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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10月周恩來與斯大林的會談及其結果與中國出兵朝鮮作戰的決策有直接的關系，也反映出在朝鮮戰爭問題上中蘇之間的微妙關系。對于這個問題，過去國內學術界便有不同的看法，[1]最近，俄國學者又撰文對此發表了頗為不同的見解。[2]
　　關于周恩來與斯大林在黑海別墅會談的情況之所以出現眾說紛紜的現象，是因為至今尚沒有關于這次會談的正式文件和記錄公布于世，人們只能根據當事人的回憶來描述當時的情況。[3]因此，面對各方面材料說法不一，甚至大相徑庭的狀況，不能完全根據個人的回憶認定歷史事實，而只能根據旁證材料和邏輯推理對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會談的結果等主要問題進行分析，至于許多細節則無從考證。[4]
　　首先，對于周恩來去蘇聯進行談判的目的就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一種意見以師哲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離京前，中共中央政治局還未取得一致意見，周恩來是帶著不出兵的意見去的。后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說國內多數人的意見還是出兵，于是才與斯大林商談軍事援助問題。[5]另一種意見以康一民的回憶為據，認為周恩來此行的目的就是告訴蘇聯關于中國出兵的決定，商談志愿軍改換蘇軍武器裝備和蘇聯出動空軍配合作戰問題。[6]俄國學者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周恩來和林彪是帶著中國不會也不應該介入朝鮮問題的堅定信念去見斯大林的”。[7]第一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在會談中首先擺出了中國不出兵的種種理由。在這一點上，師哲和費德林的回憶是一致的。第二種意見的根據是周恩來訪蘇的最終結果是達成了中國出兵，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協議。第三種意見的根據則主要是認定周恩來的本意就是堅決主張中國不能出兵。關于這個問題，周恩來本人后來幾次談到他是帶著兩種意見去的，或者出兵，或者不出兵，主要目的是要蘇聯出動空軍援助中國軍隊入朝作戰。[8]實際情況是，在周恩來出國之前中國領導人已經有了出兵的打算和安排，10月6日中央軍委召開的會議就是周恩來主持的，這次會議不是討論出兵不出兵的問題，而是研究作戰部署和出動志愿軍的準備工作。因此他不會不知道已經作出的決定。但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時的確先擺出了中國出兵有困難的理由，而且正如下文將要談到的，黑海會談的最初結果就是中國不出兵。如此可以判定，周恩來訪蘇確實是帶著出兵或不出兵兩種意見去的，問題的關鍵在于蘇聯是否出動空軍協同志愿軍赴朝作戰。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中國已決定出兵，而周恩來卻先擺不出兵的理由了。這無非是一種談判手段，目的是為了爭取蘇聯政府提供更多的武器裝備和保證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入朝作戰。
　　至于俄國學者認為周恩來是“中共中央內部反對中國參戰的重要人物”，周恩來“把他對斯大林的訪問看作是阻止中國參與朝鮮戰爭以及把解救金日成政權的負担全部壓在斯大林肩上的最后機會”，[9]是缺乏根據的。盡管中國領導層內部最初對出兵朝鮮的問題有不同看法，但在10月5日政治局會議確定了出兵援助朝鮮的方針后，中國領導人已經統一了認識。周恩來本人這時也表示贊成出兵的決定。在10月6日周恩來主持的部署出兵準備工作的軍委會議上，他發言說，我們不想打，但是敵人逼我們，快到鴨綠江邊了，不能見死不救，這是援朝，也是衛己，唇亡齒寒嘛![10]不過，與毛澤東的理想主義相比，周恩來作為政務院總理更講究現實主義。如果說毛澤東比較強調中國出兵的決心和英雄氣概，那么周恩來則更注重中國出兵的實際困難和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周恩來在談判中才首先強調中國出兵存在的種種困難，而且在斯大林提出蘇聯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協助中國軍隊作戰時，周恩來表示了中國暫不出兵的意見。
　　關于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結果，也存在著幾種不同的說法。據康一民回憶，“斯大林在會談中答應先裝備中國10個師，并同意派空軍到東北安東一帶和沿海大城市駐防。因此，中蘇雙方在會談中就抗美援朝問題取得了一致意見。會談十分順利”。有些研究著作就采用了這種說法。[11]據師哲回憶，斯大林建議“中國可以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由蘇聯“供應武器裝備”，蘇聯還可在作戰時“出動一定數量的空軍作掩護”，但“只限于在后方和前沿活動，而不能深入敵后”。會談討論的結果是，通知朝鮮同志“不失時機地早日做好撤退準備”，并決定“立即采取不出兵的準備和安排”。[12]還有一種說法是會談結束后，當晚7時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通報了會談結果，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暫時無法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其根據是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到回電中有蘇聯空軍“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在朝鮮作戰”一句。[13]俄國學者曼紹洛夫則根據費德林的回憶認為，斯大林與周恩來的談話持續了兩天，最后還是沒有作出雙方一致同意的決定。因此，斯大林根本就沒有與周恩來一起給毛澤東發過聯名電報。周恩來只是說他需要與北京聯系，以便得到新的指示。曼紹洛夫還堅持認為斯大林在會談中“毫不遲疑”地答應了為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掩護的要求，并且“從來沒有背棄他答應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志愿軍提供蘇聯空中掩護的許諾”。[14]
　　這里的問題比較復雜，各種不同渠道和來源的材料交織在一起，難以進行細節的擇選。不過，根據現有的文獻，仍然能夠看出事情發展的基本脈絡。首先是斯大林與周恩來的會談是否作出了一致的決定，他們作出了什么決定?根據赫魯曉夫的回憶：會談結束后，斯大林回到莫斯科，他說周恩來是奉毛澤東之命前來的，當時北朝鮮軍隊已經全面潰敗，周恩來前來征求斯大林的意見，中國軍隊是否應該出兵，阻止美國和南朝鮮部隊繼續前進。起初，斯大林和周恩來都認為，中國進行干涉并無益處。但在周恩來歸國前，他們決定中國應當給予北朝鮮積極的援助，中國軍隊當時已集中在邊境上。[15]這就是說，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初步意見是一致認為中國不出兵。從毛澤東10月13日給周恩來復電的措詞和語氣看，他得到的信息也是會談作出了中國不出兵的安排，而且電文中還提到了斯大林和周恩來的“聯名電”，這就說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的共同意見，而并非是周恩來一個人的主張。當然，更能說明問題的還是斯大林本人對會談結果所作出的反應。根據俄國的檔案材料，斯大林在10月13日下午給什特科夫發出一封轉交金日成的電報，通報了他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爭。因此，斯大林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16]同一天，蘇聯在聯合國的代表維辛斯基在成功湖發表講話，呼吁美國放棄“強硬化”政策，恢復與蘇聯戰時的合作關系，他還保證蘇聯會對美國作出“遷就”。[17]顯然這種舉動也是受了中蘇領導人會談結果的影響。還有一個證據可以證明不出兵的會談結果是中蘇領導人一致認同的。斯大林在14日確知中國已經決定出兵后，立即指示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無效了”。有人認為斯大林電報中所說的“建議”是指蘇聯空軍援助中國一事，[18]但把斯大林連續發出的兩封電報聯系起來看，斯大林宣布“無效”的這個“建議”當是指他與周恩來會談后共同作出的勸告金日成撤退的決定。如此看來，中蘇領導人會談的初步結果確實是中國暫不派軍隊入朝作戰，同時建議金日成撤離北朝鮮。這個結果是周恩來和斯大林共同認可的。
　　接下來的問題是斯大林和周恩來為什么會作出這樣的共同決定?從斯大林10月1日到7日之間兩次至電毛澤東強烈要求中國出兵援助朝鮮的情況看，斯大林是主張中國出兵的，[19]至少在美國仁川登陸以后他表示出這種強烈的要求。毛澤東在朝鮮局勢出現危急情況后也是決心要派兵入朝作戰的，[20]盡管面臨著重重困難。顯然，斯大林不會主動要求中國不要出兵，他只是在周恩來提出中國出兵有困難的情況下才勉強同意暫不出兵的。而周恩來是代表毛澤東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他在未與毛澤東商量之前便表示中國不能出兵，肯定是因為他和毛澤東事前共同商定的出兵條件沒有得到滿足。這個條件就是要蘇聯提供足夠的軍事援助，特別是出動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毛澤東派周恩來與斯大林談判的主要目的是要求蘇聯的空軍援助，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問題就出在蘇聯沒有滿足中國的出兵條件，沒有答應派空軍支援中國軍隊入朝作戰的要求。后來談到這個問題時，毛澤東曾說過：“我們只要他們空軍幫忙，但他們不干。”周恩來也說過：“我們出兵就是要他的空軍支持我們。”周恩來還說過：“我們問：能否幫空軍?他動搖了，說中國既有困難，不出兵也可，說北朝鮮丟掉，我們還是社會主義，中國還在。”我們只要蘇聯“出點空軍，這樣我們就可以去了，沒有空軍有困難。斯大林說空軍不能派。”[21]蘇聯是否答應過派空軍援助中國，斯大林是否違背了這一許諾，這是中蘇領導人黑海會談的主要問題，也是反映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之間關系的關鍵環節，所以很值得進行仔細分析。
　　中國軍隊進入朝鮮與美國軍隊作戰，從軍事角度講，最不利的條件就是缺少空軍。根據俄國的文獻，中國早在7月初就提出空軍的問題了，而且中蘇之間已經交換過意見。周恩來在7月2日與蘇聯大使羅申的談話中就詢問蘇聯空軍是否有可能掩護中國入朝作戰的部隊。[22]斯大林在7月13日經羅申給周恩來或毛澤東的電報中對此做了回答：“我們不知道你們是否已決定在中朝邊界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你們已作出這樣的決定，那么我們準備給你們派一個配備124架飛機的噴氣式戰斗機師掩護這些部隊。我們打算由我們的飛行員培訓中國飛行員兩到三個月，然后把全部裝備轉交給你們的飛行員。我們打算讓在上海的航空師也這樣做。”[23]7月25日維辛斯基給羅申電報還談到，“經菲利波夫同意，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們同意他們提出的訓練中國飛行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步驟和時間安排”。8月27日斯大林又致電周恩來：“蘇聯政府答應你關于派蘇聯軍事顧問——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到華東和東北軍區的要求。38名顧問將被派到中國，其中10名是防空專家，28名是空軍專家。至于其余26名顧問，我們認為不是特別需要派他們去，因為這些顧問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顧問完成”。[24]
　　看來中蘇領導人都很重視空軍的問題。不過，從上述電文看，中蘇雙方在蘇聯幫助中國空軍建設和訓練的問題上談的比較仔細，并作出了具體安排和計劃，而在蘇聯空軍援助中國軍隊作戰的問題上卻沒有一個明確和準確的意見。但中國領導人最關心的恰恰是后一個問題，因為當時中國還沒有一支真正的空軍部隊，一旦戰爭打起來，在空軍方面只能依靠蘇聯。[25]這里，中蘇雙方未談清楚的地方有兩點：一是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問題，是與中國軍隊同時行動還是讓中國地面部隊先行一步?一是蘇聯空軍援助的方式問題，是配合中國地面部隊進入朝鮮作戰還是只負責中國領土的防空或掩護中國部隊的后方供應線?從蘇聯盡量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軍事沖突的戰略方針來分析，斯大林顯然寧愿下功夫武裝中國的空軍，將來讓他們承担起入朝作戰的任務，而避免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過早地作出明確和具體的承諾。但是對于中國方面來講，要求蘇聯援助的目的是很明白的，關鍵就是蘇聯空軍能夠協同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這個問題越到臨戰時就越顯得迫切。在10月9日彭德懷召開的志愿軍軍以上干部會上，就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以至會議尚未結束，彭德懷和高崗便向毛澤東發急電詢問：“我軍出國作戰時，軍委能派出多少戰斗機和轟炸機掩護?何時能出動并由何人負責指揮?”志愿軍總部很多領導人也認為，在沒有空軍配合的情況下出兵，弊多利少，甚至建議“三兩月內新的裝備確有保證(尤其是空軍能夠出動)，則可按原計劃進行。否則，推遲出動時間的意見是很值得考慮的。”[26]從周恩來11日電和毛澤東13日電看，斯大林與周恩來會談的結果只是明確了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推遲，而沒有說明空軍援助的方式是什么。但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毫不含糊。他在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除了表示在蘇聯暫緩派空軍支援的情況下中國軍隊仍要出動外，還特別指出：“只要蘇聯能于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出動志愿軍空軍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并保護中國的幾個大城市，“則我們也不怕整個的空襲”。毛澤東同時還明確地要羅申轉告斯大林：“我們所需要的主要是能夠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27]這里所說“幫助我們在朝鮮作戰”和“為我們提供空中掩護的空軍”顯然是指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問題入朝作戰的問題。毛澤東在這里接受了蘇聯空軍推遲出動的條件，但也更加明確地提出了蘇聯空軍提供援助的方式。
　　毛澤東之所以決心在沒有空軍掩護的條件下仍然堅持派軍隊入朝作戰，是因為他的初戰安排只是進行防御，只與南朝鮮軍隊作戰，而不與美國軍隊正面接觸。毛澤東制定這樣的戰略，是因為中國領導人掌握的有關朝鮮戰局的情報有誤。當時的情況是平壤防線已被突破，金日成已經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作出了撤離朝鮮的安排。而10月14日毛澤東給周恩來電報卻說，中國得到的情報是美韓軍隊“集結漢城以北三八線上開城、金川地區作進攻平壤之準備”，從而認為“美是否進攻平壤及何時進攻平壤，似乎尚未作出最后決定”，還認為“金日成指揮的朝鮮各個尚能戰斗的部隊”正在“三八線堅決對敵”。14日的另一封電報又說，“美軍現尚停留在三八線”。因此，毛澤東考慮的戰略一是“現在的決心是打偽軍，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軍”，二是繼續加強工事，“修筑布防”，進行防御，“六個月以后再談攻擊問題”。[28]
　　斯大林在得到中國已經決定出兵的消息后，一方面在蘇聯空軍出動的時間上作出了讓步，即無須等到兩個月后才出動，[29]另一方面則明確表示蘇聯出動空軍只是保護中國領空和中國軍隊的后方，而不能直接配合中國軍隊入朝作戰。根據師哲和周恩來的回憶，周恩來向蘇聯方面轉告了毛澤東13日電報中關于中國軍隊已經決定入朝作戰的情況后，蘇聯政府當時答應將出動16個團的噴氣式飛機掩護中國志愿軍入朝作戰。但當周恩來進一步提出除戰斗機外，蘇聯可否出動轟炸機配合中國軍隊作戰；除出動空軍入朝作戰外，可否加派空軍駐扎在中國近海各大城市等要求時，斯大林表示蘇聯空軍只能到鴨綠江邊，不能配合志愿軍入朝作戰。[30]正是由于出現了這一情況，10月17日毛澤東再次急電彭德懷和高崗，要他們火速回京商議，部隊出動時間“當再有正式命令”。[31]因此，上文所說毛澤東和周恩來多次談到蘇聯不出動空軍，應該指的就是蘇聯空軍不能出動配合中國地面部隊入朝作戰這一情況。盡管在這個問題上還沒有發現直接的文獻證據，但中國軍隊入朝作戰后的實際情況表明，斯大林肯定下達過這方面的命令。許多當年參加朝鮮戰爭的蘇聯空軍人員都承認，“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還有人說，“中國人沒有空戰經驗，他們要求蘇聯空軍提供空中‘掩護’，但蘇聯拒絕了”。“由于缺少合作”，有一次蘇聯的“高射炮團打下了一架中國飛機”。[32]中國空軍的回憶史料也證明，朝鮮戰爭中的空戰大都發生在鴨綠江與清川江或大同江之間的地區。中國空軍和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掩護交通運輸線和機場的修建”，“保衛水豐發電廠、鴨綠江大橋和第一線基地及清川江以北的主要交通線”。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的任務，也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斗前已經回國)。[33]
　　這樣看來，關于斯大林背棄了他向中國軍隊提供空軍援助的諾言的說法有些勉強，因為斯大林除了曾一度要推遲時間外，的確一直答應為中國提供空軍援助，只是他從來沒有明確承諾派蘇聯空軍配合中國地面部隊與美國作戰。但是，中國提出的出兵條件主要就是要求蘇聯空軍為中國入朝作戰的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援和掩護，而蘇聯沒有做到這一點，所以中國領導人在這個問題上表示出不滿和抱怨是可以理解的，許多中國學者的論著在這方面對斯大林的政策提出指責也是在情理之中的。無論如何，中國人民志愿軍主力部隊在10月19日渡過了鴨綠江，并于10月25日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仗。
　　發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4期
　　[1] 參見拙著：《朝鮮戰爭揭秘》第六章，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
　　[2] 亞力山大烈·曼紹洛夫：“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1950年9月16日至10月15日：俄國檔案的新證據”(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
　　[3] 目前中國方面發表的已有周恩來的翻譯師哲和機要秘書康一民的回憶，最近俄國學者曼紹洛夫也對斯大林的翻譯尼古拉·費德林進行了采訪，據說費德林在會談后整理了一份會談備忘錄，不久即將公布出來。
　　[4] 例如，對這次會談的時間就有不同的說法。師哲的回憶說會談是在10日和11日舉行的，而費德林的備忘錄則認為會談是在9日和10日舉行的。
　　[5] 見李海文整理：《在歷史巨人身邊——師哲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95—500頁；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5—88頁。
　　[6] 見熊華源：“抗美援朝戰爭前夕周恩來秘密訪蘇”，《黨的文獻》1994年第3期，第83頁；張希：“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1期，第3頁。
　　[7] 見曼紹洛夫前引文第103頁。
　　[8] 1960年7月31日周恩來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見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252頁；1970年10月10日毛澤東、周恩來會見金日成時的談話，見熊華源前引文第103頁。
　　[9] 見曼紹洛夫前引文第102、103頁。
　　[10] 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第24頁；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中央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250頁。
　　[11] 康一民的回憶見齊德學：《朝鮮戰爭決策內幕》，遼寧大學出版社1991年，第62—63頁。另見裴堅章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史(1949—1956)》，世界知識出版社1994年，第30頁；楊鳳安、王天成：《駕馭朝鮮戰爭的人》，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99頁。
　　[12]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497—498、500頁。
　　[13] 參見李海文前引文第88頁；張希前引文第3頁。可以證明斯大林在會談中表示蘇聯空軍推遲出動的證據還有：毛澤東在11日給彭德懷的電報上有一句：“惟空軍暫時無法出動”(《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48頁)；毛澤東在13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有一句：“我們希望看到空軍盡可能快地到達，而不要超過兩個月”(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5，ll1-2)。
　　[14] 曼紹洛夫前引文第103、105頁。
　　[15] 赫魯曉夫的回憶見《遠東問題》1990年第6期，第106頁。
　　[16] 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當天晚上會見了金日成和樸憲永，并向他們讀了斯大林電報的內容。“電報的內容使金日成和樸憲永感到驚訝。金日成說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但既然作出這樣的建議，他們將照此執行。”參見曼紹洛夫前引文第104頁；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5，l31。
　　[17] 斯通：《朝鮮戰爭內幕》，淅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130頁。
　　[18]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47，ll74—75、77。樸文洙：“斯大林的對外政策與朝鮮戰爭：對歷史的再考察”(Stalin's Foriegn Policy and The Korean War： History Revisited)，《朝鮮觀察員》1994年第25卷第3期，第369—370頁。
　　[19] 見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4，ll97-98；f45，o1，d347，ll65-67。俄國著名軍事史學家沃爾科格諾夫認為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澤東要求直接支援朝鮮的建議的(沃爾科格諾夫：《勝利與悲劇：斯大林的政治肖像》第二卷，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中文版，第541頁)，這種看法已經被新材料證明是錯誤的。
　　[20] 1966年蘇聯外交部文件說中國是在蘇聯的壓力下才派兵支援朝鮮的(見凱瑟琳·威瑟斯比：“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美國與東亞關系雜志》，1993年第2卷第4期，第443頁)，顯然也是不符合事實的說法。
　　[21] 參見熊華源前引文第85頁；力平前引書第252頁。
　　[22] 葉夫古耶尼·巴加諾夫：“對朝鮮戰爭的政治評價：1949—1951年”(Assessing the Politice of the Korean War, 1949-1951)，《冷戰國際史項目公報》第6—7期(1995/96年冬季號)，第88頁。
　　[23]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1，l85；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f059a，o5a，d3，p11，l118。
　　[24] 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4，l90、94。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化名。
　　[25] 實際情況是，剛剛組建的中國空軍第4師直到1950年10月底才進駐遼陽基地，12月21日進駐安東浪頭基地，隨蘇聯空軍進行訓練。直到1951年1月21日中國空軍才有幾架飛機第一次參加空戰。見《空軍回憶史料》，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245—249頁。
　　[26] 王焰等前引書第404頁；杜平：《在志愿軍總部》，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41頁。
　　[27] 李海文前引文第88頁；熊華源前引文第86頁；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5，ll1—2。
　　[28]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59—561頁。
　　[29] 目前尚無這方面的直接文獻，但實際情況是蘇聯空軍在8月份就已經開始調動，并于11月初投入了戰斗。根據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給斯大林的戰況報告，從沈陽和鞍山機場起飛的蘇聯飛機在11月1日，即中國軍隊入朝后不到兩個星期，就投入了安東-新義州地區和安州地區的空戰。哈利迪前引文第150頁；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f45，o1，d335，ll71-72；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f059a，o5a，d4，p11，ll187-188。
　　[30] 《在歷史巨人身邊》，第502頁；熊華源前引文第85—87頁。并參見喬恩·哈利迪：“蘇聯在朝鮮的空戰”(Air Operations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載威廉·威廉姆斯編：《一次革命的戰爭：朝鮮與戰后世界的轉變》，芝加哥1993年，第151頁。
　　[31] 王焰等前引書第407頁；《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一冊，第567頁。
　　[32] 哈利迪前引文第154頁。岡察洛夫的采訪也證明了這一點，見謝爾蓋·岡察洛夫、約翰·劉易斯、薛立臺：《不確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澤東和朝鮮戰爭》(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斯坦福1993年，第199—200頁。
　　[33] 《空軍回憶史料》，第251—260、309頁。

沈志華 2013-08-27 16:2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