真的參與保護南朝鮮時，他采取了激烈措施使蘇聯遠離這場沖突，甚至到了實際上拋棄受蘇聯保護的北朝鮮的地步。有關的證據使人完全可以想到，如果華盛頓明確地宣布美國將保衛南朝鮮反抗北方的進攻，斯大林很有可能就不支持金日成重新統一的計劃了。[26]
　　關于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
　　關于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中國學者已經做過全面的論述。比較一致的認識是，戰爭開始后中國對朝鮮沖突的對策，先是實行積極防御的戰略，隨著對戰爭長期化的估計以及戰爭局勢的發展，確定了派兵入朝作戰的戰略決策。[27]最近出現的爭論問題在于發現了兩封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關于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從而引起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各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
　　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公布了一封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愿軍入朝作戰，并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幾年來，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廣泛引用這個文件，人們普遍認為當時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至少毛澤東本人已經決心派中國軍隊參與朝鮮戰爭。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于冷戰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國幾家報紙立即報道了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又成為學者們的熱門話題。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認為，毛澤東的電報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中國立場意想不到地改變”了。同時，還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這兩封時間相同而內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國學者認為俄國文件絕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偽造品”，而中國公布的文件則“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準確的，或者是未發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錯誤”，甚至不能排除“中國當局為了表現他們認為的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正確的歷史看法，改動或歪曲了文件內容”的可能性。還有學者推而廣之，認為俄國檔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現在官方批準的中國文獻及后來學者著作中的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至14日電報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實的問題”，并以此提醒人們“應該對中國關于毛澤東決定參與朝鮮戰爭的文獻格外小心地對待”。[28]
　　沈志華在香港會議的發言中指出，盡管中國和俄國的檔案中都僅存一份他們各自公布的文件，但這兩封電報的真實性是可以得到證實的。因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俄國公布的電報的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是一致的，的確不像是偽造的。而中國公布的電報也確有電報原件為證，雖然發表時略有刪節，但所刪部分主要是中國需要蘇聯援助的武器清單，與俄國公布的電報內容無關，而發表出來的部分則與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國的文件也是真實的。沈志華認為，中國檔案中沒有俄國公布的這封電報，是因為該電不是中國發出的，而是羅申直接發給斯大林的，其中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而俄國檔案中沒有中國公布的電報，則很可能是這封電報當時根本沒有發出去。他指出，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沒有發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盡管毛澤東本人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了很長時間，并且幾次談到過出兵朝鮮的想法。特別是在美國實行仁川登陸以后，毛澤東似乎是決心已定。但是從現在看到的資料顯示，中國領導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這一問題進行過正式討論。實際情況是當時中國的很多領導人都對出兵朝鮮有不同意見。同時，沈志華的文章認為，毛澤東表示了暫不出兵的意見，并不是就像當時羅申和斯大林及后來俄國學者認為的那樣，表明中國對出兵援助朝鮮“猶豫不決”和“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文章對兩封電報的內容進行了對比，分析的結果說明，朝鮮戰場出現的危急并沒有使毛澤東改變出兵朝鮮的決心，而只是改變了他實現既定目標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復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間接和迂回的方式。其原因一是需要在中國領導層內部統一認識，二是要得到他在電報中要求的由蘇聯提供空軍和其他軍事援助的保證。[29]
　　關于1950年10月中旬周恩來與斯大林的談判
　　1950年10月周恩來與斯大林的會談及其結果與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決策有直接的關系，也反映出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中蘇之間的微妙關系。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國內學術界便有不同的看法，最近，俄國學者又撰文對此發表了頗為不同的見解。關于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現象，是因為至今尚沒有關于這次會談的正式文件和記錄公布于世，人們只能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來描述當時的情況。目前中國方面發表的已有周恩來的翻譯師哲和機要秘書康一民的回憶，最近俄國學者曼紹洛夫也對斯大林的翻譯尼古拉·費德林進行了采訪，據說費德林在會談后整理了一份會談備忘錄，不久即將公布出來。由于不同人的回憶本身存在著差異，學者之間也自然有不同的看法。[30]
　　首先，對于周恩來去蘇聯進行談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李海文以師哲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離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后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于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曼紹洛夫根據費德林的回憶，也認為“周恩來和林彪是帶著中國不會也不應該介入朝鮮問題的堅定信念去見斯大林的”。但張希、齊德學以康一民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于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愿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31]力平和熊華源則引證了周恩來本人的談話，說明當時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蘇聯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32]沈志華指出，周恩來在出國之前(10月6日)主持召開的中央軍委會議就是研究作戰部署和出動志愿軍的準備工作，說明當時中國已經決定出兵。但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時的確是先擺出了中國出兵有困難的理由，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入朝作戰。至于曼紹洛夫關于周恩來“把他對斯大林的訪問看作是阻止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權的負担全部壓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機會”的說法，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中國材料證明，盡管中國領導層內部最初對出兵朝鮮的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方針后，中國領導人已經統一了認識。[33]
　　關于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也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據康一民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10個師，并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因此，中蘇雙方在會談中就抗美援朝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談十分順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這種說法。[34]還有一種說法則據師哲回憶認為，會談討論的結果是通知朝鮮同志“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并決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會談結束后，當晚7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其根據是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到回電中有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在朝鮮作戰”一句。[35]曼紹洛夫根據費德林的回憶提出了第三種說法，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持續了兩天而沒有結果。斯大林根本就沒有與周恩來一起給毛澤東發過聯名電報。周恩來只是說他需要與北京聯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紹洛夫還堅持認為斯大林在會談中“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為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掩護的要求，并且“從來沒有背棄他答應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蘇聯空中掩護的許諾”。[36]沈志華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以及10月13日毛澤東給周恩來的回電判斷，同時根據俄國的檔案材料舉證，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初步意見是一致認為中國不出兵。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轉交金日成的電報，通報了他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爭。因此，斯大林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同一天，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維辛斯基在成功湖發表講話，呼吁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恢復與蘇聯戰時的合作關系，他還保證蘇聯會對美國作出“遷就”。顯然，這些舉動都是對中蘇領導人會談結果作出的影響。[37]
　　關于周恩來與斯大林會談的結果，還有一個引起爭論的問題，即蘇聯是否拒絕為中國軍隊提供空中援助。曼紹洛夫認為，與中國傳統的解釋不同，斯大林從來沒有背棄他答應毛澤東的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蘇聯空中掩護的許諾。從1950年7月初到10月底，他毫不動搖地堅持如果中國同志決定進入朝鮮，他將派蘇聯空軍和空防部隊從空中保護中國的地面部隊，他甚至考慮把這些部隊直接派到平壤。所謂斯大林拒絕為志愿軍提供空中掩護的說法是周恩來為阻止毛澤東下決心出兵而編造的理由。[38]沈志華分析了自7月初至10月底中蘇領導人有關空軍支援的往來電報以及后來蘇聯空軍實際參加作戰的情況后指出，有兩個問題是中蘇領導人在談判前沒有明確的，即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是與中國地面部隊同時出動還是待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后再出動，和蘇聯提供空中援助的方式——是掩護中國地面部隊作戰還是保護中國的后方及交通線。這就是說，斯大林的承諾是含糊的。而中國方面的要求，至少中國領導人對這一問題的理解是清楚的，即要求蘇聯空軍在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時為他們提供空中掩護。關于出動空軍的時間，斯大林是在與周恩來會談時才明確表態，要推遲兩個到兩個半月。關于空軍支援的方式，斯大林是在會談后才說明，蘇聯空軍不過鴨綠江，只是保護中國后方。后來，蘇聯空軍雖進入了朝鮮上空，但也僅負担保護交通運輸線的任務。從這個角度看，說斯大林背棄了向中國提供空軍援助的諾言有些勉強，但蘇聯的確沒有滿足中國提出的要求和出兵條件。[39]
　　關于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基本考慮
　　中國出兵朝鮮的基本原因也是朝鮮戰爭史研究中一直眾說紛紜的問題，新的檔案材料披露后，學者們的看法仍然莫衷一是。
　　對中國文獻研究的結果使克里斯廷森認為，美國1950年10月7日越過三八線，是促使毛澤東相信需要派兵介入戰爭的重要事件。朝鮮戰爭爆發后，杜魯門一反美國不干涉中國內戰的政策，派第七艦隊封鎖了臺灣海峽。這一行動提醒毛澤東注意，美國隨時都可能背信棄義，進犯中國的領土。因此，美國越過三八線的舉動就使中國相信美國具有侵略意圖，以致他不理睬美國方面隨后所作的將嚴格控制自身行動的許諾。美國在臺灣和北朝鮮的存在，意味著中國將要長期面對來自兩方面的令人難以承受的戰爭威脅。美國在朝鮮的軍事擴張行動，也使毛相信，不論以后美國強權外交具體如何運作，在中美兩國軍隊之間終究是要打一仗的。[40] 曼紹洛夫也傾向于把中國自身的安全保障作為中國出兵朝鮮的主要原因，他認為，朝鮮戰局發生逆轉時，莫斯科、北京甚至平壤都沒有什么政治意志了，他們很少希望為保衛北朝鮮戰斗到最后一個人。因此，如果美國減少矛盾，在外交方面更堅定、更有說服力地向莫斯科和北京說明它在朝鮮戰役中的目標，即它決不想進攻中國大陸或威脅蘇聯遠東的領土，那么蘇聯和中國政府很可能會決定讓金日成政權下臺，并接受聯合國關于朝鮮問題的解決方案。然而，麥克阿瑟將軍不斷從他的東京司令部發出無條件投降的命令，并且赤裸裸地把它與對蘇聯和中國的潛在的直接威脅聯系在一起，其結果是把動搖的中國人推到了戰爭的邊緣，幾乎是強迫他們違背自己意愿地介入了朝鮮問題，從而也給斯大林提供了一個合法的重新考慮他撤離北朝鮮的決定的理由。[41]
　　陳兼在對中國檔案材料進行了廣泛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中國決定參與朝鮮戰爭不像長期以來西方認為的那樣僅僅是出于安全的考慮。雖然北京是1950年10月做出的介入朝鮮問題的決定的，但早在7月就在這方面采取了措施。中國介入的原因比簡單地保護它的鄰國更廣泛、更復雜。毛澤東的革命觀念表現出他們那一代人對中國民族解放的激情和責任，表現出他渴望中國在世界政治中雖不能占統治地位但也可以成為一個中心。這就導致了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強調他們無法忍受華盛頓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蔑視；他們決心向“美國的傲慢”挑戰。中國做為一個“中央王國”地位的復興將會通過按照中國模式鼓動亞洲和世界革命來實現。朝鮮危機提供了試驗這一理論的機會。中共領導人希望利用介入朝鮮問題來提高新政權的國際威望和影響，恢復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中心地位。在更深層的意義上說，中共領導人對朝鮮危機的態度來自于他們要尋找一種方法動員中國人民支持1949年勝利后的繼續革命的決心。換句話說，中共對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理解就是迫切需要保持和提高中國革命的動力。中國并沒有制造朝鮮戰爭，但是當面對由戰爭帶來的危機時，出于安全考慮的行為基礎就完全沉浸在這種革命動力之中了。[42]薛禮泰也引用新的中國材料提出了關于中國決策的某種不同的解釋。他認為毛澤東決定參與戰爭有三個主要原因：第一，美國決定派第七艦隊到臺灣海峽等于是美國人宣戰了；第二，毛澤東相信介入朝鮮問題將對國內政治產生有益的影響；第三，中國東北受到美國向北朝鮮推進的威脅。總之，毛澤東和斯大林都沒有把他們公開宣傳的意識形態作為目的，他們考慮的是國家利益和現實政治。[43]臺灣學者李明也作了比較廣泛的解釋，他指出了四個方面的原因，即國際主義義務，蘇聯的壓力，保衛國防和控制國內局勢的需要。[44]沈志華強調中國出兵朝鮮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被迫作出的決策，而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主要考慮有三個方面：第一，避免被人指責走上鐵托式的道路，而使新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中處于孤立地位；第二避免在中國境內與美國進行戰爭，從而引起中國局勢的動蕩；第三，避免蘇聯借美國把戰火引向中國之機，利用中蘇同盟條約派兵進入中國東北。[45]
　　關于停戰談判與戰爭結束的原因
　　由于中國和俄國檔案材料的公布，朝鮮戰爭研究在停戰談判和結束戰爭的原因方面也取得了新的進展，這主要集中在1950年底1951年初中國是否應該接受聯合國方面的停火建議，中國、蘇聯和朝鮮方面對停戰談判的方針以及1953年達成停火協議的主要原因等問題上。
　　齊德學認為，中國軍隊在1950年底越過三八線開始第三次戰役是識破了美國和談陰謀而作出的正確決策，毛澤東與彭德懷在這個問題上并沒有分歧，只是毛澤東從政治上，而彭德懷從軍事上考慮的角度不同，因而在何時越過三八線進行第三次戰役的時機問題上想法不同。1951年初聯合國的停火方案是美國精心安排的先停火后談判的把戲，“華盛頓巧妙的策略使北京承担了破壞停戰的責任”。[46]徐焰認為，第三次戰役之后，中國決定稍事休整繼續南進，并于1月17日宣布拒絕美國提出的先停火后談判的提案，關鍵在于中國在此時提出的戰略任務仍然是全殲敵人，解放全朝鮮。這反映出當時對敵方的力量估計不足。即使從軍事上講，當時接受停火也是必要的，當進攻方取得力所能及的最大戰果時，應該乘敵方處境不利時在政治上取得最有利的停戰條件。[47]陳兼的文章指出，1950年底，中國人在軍事上的勝利使北京領導人在通過談判結束戰爭方面處于有利地位。印度不斷地向中國保證，13國的建議并不是由西方策劃的；為換取北京接受停火，他們還保證將中國的其他利益也考慮在內。中國在戰場上的指揮員，特別是彭德懷，對中國軍隊是否應繼續進攻持保留意見。雖然取得了暫時勝利，但由于后勤系統薄弱和缺乏空中支援，這支軍隊還是脆弱的。因此他們認為中國軍隊在獲得國內增援以使其地面及空中劣勢得以改善之前不應再繼續進攻。然而，毛澤東在志愿軍前兩次戰役輝煌戰果的鼓舞下，依然堅持最初制定的“消滅敵軍，把美國人趕出朝鮮半島”的目標。陳兼度為，當時，中國若接受這一議案將肯定能把華盛頓置于兩難境地。盡管華盛頓并不完全同意13國議案的所有原則，但美國還是投了贊成票。正如艾奇遜后來所說，華盛頓面對一種困難的選擇：支持該議案的結果是“失去朝鮮人并會在國會和新聞界引起震怒”，不支持該議案則會導致“在聯合國中失去多數的支持”。艾奇遜承認，作出支持該建議的決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希望中國會拒絕接受它。陳兼還認為，中國軍隊打過三八線后，又有一次在有利于己的條件下實現停戰的機會。聯合國三人停火小組于1月11日提出了解決朝鮮沖突的五項原則，包括了外國軍隊逐步撤離朝鮮，召開四大國會議解決臺灣及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等問題，很可能給北京提供了一次結束戰爭的良機。雖然中朝聯軍在第三次戰役中取得了令人難忘的戰果，但由于他們的補給線過長，傷亡不斷增加，進攻的潛力已近枯竭。立即停火可使中國軍隊占據已有的地盤，即使停火失敗亦可使他們獲得寶貴的休整和準備時間。但是這次機會也錯過了。[48]
　　談到朝鮮停戰談判長期拖延未果時，威瑟斯比指出，1951年8月前，如果所提條件能夠接受的話，中國領導人似乎已經想要達成協議了，而斯大林則堅持強硬路線，“對盡快結束談判不表現出急切和興趣”。只要斯大林在世，中國和北朝鮮采取措施達成停火協議的可能性就不存在。斯大林認為只要不出現美國和聯合國部隊再次進入北朝鮮的危險，戰爭繼續下去是符合蘇聯利益的。在談判被迫陷入僵局之后，戰爭會從幾個方面給蘇聯帶來好處。這場戰爭牽制了美國軍隊，使美國沒有可能在歐洲采取軍事行動，同時耗費了美國的經濟資源，并給杜魯門政府造成政治上的困難。它為蘇聯提供了獲取美國軍事技術和組織情報的極好機會。朝鮮戰爭加深了中國與美國之間的敵意，從而使中國更堅定地與蘇聯站在一起。鼓動中國在朝鮮繼續戰斗，對于莫斯科來說顯然是利大于弊。俄國文獻表明，斯大林對于談判的主要考慮是保證中朝方面不要給人以軟弱的印象，因為只有戰爭繼續處于僵局，才有利于蘇聯。[49]
　　娜塔利亞·巴讓諾娃分析了中朝方面對停火談判的戰略后認為，如果戰前的狀況能夠恢復，中國和朝鮮都熱衷于達成和平協議，如果所要求的條件達不到，他們還是比較愿意繼續進行談判。中國和朝鮮普遍都不想繼續戰爭，主要的原因是由于美國的大規模轟炸，他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同時，他們也努力避免表現出軟弱，因為他們相信只有處在強者的位置上，才能使美國在談判中變得誠實和靈活一些。從斯大林給毛澤東的大量電報和信件中，巴讓諾娃得出結論認為，在共產黨方面達成停火協議的最大障礙在蘇聯，斯大林總是不滿足于從朝鮮戰爭中得到的利益。從1951年談判之初，尤其是整個1952年斯大林一直想將在朝鮮的戰爭繼續下去。戰爭拖住了美國，加劇了美國社會內部以及美國同西方盟國的緊張局勢。同時也防止了中國與美國接近，而這是斯大林從30年代起就一直担心的。中國與美國在朝鮮的戰爭時間越長，中國政府放棄與蘇聯的聯盟轉而投向美國尋求援助的可能性就越小。[50]
　　日本學者和田春樹的看法不同，他認為1952年周恩來訪蘇時，朝鮮要求停戰，蘇聯也想停戰，但中國不愿停戰，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來的意見。[51]
　　關于朝鮮戰爭結束的原因，多數學者都認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新領導人改變了過去的政策，主張立即實現停戰。中國有著作指出，斯大林去世后，蘇聯新領導為了穩住局勢，急于實現停戰。蘇聯的建議與朝中方面主張遣返全部戰俘和準備長期作戰的方針有相當距離，也同斯大林在世時的意見有差別。周恩來回國后，經中朝方面反復商議后才同意了蘇聯的建議。[52]
　　意大利學者費爾南多·奧蘭迪指出，在斯大林去世后，貝利亞在朝鮮問題上，表現出積極的姿態，主張緩和緊張局勢。1953年3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第858/372cc號決議，決定采取措施實現朝鮮停戰，并要求中國和朝鮮嚴格遵照蘇聯提出的解決方案行事。奧蘭迪注意到喬冠華寫的一篇報告，該報告建議中國方面不應該在談判問題上首先采取行動，以免被華盛頓認為是中國軟弱的表現。毛澤東和周恩來都同意喬冠華的結論。所以，似乎在蘇聯新建議提出的前一個月，毛澤東的態度仍是很“古板的”。停火協議簽字后，毛澤東對蘇聯大使談話時還說，從軍事觀點來看，再將戰爭繼續拖一年是沒有壞處的，這樣可以在領土問題上處于更有利的位置。毛澤東強調，停火協議簽字并不是因為軍事原因，而是由于經濟和政治原因。[53]
　　陳兼在這個問題上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北京在戰俘問題上采取強硬態度并不是要關上停戰的大門，而是想在坐到談判桌旁之前先取得政治上和軍事上的有利地位。這應該被理解為是對美國人利用戰俘問題把北京迫于守勢的作法的反應，而不是在斯大林的壓力下所作出的一種不情愿的姿態。至于喬冠華的報告，陳兼認為其主旨是認為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采取新的重大軍事行動的可能性不大，因而建議中國可靜等美國人提出下一個動議。毛澤東看后甚至預言，美國人可能會去找蘇聯人提出動議。所以說，在斯大林逝世之前，中國人已準備緩和他們在戰俘問題上的立場，但是他們想要美國人先邁出第一步。陳兼指出，朝鮮停戰并不像某些人所認為的那樣具有戲劇性。斯大林的逝世可會對發生此一變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歸根結底，這一變化應主要歸因于北京以往根據中國領導人對局勢變化的估計而制定的政策，并非僅僅是對外部環境變化所作出的反應。[54]
　　關于朝鮮戰爭的教訓和影響
　　在總結朝鮮戰爭的歷史教訓方面，克里斯廷森從威懾理論的兩個基本觀念——對保證安全的許諾和威懾的確實有效性出發，研究了制止戰爭升級的問題。與過去許多西方學者的看法不同，克里斯廷森對中國新的檔案進行研究后得出的結論是，只要美軍于1950年10月7日實際上越過了三八線，無論是保證安全，還是進行威脅，都不足以阻止毛對美軍發動大規模進攻。在杜魯門與麥克阿瑟的爭論中，沒有哪一種提議中的政策會阻止一場大規模戰爭的爆發。增加轟炸威脅不會嚇倒中國，只會使毛更加強烈地準備對美國實行大規模襲擊。利用建立緩沖區的計劃來勸阻毛停止戰爭升級行動，也將是失敗的。另一方面，克里斯廷森也研究了中國制止戰爭升級的可能性問題。他認為，中國人在極力阻遏美國人方面遇到了幾個嚴重的問題。第一，美國在堅實的現實政治利益的驅動下一定要越過三八線，中國只有用一種強烈的和清晰的警告才可能改變杜魯門的方針，但周與潘尼迦發表的聯合公報卻沒有觸及到這方面的界限問題。第二，華盛頓與北京缺乏直接的接觸，北京要想傳送一種足夠強烈和有效的信息，以阻遏美國實施其戰略是困難的。第三，中國方面最明確的警告只是在杜魯門已經作出越過三八線的決定以后才送達的，中國人的最后通牒更多的被看成是一種強制性的威脅，而不是一種遏制性的威脅。從這個角度看，朝鮮戰爭最重要的教訓在于：國家間應當尋求并保持高層有效的接觸，特別是在敵對國之間。在他們的外交關系不能保持良好愿望的情況下，它就會為危機的溝通提供機會。[55]
　　許多學者從制約美蘇兩國在冷戰中發生更大沖突的角度，總結了朝鮮戰爭的教訓。喬恩·哈利迪利用對當事人進行采訪的大量材料，詳細描述了蘇聯和美國在朝鮮戰爭中所進行的不為人知的空戰。他認為，美國和蘇聯進行這場確定無疑的武裝沖突，是冷戰時期他們之間唯一的一次較量。兩個“超級大國”實際上是在進行一場戰爭，其時間持續了兩年半——但是他們卻成功地對此進行了控制，不僅僅是在地理范圍上，而且對公眾封鎖了消息。作戰雙方出于自身的原因，保守著交戰的秘密，盡管空戰的規模很大，且付出了許多傷亡。[56]正是從這一點出發，約翰·米勒寫道，因為這場沖突證實了超級大國參與有限戰爭要冒很大風險，所以朝鮮戰爭“很可能成為極為重要的穩定性因素。這種事件生動表明雙方在推行自己政策時所采用的手段是有克制的”。[57]威廉·斯德克同意這一點，他斷言，即使當時沒有爆發朝鮮戰爭，也會出現另外一些更加難以控制的危機。總之，朝鮮戰爭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都處在蘇聯與美國對抗的邊緣，因此就可能成為避免某些事情惡化的必要的方法。考慮到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后朝鮮戰爭對于這兩個超級大國保持“長久和平”的影響，斯德克相信，1950年到1953年的犧牲雖然是悲劇性的，但卻不是完全沒有用的。戰爭減少了美蘇以后發生更大對抗的前景，“或許還為微弱的緩和做好了準備”。[58]
　　關于近年來朝鮮戰爭研究的趨向和特點
　　就筆者的觀察，近年來，隨著中國和俄國檔案材料的公布，國際上對于朝鮮戰爭的研究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勢和新和特點，即檔案材料的多邊化和研究方向的國際化。在80年代末以前，西方研究者對這段歷史進行研究所依據的主要是美國的檔案文件，朝鮮戰爭研究的主體也在美國，所以，很自然地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研究群體。無論是什么學派，他們所關注的都是美國政策的核心問題。在冷戰熱化的年代，出現了傳統學派；當美國出現反戰高潮時，產生了修正學派；在緩和時期，后修正學派又應運而生。這一情況也說明了當時美國在朝鮮戰爭研究領域的中心地位。80年代以來，隨著由于中國和俄國檔案材料和口述史料大量公諸于世，北京、莫斯科、東亞已經越來越引起各國有關學者的廣泛關注。檔案材料的多邊化引起了研究方向的國際化。這不僅表現為很多研究者的興趣已經從對朝鮮戰爭中美國政策的分析轉到對中國和蘇聯政策的研究，現在召開關于朝鮮戰爭的國際學術會議沒有中國、俄國、韓國學者參加是不可想象的，許多美國學者打破了西方外交史的研究系統，更重要的是各國學者對于朝鮮戰爭的研究，已經不是從本國有角度，而是從世界范圍和國際結構的角度，利用多邊檔案，研究多邊問題。這無疑是朝鮮戰爭史研究中的一個可喜現象。
　　本文只是客觀地介紹近年來朝鮮戰爭研究的情況，限于篇幅和筆者的眼界，必有不少疏漏和舛誤之處，懇望學界同仁見諒和指正。
　　發表于《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6期、1997年第1期
　　[1]羅斯瑪麗·福特：“解開朝鮮戰爭之謎：近十年關于朝鮮沖突的政策分析”，《外交史》1991年第15卷第4期。中譯文見《當代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4期(沈志華譯)。
　　[2] 徐焰：“抗美援朝戰爭史研究述評”，《當代中國史研究》1994年第1期；曲愛國：“中國抗美援朝戰爭研究的基本情況”，《軍事歷史研究》1995年第3期。
　　[3] 其中為學者廣泛引用的有師哲的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伍修權的《回憶與懷念》、楊得志的《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軍總部》、洪學智的《抗美援朝戰爭回憶》、柴成文和趙勇田的《板門店談判》、外交部編的《新中國外交風云——中國外交官回憶錄》、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吳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軍》，以及王焰等編著的《彭德懷傳》等。
　　[4] 見李小兵、王希、陳兼：“毛澤東向朝鮮派遣志愿軍：1950年7月至10月的46份電報”，《中國歷史學家》第5期（1992年春季號）。
　　[5] 如托馬斯·克里斯廷森：“威脅、保證與和平的最后機會：毛澤東朝鮮戰爭電報中的教訓”，《國際安全》第17卷第1期(1992年夏季號)；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路易斯、薛禮泰：《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和朝鮮戰爭》，斯坦福1993年。
　　[6] 遺憾的是，在韓國報紙上刊出這個“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經過編輯加工的，帶有強烈的傾向性，雖有很大的新聞價值，卻較少學術價值。
　　[7] 如德米特里·沃爾科格諾夫：“對此應該懼怕嗎?——朝鮮戰爭內幕”，《星火》1993年第26期(中譯文見《黨史研究資料》1995年第12期，沈志華譯)；弗拉奇米爾·彼得洛夫編和評論：“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中的作用：已經解密的秘密文件”，《東北亞研究季刊》1994年第13卷第3期；凱瑟琳·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的目標與朝鮮戰爭的起源(1945—1950年)：俄國檔案中的新證據”，《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工作報告》1993年第8期，“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美國與東亞關系季刊》，1993年第2卷第4期，其中11個俄國檔案文件的中譯文見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一書的附錄)。
　　[8] 金澈凡：“關于朝鮮戰爭起源的調查——對于修正派觀點的批評”，《東亞觀察》1994年第6卷第2期；樸文洙：“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朝鮮戰爭：對歷史的再考察”，《朝鮮觀察員》1994年第25卷第3期。
　　[9] 亞力山大·曼紹洛夫：“蘇聯與北朝鮮的關系及朝鮮戰爭的起源”，“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1996年1月)論文；阿·符·托爾庫諾夫和葉·普·烏菲姆采夫：《關于朝鮮問題的新觀點》(第1章)，莫斯科1995年。筆者訪問后得知，烏菲姆采夫即下文將要提到的杰尼索夫的筆名。
　　[10] 樸文洙前引文；曼紹洛夫“蘇聯與北朝鮮的關系”。
　　[11] 托爾庫諾夫等前引文；樸明林：《韓國戰爭的爆發和起源》，韓國高麗大學政治外交系1994年博士論文；曼紹洛夫“蘇聯與北朝鮮的關系”。
　　[12] 曼紹洛夫“蘇聯與北朝鮮的關系”；樸明林前引文。
　　[13] 見“1995年7月關于朝鮮戰爭歷史討論會的綜述材料”。在1996年1月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期間，凱瑟琳·威瑟斯比向筆者提供了由她整理的這份有關會議發言的綜述材料(以下簡稱威瑟斯比“綜述材料”)。關于傳統派、修正派、后修正派及新修正派和傳統派的爭論，可參見金澈凡“關于朝鮮戰爭起源的調查”一文。此外，亨利·埃姆則詳細介紹了韓國史學界主體論、內因論、外因論、復合論等各個學派關于朝鮮戰爭起源問題的不同觀點。見亨利·埃姆(任興淳)：“‘消除’朝鮮的分裂：近年來南韓歷史學中的方法論問題”，《陣地》1993年第1卷第2期。
　　[14] 見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15] 華慶昭：《從雅爾塔到板門店——美國與中、蘇、英：1945—1953》，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金澈凡“關于朝鮮戰爭起源的調查”。
　　[16] 沈志華前引書第3章。
　　[17] 亞力山大·曼紹洛夫：“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國檔案的新證據”，《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有關“共謀論”的介紹，參見中島嶺雄：“中蘇沖突的起源與朝鮮戰爭的國際背景”，《澳大利亞中國事務季刊》，1991年第1期。
　　[18] 沃爾科格諾夫前引文；沈志華前引書第6章。
　　[19] 托爾庫諾夫等前引書第1章。
　　[20] 郝雨凡、翟志海：“中國決定參與朝鮮戰爭：對歷史的再考察”，《中國季刊》1990年第121期；青石：“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臺灣的計劃——俄國外交部檔案揭秘”，載《明報月刊》1994年7月號(筆者后來得知青石即楊奎松)；沈志華前引書第6章；岡察洛夫等前引書第5章。陳兼對師哲采訪時得知，毛澤東在1950年5月金日成來訪之前根本不知道斯大林已經與金日成進行過討論，見陳兼：《中國走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中美沖突的形成》，紐約1994年。
　　[21] 見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22] 見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23] 岡察洛夫等前引書第5章
　　[24] 約翰·加佛：“爭論、范例、責任與50年代美中沖突的起源”，《美國與東亞關系季刊》1994年第3卷第1期。
　　[25] 托爾庫諾夫等前引書第1章。
　　[26] 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
　　[27] 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張希：“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1期；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熊華源：“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載《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后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1期。
　　[28] 亞力山大·曼紹洛夫：“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國檔案的新證據”；葉甫根尼·巴讓諾夫：“對朝鮮戰爭策略的評價：1949—1951”，《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
　　[29] 沈志華：“毛澤東派兵入朝作戰的決心——就10月2日電報答俄國學者的質疑”，《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1996年第2期。關于中國領導人內部的不同意見，參見陳兼：《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中美沖突的形成》，紐約1994年；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
　　[30] 例如，對這次會談的時間就有不同的說法。師哲的回憶說會談是在10日和11日舉行的，而費德林的備忘錄則認為會談是在9日和10日舉行的。
　　[31] 見李海文前引文；曼紹洛夫“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張希前引文；齊德學前引書第2章。
　　[32]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熊華源前引文。
　　[33] 沈志華：“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關于1950年10月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爭論”，《黨史資料》1996年第4期。
　　[34] 見齊德學前引書；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
　　[35] 李海文前引文；張希前引文。
　　[36] 曼紹洛夫“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
　　[37] 沈志華“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
　　[38] 曼紹洛夫“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
　　[39] 沈志華“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
　　[40]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41] 曼紹洛夫“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
　　[42] 陳兼前引書及在1995年華盛頓會議的發言。
　　[43] 見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44] 李明：“中共介入韓戰的得失及影響”，《歷史月刊》1990年第28期。
　　[45] 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
　　[46] 齊德學前引書第4章。
　　[47] 徐焰前引書。
　　[48] 陳兼：“中國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冷戰在亞洲”香港會議論文。
　　[49] 威瑟斯比：“斯大林與朝鮮停戰談判：1950—1953年”，“冷戰在亞洲”香港會議論文。另見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50] 威瑟斯比“綜述材料”。
　　[51] 和田春樹：“斯大林與日本共產黨(1945—1953)：根據新的俄國檔案”，“冷戰在亞洲”香港會議論文。
　　[52] 裴堅章前引書。
　　[53] 費爾南多·奧蘭迪：“北京-莫斯科聯盟與朝鮮戰爭及其結束”，“冷戰在亞洲”香港會議論文。
　　[54] 陳兼“中國結束朝鮮戰爭的戰略”。
　　[55] 克里斯廷森前引文。
　　[56] 喬恩·哈利迪：“朝鮮空戰：蘇聯方面的故事”，載威廉·威廉斯編：《革命戰爭：朝鮮與戰后世界的轉變》，芝加哥1993年。
　　[57] 約翰·米勒：《走出世界末日》，紐約1989年。
　　[58] 威瑟斯比“綜述材料”；威廉·斯德克：《國際歷史中的朝鮮戰爭》，普林斯頓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