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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內容提要 】
　　本文考察了1948年蘇南沖突以后幾年南斯拉夫對內對外政策變化的歷史過程。文章認為，蘇南沖突的結果迫使鐵托選擇了背離弄斯科路線的獨立發展道路，然而，拋棄斯大林模式對于南斯拉夫共產黨人的理念和信仰而言，是一個痛苦的選擇過程。面對國內經濟狀況嚴重惡化，以及在國際上四面楚歌的孤立地位，南斯拉夫人決心走自己的路。他們在摸索中改革，在改革中摸索，終于在1953年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南斯拉夫對外政策的重點是緩和與西方，特別是美國的關系，并在東西方兩大陣營對抗的格局中保持一種中間狀態，為以后的不結盟政策打下了基礎。其國內經濟和政治改革的核心是分權化，改國家所有制為社會所有制，在經濟上實行工人自治和注重發展個體農民經濟，在政治上則強調鏟除官僚體制，發揚黨內民主和社會民主。
　　對于1948年蘇南沖突的起因及其結果的考察，無疑在現代國際關系史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研究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從某種角度講，鐵托在南斯拉夫所開創的事業對于20世紀后半期發展中國家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獨立地位，如何選擇自己的民族發展道路，都具有啟迪意義。如果探究70-80年代冷戰格局中，南斯拉夫所奉行的不結盟政策為何在第三世界享有如此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人們大多都要回顧和分析戰后不久鐵托與斯大林之間的那場令世人矚目的沖突。本文擬通過對蘇南沖突結果的歷史考察，回答南斯拉夫究竟是怎樣走上獨立發展道路的這樣一個問題。[1]
　　（一）
　　這里所謂的南斯拉夫獨立道路，包含兩個概念：一是在對外政策方面，南斯拉夫游離于尖銳對立的兩大陣營之外，不僅從地理角度，而且從政治角度，都在東西方沖突之中占據了穩固的中間地位；一是在對內政策方面，南斯拉夫經過自身的試驗，最終走出絕境，拋棄斯大林模式，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管理體制。然而，就其結果而言，無論是不結盟運動，還是工人自治制度，在南斯拉夫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可以說，這是鐵托一生之中所經歷的最艱難的摸索，最痛苦的選擇。
　　蘇南分裂以后，南斯拉夫面臨的處境極為艱難。為了徹底孤立南斯拉夫，斯大林首先決定切斷南斯拉夫與所有東歐共產黨的聯系。為此，聯共（布）一方面在1948年6月的情報局會議上組織了對南共的批判，一方面準備揭露東歐各黨中存在的親南傾向和民族主義情緒，以此威懾各黨領導人，消除南斯拉夫的影響。在情報局會議的籌備過程中，聯共(布)對外政策部就起草了東歐各黨要從南共“錯誤”中吸取“教訓”的情報分析報告。收集的材料涉及波、捷、匈、保、羅各黨，甚至已經對波蘭工人黨和哥穆爾卡本人準備好了“組織結論”。[2]一旦發現東歐共產黨內出現鐵托主義的苗頭，這些早已準備好的材料就會立即拋出來。后來蘇聯在東歐挑起的大清洗運動，給這些材料找到了用場。
　　此外，情報局還采取了許多沒有公布的組織手段，如將情報局總部和刊物編輯部從貝爾格萊德遷往布加勒斯特，[3]廢除南斯拉夫人在其中發揮了主導作用的兩個巴爾干地區組織：巴爾干國家工會公約理事會和巴爾干青年理事會，理由是它們妨礙了世界工會聯合會和世界民主青年聯盟的內部統一。[4]特別是通過了從組織上防止出現南共式“異端”、加強情報局各黨統一行動的決議。決議不僅提出必須制定一個共產黨情報局的章程，而且根據蘇斯洛夫的建議確定建立共產黨情報局常設機構——書記處，其基本任務是保障各黨之間的聯系和監督情報局刊物的編輯工作。[5]隨著蘇南兩黨關系破裂，兩國關系也開始惡化。1948年7月6日，南斯拉夫駐蘇聯臨時代辦費依奇會見蘇聯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代理司長基爾薩諾夫，通知他南斯拉夫政府決定召所有在蘇聯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國。基爾薩諾夫則轉達了蘇聯外交部的指示：蘇聯的戰爭殘疾人組織決定不參加南斯拉夫戰爭殘疾人協會即將在貝爾格萊德召開戰爭殘疾人代表大會。[6]7月10日和15日，南斯拉夫兩次照會蘇聯外交部，請求“蘇聯提供可能，讓所有在蘇聯學習和在各個機關工作的南斯拉夫公民”回國。經請示斯大林，莫洛托夫給予了堅決的批示：“不予答復”。[7]
　　南斯拉夫提出這樣的要求和蘇聯拒絕給予答復是出于同樣的理由：莫斯科開始在南斯拉夫黨內和國內組織所謂“健康力量”。蘇聯最早看中的是南共領導層里的親蘇派人物赫布朗和茹約維奇。[8]當聯共（布）中央“獲悉南斯拉夫政府已宣布赫布朗和茹約維奇為叛徒和賣國賊”后，担心他們遭到不測，于1948年6月9日致函南共，聲明：如果南共“決心從肉體上消滅他們”，“那么聯共(布)中央將認為南共中央政治局是刑事殺人犯”。蘇聯還要求派代表參加對赫布朗和茹約維奇一案的調查。[9]自然，南共中央拒絕了蘇聯的要求。[10]此后，情報局便在6月28日的決議中公開號召南共黨內的“健康分子”站出來，他們的任務是：“迫使現在的領導人承認他們的錯誤，并公開地、誠懇地加以糾正；迫使他們與民族主義決裂，回到國際主義上來，千方百計地鞏固反對帝國主義的社會主義統一戰線”。[11]
　　由于鐵托和蘭科維奇的嚴密控制，國內“健康力量”沒有發展起來，莫斯科便開始著手組織南斯拉夫“流亡政府”。8月11日夜晚，在蘇聯的策動下，南斯拉夫高級將領約萬諾維奇、佩特里切維奇和達普切維奇等人試圖逃往羅馬尼亞，但他們在越境時被打死或捕獲。叛逃現象在駐外官員中更為普遍，很多外交官宣布站在蘇聯一邊。8月7日，《真理報》發表了南斯拉夫前駐羅馬尼亞大使拉多萬·戈盧博維奇致南斯拉夫國民議會主席團的一封信，在這封完全是根據情報局決議精神寫的信中，戈盧博維奇宣布辭去他在布加勒斯特所担任的職務。不久，在南斯拉夫駐布達佩斯的政府官員中也出現了分裂，大使館代辦布蘭科夫連同他的九個同事叛逃，剩下的人員則被驅逐出境。[12]與此同時，南斯拉夫邊界也處于緊張狀態。據卡德爾在聯合國發言中列舉的事實，僅從1948年7月1日至1949年9月1日這段時間，在南斯拉夫東部邊界就發生了219起武裝沖突事件。[13]
　　最令鐵托頭痛的是莫斯科實行的經濟封鎖。戰爭結束后，南斯拉夫立即集中全力于經濟恢復工作，到1947年，已經達到戰前水平。隨后，鐵托便開始仿照蘇聯模式在南斯拉夫推行了雄心勃勃的第一個五年計劃。然而，這一計劃的實現完全倚賴于從蘇聯、東歐各國輸入大量的生產資料，特別是采礦設備和工業設備。當時南斯拉夫的進口物資大約有50%來自于包括蘇聯在內的東方集團國家，而某些主要商品的依賴性還要大得多，如全部煤和焦炭，80%的生鐵和肥料，60%的石油產品，以及實際上全部的特種機械、鋼管、鐵路車輛和機車，都需要從蘇聯及其衛星國進口。[14]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導演的經濟封鎖對南斯拉夫來說就意味著災難。情報局會議以后，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撕毀合同、壓縮貿易，對于已經簽訂合同，甚至已經付了款的極為需要的制造品、工業品和原料也拒不交貨。當年，莫斯科就廢除了與南斯拉夫的主要商品協定，并宣布把蘇聯同南斯拉夫的貿易削減八分之七。1949年1月蘇聯建立了歐洲經濟互助委員會，其宗旨除了對抗馬歇爾計劃，就是對南斯拉夫實行禁運。以前蘇聯、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答應的投資貸款只實現了6.3%，與蘇聯商定的67.5億舊第納爾的貸款只實現了0.6%。到1949年4月，南斯拉夫與蘇聯、匈牙利、阿爾巴尼亞的全部貿易已處于停頓狀態，與波蘭的貿易量則減少到以前的三分之一。在米高揚訪問布拉格之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于6月11日宣布停止向南運送貨物。如此，南斯拉夫被迫宣布延期實現第一個五年計劃。經濟封鎖給南斯拉夫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達4.29億美元。[15]
　　與此同時，由于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受到威脅，南斯拉夫的國防開支迅速增加。1946年和1947年的軍費開支平均每年為3.1億美元，1948年增加到4.38億，1949年增加到5.28億，以后幾年平均為6.65億美元。國防費用在國民收入中占的百分比，1949年為10.2%，1952年即增長到21.5%。居民生活水平因此而受到嚴重影響，至1952年，南斯拉夫個人消費比1948年降低了14%，已經下降到戰后的最低水平。[16]看起來鐵托的統治的確面臨險惡，前途未卜。情報局的決議公布以后，西方媒體紛紛預測，在蘇聯的壓力下，鐵托政權無法支撐下去。[17]然而，鐵托不僅堅持了下來，而且帶領南共開辟了一條發展社會主義的獨立道路。不過，他們是經歷了一個痛苦的摸索過程才走上這條新路的。
　　（二）
　　不僅蘇聯的影響和斯大林的威信在南斯拉夫黨員和群眾當中具有深厚的基礎，就是在鐵托和南共多數領導人的頭腦中，共產主義的傳統理念和斯大林主義的思維框架也是根深蒂固的。于是便出現了一種對于鐵托來說十分尷尬的局面：情報局關于開除南共的決議發表后，南共卻要在公開場合為斯大林唱贊歌。遮為慶祝南共五大召開而舉行的群眾大會上，通過了這樣一封給斯大林的致敬電：“斯大林同志，我們深信，你將竭盡一切努力排除對我們全國，對我們黨和我們中央委員會所提出的沒有根據的指責。我們對你，對蘇聯全國，對你們為全人類所做的一切的愛戴是無限的，誠如我們相信你將竭盡一切使真相不久就大白一樣。”電報的結束語是：蘇南牢不可破的兄弟情誼萬歲!教導我們熱愛蘇聯的鐵托同志萬歲!我們的偉大朋友斯大林萬歲![18]
　　在7月21日召開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會上，鐵托在對情報局的指控提出反駁后，強調了與蘇聯的團結，并表示希望與蘇共消除分歧。鐵托在發言中說：“我們認為，決議里最使人感到痛苦的，就是指控我們背離了蘇聯和各人民民主國家，指控我們是民族主義者而不是國際主義者，指控我們已經拋棄了馬列主義科學”。“我們的對外政策和蘇聯的對外政策是完全一致的，因為蘇聯的對外政策過去和現在都符合我國的利益，符合和平的利益。”鐵托最后表示：“我愿強調指出，我們將盡一切力量改善南蘇兩黨之間的關系。”他贏得了會議代表的支持，大會在“鐵托!斯大林!”的熱情歡呼聲中閉幕。[19]盡管鐵托后來向他的同事解釋說，這樣做是出于策略的考慮，[20]但實際上更大的可能是鐵托的革命理想和激情使他在蘇南沖突之初并沒有想到要與斯大林徹底決裂，因為他們的理想和實現理想的途徑都是一致的。按照南共中央組織書記蘭科維奇的說法，南共五大制訂的黨章，盡管已在共產黨情報局決議公布之后，但還是“照抄了蘇聯共產黨的黨章”。[21]
　　在南共被開除出情報局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內，南斯拉夫在對外政策方面仍然尋求與蘇聯東歐集團保持一致。南共五大閉幕的第二天，在貝爾格萊德召開了一次討論多瑙河航運管理條約的國際會議，東西方國家在會上發生了公開沖突。西方國家代表強調“既得權利”，而東方國家代表則力主維護沿岸國家利益的原則。會上，南斯拉夫代表團堅持支持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立場，對于蘇聯的建議一概毫無保留地表示贊成，甚至對于會議的官方語言只用俄語和法語而不包括英語這樣的建議也不例外。[22]以至給南斯拉夫駐外官員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在五大以后，南斯拉夫和蘇聯的關系變得十分親近了。”[23]此外，在《真理報》發表了情報局決議之后，駐莫斯科的美國記者找到南斯拉夫使館的文化參贊，試探南斯拉夫參加馬歇爾計劃的可能性。蘭科維奇得到消息后立即指示駐莫斯科的代辦費伊奇，必須提醒使館全體同志注意，對于任何人的任何挑釁都不要上當。[24]直到9月26日，鐵托還公開表示在歐洲地區南斯拉夫是站在蘇聯一邊的，他甚至很自信地認為，斯大林遲早是會意識到自己的錯誤，從而尋求同南斯拉夫的妥協的。[25]盡管莫洛托夫在11月7日蘇聯國慶時再一次號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舉行反鐵托的起義，但是南共中央機關報《戰斗報》在12月21日斯大林69歲生日那一天，還發表了題為《偉大斯大林的六十九年》的長篇社論，并且用三欄版面刊登了斯大林的照片。而在1949年1月20日列寧逝世紀念日，《戰斗報》則發表文章宣稱，南共遵循“列寧和斯大林的學說，取得了偉大的勝利”。與此同時，《斯大林選集》被納入了出版計劃。[26]
　　1949年初經互會成立時，盡管鐵托估計到南斯拉夫將被排除在這一組織之外，但為了表示在精神上和政治上傾向社會主義陣營，鐵托還是提出了要求加入經互會的申請。[27]在南斯拉夫的請求遭到拒絕以后，鐵托依舊努力在外交政策上與蘇聯集團保持同一條陣線，這特別反映在對待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立場上。在1949年3月北約成立時，南斯拉夫對其所進行的強烈抨擊，同莫斯科的做法如出一轍，以至美國駐貝爾格萊德大使坎農匯報說，南斯拉夫對待大西洋聯盟的立場是“完全克里姆林宮式的”。[28]
　　據1949年上半年在南斯拉夫進行采訪的美籍南斯拉夫作家阿達米克描述，他與鐵托、卡德爾、皮雅杰、蘭科維奇、吉拉斯等高級領導人會見后留下的印象是，一直到6月底，他們仍然保留著一線希望，“幻想會有可能發生某種事情，促成同莫斯科的和解”。[29]
　　最令人不解的是，南共在經濟領域開始加緊推行一種完全仿照蘇聯全盤集體化方式制定的農業政策。這被認為是南斯拉夫“戰后政治生活中斯大林主義氣味最濃的一項措施”。[30] 1949年1月底，南共二中全會通過了關于黨在對農村實行社會主義改造和促進農業生產方面的基本任務的決議，在這一決議的基礎上，重新掀起了大規模的加速實現農業集體化的宣傳工作和群眾運動。雖然南斯拉夫在1946年就通過了合作社基本法，開始向集體經濟過渡，但當時沒有采取強迫措施，特別是對富農也采取了一視同仁的政策。正是在這一點上，莫斯科指責南共“沒有在農村中進行階級斗爭”。[31]現在情況不同了。在對個體農民進行猛烈宣傳的同時，還使用了許多行政手段迫使他們加入合作社。凡是抗拒的人，不論貧富，處處受到阻難和恫嚇。國家征購剩余農產品的定額和稅率都定得高到無法繳納的程度，目的就是要迫使所有抗拒集體化的農民破產。在法律規定的四種農業合作社的形式中，國家政策特別導向個體農民加入第四種合作社——最接近蘇聯集體農莊的農業生產合作社。在大規模群眾運動中，這種高級形式的合作社有了迅猛發展：1948年底還只有1318個，到1950年底已增加到6964個，加入合作社的農戶的數目也從60156戶增加到323849戶，合作社的土地從323984公頃增加到1782614公頃。[32]只是由于蘇聯集體農莊的名稱在歐洲極易引起人們的反感，[33]所以南共在合作社名稱這一點上還是堅持了自己的特點，除此之外，南斯拉夫開展的新集體化運動在實質上與蘇聯模式并沒有多大區別，正如1953年聯合國的歐洲經濟調查報告所做的結論：當時南斯拉夫的農業法律，“除了細節以外，同東歐各國制定的農業法律差不多”。
　　然而，絕大多數農民都強烈反對這種蘇聯方式的農業集體化運動，高額的稅收和征購也遇到農民的頑強抵制。因此，集體化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即使在其高潮的1950年，集體化土地的面積仍然只占全國耕地總面積的25%左右（其中包括國家所有的土地），集體化農民在農戶總數中只占17%。在牧場、草原、果園、葡萄園地區，集體化的比例還要低得多。[34]到1951年，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大為下降，已經達到某些觀察家認為的“一次全國規模的減產罷工”的地步。由于農民的消極抵抗，農業產量出現了災難性滑坡，而1950年夏季的旱災更是雪上加霜，以至1951年的谷物生產只達到戰前產量的41%。[35]面對事實，鐵托后來承認：盡管知道集體農莊在蘇聯“經過二十多年，情況仍然不妙，而我們卻還是走俄國人的路，這是犯了一個大錯誤”。[36]
　　在政治方面，南斯拉夫受到的壓力也出乎南共的想象。盡管鐵托做出了一些緩和關系的表示，但斯大林毫不領情，社會主義陣營對南共的圍攻愈演愈烈。這場運動首先是在東歐各國批判以前信奉的“通向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道路”，繼而開始處理傾向南共觀點或同情鐵托的各國領導人，最后發展成一場以揪出鐵托分子為名的令人膽戰心寒的大清洗運動。
　　1948年夏天，捷共總書記斯蘭斯基還可以自豪地告訴他的英國客人說，他們正走在一條屬于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上。但是不久之后，莫斯科就清楚地聲明說，除了蘇聯的道路外，沒有其他什么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日丹諾夫的秘書尤金對此解釋說：“人民民主”已經不再是一個通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漫長的過渡階段，而是一種無論在內容上還是在目的上，都同正在蘇聯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沒有絲毫差別的制度。[37]似乎是為了證明像鐵托那樣偏離莫斯科路線的人沒有好下場，在1948年8-9月波蘭工人黨中央全會上，曾經反對建立情報局，并對處理南共問題持懷疑和保留態度的總書記哥穆爾卡被撤職，其罪名是“不懂得聯共（布）的領導作用”，“不信任蘇共和蘇聯”，否定“蘇聯的建設道路”；在蘇南爭論中，對南共采取“調和和妥協的態度”，對情報局處理南共的決議持“否定態度”。[38] 1949年1月，哥穆爾卡被開除出黨。
　　然而，這還只是莫斯科準備清理“鐵托分子”的信號，真正的清洗是從1949年夏季開始的，首當其沖的便是昔日南斯拉夫“最好的朋友”——阿爾巴尼亞。1949年5月阿共親南派領導人佐澤被捕，經過不到一個月的秘密審訊，便以“鐵托主義者”的罪名被處決。9月10日匈牙利政府公布了對三個月前已被開除黨籍的外交部長拉伊克和其他黨政領導人的起訴，經審判后，包括拉伊克在內的四個人被送上了絞架。起訴人的發言清楚地說明了這場審訊的動機和政治目的：“匈牙利人民法庭宣判拉斯洛·拉伊克這一幫陰謀分子有罪，在道義上和政治上也宣判了南斯拉夫的叛徒鐵托、蘭科維奇、卡德爾和吉拉斯這個犯罪集團。這次審訊的國際意義就在于此。”[39]如果說哥穆爾卡、佐澤、拉伊克多少還有些同情鐵托或抵制莫斯科的話，那么保共前任總書記、政府副總理科斯托夫則是一向對南共政策表示不滿的人，但他也沒有逃過厄運。11月30日，科斯托夫被送上了被告席，隨后亦遭槍決。其關鍵性的罪狀竟是1934-1935年在共產國際工作期間曾建議讓鐵托担任南斯拉夫共產黨的領導人。[40]在所有這些審訊中，都把最荒誕不經的陰謀詭計歸罪于鐵托、蘭科維奇以及其他南共領導人，按照審訊的結果，這些人在戰前、戰爭期間以及戰后時期，一直就是賣國賊、叛徒和外國帝國主義分子的代理人。這樣，就為第三次情報局會議對南共進行更加駭人聽聞的指控做好了輿論準備。
　　1949年11月19日，情報局在匈牙利召開的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兇手和間諜手中”的決議。決議認為，從情報局1948年召開的上一次會議到今天，“鐵托匪幫”終于完成了“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向法西斯主義的過渡”。“南斯拉夫政府完全處于外國帝國主義集團的控制之下，并變成了他們侵略政策的工具”。決議指出，對拉伊克-布蘭科夫審判的結果充分證明，“鐵托集團已經將貝爾格萊德變成了美國人進行特務活動和反共宣傳的中心”。情報局最后號召所有共產黨員和工人黨員“同鐵托集團——被雇傭的特務和殺人犯進行斗爭”，幫助南斯拉夫“回到民主和社會主義陣營”。[41]
　　最后，在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問題上，南斯拉夫人也感受到了來自蘇聯方面的威脅。1948年8月18日，莫斯科在照會中抗議南斯拉夫逮捕并虐待蘇聯公民，進而威脅說，蘇聯政府“將不會容忍這樣的情況，……并將被迫采取其他更為有效的措施”。[42]于是，南斯拉夫邊境的空氣驟然緊張起來。在北面，根據南斯拉夫掌握的情報，至少有七個蘇聯摩托化師部署在匈-羅邊界。還有材料說，一支干涉部隊曾經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境內集結過，其中還包括6000名西歐國家反鐵托的志愿軍，甚至在保加利亞的布拉戈耶夫格勒市還建立了一支空降部隊。[43]在南面，阿爾巴尼亞在科索沃問題上又埋下了新的釘子。1949年9月24日，根據霍查的旨意，阿勞動黨書記雅科瓦在發羅那的群眾集會上公然號召生活在南斯拉夫境內的幾十萬阿爾巴尼亞族人分離出來，加入“主體國”，他說：“科索沃人的道路是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及國際主義共產黨人一道，起來反對鐵托集團，唾棄鐵托，爭取自由。那時科索沃的問題就會得到公正解決。根據自決原則，科索沃的未來是科索沃并入阿爾巴尼亞!”[44]由于担心西方國家介入對南斯拉夫的武裝進攻，從而使蘇聯在沒有把握的情況下與西方形成直接對抗，莫斯科始終沒有下達開始軍事行動的命令。盡管如此，南斯拉夫依然是內外交困、四面楚歌。
　　鐵托在蘇南分裂以后做出的接近蘇聯并與斯大林和好的表示，無非是要向各國共產黨證明南共仍然在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無非是要穩固南共在南斯拉夫的領導地位。然而，嚴酷的事實終于使鐵托和南共領導人明白了一個道理：斯大林主義并不等于馬克思列寧主義，蘇聯模式并不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道路，而恰恰是因為堅持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使得鐵托在國內難以維持共產黨的統治地位，在國外難以求得回旋余地，擺脫孤立狀態。鐵托被迫去尋找一條適合南斯拉夫國情的獨立的發展道路。
　　[1] 筆者對蘇南沖突起源的考察，可見“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來自俄國及東歐國家解密檔案的新證據”一文，載《歷史研究》1999年第4期。
　　[2]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РЦХИДНИ), ф.17,оп.128,д.1161,лл.20-22.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170-171.
　　[3]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8,лл.23-24.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1998,лл.493-494.
　　[4]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106,лл.5-7.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482-483,449,480.
　　[5]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449-451.
　　[6]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АВПРФ),ф.06,оп.10,п.78,д.1102,лл.1-2.
　　[7]АВПРФ,ф.06,оп.10,п.78,д.1102,лл.3-6,7,9.
　　[8] 關于赫布朗和茹約維奇與蘇聯的關系，參見拙文“對1948年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考察”。
　　[9]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156.據說，莫斯科已經內定茹約維奇為南共總書記，赫布朗為政府總理，蘇聯情報機關甚至曾考慮過組織力量把他們從南斯拉夫營救出來。見斯蒂芬·克利索德編：《南蘇關系（1939-1972）：文件與評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125頁。
　　[10]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56-157.
　　[11]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455-461.
　　[12] 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蘇南沖突經歷（1948-1953）》，三聯書店1977年中文版，第222-223頁；《南蘇關系》，第125頁；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1996, p.53.
　　[13] 《蘇南沖突經歷》，第374頁。
　　[14] 喬治·霍夫曼、弗雷德·華納·尼爾：《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上卷，第177-178頁；下卷，第178頁。
　　[15] 查爾斯·麥克維克：《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第30頁；彼得·卡爾沃科雷西編著：《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344頁；愛德華·卡德爾：《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新華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第234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77-178頁；下卷，第178頁。
　　[16] 《卡德爾回憶錄》，第235-236頁。
　　[17] 《蘇南沖突經歷》，第193-196頁。
　　[18] 《蘇南沖突經歷》，第211-213頁。
　　[19] 《南蘇關系》，第396-397、124-125頁。
　　[20] 見《蘇南沖突經歷》，第212頁。
　　[21]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29頁。
　　[22]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8, vol.4, Washington D.C., 1974, pp.634-637.
　　[23] 《蘇南沖突經歷》，第216-217頁。
　　[24] 《蘇南沖突經歷》，第289頁。
　　[25] RG-59, 86OH.00/9-2748, NA. See Mastny, p.53.
　　[26] 《蘇南沖突經歷》，第298-299頁。
　　[27] 詳見《鐵托主義》，第29-30頁。
　　[28] RG-59,860H.00/3-3149. NA. See Henry W. Brands, JR., Redefining the Cold War： American Policy toward Yugoslavia, 1948-60. Diplomatic History, 1987, vol.11, No.1, p47.
　　[29] 路易斯·阿達米克：《鷹與根》，紐約1952年版，第76、130、250頁。轉引自《鐵托主義》，第29-30頁。另見《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74-175頁。
　　[30] 《蘇南沖突經歷》，第299頁。
　　[31]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2,№10,лл.141-151.
　　[32] 《鐵托主義》，第111-112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1-145頁；《蘇南沖突經歷》，第430頁。
　　[33] 在情報局會議籌備時，匈共總書記拉科西和波蘭工人黨政治局委員貝爾曼就指出，他們國家的農民害怕集體農莊，建議以“合作化”取代“集體化”的術語，但遭到日丹諾夫的否定。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8,лл.102-103.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2,л.171；波蘭工人黨甚至決定不搞集體農莊，而提出了自己的合作社計劃，同樣也受到了蘇聯的嚴厲批判。РЦХИДНИ, ф.17,оп.128,д.1161,лл.15-18. См.： Г.П.Мурашко и А.Ф.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1995, л.105.
　　[34] 《鐵托主義》，第111-112頁。
　　[35]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78頁。
　　[36] 《蘇南沖突經歷》，第433頁。
　　[37] Mastny, p.54.
　　[38] 劉邦義：“試析1948年波蘭的轉折——蘇聯模式在波蘭的實施及其破產”，載闞思靜、劉邦義主編：《東歐演變的歷史思考》，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年版，第80-85頁。
　　[39] 費德南·克勞丁：《共產主義運動——從共產國際到共產黨情報局，第二卷：斯大林主義的頂峰》，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中文版，第234-235頁。
　　[40] 克勞丁前引書，第238頁。
　　[41]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701-704.
　　[42] 《南蘇關系》，第218頁。
　　[43] 《鐵托的獨立道路》，第93頁；《南蘇關系》，第218頁；Mastny, p.54.
　　[44] 佩羅·茲拉塔爾：《霍查政治傳記》，東方出版社1993年中文版，第184-185頁。
　　（三）
　　南斯拉夫的獨立發展道路首先是在對外政策方面突破的。在斯大林確定了與帝國主義陣營實行對抗的冷戰政策以后，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直接與西方發生關系就被認為是離經叛道的行徑，是對社會主義陣營的背叛。正是出于這種無形的壓力，鐵托在蘇南分裂之初，對待與西方接觸的問題特別謹慎。但是，國內的經濟蕭條，國際上的政治孤立，迫使南斯拉夫開始考慮與西方的關系問題。
　　蘇南在國際舞臺的公開對抗是從1949年5-6月巴黎外長會議討論對奧地利締結和約開始的。戰后，南斯拉夫要求奧地利賠款并割讓卡林西亞和施蒂利亞部分領土，這些要求過去一直是得到蘇聯支持的，甚至到1949年2月，莫斯科還在與美英法的爭執中站在貝爾格萊德一邊。但在巴黎會議期間，蘇聯完全撤銷了這種支持，6月20日發表的會議公報排除了南斯拉夫對領土的最低要求。此后，莫斯科與貝爾格萊德之間便通過聲明和照會不斷地進行公開指責和攻擊。9月28日，蘇聯宣布廢除蘇南友好條約。隨即，南斯拉夫指控莫斯科在南煽動叛亂，而蘇聯則宣布南斯拉夫駐蘇大使姆拉佐維克是間諜，雙方先后召回了本國的外交人員。9月30日至10月4日，匈、波、保、羅、捷紛紛步莫斯科后塵，廢除了與南斯拉夫的友好條約。[1]至此，南斯拉夫與蘇聯東歐集團的外交關系已經名存實亡。
　　如卡德爾所說，當他在1949年9月第四屆聯大上發言抨擊莫斯科時，南斯拉夫“已經制訂了自己的對外政策主張”。卡德爾在發言中批評“把世界劃分為集團和勢力范圍”，主張各國之間應和平共處、積極合作，主張各國人民的獨立以及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主張各國人民有權自己選擇本國的社會制度，反對一個國家干涉其他國家的社會制度，等等。“實際上，這已經是不結盟政策的基本原則了。”[2]根據這一原則，貝爾格萊德開始尋求與西方的和解。
　　針對1949年4月4日希臘外交部長察爾達里斯關于希南可能和好的說法，鐵托7月11日在波拉的講話宣布將逐漸關閉與希臘的邊界，暗示著南斯拉夫不再支持希臘境內的反政府斗爭。8月17日，南斯拉夫駐雅典代辦拜訪了希臘外交部——這是自1946年以來貝爾格萊德主動采取的第一次外交行動。南斯拉夫與意大利在1949年初已經小有接觸，開通了邊境貿易渠道，調整了在亞得利亞海的捕魚范圍。7月30日鐵托接見意大利大使，進一步推進了和解進程。8月4日雙方簽署了為期一年的貿易條約，8月6日的雙邊協定則解決了意大利的戰爭賠款和歸還財產問題。盡管在的里亞斯特問題上，南意之間的分歧仍然延續了一段時間，但此時兩國外交關系上的冰凍總算化解了。[3]
　　鐵托擺脫雙重壓力的主要出路是緩解與美國的關系，打破莫斯科經濟封鎖的關鍵因素也在于取得美國的經濟援助。因此，美國對南斯拉夫態度的轉變以及要求貝爾格萊德為此所付出的代價，是決定南斯拉夫是否能夠頂住蘇聯的壓力生存下來，并在兩大集團對抗中保持超然立場的重要環節。
　　鑒于南斯拉夫一貫的激進宣傳和革命行動，美國政界對鐵托的敵視態度是根深蒂固的。美國對蘇南沖突發展結果的最初反應體現在6月8日坎農大使給國務院的一份電報中。該電在分析蘇南沖突的種種現象后得出結論說，在南斯拉夫的新形勢下，美國制定的對南政策應盡量與我們的現行政策保持一致，“沒有必要對其進行根本性的改動”。[4]有些人甚至認為整個蘇聯與南斯拉夫的爭執也許只是個騙局，艾森豪威爾在1949年2月18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第34次會議上就提醒說，這是“一個極其巧妙的圈套，以促使美國為東歐的復蘇提供資金”。[5]
　　然而，多數意見則認為在對抗莫斯科的斗爭中應該利用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矛盾和分歧。馬歇爾早在1948年7月10日給倫敦的信中就表示了國務院對蘇南沖突事件的考慮：“我們不應該打擊鐵托想密切與西方關系的任何舉動，應該等待他的接近”。1949年2月15日國家安全委員會制定的文件則闡述了美國政策的基本目標，即確保鐵托的處境“不因為我方的任何舉動而更為困難”。[6]兩個月后，凱南關于“要不惜一切代價加深克里姆林宮與其國外代理人之間的猜疑”的說法，更明確地表明了美國利用支持鐵托主義來消弱蘇聯對東歐控制的政策。[7]到1949年8月，多數美國官員已經認識到，如果要消弱并最終消滅蘇聯勢力對西方的威脅，最行之有效的辦法就是“在共產主義陣營內部培植異端，鼓勵建立一些非共產黨政權，即使他們在本質上說是共產主義的”。[8]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1949年初杜魯門政府為擴大對南斯拉夫的出口，改變了辦理出口許可證的程序。[9]
　　鐵托對此做出了反應，他在4月9日人民陣線代表大會上發言說，南斯拉夫沒有理由拒絕與西方做生意。但他在抨擊了情報局企圖推翻南斯拉夫政權的陰謀后重申，南斯拉夫必須準備單獨對付來自各方面的進攻，決不會加入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陣營。7月11日鐵托明確承認南斯拉夫正在謀求從西方得到貸款。8月29日，貝爾格萊德正式宣布已經吁請美國為南斯拉夫購買工業設備提供貸款。1949年8月，美國政府決定允許南斯拉夫在美國購買價值300萬美元的一套精密軋鋼設備，9月8日，美國進出口銀行同意給予貝爾格萊德一筆2000萬美元的貸款，其中1200萬美元用于購買采礦設備。12月27日卡德爾向國民議會發表講話，承認這2000萬美元貸款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900萬美元貸款后，世界銀行也已原則上同意借貸2500萬美元。卡德爾還報告說，南斯拉夫已經同24個國家簽訂了貿易協定，與46個國家有商務關系，并且同美國、英國和法國的關系正在改善。但他也同時指出，這種改善并沒有影響南斯拉夫的對內對外政策。1950年3月1日，進出口銀行宣布再向南斯拉夫提供2000萬美元的貸款。而鐵托5月31日在普羅庫普列的演說中，一方面公開表示歡迎這些貸款，一方面繼續強調借款并不損害南斯拉夫的主權，南斯拉夫并沒有把自己出賣給美國。[10]
　　1950年夏季，南斯拉夫遭受嚴重旱災，邊界地區又受到敵對武裝力量的威脅，迫使貝爾格萊德向美國提出了更大規模援助的要求。杜魯門在決定動用1600萬美元共同防御基金作為救濟南斯拉夫旱災之用后，又于10月底向國會提出了3800萬美元糧食援助的議案。然而，國會拖延了一個月才舉行了討論這一議案的外交事務委員會聽證會。面對眾議員們的質詢和抱怨，負責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喬治·帕金斯解釋說，“南斯拉夫在保持其獨立的同時，已經成為維護歐洲和平的力量。它的人民決心保衛他們的獨立，這有助于其他國家人民的獨立和安全。”至于南斯拉夫的軍事潛力，帕金斯堅信，那“是對冒險政策和侵略的威懾力量，無論是在巴爾干或是在歐洲其他地區”。杜魯門在11月29日致國會的信件中也勸告議員們：“南斯拉夫持續不斷的獨立行動，對于美國的安全十分重要。一個正在反抗蘇聯帝國主義野蠻的威脅并把蘇聯勢力排除在一個歐洲最具戰略意義的地區之外的國家，我們是可以協助維持它的獨立的。這顯然符合我們國家的利益。”正在此時，朝鮮戰爭局勢的變化促使美國國會下決心解決援助南斯拉夫這一棘手問題。數十萬中國軍隊在朝鮮境內的順利推進，打破了麥克阿瑟關于美國兵可以回家過圣誕節的諾言和自信。面對這種局面，在國會里，甚至最頑固的反對共產主義者也愿意相信在歐洲利用鐵托或許有助于減輕美國在亞洲的壓力。正如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布萊德雷所說，鐵托與莫斯科的決裂給美國在中歐帶來了一些有利的機會，只要可以把南斯拉夫從敵方陣營中爭取過來而保持中立，這就是一個進步。于是，國會參眾兩院分別投票通過了白宮的議案。[11]顯然，南斯拉夫采取的中立立場已經為西方所接受。
　　通過與蘇聯分裂后一年多的國際交往，南斯拉夫對于自己能夠同西方打交道而不致損及獨立這一點的信心大為提高，進而希望利用西方的軍事援助加強對抗莫斯科的實力地位。在美國方面來說，從1950年的經濟援助到隨后一年的軍事援助似乎也是順理成章的，盡管仍然有人對此持批評態度。遲至1951年初，南斯拉夫還拒絕尋求美國的武器裝備。1950年10月外交部長卡德爾告訴艾奇遜，這樣的要求只會給蘇聯正在妄圖使其侵略合法化提供借口。次年春季，南斯拉夫人對于莫斯科發出的含有戰爭威脅的叫嚷變得越來越緊張，開始傾向于利用西方的軍事援助來保護自己了。1951年5月，第一批軍火從英國運抵南斯拉夫。6月18日，訪問華盛頓的南斯拉夫總參謀長告訴艾奇遜，蘇聯一心想破壞南斯拉夫的獨立，現在的問題“不是他們會不會，而是何時會采取行動”。此后10天，南斯拉夫便正式向美國提出了軍事援助的要求。[12]
　　1951年11月美國與南斯拉夫簽訂的軍事援助協定和一個美國軍事代表團訪問貝爾格萊德，把南斯拉夫與西方的關系推到了高潮。對于貝爾格萊德來說，“這項協定的政治意義在于頂住東方的軍事壓力和沖破東方的封鎖”。而杜魯門則滿懷信心地向國會指出，南斯拉夫的武裝力量現在已經構成“在東南歐地區防止侵略的重要屏障”，“為了美國以及自由世界的安全”，對鐵托的軍事援助是必要的。到1952年底，南斯拉夫從美國和一些西歐國家獲得的軍事援助已達2.4億美元。[13]
　　在這種情況下，蘇聯人當然不免從否定的角度指責南斯拉夫已經投入帝國主義懷抱，而更多的西方觀察家則從相反的角度評價貝爾格萊德對外政策的轉軌，特別是在巴爾干條約簽訂的過程中，有人甚至預言南斯拉夫“正在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的席位前進”。[14]這實在是一種誤會——如果可以這樣說的話。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確實非常樂觀地看待南斯拉夫與希臘和土耳其關系的改善，并因此而產生了締結一項包括南斯拉夫在內的巴爾干條約的想法，而且指望鐵托能夠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有所往來。當然，不可否認南斯拉夫為了自身的安全也有利用北約組織的愿望。1950年2月鐵托還把北約看成是一種“挑釁力量”，而到1951年秋美國軍事代表團到達貝爾格萊德時，鐵托卻已將北約的建立稱之為“蘇聯政策的必然結果”了。只要與南斯拉夫的原則不相違背，鐵托保證愿意“在一切具有國際性質的問題上”與北約組織成員國合作。后來，南斯拉夫對西德參加北約組織的愿望也表示了歡迎的態度。[15]
　　作為共產黨人而又被排除在社會主義陣營之外，明知不能與帝國主義聯手但又需要得到西方的援助，鐵托當時的處境的確十分尷尬，其言論和行為也往往自相矛盾。不過，總體說來，南斯拉夫在最困難的時候，還是堅持了獨立自主和“積極和平共處”的外交政策。當南斯拉夫受到西方將其拉入北約的直接或間接的壓力越來越大時，確有少數人傾向加入北約組織，[16]但鐵托仍然表示，南斯拉夫不希望締結任何條約，甚至也不希望同希臘和土耳其締結一項地區性條約。盡管出于對蘇聯及其衛星國威脅的担憂恐懼和對西方援助的依賴，1953年2月28日南斯拉夫與希臘和土耳其簽訂了友好合作條約，但是這一條約并不是那種合乎西方口味的巴爾干條約。事實上，其中一項條款還是專門用來排除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任何聯系的。[17]以后的事實表明，隨著南斯拉夫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加強，巴爾干條約的正式簽署，與其說是北約組織已經“延伸到了克里姆林宮墻下”，[18]毋寧說南斯拉夫在北約和華約之間建立了一塊同時與東西方進行周旋的基地。
　　（四）
　　如果說南斯拉夫國內政策的轉變是美國加強對貝爾格萊德提供援助的前提條件之一，[19]那么對于鐵托來說，改革經濟和政治體制則是南斯拉夫邁出的通向獨立發展道路的最重要的一步。南共對國內政策的改變是從1950年6月開始的。
　　面對廣大農民的不滿情緒和急劇惡化的農村狀況，鐵托在1950年3月的競選演說中，保證今后對農產品的強制征購將比較公平地進行，過去執行這一政策不當的地方干部將受到懲處。1950年6月9日，南斯拉夫公布了一項新的農業合作社基本法，代替了1946年的合作社法，更否定了1949年初制定的激進政策。合作社新法又重新強調了自愿原則，認為這是組織一切合作社所必需的，并堅持在綜合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內部實行完全自治的原則。此外，為了進一步把南斯拉夫生產合作社與蘇聯式集體農莊區別開來，在合作社形式上，新法律強調要發展綜合合作社——四種合作社中較低級的形式，其功能主要在流通和加工領域——使之成為整個合作化的主要形式。社員對他們帶進合作社的土地保留了所有權，同時可以有最多達一公頃的土地留歸自用。縱觀南斯拉夫1950年的合作社法，其目的是在農民對土地所有權的傳統感情與農業社會化的發展要求之間探索一條中間道路。[20]
　　然而，這項農業改革政策在實際運行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在南斯拉夫黨和政府多數干部當中，傳統的意識形態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人們的頭腦深處，蘇聯農業集體化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仍然是走向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由之路。再加上1950年夏天出現的毀滅性旱災，逼迫政府不得不繼續從個體農民身上收取過多的農產品。農業改革因此而步履蹣跚。雖然合作化運動的步伐總體上是放慢了，但蘇聯集體農莊式的合作社卻還有所發展，到1950年底比上年還增加了338個。而地方黨組織對合作社的管理，仍然像以前一樣獨斷專行。[21]
　　按照1949年初的規定，個體農民加入合作社三年以后，可以重新決定是否繼續留在合作社內。于是，1951年便出現了大量農民提出退社的問題。當南共中央政治局為此召開會議研究對策時，占上風的還是意識形態的傳統派，他們主張對申請退社的農民進行壓制。然而，面對普遍出現的農業危機——農民怠工、生產下降、牲畜減少，南共領導人被迫對整個合作化政策進行一次徹底檢查。這次檢查的重點是再次強調從生產合作社轉到綜合合作社上，以此作為未來農業政策的基礎。1951年11月24日，南共中央給全國各地黨組織發出了“關于農村社會主義改造未來方針”的指示，強調綜合合作社應該作為“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斗爭的杠桿”；應該取消國家強制征購剩余農產品制度和廢除工業品和農產品的配給制度；建議利用稅收來打擊“農村中的殘余富農”；將在每一個生產合作社中建立起新的自治制度和會計制度；對生產合作社進行改組，并解散經營不善的合作社，等等。與這種農業政策的新措施相輔而行的是取消了肉類、牛奶、奶制品、土豆、飼料和油脂的強制收購（但仍然堅持國家征購大量谷物）。[22]
　　此后，黨內以巴卡里奇為首的改革派推出了合作社內部管理的會計方法和逐步增加自治成分的改革方案。到1952年春季，政府采納了這些改革辦法，隨即取消了谷物的收購，個體農民獲得了購買農業機器的有限度的貸款；按照土地的好壞、農作物和土地面積征收的納稅制度也建立起來了。不過，這些措施仍然不說明農業政策發生了根本改變。鐵托在南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演說表明了南共對農業政策的基本觀念和傾向：“沒有農村中社會主義成分的勝利，在我們國家里就不會有社會主義的最后勝利。”[23]
　　1952年南斯拉夫再次發生嚴重自然災害，農民也繼續對合作化采取抵抗立場，其結果導致當年谷物產量已不及戰前平均產量的37%。對美國糧食進口的依賴性[24]，以及國際局勢的嚴重性[25]，迫使南斯拉夫領導人更加徹底地重新估計農業政策——看來需要根本放棄農業合作化的方針了。1953年3月20日，南斯拉夫政府公布了關于“財產關系和農民生產合作社的改組”的新法令。這一法令標志著南斯拉夫農業政策的根本性改變，其中心內容如卡德爾所說，“在加入或退出合作社方面認真地堅持自愿原則是十分必要的”。這項法令允許解散或者改組生產合作社，除了那些在政府公地上組織合作社的人以外，所有農民現在都可以自由退出合作社，取回他們的土地、房屋、存糧、牲畜以及他們原來參加合作社時交出的一切其他財產。執行這一法令的結果是，到1953年底農民生產合作社僅剩下1152個了。而綜合合作社的數目則增加到7114個，社員人數已占全國農民的85%。[26]
　　盡管在農業改革方面還有許多矛盾需要克服（如農產品收購、貧富差別等），還有許多新問題需要解決（如雇工、土地買賣等），但是農業發展的基本方向已經確定下來，即以農民個體經營為生產主體，再通過綜合合作社的形式在流通領域把農民組織起來。而根據1953年3月法令改組后的綜合合作社所遵循的新方針，與當時在工業部門實行的工人管理的辦法更加接近了。這種農業社會化的原則與當時正在研究的對工業企業實行工人管理的制度，在理論上是一致的，同步的。
　　南斯拉夫對于工業管理體制的改革同樣不是一帆風順的，實際上，從1950年6月宣布工人委員會法到1953年1月以憲法形式將工人管理制度和工人自治制度確定下來，其中經歷了不斷“試試改改”的過程，也出現過極其混亂和矛盾的局面。這是由于人們認識水平和管理能力上的差距，以及現有中央集權管理體制的影響造成的。改革措施變換無常，經濟法令泛濫成災，僅1952年夏天政府承認有效的經濟法規、命令、條例、指示就有3500種之多，而各級政府官員在執行中又大多任意加以解釋，甚至自行其是。[27]不過，這種在改造舊制度中必然發生的無序狀態并沒有持續太長時間，而且總體說來，改革還是沿著不斷實現經濟分權化的方向發展的。
　　所謂經濟分權化，實質就是對所有制進行改造，其表現形式則是工人參加管理和工人自治。鐵托在通過工人委員會法時宣告：“從今以后，（南斯拉夫）對生產資料的國家所有制……就要逐步轉變為更高級的社會所有制。國家所有制是社會所有制的最低形式，而不是像蘇聯領導者認為的那樣是其最高形式。”[28]工人委員會法是對經濟管理體制進行改革的具有革命意義的第一項措施，歸根結底，也是此后在南斯拉夫所建立起來的一套思想體系和政治結構的基石。該法規定把一切經濟組織的經營和管理權移交給各個企業的工人。各個企業的工人委員會由該企業的全體工人和職員按照普遍、平等、直接的原則以秘密投票選舉產生，任期一年。工人委員會作為權力機構，決定企業的大政方針，選舉和罷免企業的管理人員，對企業的經營管理進行監督和質詢，并定期審核賬目和生產計劃。作為企業的管理機構，管理委員會的委員在工人、技術人員和職員中選舉產生，其中直接參加生產的人員必須達到四分之三。為了避免企業管理階層的官僚化，規定管理委員會委員只有三分之一可以連任，而且任期不得連續兩次以上。企業經理是管理委員會的當然委員，但不得担任主席。然而，由于各企業內部的黨組織不肯輕易放棄其管理特權，直到1951年中，才采取了把全部企業轉交給工人管理的實際行動。甚至在當時，工人委員會法所規定的新制度的實施仍然是一個緩慢的過程，經常需要規定各種規章條例來充實和改進這一制度。由中央政府對經濟的直接控制到由工人管理制度體現的間接控制的過渡大致上在1954年春天才順利完成。到1954年底，工人參加經濟和行政組織基層自治機構的已達60多萬人，在工人管理的企業中，每七個人中間就有一個人直接參加本企業的管理機構。[29]
　　工人自治作為一個新生事物，當然也帶來不少問題。按照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導致的通貨膨脹，由于管理人員缺乏訓練和經營能力給企業造成的巨大浪費，調整企業結構和追求經濟效益帶來的失業現象，以及在經濟利益驅使下經濟犯罪案件的猛增，如此等等。然而，與經濟變革俱生的弊病無法抹殺改革的成就：生產組織得更加合理，勞動生產率和工人勞動積極性大大提高，工人委員會通過撤換不稱職的管理人員而鏟除了企業管理的無效率現象。與工人委員會法相配套，1951年12月又通過了國民經濟管理法、預算法，以及關于社會捐款和稅收的基本法，1952年底取消了五年計劃制，1953年初解散了權力最大的經濟機構——聯邦計劃委員會，而代之以只起指導和檢查作用的聯邦經濟計劃研究所。所有這些標志改革正在不斷深化的狀況不僅為當時絕大部分西方觀察家所承認，而且為南斯拉夫1953年以后工業生產的高速度增長奠定了基礎。[30]
　　總之，不斷擴大各種形式的工人管理是鐵托進行經濟改革的核心支柱，也是南斯拉夫擺脫蘇聯集中化、官僚化經濟模式桎梏，開辟獨立發展道路的第一步。用一位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的話來說，工人委員會法宣布以后，“已經在1948年割斷了同蘇聯的政治聯系的南斯拉夫，……現在也割斷了同斯大林關于社會主義理論的聯系，并且走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的道路。”[31]卡德爾1954年秋天在奧斯陸發表的演說，對南斯拉夫的經濟改革做出了深刻的說明。他認為，南斯拉夫的經濟民主自治體制是以兩個根本前提為基礎的：第一個是，任何中央政府，不論它如何英明，都無法控制一個國家的全部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是，個人能否發揮最大限度的能力和主動性，與其說取決于指示和控制，不如說取決于在自由中進行勞動和創造的工人的經濟的、社會的、文化的和物質的利益。如果無視這兩個根本前提，就會自然而然地走向官僚專制。[32]這段精辟的論述，一方面肯定了南斯拉夫經濟改革的目的和根本出路在于解放生產力，另一方面也指出了這種經濟改革的必然結果是進行政治和行政改革。
　　南共主要理論家之一皮雅杰曾說過，分權化是“走向民主和社會主義道路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33]這無疑涉及到了政治體制問題。南斯拉夫的政治改革是從處于政權領導地位的南共自身開始的。1950年10月，南共中央號召取消作為南斯拉夫唯一政黨——共產黨黨員的特權，宣布黨員和非黨員的法律地位是完全一樣的，不允許任何人依靠黨員身份而享受特殊待遇。為此，取消了發給黨員的特別配給品和住房特權。盡管這一行動在國內外受到普遍贊許，但還沒有觸及到根本問題。隨著經濟改革分權化的發展，高度集中的黨的組織形式，及其龐大而專橫的官僚機構顯得越來越不相稱。更嚴重的問題是許多黨的干部不理解新路線，不愿意放棄已經習慣了的權勢。[34]顯然，經濟體制改革的繼續前進，迫切需要對黨的機體本身進行清理和整頓。1952年6月南共中央全會做出指示，根據在全黨實行分權化的原則，限制黨在地方政府和經濟事務中的直接作用，禁止黨的干部干預企業的工人管理。中央命令各級黨的領導人立即放棄他們在政府機構中担任的領導職務，徹底改變那種象征著蘇聯“官僚等級制度”的狀況。為了擴大“黨內民主和消滅官僚主義”，6月指示賦予黨的地方組織以更大的自決權，在遵守黨的總路線的前提下，地方黨組織可以自行決定做什么和怎樣做。11月召開的第六次黨代表大會，不僅將黨的名稱改為“共產主義者同盟”，而且提出了一整套關于黨的新理論。根據新的理論，黨的領導作用不是體現在把自己的決定和意志強加于各級政府機構，而主要表現在“政治和思想教育”方面。按照卡德爾的說法，黨要使自己的政策起到領導作用，就必須“依靠做好工作，認識社會規律，而不能依靠一紙法令，規定自己就是政治領導力量”。[35]
　　對政府行政體制的真正改革始于1952年4月1日通過的關于人民委員會的一般法。人民委員會法徹底改組了整個地方自治系統，使它在情理上更加適合于經濟分權化的改革。根據這一法律，在聯邦和共和國的法律允許范圍之內，特別市、區、市、鄉的人民委員會都有相對獨立的權力，他們可以制定自己的社會計劃和預算，籌集自己的財政收入。在政府機構改革方面，最重要的變化是在特別市、區和市設立了作為人民委員會下院的生產者院。生產者院的代表是從基層生產部門選舉出來的，體現了鐵托主張的工人管理國家的原則。它與上院，即人民院在制定地方法規，以及處理一切地方經濟事務方面，具有同等的職責。1952年的法律還規定設立選民會議，以保證公民盡可能廣泛地參與地方事務，并使他們更易于直接監督和控制人民委員會。1953年1月13日國民議會通過的憲法改革法，全面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廢除了1946年的憲法，而肯定了1950年以來各項改革的原則，這包括直接民主的原則，以議會治理實現權力統一的原則，把經濟工作擺在政治工作之前的原則，等等。[36]
　　至此，南斯拉夫的國內外政策調整已經初步完成，雖然其中還存在許多亟待解決的矛盾和問題，也含有不少與現實相距甚遠的理想化成分，但無論如何，到1953年初，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和國內經濟政治體制都已經徹底背離莫斯科路線，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
　　發表于《世界歷史》1999年第5期
　　[1]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46-353頁。關于解決對奧領土問題的爭論，詳見第375-382頁。
　　[2] 《卡德爾回憶錄》，第155-156頁。
　　[3]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58-361頁。關于的里亞斯特問題的爭論詳見第361-367頁。
　　[4] FRUS, 1948, vol.4, Washington D.C., 1974, p1070-1072.
　　[5] Box220, Harry Truman Papers, Truman Library. See Henry Brands, p.43.
　　[6] RG-59, 860H.00/7-1048, NA; Box205, Harry Truman Papers, Truman Library. See Henry Brands, pp.42-43.
　　[7] FRUS, 1949, vol.5, p.12. See Mastny, p.72.
　　[8] FRUS, 1949, vol.5, pp.21-26, at p.25. See Mastny, p.72.
　　[9] Henry Brands, p.43.
　　[10]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68-370頁。
　　[11] 《國際事務概覽，1949-1950年》，第370-371頁；Henry Brands, pp.44-45；《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上卷，第182-183頁。
　　[12] Box65; Box66, Acheson Papers, Truman Liberary. See Henry Brands, pp.46-47. Cf. Mastny, p.117.
　　[13] 《卡德爾回憶錄》，第240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8頁。
　　[14] Henry Brands, p.47.
　　[15]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9-320頁。
　　[16] 《卡德爾回憶錄》，第158頁。
　　[17]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19-320頁。
　　[18] 出席布萊德簽字儀式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的用語。見《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324頁。
　　[19] Henry Brands, p.46.
　　[20] 《鐵托主義》，第40、113頁。
　　[21] 《鐵托主義》，第40-41、114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5頁。
　　[22] 《鐵托主義》，第112-114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6-147頁。
　　[23] 《鐵托主義》，第126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7頁。
　　[24] 1953年從美國進口糧食54.8萬噸，占南斯拉夫糧食進口總量的72%。《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6頁。
　　[25] 僅1952年，就發生了2390起邊界武裝沖突事件。《蘇南沖突經歷》，第405頁。
　　[26]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47-148頁；《鐵托主義》，第116-118頁。
　　[27] 《鐵托主義》，第68-69頁。
　　[28] 《鐵托主義》，第68頁。
　　[29] 參見《鐵托主義》，第68-75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04-113頁。
　　[30] 參見《鐵托主義》，第75-82頁；《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113-126、180-182頁。
　　[31] 《鐵托主義》，第42頁。
　　[32] 《鐵托主義》，第64頁。
　　[33] 轉引自弗雷德·華納·尼爾：《鐵托主義的實踐》，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第14頁。
　　[34]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28頁。
　　[35] 《南斯拉夫和新共產主義》下卷，第29-31頁。
　　[36] 《鐵托主義》，第139-148頁。
 

沈志華 2013-08-27 16:2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