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遼是以中國古代的契丹人為主體建立起來的一個草原帝國。在遼的疆域范圍內,不僅擁有歐亞草原東部一帶十分廣闊的山川、草原和農田,而且還擁有南起黃河北流天津入海口,北至古代烏第河海口之間長達上萬公里的海岸線。所以,素有草原霸主之稱的遼政權并不屬于典型的內陸國家,而是一個瀕海帝國。可是長期以來,關于遼代邊疆和對外交通問題的研究,學者著眼最多的還是偏重于西北、北部和東北等內陸地帶,對于遼代的海疆建設和海上交通則很少涉及,以至于到了今天,這方面的研究仍基本上處于空白狀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一、瀕海政權的勃興
在以往的契丹和遼史研究中,長期存在一個嚴重的誤區,即認為契丹國家社會開始于遼政權的建立。其實,至遲在唐朝中期以后的遙輦汗國時代,契丹社會就已經發展到了國家文明階段,進入遼代,契丹社會實際上已進入國家發展史上的帝國時代。由于自從遙輦汗國以來,上京一帶一直是契丹依以立國的“西樓”之地,自太祖“神冊”年間以降,上京又曾長期作為遼朝的首都,所以長期以來,人們通常把地處西樓的遼上京看作是遼的第一個都城。然而,事實上,遼太祖初創遼朝之際的最早都城并不是上京臨潢府,而是在地處遼東的龍化州。龍化州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担任遙輦汗國軍事統帥時為自己營造的私城,始建于公元902年。907年的農歷正月,耶律阿保機在唐朝正式滅亡前夕,以龍化州為根據地,“燔柴告天,即皇帝位”,取代了遙輦汗國,從而實現了契丹國家發展史上的一次重要改朝換代(《遼史》卷1《太祖紀》)。所以,遼圣宗開泰九年(1020年)的《耿延毅墓志銘》說:“當李唐末,會我圣元皇帝(遼太祖)肇國遼東。”(見陳述編《全遼文》卷6)正因為遼朝最早創建于地處遼東的龍化州,所以遼朝一開始就是一個瀕海政權。
《遼史》卷1《太祖紀》所載遼太祖五年(911年)的遼朝版圖是:“東際海,南暨白檀,西逾松漠,北抵潢水。”這里的“海”,應是指的黃海;“白檀”,即今北京的密云;“松漠”,指當時分布于大興安嶺東南麓和燕山東北麓夾角地帶的千里平地松林;而“潢水”,則是指今西拉木倫河。這個地域概念,約當今天的遼西、遼東和冀北一帶。這就是說,遼朝始建之際的疆域范圍并不大,號稱威風萬里的大遼帝國是后來逐步擴大起來的。
遼朝的大規模對外擴張發生于太祖和太宗兩朝。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在遼太祖天贊三年(924年),擴張的方向是向西和向北,征服的對象主要是北方草原地帶的各個游牧民族。這一次,遼朝向西一路打到中亞,向北直接把勢力范圍延伸到貝加爾湖以南,繼突厥和回鶻之后,再次實現了對于歐亞草原東部地區的統一。第二次完成于太祖天顯元年(926年),這一次遼太祖傾國而東,滅掉了立國達200年之久的海東盛國渤海,從而統一了整個東北地區,遼朝的東部邊界,也由此延展到了日本海北部和今俄屬鄂霍次克海之濱。第三次完成于太宗會同元年(938年),這一次遼朝從中原五代政權的后晉手中拿到了以今天的北京和大同為中心的所謂“燕云十六州”之地,從此,遼朝的南部邊界跨越長城,延伸到了中原腹地。通過這三次擴張,底定了遼朝的版圖疆域,即《遼史・地理志》所說的“東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臚朐河,南至白溝,幅員萬里”。而遼東半島兩側的黃海海域和渤海北部海域以及歐亞大陸東緣的日本海和鄂霍次克海,則分別構成了這個迅速崛起的草原帝國的南面、東面和東北海疆。
二、遼代的海防與海上交通
遼朝在穆宗朝以前的國防形勢大體上是:向南先后是中原的五代和北宋政權;西南是回鶻、吐渾、黨項各部;西北是阻卜、斡朗改和轄戛斯等部;向東是高麗和日本;東南則隔海與中原政權和南方的吳越、南唐等國為鄰。《遼史》卷46《百官志》載:“遼境東接高麗,南與梁、唐、晉、漢、周、宋六代為偷校繃謐璨貳⑹醪還茫蠊允晃髦莆饗摹⒌誠睢⑼祿搿⒒傖降齲抗園偈!閉庋鬧鼙咝問疲齠肆沙暮7樂匭氖竊諂潿系牟澈:突坪K頡6沙畝┑饋⒅芯┑籃湍暇┑賴慕>藎蜆鉤閃肆沙系暮7撈逑怠J吩兀涸諏賞鑾跋Φ奶燁炱吣輳1117年),女真人接管了遼東半島全境,北宋得知這一消息后,當即派人從登州(今蓬萊)泛海,取道蘇州(今大連),以販馬為名,探聽金朝虛實。當宋朝的情報人員抵達蘇州海岸時,“望見岸上女真兵甲多,不敢近而回”(《三朝北盟會編》卷1《政宣上帙一》)。由此可以推知,在遼代,這條海岸線上應是嚴密設防的。
《遼史・太祖紀》載,遼朝建立后的第二年(908年),便出于國家安全等方面的考慮,“筑長城于鎮東海口”。據考古調查材料,遼朝的鎮東海口長城位于今遼寧省大連市甘井子區大連灣鎮南起鹽島村,北至土城子村的煙筒山一線,全長約12華里。整個長城選址在連接黃海水域的大連灣與渤海水域的金州灣之間的狹窄地段,大體呈南北走向,南控黃海,北鎖渤海,地理位置十分險要。經過千年的風剝雨蝕和人為的破壞,遼鎮東海口長城如今大部已經夷為耕地,只有個別地段仍有遺留。
據陸游《南唐書》卷18《契丹列傳》的記載,遼朝初年在遼東半島南端修筑的鎮東海口長城,當時又叫鎮東關。這里既是關防要塞,同時也是遼朝最重要的對外互使和通商的口岸。
史載遼朝立國期間,曾有過“東朝高麗,西臣夏國,南子石晉而兄弟趙宋,吳越、南唐航海輸貢”的業績。同時,當時的日本國,也曾經與遼朝長期保持過通貢互聘的往來關系。
早在遼太祖九年(915年),遠在江浙地區立國的吳越國王錢H便派遣滕彥休跨海來貢。從這個時候起,直到太宗會同六年(943年),29年間,雙方之間的聘使往來僅《遼史》所載即多達14次,其中,吳越使遼11次,遼使吳越3次。
在今揚州建都的吳國,時與五代政權互有爭奪,因此便經常遣使北通契丹以為應援。如天顯十二年(937年),吳相徐知誥“欲結契丹以取中國(原),遣使以美女、珍玩泛海修好,契丹主亦遺使報之”(《資治通鑒》卷281《后晉紀》)。代吳而興的南唐在其先主李c和嗣主李Z執政時,曾一度稱雄中國南方,由此常懷染指中原之心,于是繼吳越和吳政權之后,“常遣使泛海與契丹相結,欲與之共制中國(指后晉、后漢和后周),更相饋贈。”(《資治通鑒》卷290《后周紀》)在遼朝太宗、世宗和穆宗執政期間,南唐利用海上通道,頻繁地與遼朝保持著密切的政治、經濟方面的往來。僅據《遼史》所載,此間遼朝與南唐之間的互使往來,約有30次之多。在契丹與南唐的交往過程中,雙方的互聘使團,往往又同時是規模龐大的商隊。如會同元年(938年),遼太宗耶律德光與其兄東丹王耶律倍曾經各派使者以羊馬等物作為聘禮通使南唐,同時另外攜帶3萬只羊、2百匹馬來換取南唐的絲綢、茶葉和藥品(陸游:《南唐書》卷18《契丹列傳》)。
穆宗朝以降,北宋建立并統一了中原地區和中國南方各地,中國歷史出現了遼宋雙方長期的互存并立局面。由于遼朝早在太宗朝便從后晉手中取得了跨越陰山與燕山天險的長城地帶,可以由新得的燕云地區為踏板,長驅中原,飲馬黃河,陸路交通變得十分暢達,所以遼朝與中原之間官方聘使往來便轉而選擇了陸路。于是,遼朝東南海疆所在的水路便不再是中國南北政權之間最重要的聘使通道,而更多地是作為民間自由往來的航路了。
在遼朝立國期間,由于東南海疆和海防建設的不斷鞏固與強化,從而使魏晉隋唐以來錯居雜處于遼東半島及其西側環渤海地區的漢人、曷蘇館女真、契丹、粟特等族便長期穩定地處于遼朝的統一軍政和文化管理之下,各族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文化差異和心理隔閡由此日趨消減,從而有力地促進了古代中國的統一和中華民族的最后形成。同時,由于海上交通的發展,直接溝通了古代南中國與北方草原之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往來,一方面促進了北部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和社會進步,同時也極大地擴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輻射面。
網載 2013-09-10 20:5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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