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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鮮戰爭爆發后，中國和蘇聯所采取的方針和對策由于根本的出發點不同而呈現出一個方向相反的變化過程：隨著戰爭局勢對北朝鮮從喜到憂的轉變，蘇聯從開始積極參與軍事進攻到后來避免過多地卷入沖突，甚至一度選擇了放棄北朝鮮政權的下策；而中國則是從開始避免參與朝鮮沖突到后來實行積極防御戰略，直到最后在極為不利的條件下被迫出兵朝鮮。蘇聯政策的基點在于實現與美國進行軍事對抗的戰略，不失時機地在遠東擴大其勢力范圍，但在蘇聯本身尚未做好充分準備的情況下又力求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的軍事沖突。中國政策的基點在于保證剛剛成立的新中國的穩定和發展，但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惜與世界頭號強國兵戎相見，“抗美援朝，保家衛國”。[1]
　　1950年9月15日美國軍隊在仁川登陸以后，朝鮮戰爭的局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9月28日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召開緊急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后，朝鮮領導人一致認為漢城陷落后已無法阻擋聯合國部隊越過三八線，而一旦敵人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也無法進行任何有效的抵抗。因此，政治局一致同意要求蘇聯和中國立即提供直接的軍事援助，并通過了給斯大林和毛澤東的兩封正式求救信。[2]在給斯大林的信中，朝鮮領導人懇求斯大林“給予特別的援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同時，信中還要求斯大林在蘇聯無法提供援助的情況下“幫助我們建立一支由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組成的國際志愿部隊，為我們的斗爭提供軍事援助”。[3]
　　斯大林在接到此信的當天給平壤回信指出，“不要低估了朝鮮在組織防御方面的實力和能力”，認為“北朝鮮不能在三八線及以北地區進行抵抗的觀點是錯誤的，朝鮮政府有足夠的力量，所需要的只是把所有的力量組織起來并盡其所能地進行戰斗”。至于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推給了毛澤東：關于“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愿軍。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與中國同志商量”。[4]同一天，斯大林也給毛澤東發來電報，十分客氣但又非常堅決地直接要求中國派軍隊到朝鮮作戰。電報說：“如果您認為在緊急情況下有可能派部隊支援朝鮮人，那么您應該立即派出至少五六個師到三八線，以便讓我們的朝鮮同志有機會在你們的部隊的掩護下組織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戰斗。中國軍隊可以考慮作為志愿軍，當然是由中國人指揮。”[5]同一天，朝鮮外務相樸憲永攜金日成給毛澤東的信抵達北京，也直接請求毛澤東、周恩來派中國軍隊赴朝參戰。朝鮮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于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
　　在斯大林和金日成同時向毛澤東提出派中國軍隊援助朝鮮的要求后，中國領導人究竟是如何考慮的，又是如何作出反應的?關于這個問題，最近國際學術界發生了一次爭論，其緣起在于發現了兩封1950年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關于中國出兵朝鮮的電報，從而引起研究朝鮮戰爭歷史的各國學者的極大興趣和關注。1987年中國出版的《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公布了一封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中明確表示中國決定派志愿軍入朝作戰，并且說明了出兵朝鮮的部隊數量、出動日期和初步作戰方案。幾年來，歷史學家在研究中廣泛引用這個文件，人們普遍認為當時中國就表示了同意出兵的意見，至少毛澤東本人已經決心派中國軍隊參與朝鮮戰爭。1995年12月在華盛頓舉行的一次關于冷戰問題的學術討論會上，俄國學者公布了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收藏的另一封10月2日毛澤東給斯大林的電報，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列舉了數條理由說明中國暫時不能派出軍隊參與朝鮮戰爭，從而拒絕了斯大林的要求。美國幾家報紙立即報道了這一消息。1996年1月在香港舉行的“冷戰在亞洲”國際學術討論會上，這個問題又成為學者們的熱門話題。俄國學者根據俄國檔案認為，毛澤東的電報表明中國領導人對出兵朝鮮表現出“猶豫和缺乏信心”，“中國立場意想不到地改變”了。同時，還對中國發表的文件的真實性提出質疑。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這兩封時間相同而內容完全相反的文件，俄國學者認為俄國文件絕不可能是“精心制作的偽造品”，而中國公布的文件則“是不可靠的：它或者是不準確的，或者是未發出的，或者是日期有錯誤”，甚至不能排除“中國當局為了表現他們認為的在意識形態和政治上更正確的歷史看法，改動或歪曲了文件內容”的可能性。還有學者推而廣之，認為俄國檔案的公布提出了“出現在官方批準的中國文獻及后來學者著作中的毛澤東1950年10月2日至14日電報是否可靠甚至是否真實的問題”，并以此提醒人們“應該對中國關于毛澤東決定參與朝鮮戰爭的文獻格外小心地對待”。[6]
　　從表面上看，這兩封電報的確是相互矛盾，甚至是完全對立的，而中國和俄國的檔案中又都僅存一份他們各自公布的文件。[7]然而，這兩封電報又都是確實存在的。因為通過對比可以看出，俄國公布的電報的內容與俄國檔案中收藏的有關這一時期的其他文件在邏輯上和用語上是一致的，確實不像是偽造的。而中國公布的電報則確有電報原件為證，雖然發表時略有刪節，但所刪部分主要是中國需要蘇聯援助的武器清單，與俄國公布的電報內容無關，而發表出來的部分則與原件一字不差。所以中國的文件也是真實的。看來，為了搞清楚中國領導人在朝鮮戰爭進入最緊張的時刻到底是怎樣考慮中國出兵的問題并如何作出決定的，很有必要對這兩個文件進行認真的推敲和分析。為了便于說明問題，這里不妨將這兩封公開發表的電報的主要內容進行一下比較：
　　中國公布的電報是毛澤東直接發給斯大林的，電報說：
　　(一)我們決定用志愿軍名義派一部分軍隊至朝鮮境內和美國及其走狗李承晚的軍隊作戰，援助朝鮮同志。我們認為這樣做是必要的。因為如果讓整個朝鮮被美國人占去了，朝鮮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敗，則美國侵略者將更為猖獗，于整個東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們認為既然決定出動中國軍隊到朝鮮和美國人作戰，第一，就要能解決問題，即要準備在朝鮮境內殲滅和驅逐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侵略軍；第二，既然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和美國軍隊打起來(雖然我們用的是志愿軍名義)，就要準備美國宣布和中國進入戰爭狀態，就要準備美國至少可能使用其空軍轟炸中國許多大城市及工業基地，使用其海軍攻擊沿海地帶。
　　(三)……我們認為最不利的情況是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不能大量殲滅美國軍隊，兩軍相持成為僵局，而美國又已和中國公開進入戰爭狀態，使中國現在已經開始的經濟建設計劃歸于破壞，并引起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對我們不滿(他們很怕戰爭)。
　　(四)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決定將預先調至南滿洲的12個師于10月15日開始出動，位于北朝鮮的適當地區(不一定到三八線)，一面和敢于進攻三八線以北的敵人作戰，第一個時期只打防御戰，殲滅小股敵人，弄清各方面情況；一面等候蘇聯武器到達，并將我軍裝備起來，然后配合朝鮮同志舉行反攻，殲滅美國侵略軍。
　　(五)……敵有制空權，而我們開始訓練的一批空軍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飛機可以用于作戰。……[8]
　　俄國公布的電報是羅申10月3日發給斯大林的(其中轉達了毛澤東10月2日給斯大林的電報)，電報說：
　　“……我們原計劃當敵人前進到三八線的時候派幾個師的志愿軍到北朝鮮為朝鮮同志提供援助。然而，經過全面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采取這樣的行動可能會承担極其嚴重的后果。第一，派幾個師的兵力解決朝鮮問題非常困難(我們的部隊裝備很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取得軍事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后退。第二，這樣做很可能會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其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問題就變得十分嚴重了。
　　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當然，不派軍隊援助對于正處在如此困難之中的朝鮮同志是很不利的，我們自己也強烈地感覺到這一點；但是如果我們派去幾個師，敵人又迫使我們后退，同時還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那么我們的整個和平恢復計劃就會遭到徹底毀滅，這會引起國內很多人的不滿(人民受到的戰爭創傷還沒有恢復，我們需要和平)。因此，目前最好還是耐心一些，不派出軍隊，同時積極準備我們的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由于暫時的失敗，朝鮮可以把斗爭的形式改為游擊戰。
　　我們將舉行一次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的主要同志都要出席。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如果您同意，我們準備立即派周恩來和林彪同志飛往您的療養地，與您談這件事，并報告中國和朝鮮的局勢。”
　　羅申在轉述毛澤東的答復之后表示，“毛澤東的答復表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這與以前毛澤東同尤金、克多夫、康諾夫，以及劉少奇同我的多次會談中表示的態度是矛盾的。”羅申還向斯大林報告說，實際上“中國政府無疑可以向朝鮮派出不只五六個，而是更多的做好準備的戰斗師”。[9]
　　中國檔案中沒有俄國公布的這封電報比較容易理解。從電報原件的形式看，此電不是毛澤東直接發出的，而是羅申發給斯大林的，其中轉述了毛澤東的意見。那么可以斷定這是毛澤東在與蘇聯大使談話中作出的答復，而由羅申整理并經毛澤東認可后發出的。所以中國檔案中就沒有保存這個文件。那么，俄國檔案中為什么沒有中國公布的電報呢?現在判斷，很可能是這封電報當時根本沒有發出去。據查，中國檔案中的電報原件上既沒有標明發報時間，也沒有發報人的簽發記錄，而在10月2日當天毛澤東發給高崗、鄧華的電報則標有發報時間(凌晨二時)和楊尚昆簽發的記錄。當然這還不能作為主要根據，因為據說那時毛澤東發出的電報經常是沒有簽發記錄的。這封電報沒有發出去還另有原因。
　　毛澤東親自起草的電報沒有發出去的主要原因是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還沒有形成統一意見。盡管毛澤東本人對這個問題已經考慮了很長時間，并且幾次談到過出兵朝鮮的想法。特別是在美國實行仁川登陸以后，毛澤東似乎是決心已定。但是從現在看到的資料顯示，中國領導人在10月1日以前尚未就這一問題進行過正式討論。實際情況是中國的其他很多領導人對出兵朝鮮有不同意見。據了解，10月1日接到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后，毛澤東連夜召集中央書記處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局勢和對策。出席會議的有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和周恩來。會上沒有就是否出兵問題達成一致意見，于是決定第二天召開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邀請在京高級軍事領導人參加，再行討論。會后毛澤東急電召高崗來京開會，并命令東北邊防軍做也準備，隨時待命出動。[10]根據目前國內有關的材料和當事人回憶，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會議上，毛澤東認為出兵朝鮮已是萬分火急，會議決定要彭德懷掛帥，還決定4日再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進行討論。毛澤東還要周恩來速派專機去西安接彭德懷來北京參加會議。[11]根據這種情況分析，10月2日中國領導人仍未對出兵朝鮮的問題取得一致意見，否則就不必再召開更大范圍的會議繼續討論。況且，雖然會上決定由彭德懷掛帥，但毛澤東當時尚不知彭德懷的態度，[12]做出最后的決定自然要征求主帥的意見。反過來說，如果還要廣泛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就說明10月2日的會議還未作出一致的決定，至少是不會在4日會議之前就把這一決定通知蘇聯方面。[13]關于10月4日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情況，所述材料都是大體一致的，即在這次會議上仍然是意見分歧。會上有很多人不贊成出兵，會議的主要傾向是“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最好不打這一仗”。[14]
　　估計當時的情況很可能是毛澤東在接到斯大林的電報后，便下定決心要派中國軍隊入朝作戰，于是親自起草了給斯大林的電報。但是在中央領導人一起討論時發生了意見分歧，此事只得暫緩，[15]因此毛澤東便向羅申作出了暫不出兵的答復。當然，這個過程究竟是怎樣的，還有待于檔案材料的進一步開放。
　　那么，中國表示了暫不出兵的意見，是不是就像當時羅申和斯大林及后來俄國學者認為的那樣表明中國對出兵援助朝鮮“猶豫不決”和“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最初立場”呢?這需要對比這兩封電報的內容，并把此電前后的毛澤東的言行聯系起來進行分析。
　　首先必須看到，毛澤東當時決心出兵朝鮮也是迫不得已的，他完全了解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所面臨的極大困難，而這一點與提出反對出兵或暫不出兵意見的理由是基本一致的。因此，仔細對比中國和俄國公布的兩封電報就可以發現，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所陳述的中國暫不出兵的理由，如中國軍隊裝備太差、與美國發生公開沖突將導致問題的擴大化、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工作遭到破壞會引起國內的不滿情緒等，在他的第一封電報中都隱約有所表露，只是提出問題的角度不同罷了。從毛澤東第一封電報中對未來戰局發展的估計到初戰方略的安排，都反映出毛澤東的担憂。此外，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還暗示“中共中央許多同志”都有這種担憂。但是，這并不表明毛澤東已經改變了出兵朝鮮的決心，也不表明他在這個問題上猶豫不決(即使可能有很多中國領導人猶豫不決)。對這兩封電報進行認真分析的結果說明，毛澤東沒有改變自己的目標，而只是改變了實現目標的策略：他不是直接和立即答復斯大林的要求，而是采取了間接和迂回的方式。所以他在第二封電報中特別提醒斯大林注意：“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作出最后決定”，還要召開中央會議討論，并要求派周恩來去蘇聯商議此事。
　　其次，毛澤東表示暫不出兵與以前中國領導人答應出兵并沒有根本性的矛盾。俄國學者大概沒有注意到，中國領導人歷次講到中國出兵時都要說明采取這一行動的前提條件，即敵人越過三八線。毛澤東及其他中國領導人在談到這個問題時，都是強調這一前提條件的。周恩來在10月3日凌晨與潘尼迦談話時還特別強調如果美國(而不是南朝鮮)軍隊越過三八線，中國“要管”。[16]而當時這個前提條件顯然尚未形成，至少中國領導人當時得到的情報是這樣。[17]而斯大林要求中國出兵的電報也只是說要幫助北朝鮮建立起保衛三八線以北地區的防線，并沒有講明局勢的嚴重性。所以，毛澤東這時表示暫不出兵的意見也是有根據的，他認為暫不出兵而是積極做好準備，“這樣做在與把握對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第三，毛澤東當時不急于給斯大林一個肯定的答復，是需要在中國領導層內部統一認識。雖然毛澤東本人經過深思熟慮，已經下定了決心，但現實中畢竟存在著很大困難，很多人對出兵表示異議也不是沒有道理的。而在大多數領導人都主張不出兵或暫不出兵的情況下，[18]他很難向蘇聯方面作出明確的保證。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反復召開高層會議進行商討，直到10月5日政治局擴大會議才統一了意見。一旦作出決定，中國立即采取了行動。10月5日會議結束后，毛澤東邀周恩來、高崗、彭德懷共進晚餐，進一步討論派兵入朝問題。毛澤東再次強調中國軍隊需盡快進入朝鮮，他担心任何耽擱都會引起嚴重的后果。毛澤東要高、彭回到沈陽后立即向師以上指揮員傳達中央的意見，準備10月15日進入朝鮮。10月6日周恩來便主持軍委會議，安排部署了出兵朝鮮的準備工作。[19]
　　即使到了這時，毛澤東還是沒有給斯大林一個明確的答復。斯大林沒有毛澤東那樣沉得住氣，他在接到羅申轉來的毛澤東10月2日的答復后很快就給毛澤東回了一封信，而且口氣更加堅決，理由更加充分。斯大林首先表明他“完全知道中國領導同志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他們愿意派幾支部隊援助朝鮮同志”，并以間接的方式指出，中國“派軍隊到朝鮮”可以“避免出現使朝鮮成為美國的跳板和未來日本軍國主義反對中國的橋頭堡這樣的危險”。接著，斯大林提出了他認為有利于中國出兵的國際局勢：“美國目前沒有準備進行一場大的戰爭”；“日本軍國主義還沒有恢復起來”；蘇聯作為同盟國支持中國將迫使美國作出讓步；美國將被迫放棄臺灣，并無法使日本成為遠東的跳板。斯大林還明確告訴毛澤東，如果中國“采取消極的等著看的政策”，那么“中國不僅不能得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都無法收回臺灣”。針對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中美之間發生公開的戰爭會把蘇聯也拖進來，并使局勢“變得十分嚴重”的看法，斯大林激動地說：“我們對此應該懼怕嗎?在我看來，我們不應該懼怕，因為我們聯合起來比美國和英國更強大，而其他歐洲資本主義國家沒有德國(目前它不可能給美國提供任何幫助)就不是什么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那么讓它現在就來吧”。然而，斯大林的慷慨陳詞并沒有打動毛澤東，盡管當時中國已經決心出兵朝鮮，但毛澤東在10月7日的復電中仍然表示“現在不能派出部隊，而要過一些時候”。[20]
　　除了上述原因外，毛澤東此時仍然拖延答復斯大林是因為還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還有一個條件，即必須得到蘇聯的支持和援助。從毛澤東的兩封電報中都可以明顯地看出來，毛澤東決心出兵的基點在于出戰必勝，而且必須速勝，只要做到這一點，那么中國的一切担憂和困難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戰場上取得速勝，作為同盟國的蘇聯就有義務而且必須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特別是保證提供空軍的支援。[21]正是因為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還沒有與蘇聯達成明確的和具體的協議，所以毛澤東才遲遲沒有正面回答斯大林的要求。這也正是毛澤東派周恩來到蘇聯與斯大林進行直接會談的根本目的。
　　發表于《國外中共黨史研究》1996年第2期，英文發表于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的學術雜志《冷戰國際關系史項目公報》（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7年第8-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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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詳見我提交“冷戰在亞洲”香港國際學術討論會(1996年1月)的論文。該文發表在《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1期。
　　[2]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47，ll46—49。
　　[3]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47，ll41—45。
　　[4] 見弗拉奇米爾·彼得洛夫：“蘇聯在朝鮮戰爭爆發中的作用：已經解密的秘密文件”(Soviet Role in thf Korean War Comfirmed： Secret Documents Declassified)，《東北亞研究雜志》第13卷第3期(1994年秋季號)，第60—61頁。
　　[5]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4，ll97—98。
　　[6] 亞力山大烈·曼紹洛夫：“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國檔案的新證據”(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第95、107—108頁；葉夫古耶尼·巴加諾夫：“對朝鮮戰爭的政治評價：1949—1951”(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第89頁。
　　[7] 我曾向中國有關部門查詢，了解到在中國檔案中找不到俄國公布的那封電報。我在香港會議期間又從俄國學者那里得知，在俄國檔案中也根本不存在中國公布的那封電報。
　　[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39—540頁。
　　[9]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4，ll105—106。
　　[10] 陳兼：《中國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中美沖突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紐約1994年，第173頁。陳兼在該書寫作過程中對中國方面的當事人和知情人進行了大量采訪，上述情況即是對軍方人士的采訪所得。我所進行的不同采訪也證實了陳兼所述，而徐焰說他的采訪同樣證實了這一情況，即10月1日夜晚的會議沒有取得一致意見。
　　[11] 王焰等編著：《彭德懷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400頁。
　　[12] 毛澤東10月5日與彭德懷談話的情況可參見王焰等前引書第402—403頁。
　　[13] 陳兼在書中說，10月2日會議取得了一致意見，決定10月15日派兵入朝，而且毛澤東在會議結束前提議以他個人名義給斯大林發電報，將這一決定通知蘇聯。這種說法恐怕是把毛澤東10月2日電報已經發出作為定論來推斷的。參見陳兼前引書第175頁。
　　[14] 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出版社1991年，第494頁；王焰等前引書第401—402頁；《聶榮臻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2年，第735頁。另可參見彭德懷10月14日在抗美援朝動員大會上的講話(《彭德懷軍事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20—321頁)。
　　[15] 實際上，毛澤東在第二封電報中說“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已經暗示了當時中國領導人內部的分歧。
　　[16] 《周恩來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25—27頁；約瑟夫·格登：《朝鮮戰爭——未透露的內情》，解放軍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332頁。
　　[17] 甚至到10月14日美韓軍隊已經突破平壤防御線的時候，中國掌握的情報還是“美是否進攻平壤及何時進攻平壤，似乎尚未作出最后決定”，“美軍現尚停留在三八線”。《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59—561頁。
　　[18] 據陳兼采訪師哲得知，事實上當時除了毛澤東以外，幾乎所有的政治局成員都反對出兵(陳兼前引書第281頁)。即使彭德懷在開始時也對此持有異議。據彭德懷回憶，毛澤東第一次征求他的意見時，他說：“蘇聯完全洗手，我們裝備差得很遠，只好讓朝鮮亡國，是很痛心的。”見王亞志：“毛澤東決心出兵朝鮮前后的一些情況”，《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第87頁。
　　[19] 詳見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第24頁；陳兼前引書第185頁；王焰等前引書第401—403頁。
　　[20]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47，ll65—67。
　　[21] 據陳兼采訪師哲和中國學者得知，中國公布的毛澤東10月2日的電報未發表的部分內容是，毛澤東要求斯大林向中國提供大量的軍事裝備，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輕重武器，及幾千輛卡車。同時，當中國軍隊進入朝鮮作戰時，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見陳兼前引書第177頁。
 

沈志華 2013-08-27 16:2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