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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提要】
　　本文依據俄國和一些東歐國家近年解密的檔案文獻考察了1948年蘇南沖突的歷史真相。文章認為，蘇南之間以往的矛盾并沒有影響其關系的性質，直到1948年初蘇南仍然保持著聯盟關系；冷戰的發生使斯大林改變了對西方及東歐各國的政策，而鐵托對這一政策性變化的誤解造成蘇南之間的重大分歧；蘇南分歧的焦點在巴爾干，即南保聯邦、南阿關系及希臘革命問題；斯大林要求社會主義陣營絕對服從莫斯科統一指揮和鐵托堅持要保證南共在巴爾干的特殊地位導致蘇南最終分裂；南斯拉夫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是蘇南沖突的結果，而不是它的起因。
　　1948年爆發的蘇南沖突是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后社會主義同盟的第一次大分裂，其結果對以后幾十年蘇聯、東歐乃至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都具有重大的影響。然而，這場沖突究竟從何而起，隱藏在意識形態方面舌槍唇戰背后的真實原因何在？爭論雙方囿于當時的立場和歷史條件，所發表的文件和回憶錄往往是片面的、零碎的，并帶有明顯的傾向性。隨著檔案文獻的不斷披露，歷史需要重新認識和闡釋。本文擬通過梳理近年來解密的俄國和東歐國家的檔案文獻，考察蘇南沖突起因的歷史真相。[1]
　　聯盟：冷戰與蘇聯對東歐政策的轉變
　　當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布加勒斯特會議宣布將南共開除的時候，不僅在南斯拉夫引起了震動，而且也使西方國家感到“大為驚奇”。[2]事情的確來得突然。1948年1月共產黨情報局還在其總部所在地貝爾格萊德召開編輯部會議，半年之后，南斯拉夫共產黨竟然被作為異教徒逐出教門，其間到底發生了什么問題？
　　對于此項舉措的始因，蘇南雙方有不同的解釋。日丹諾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指責南共“在國內外政策的主要問題上執行的是一條錯誤路線，是脫離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路線”，出席會議的歐洲各國共產黨對此一致表示贊成。[3]以后，這種看法便成為社會主義國家在這一問題上的正統觀點，以至在60年代中蘇論戰時，中國共產黨還認為，戰后不久南共就“背叛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走上了修正主義的道路，使南斯拉夫的黨和國家政權逐步地蛻化變質”。[4]另一方面，南斯拉夫人的說法則是，蘇南沖突的根源至少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而沖突的原因在于斯大林對南共執行的與莫斯科方針相抵觸的獨立政策不滿。[5]具有各式不同說法的這種解釋在以后幾十年中為許多西方學者所接受。[6]
　　無論是突出意識形態（蘇聯），還是側重國家關系（南斯拉夫），上述兩種說法都片面地、過分地強調了蘇南之間的分歧，都認定南斯拉夫在戰后就走上了一條與蘇聯不同的獨立道路，似乎1948年的沖突就是這種長期以來分歧的延續和總爆發。然而，實際情況并非如此。歷史文獻表明，蘇南之間以往的矛盾并沒有影響其關系的性質，直到1948年初蘇南仍然保持著聯盟關系。南斯拉夫一直是蘇聯最忠實的盟友，與其他東歐國家相比，貝爾格萊德無論在革命性，還是在社會主義化的程度方面，都緊步莫斯科的后塵。而斯大林對鐵托縱然心有芥蒂，對他的期望和利用也超過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領導人。
　　在戰爭期間，盡管鐵托與斯大林之間互有不滿情緒，但是就總體而言，南共與蘇聯的關系是友好和密切的。南共始終與莫斯科保持著通訊聯系，并接受蘇聯政府的指導和幫助。南共黨人“把對蘇聯領導的忠誠看成是它的建設和發展的因素”，在他們看來，“斯大林不僅是不可爭辯的和天才的領袖，而且是新社會的理想和希望的化身”。[7]同樣，早在1943年共產國際就認為，從軍事和政治意義上說，南共都“應當成為巴爾干國家的核心”。[8]戰爭即將結束時，蘇南領導人頻繁接觸，討論戰后政治、經濟和蘇南關系問題。1944年4月，莫洛托夫向來訪的南共中央書記吉拉斯保證，蘇聯將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支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運動，問題只在于要選擇對雙方都有利的時機。[9]1944年11月，即歐洲戰事結束前半年，訪問莫斯科的南共中央書記卡德爾就建議和蘇聯共同成立聯合股份公司，以便開采南斯拉夫的礦產——銅、汞、鋁礬土。[10]南共政治局委員赫布朗1945年1月訪問莫斯科時，斯大林答應戰后向南提供經濟援助，特別是派出軍事顧問和提供技術裝備，幫助南改編和建立現代化的軍隊。斯大林甚至原則上同意了南斯拉夫戰后對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羅馬尼亞和希臘等周邊國家的領土要求。[11]1945年4月，南政府副總理舒巴希奇赴蘇與莫洛托夫就外交、經濟和政治問題交換了意見。[12]雙方簽署了“蘇南友好、互助和戰后合作條約”。這是當時蘇聯與東歐國家簽訂的第一個友好條約。
　　戰后初期，斯大林的主導思想和戰略目標是保持大國合作態勢，維持與西方盟國在戰時結成的伙伴關系，通過與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合作，鞏固和發展蘇聯在雅爾塔-波茨坦體系中所獲得的政治權益。為此目的，在雅爾塔體系劃給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外，斯大林主張共產黨放棄武裝斗爭，進入資產階級議會，與其他政黨組成聯合政府。[13]在蘇聯的勢力范圍之內，斯大林在保證各國共產黨占主導地位的同時，反對他們按蘇聯模式建立壟斷政權的企圖，而是勸告共產黨與自由黨人、社會黨人和農民黨結成聯盟，建立聯合政府。還在戰爭期間，莫斯科就下令，在羅馬尼亞占領區“絕對禁止實行蘇維埃化”。日丹諾夫則對芬蘭共產黨人實行一黨政府和“把芬蘭歸并于蘇聯”的愿望提出了批評。1945年秋天，蘇聯駐匈牙利公使普希金又指責匈共脫離了歐洲各黨都采取的“共同路線”。[14]甚至到1946年9月底，斯大林還明確地向季米特洛夫表達了這樣的觀點：保加利亞不要急于推進社會革命進程，而要根據大局的要求考慮社會革命進程的發展。斯大林解釋說：“我們曾認為蘇維埃的形式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形式。事實表明，蘇維埃的形式是最好的形式，但不是唯一的形式。”[15]與東歐其他各黨不同，蘇聯雖然也曾表示反對在南斯拉夫實現蘇維埃化，反對由共產黨單獨成立臨時政府，[16]但實際上，對于南共領導人在國內政策方面逐步實施的比較激進的措施，莫斯科很快就采取了默許，甚至贊賞的態度。
　　南斯拉夫于戰后采取了更加緊密地向莫斯科靠拢的方針。盡管鐵托在1945年8月10日答外國記者問時，否認實行了社會主義的社會措施，但后來還是承認在南斯拉夫建立了與蘇聯相類似的政權形式。[17]在戰后不到一年的時間里，南斯拉夫便使國內農業走上了集體化的道路。1945年8月臨時國民議會通過了土地改革法，當年底又通過一項法律，取消了農民的一切債務。1946年7月，國民議會通過了合作社基本法，開始向集體經濟過渡。1946年12月通過了全面國有化法令，它在許多方面只不過是把現狀正式肯定了下來。從理論上說，在少數幾個未列入國有化的工商業部門中，私有制仍然允許存在，但實際上不過是裝裝門面而已。[18]對此，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1947年的一份報告中給予了高度評價，贊揚南斯拉夫在東歐國家中率先為新制度奠定了基礎，其政權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對其他國家具有榜樣作用”。[19]在政治方面，南共雖然同意組成各黨聯合政府，但并沒有采取保證各黨權力平等的實際措施。1945年11月南斯拉夫人民農民黨領袖向蘇聯大使薩德奇科夫抱怨南共在制憲會議選舉中沒有遵守與他們達成的精誠合作的諾言，希望莫斯科出面干預。蘇聯大使以不干涉內政為由采取了回避態度。[20]同年12月14日南斯拉夫通過了新憲法，薩德奇科夫在向莫斯科匯報時滿意地指出，它在許多方面都是依據蘇聯憲法制定的。盡管該憲法保留了部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憲法的內容，“但是草案的其他各條均體現出未來實行階級區分政策的基本路線”。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卡德爾在回答蘇聯大使關于社會主義提法的問題時說，南共將在該憲法的基礎上“收拾資產階級”，并且“勢必要走上用暴力鎮壓他們反抗的道路”。至于南共針對反對黨所采取的措施，蘇聯大使也表示滿意，認為“成效已經顯現出來”。薩德奇科夫還指出，南共“正確地認為舉行制憲會議選舉和宣告共和國成立是在確立新南斯拉夫外交政策的斗爭中所取得的決定性勝利。他們把這一勝利與蘇聯積極支持新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相聯系。”[21]
　　在此期間，蘇南進一步加強了經濟、政治合作。1946年1月，鐵托向蘇聯大使提出，根據以前的協商，打算派軍事代表團到莫斯科討論培訓和裝備35-40萬人的南斯拉夫軍隊，并表示可以利用建立蘇南聯合公司的形式使蘇聯能給予南斯拉夫的軍事工業以更廣泛的援助。[22]1946年6月米高揚和南貿易部長彼得羅維奇簽署了經濟合作協定書，規定在南斯拉夫建立8個合營股份公司，并擬定審議建立林業和造紙工業公司的建議。協定書還規定了蘇聯在電氣化、食品、紡織、化學、機械工業、建筑材料生產和農業領域向南提供援助。[23]蘇南之間的政治合作主要體現在對馬歇爾計劃的立場和建立共產黨協調組織的問題上。馬歇爾計劃的提出使莫斯科面臨一種兩難選擇：要么冒險讓西方的影響滲入自已的勢力范圍，要么就使東歐與西方脫離接觸，從而違背自已的意愿迅速分裂為兩個對立的陣營。[24]斯大林選擇了后者。蘇聯對馬歇爾計劃的反應標志著斯大林戰后對外戰略的根本轉變，即由大國合作政策轉向集團對抗政策，而為實現這一轉變的首要措施就是建立了共產黨工人黨情報局。[25]與其他所有東歐國家的共產黨不同，在這兩個問題上，南共都是積極和主動向莫斯科靠拢的，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參與了謀劃。
　　如果說其他東歐國家都是在蘇聯的壓力下被迫拒絕馬歇爾計劃的，那么南斯拉夫則在事前即主動與蘇聯進行了協商，以采取共同立場。早在1947年6月吉拉斯出席法共代表大會時，就與當時在巴黎同西方國家代表討論馬歇爾計劃的莫洛托夫達成了協議：抵制馬歇爾計劃。[26]7月7日夜晚，莫斯科向東歐各黨領導人發出急電，禁止他們的國家派代表出席將在巴黎召開的討論馬歇爾計劃的會議。而在此之前3天，即7月4日，卡德爾就打電話告訴蘇聯大使拉夫連季耶夫說，“南斯拉夫政府打算發表一項聲明”，“南斯拉夫不能在沒有蘇聯參加的情況下參與擬定這樣的計劃”。[27]無疑，南斯拉夫與西方尖銳的對立狀態[28]使莫斯科感到，抵制馬歇爾計劃首先可以得到貝爾格萊德的贊成。而鐵托也認為莫斯科將對西方采取的強硬立場，恰恰是與南共以前的激進主張相吻合的。這里，與其說是鐵托要追隨斯大林，毋寧說是莫斯科需要貝爾格萊德的支持。這一點特別表現在組建共產黨情報局的問題上。
　　“建立新國際”的問題最早是匈共總書記拉科西1946年5月17日在匈共中央會議上提出來的。斯大林在6月8日夜晚與鐵托和季米特洛夫的談話中也講到要建立新的國際組織，并建議由南斯拉夫人發起。就新國際的作用而言，拉科西和斯大林都嚴厲指責了第三國際，而強調新的國際組織只是交流情報和經驗，并不是要約束各國共產黨的行動。[29]但是，當1947年8月建立情報局的任務真正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斯大林卻感到他所需要的國際機構恰恰是要用來規范歐洲各國共產黨行為的。這一點，從1947年9月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形成的決議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在東歐各國取消各黨的民主聯合政府，而成立清一色的蘇維埃政權；批判法國和意大利黨仍然固守的合法斗爭策略，強調蘇聯模式是通向社會主義的唯一途徑。特別是蘇聯在會議上提出了“兩個陣營”的理論，更加表明了莫斯科要求各國共產黨行動一致的決心。[30]
　　斯大林為這次會議做了充分準備，通過對東歐各黨情況的分析，確定以南斯拉夫作為會議上的合作伙伴。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在會前編寫了關于世界各國共產黨狀況的報告，其中贊揚最多、評價最高的就是南共。在對其個別對外政策提出批評意見——與對其他各黨的批評相比要輕微得多——的同時，報告高度評價了南共在戰爭年代武裝斗爭中的作用和成就，以及在建立和鞏固共產黨政權，建立相應的社會經濟模式中取得的成績。報告特別贊賞南斯拉夫的對外政策，尤其是貝爾格萊德反對西方的堅定立場，稱其為“巴爾干和平和民主的堡壘”。報告也沒有忘記肯定南斯拉夫的親蘇政策：“新南斯拉夫領導人發表的所有言論”，“證明了與蘇聯的親密友誼，充滿了對蘇聯深深的感激之情”；南斯拉夫在國際舞臺上“始終不渝地支持蘇聯代表提出的所有建議，并且堅持蘇聯代表的觀點”。[31]或許正是這份報告的作用，蘇聯領導人最終確定把南共作為會議中的依靠力量而不是批判對象。斯大林不僅于會前就有關事宜與鐵托交換了意見，而且還刪去了會議報告草稿中對南斯拉夫批評的段落。1947年9月上半月日丹諾夫為情報局成立大會撰寫報告草案時，似乎是為了形式上的“平衡”，在使用很多篇幅批評法共和意共的同時，也順便提了一下南斯拉夫在的里雅斯特問題上的錯誤。然而，在會議的正式報告中，連這一點小小的批評也不見了。[32]
　　于是，在1947年9月22-28日召開的會議上，南斯拉夫人便成為聯共（布）代表團最積極的支持者。卡德爾在發言中做出了這樣的論斷：“莫斯科-貝爾格萊德聯盟——這是我們取得獨立的主要支柱”。不僅如此，南共代表還接受了日丹諾夫交付的任務：在會議上對法共和意共公開提出批評。[33]日丹諾夫在寫給斯大林的報告中對南共代表的立場和發言給予了充分的肯定。[34]會議決定將情報局總部設在貝爾格萊德，這一點也反映出南斯拉夫對蘇聯的支持和斯大林對鐵托的欣賞。[35]此后，情報局編輯部又提出在貝爾格萊德建立一個無線電中心，以便“與所有的情報局成員國共產黨及聯共（布）中央”進行秘密的雙向無線電聯系。對此，南共欣然同意，并責成內務部長蘭科維奇負責，在一個月內與蘇聯合作完成這項任務。[36]
　　情報局會議后南共表現得更加積極。1948年1月28日，聯共（布）中央對外政策部關于情報局會議后南斯拉夫反應的調查報告指出：“共產黨代表協商會議的決議受到南斯拉夫人民的熱烈歡迎”，南共“高度評價決議是具有重大國際意義的重要文獻”。“這些決議是南斯拉夫主要的外交政策”，并“進一步鞏固和增強了南斯拉夫人民對蘇聯的好感”。“南斯拉夫所實行的對外政策完全符合九國共產黨代表協商會議宣言的原則”。[37]這一評價充分表明，此時蘇聯對南共的表現仍然十分滿意。
　　然而，在此時親密的蘇南關系當中，正隱藏著隨時都可能爆發的危機。危機的根源在于斯大林轉向冷戰政策的實質，以及鐵托對這一實質的誤解。與當時“自由世界”政客們所持的看法——在一定程度上鐵托所持的就是這種看法——剛好相反，斯大林進行冷戰的目的并不是要發動世界范圍內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革命斗爭，[38]他的戰略目標依然是保證蘇聯在雅爾塔體系中劃分的勢力范圍，只不過實現這一戰略的手段已有所改變，即內線進攻，外線防御。如果說以前斯大林希望通過放松對東歐國家的控制以取得美國的合作，那么現在斯大林則想通過采取強硬路線，迫使華盛頓承認蘇聯在東歐的絕對地位。至于蘇聯勢力范圍以外的地區，斯大林并不想讓那里的革命斗爭影響其在冷戰初期的戰略安排和步驟。鐵托過高估計了莫斯科強硬路線的革命性，他沒有想到南斯拉夫在情報局會議后所推行的革命戰略，恰恰打亂了斯大林的安排和步驟。而斯大林則低估了鐵托的獨立性和倔強性格，他沒有想到南共會在蘇聯提出反對意見后仍然堅持自已激進的外交政策。這樣，一場沖突就在所難免了。
　　[1] 本文使用的俄國檔案，除引自筆者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和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收集的檔案復印件外，還轉引自俄文刊物、專集和國外學者的論著。至于東歐國家的檔案，則全部轉引自俄文或英文材料。
　　[2] 斯蒂芬·克利索德編：《南蘇關系（1939-1972）：文件與評注》，人民出版社1980年中文版，第377-386、123頁。
　　[3]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М.1998,лл.407-417. 歐洲各黨代表在會議上的發言，見該書第418-447頁。
　　[4] 《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62頁。
　　[5] 關于這方面的詳細論述，見愛德華·卡德爾的《卡德爾回憶錄（1944-1957）》（新華出版社1981年中文版）、米洛凡·吉拉斯的《同斯大林的談話》（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年中文版）、茲馮科·施陶布林格的《鐵托的獨立道路》（新華出版社1987年中文版），特別是弗拉迪米爾·德迪耶爾的《蘇南沖突經歷（1948-1953）》和《鐵托傳》（三聯書店1977年中文版）等著作。
　　[6] 比較典型的論述可見《南蘇關系》一書中克利索德的概論。
　　[7]《同斯大林的談話》，第1、4-5頁。
　　[8] 《南蘇關系》，第218頁。
　　[9]АВ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ф.6,оп.6,п.58,д.794,лл.1-9.
　　[10]АВПРФ,ф.144,оп.28,п.114,д.4,лл.220-221. 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1993,№2,л.16.
　　[11]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12]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72,лл.29-30.
　　[13] 筆者對這個問題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后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問題》，1996年第6期。
　　[14]РЦХИДНИ（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ф.77,оп.3c,д.60,лл.7,40;д.63,л.33;АВПРФ,ф.77,оп.27,п.121,д.11,л.24. См.： Г.П.Мурашко и А.Ф.Носкова：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1945-1948）"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М.1995, лл.76-77,89-90,79.
　　[15] 內·甘喬夫斯基：《季米特洛夫的晚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中文版，第106-107頁。
　　[16]АВПРФ,ф.6,оп.6,п.58,д.794,лл.1-9;ф.6,оп.7,п.53,д.872,лл.8-28.
　　[17] 《鐵托言論選》，三聯書店1963年中文版，第22-23、54頁。在蘇南沖突以后出版的文本中刪去了這句話。
　　[18] 詳見查爾斯·麥克維克：《鐵托主義：國際共產主義的榜樣》，商務印書館1963年中文版，第106-108、18-19頁。
　　[19]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л.1-22. См.： Л.Я.Гибианский： "Коминформ в действии, 1947-1948гг. По архивным документам",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6,№1,л.164.
　　[20]АВПРФ,ф.6,оп.7,п.53,д.868,лл.16-18.
　　[21]АВПРФ,ф.144,оп.29б,п.154,д.3,лл.22-28;ф.144,оп.29,п.117,д.28,лл.139-146.
　　[22]АВПРФ,ф.144,оп.30,п.118,д.10,лл.19-20. См.：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29.
　　[23]Историко-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ешни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ф.Договорно-правовоеуправление,оп.11876,д.55,лл.14-16;17-19.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2,л.30. 由于在談判中出現矛盾，這些公司后來只建成了兩個。
　　[24] Vojtech Mastny： The Cold War and Soviet Insecurity, The Stalin Years. New York, Oxford, 1996, p27.
　　[25] 筆者對這一觀點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張盛發：“從大國合作到集團對抗——論戰后斯大林對外政策的轉變”，載《東歐中亞問題》，1996年第6期。關于蘇聯對馬歇爾計劃反應的最新檔案材料可見S.D.Parrish： "The Turn Toward Confrontation： The Soviet Reaction to the Mashall Plan, 1947"; M.M.Narinsk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Mashall Plan", CWIHP（冷戰國際史項目） Working Paper, №9,1994.
　　[26] 《同斯大林的談話》，第98-99頁。
　　[27]АВПРФ,ф.6,оп.9,п.82,д.1285,л.62.
　　[28] 駐貝爾格萊德的美國外交官斯蒂芬回憶說，“在外交領域，南斯拉夫是所有蘇聯衛星國中最堅定，最好戰的一個”。C.G.Stefan： "The Emergence of the Soviet-Yugoslav Break： A Personal View from the Belgrade Embassy", -Diplomatic History, 1982,V.6,№4,p387.
　　[29] Csaba Békés： "Soviet Plans to Establish the Cominform in Early 1946： New Evidence from the Hungar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Issue10, March 1998, pp135-138；《鐵托傳》，第88-89頁；《鐵托的獨立道路》，第49-50頁。
　　[30] 值得注意的是，在日丹諾夫報告的初稿中本來沒有“兩個陣營”的提法，這一概念是在請示了斯大林之后加進去的（參見Parrish前引文）。這顯然說明，蘇聯領導人在馬歇爾計劃提出后，下決心放棄了過去與西方合作的政策。
　　[31]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41,лл.1-22.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4.這樣的記錄總共有37份。關于東歐其他共產黨的報告見ф.575,оп.1,д.9,11,14,32,33,39,41。
　　[32]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1,лл.46-47;д.98,лл.2-3.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15,17-18. 在公布的報告文稿中，對法共和意共的責難被省略了。
　　[33] 卡德爾和吉拉斯的發言見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123-142。
　　[34]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л.46-51.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2-323.
　　[35] 日丹諾夫和馬林科夫在9月25日給斯大林的報告中說，捷共和南共都要求把情報局這種具有協調職能的機構設在他們那里。РЦХИДНИ,ф.77,оп.3,д.92,л.54. См. 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лл.326.
　　[36]РЦХИДНИ,ф.17,оп.128,д.1136,лл.1-3.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1,л.162.
　　[37]РЦХИДНИ,ф.575,оп.1,д.53,лл.296-299.盡管情報局會議之后，蘇聯駐南使館不斷向莫斯科寄發有關批評南領導人的情報，但外交部巴爾干國家司司長拉夫利舍夫于10月8曰給莫洛托夫寫了一個報告，堅決反對大使館帶有偏見的描述。АВПРФ,ф.144,оп.31,п.124,д.29,лл.7-9.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6,№2,лл.169-170.
　　[38] 可以證明這一點的是，蘇聯沒有邀請中國和希臘共產黨參加波蘭會議，而當時這兩黨正在領導著各自國家的顯然是追隨蘇聯道路的革命斗爭。也許正是由于美國人直接參與了這兩國家的沖突，日丹諾夫在情報局會議上洋洋萬言的報告中，只有區區四行文字談到美國對中國和希臘的干涉，而對于這兩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則只字未提。見Совещ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лл.152-181。
 

沈志華 2013-08-27 16:2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