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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蘇邊界問題是長期存在于中蘇兩國之間的歷史懸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后，由于中國“一邊倒”外交政策的確定以及中蘇同盟的建立，中國和蘇聯都一直不曾觸及邊界問題，兩國邊境地區的天空始終晴朗少云。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蘇之間裂痕不斷擴大，邊界爭端也即肇啟，并且隨兩國關系的惡化，邊界沖突不斷升級。面對蘇聯強大的軍事、政治壓力，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緩和跡象，毛澤東愈益明確了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由此，他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兩條統一戰線和兩個拳頭出擊的總體戰略之后，又開始考慮繼續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特別是在蘇聯不斷挑起邊境流血事件，導致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后，毛澤東將中蘇邊界問題也納入其對外戰略之中，作為松動對美關系、聯合世界一切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斗爭手段，進而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掌握對蘇外交的主動權。1969年中國在中蘇邊界進行的自衛反擊戰即是在這種背景下產生的，其結果直接促成了毛澤東新的對外戰略的建立。

　　一、中蘇邊界問題的由來

　　中蘇邊界的劃分始于17世紀。沙皇俄國于16世紀中葉向東擴張，至17世紀下半葉開始與中國發生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規定了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1727年又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規定了兩國的中段邊界；中俄西段邊界當時無條約規定，中國的西部疆界大約在巴爾喀什湖北岸。這樣，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俄兩國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協商初步確定了兩國邊界的走向。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沙皇俄國與西方列強勾結，迫使中國簽訂了一系列涉及邊界問題的不平等條約。在中俄東段和西段邊界，通過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年)、中俄《伊犁條約》(1881年)及幾個勘界議定書，將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并入了俄國版圖；在中俄中段邊界，19世紀末葉以來，沙俄政府除通過控制中東鐵路，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展其勢力范圍外，還把當時屬于中國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擁有特殊利益的地區，策動外蒙古與中國分離，并武裝侵占了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1917年以后，中國歷屆政府曾就外蒙古問題與蘇俄、蘇聯政府反復談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國民黨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原中俄中段邊界大部分成為蒙蘇邊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了近一個世紀的蠶食鯨吞之后，中俄之間7300余公里的邊界基本確定下來。

　　俄國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列寧的蘇俄政府發表了對華政策綱領性文件“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中提出廢除的中俄條約僅指19世紀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單獨與中國政府訂立的中俄密約(1896年)、辛丑條約(1901年)和俄日簽訂的侵華條約，[1]并不包括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訂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條約。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定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2]從字面上看，這一次清理中俄歷史遺留問題的立場似乎較第一次宣言又前進了一步，但事實卻并非如此。在以后的中俄磋商和談判中，蘇方代表始終堅持維持舊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約的立場，只是在“不堅持江左64屯歸俄國保有”上表現出唯一的一次讓步。[3]1923年，蘇聯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認中國在其領土上的主權”為重新簽訂條約的基礎，但這里的“領土”指的只是中東鐵路沿線地區及中國政府向舊俄政府提供的租界。[4]面對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國與舊俄帝政時代各約”的要求，蘇方代表表示贊成，但其中有關中俄界務的應予除外。[5]1924年2—3月，中蘇兩國草簽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時，在中方提案和蘇方修正案中，有關廢止中俄條約一項，都注明是“通商”條約、公約等等，不過是在正式簽訂的《協定草案》文本中刪去了“通商”二字；關于邊界一項仍同前議：將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之前，維持現有疆界。[6]在1924年3月的中蘇談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時廢棄舊約，而蘇方拒絕。蘇方代表認為，舊約對于兩國疆界極有關系，若即廢止，則疆界無所依據。提出：“數百年來中俄所訂之條約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約未訂以前，舊約中有違反1919、1920年兩次宣言精神及有損中國主權的概不實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給北洋政府國務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關于廢棄中俄舊約問題，蘇方代表“態度甚為強硬，甚至于決裂而不肯讓步”。[7]這實際上即表明，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廢除一切中俄舊約的聲明并未超過第一次對華宣言所提出的條約范圍，將中俄界約也納入廢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廢止舊約與劃定疆界兩項均同于草案。此后至1926年，中蘇雙方舉行會談，商議重新劃界，訂立新約。囿于當時的歷史條件，談判無果而終。這樣，兩國疆界未能重新劃定，兩國平等新約未能簽訂，中蘇邊界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懸案保留下來，民國時期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再正式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蘇聯政府卻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間，乘中國國內混亂之機，又超越沙俄時代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個中國島嶼劃去600多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中蘇兩國還在1929年由于中東鐵路利益沖突的加劇，爆發過一次中東路戰爭。是年10月蘇軍攻陷中國邊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蘭諾爾和滿洲里，中國軍隊連連敗北。12月南京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中蘇伯力會議議定書》，幾乎全部采納了蘇方的意見。其后中東鐵路恢復原狀，蘇方停止了軍事行動并撤軍。中東路事件雖是此期中蘇邊境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沖突，但其緣起于中東鐵路問題，還不是中蘇雙方由邊界爭端而導致的邊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導致遠東國際關系發生重要變化，1932年12月中蘇恢復邦交。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的過程中，中蘇雙方雖在東北、外蒙、中東路等問題上發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兩國邊界問題。在國民黨敗跡明朗化以后，蘇聯將對華政策的重點轉向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華關系的轉軌。總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雖然中蘇邊界呈現中俄界約線、兩國地圖線、實際控制線交錯并存的復雜狀態，但是，邊境形勢尚屬穩定。

　　二、中蘇邊界問題的重新提出與邊界沖突的升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蘇結成盟友，在政治、經濟、技術等各方面倚重蘇聯的支持和援助，為中國的建設贏得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和物質基礎。特別是1954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前，蘇聯對華政策的基礎發生根本性轉變，開始糾正斯大林在蘇聯與新中國關系中的某些錯誤做法，基本解決了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使中國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進行合作，中蘇關系愈益密切，中蘇邊界問題自然也被擱置。盡管中蘇邊境地區在1950年代始終處于平靜狀態，但歷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及兩國邊界問題畢竟還是懸而未決，邊界爭端的始因依舊存在，這即在兩國關系中伏下了邊界沖突的隱患。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中國共產黨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及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等問題上與蘇共產生分歧，對赫魯曉夫和蘇共處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黨”及大國主義作風表示不滿。對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趨向，毛澤東也逐漸由對蘇共新領導批判斯大林的大黨、大國主義及獨斷專行等作風的贊同，轉變為對赫魯曉夫集團完全否定并改變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的憂慮，從而增加了對蘇聯的戒心，開始改變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幫助的建設方針，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中蘇之間的不和諧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針政策及對外戰略的方針政策上發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這種分歧造成中蘇在國家利益上的嚴重對立。赫魯曉夫為迫使中國就范采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極端措施，先行邁出了破壞國家關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擱置了幾十年的邊界問題被重新提出，歷史的傷疤復又揭開。

　　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赫魯曉夫進行訪華而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談到：“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斗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還是指出：“盡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8]這是目前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盡管當時中蘇關系已趨向惡化，齊米亞寧對中國重提舊案也是滿腹疑團，但還是客觀地未將“右派言論”視為中國官方的態度。9月末，赫魯曉夫訪美后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祝活動。10月2日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得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9]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邊界問題已經提到了中蘇關系的議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了第一次邊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6萬余中國公民越境逃往蘇聯。中蘇邊境地區的平靜和安寧從此不復存在。是年1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講話，就中印邊界沖突責備中國說：蘇聯完全不認為印度想同中國打仗，中國單方面停火后撤當然很好，但是中國部隊當時不從原有陣地前進豈不更好?[10]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還針對中國與印度的邊界沖突，指責中國為什么沒有興趣收回澳門和香港，而與印度糾纏。[11]

　　為了回擊蘇聯，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公開提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文章重申中國政府在新中國成立時就宣布，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歷屆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要按其內容承認、廢除、修改或重訂。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前維持現狀。質問說：你們提出香港、澳門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1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整個中蘇邊界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12]

　　這以后，邊界問題便正式提到中蘇兩國的外交談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蘇雙方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在談判中，中方要求蘇聯肯定俄國沙皇政府與中國清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而蘇方拒不承認那些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雙方立場對立，談判因此未獲結果。在此期間，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評1963年12月31日赫魯曉夫就和平解決領土和邊界爭端致世界各國政府首腦的信，認為“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和邊界問題”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效勞的新騙局”。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還指責這份文件是修正主義的、反馬列主義的文件。[13]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提出：“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于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14]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引起國際上重大反響。9月10日毛澤東又對法國客人解釋此事，說明這并不是一定要蘇聯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中國，而只是說這是不平等條約，關于這樣的問題還多呢。[15]這即充分表明了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和目的。兩個月后，蘇聯對此做出了反應。赫魯曉夫在9月15日與日本議員的談話中強調：“蘇聯的領土是歷史形成的”，“蘇聯的邊界是神圣的”，“誰膽敢破壞它，誰就會遭到蘇聯各族人民的最堅決的反擊”。赫魯曉夫還提出：“中國的歷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國沙皇的掠奪者”，他們“奪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6]10月毛澤東在分別會見崔庸健和巴盧庫時又進一步提出了蘇聯違犯中俄不平等界約而侵占的中國領土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現在是“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17]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里，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各自利用同外賓談話的機會，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爭取在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放空炮”的同時，開始向中蘇邊界地區增兵，繼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于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蘇軍再度進駐蒙古之后，1966年1月蘇蒙又進一步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聯由此將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的前哨推進到了距中國首都北京只有幾百公里的地方，這樣就使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的軍事威脅。

　　隨著蘇聯對中國軍事壓力的逐漸加強，蘇聯開始在中蘇邊界不斷制造事端。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18]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了。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一再挑起嚴重的邊界糾紛，中國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又成為邊境沖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沖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斗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沖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制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蘇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1969年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用沖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的嚴重挑釁事件。[19]中蘇邊界事件不斷擴大，終于在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地區的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中國軍隊通過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保衛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有力地抗擊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權主義政策。

　　三、中蘇邊界沖突升級的緣起

　　中蘇邊界沖突逐步升級，演化為珍寶島較大規模的武裝沖突，是兩國關系日趨惡化在邊界問題上的必然反映。在這個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面對蘇聯日益嚴重的軍事威脅，特別是不斷在中蘇邊境地區制造的事端，毛澤東從維護國家安全利益出發，自1960年代中期起即開始考慮對中國的對外戰略進行調整，并把中蘇邊界問題也放入其對外總體戰略的思考當中，進而將邊界問題作為對美關系緩和、聯合世界各種政治力量重點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一個重要突破點，通過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完成對外戰略目標的轉移。

　　1960年代初，在美蘇夾擊的嚴峻形勢下，毛澤東改變了聯蘇抗美“一邊倒”的外交政策，逐步把“蘇聯修正主義”也確定為中國反對的對象，提出了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外交戰略。在“反帝”和“反修”的力量分配上，毛澤東雖然仍將側重點放在反帝統一戰線上，明確提出主要斗爭對象是美國，但是對美帝國主義對中國構成威脅的看法已開始發生變化。在毛澤東看來，美國是帝國主義國家中最強的，也是最弱的，因為它“手伸得太長”，占的地方太多，力量分散，就如同“十個指頭按十只跳蚤，結果是一個也抓不到”。[20]1961年5月美國對越南南方進行“特種戰爭”以后，1962年毛澤東在對越南國防部長武元甲分析形勢時即曾指出，在東南亞進一步出兵，美國也沒有出路，把中國、北越和其他東南亞國家都鬧起來了，他吃不消。[21]“東京灣事件”發生，美國對越武裝干涉升級之初，1964年8月13日毛澤東在對越南領導人黎筍分析美國攻打越南北方的問題時談道：看來美國、越南和中國幾家都不想打，所以打不起來。并贊同越共中央政治局做出的采取巧妙辦法，不去惹美國的決定。[22]在對美國是否會打中國這一問題的認識上，毛澤東針對有人提出的“在短期內蘇聯是美國的主要敵人，長遠看中國是其主要敵人”的說法指出：帝國主義是實用主義者，長期對他們來說不那么重要，太久了。美國要打中國就得拉日本等國，日本不參加，美國就不敢打。[23]

　　1965年3月美國進一步擴大越南戰爭，同時對中國云南、廣西和沿海地區實施海空騷擾，在客觀上構成了對中國的戰爭威脅。4月2日周恩來請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總統約翰遜轉達中國政府的四點立場：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中國說話是算數的，所承担的國際義務要履行；中國是做好了準備的。中國的這些政策既是謹慎的，又是有準備的；如果美國把戰爭強加于中國，不論來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原子武器在內，它將進得來，出不去。[24]對此，雖然由于美方推遲了阿尤布·汗的訪問，中國未能直接從約翰遜處獲得答復，但是約翰遜關于在越戰升級中美國無意侵犯和轟炸中國，無意侵犯和推翻北越政權的意思，卻通過中美華沙大使級會談中的美方代表明確地傳達給了中國。[25]

　　[1] 薛銜天等編：《中蘇國家關系史資料匯編(1917—1924)》(以下簡稱《匯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58頁。

　　[2] 《匯編》，第87頁。

　　[3] 《匯編》，第241頁。

　　[4] 《匯編》，第198頁。

　　[5] 《匯編》，第206頁。

　　[6] 《匯編》，第212、215、218頁。

　　[7] 《匯編》，第242、244、247、248、249頁。

　　[8] Mark Kramer, The USSR Foreign Ministry’s Appraisal ofsino-Soviet Relations on the Eve of the Split, September 1959,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ed.,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178.

　　[9] 參見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與法國技術展覽會名譽主席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10] 周琪文等編：《特殊而復雜的課題——共產國際、蘇聯和中國共產黨關系編年史(1919—1991)》，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34頁。

　　[11] 參見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12] [蘇]A·普羅霍羅夫著、北京印刷三廠工人理論組等譯：《關于蘇中邊界問題》，商務印書館1977年版，第210、212頁。

　　[13] 1964年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

　　[14] 普羅霍羅夫前引書，第211頁。

　　[15] 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16] 《特殊而復雜的課題》，第541頁。

　　[17] 1964年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的談話，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18] 1969年5月24日中國政府關于中蘇邊界問題的聲明，見《人民日報》，1969年5月25日。

　　[19] 參見徐焰：《1969年中蘇邊界的武裝沖突》，《黨史研究資料》1994年第5期，第4-6頁。

　　[20] 1964年1月7日毛澤東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513頁。

　　[21] 1964年10月16日毛澤東與古巴黨政代表團的談話，1962年毛澤東與武元甲的談話。

　　[22] 1964年10月5日毛澤東與越南總理范文同等人的談話。

　　[23] 1964年1月17日毛澤東與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等人的談話，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等人的談話。

　　[24] 《當代中國外交》編委會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頁；中國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編：《周恩來外交活動大事記(1949—1975)》，世界知識出版社1993年版，第445頁。

　　[25] 麥克法夸爾：《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alRevolution)第三卷(手稿)，第16章第490頁。麥克法夸爾教授這部新作的英文版最近將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我在中共黨史研究室李向前同志處讀到了這部書的手稿。

　　與此同時，美國國內要求弱化同中國對抗的輿論也愈益廣泛，反戰情緒不斷高漲。在勃列日涅夫政權趁美國陷入越戰困境之機加緊向外擴張，形成與美爭霸的咄咄逼人的形勢下，美國認識到蘇聯是對其自身安全的最大威脅，也開始考慮聯華遏制蘇聯，從而對中國做出了種種松動國家關系的姿態。這些跡象都受到毛澤東和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注。

　　另一方面，自196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重點反對赫魯曉夫集團的反修統一戰線的分量不斷加碼。面對蘇聯構筑的對華戰略包圍以及中蘇邊界地區蘇方的軍事重壓，毛澤東在提出建立反帝反修統一戰線的國際戰略策略的同時，實際上就已經開始注意將中蘇關系與國家安全利益、與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結合到一起進行思考，著手在對兩條戰線的作戰中將主要矛頭逐漸轉向蘇聯。毛澤東在1963年和1964年會見外賓的談話中，一是反復強調赫魯曉夫的蘇聯“有核武器，又是大國，又是社會主義國家”，大批大批的原子彈在美國和蘇聯，“他們經常拿在手上晃著，嚇唬人”，而中國即使研制出原子彈，“同美蘇比，還是十個指頭中一個指頭也不到”；[1]一是不斷提出蘇聯攻打中國的問題，指出蘇聯在壓中國屈服的各種措施都不能奏效之后，“還有打仗”這一條。毛澤東還多次在會見外賓時提出：“赫魯曉夫會不會打我們”?“派兵占領新疆、黑龍江，打進來，甚至內蒙古”，“有可能沒有可能”?并表示對此“我們要準備”。[2]中共中央在1964年便針對越南戰爭升級做出了準備打仗和加強三線地區建設的重大決策。1965年9月2日國家計委重新草擬了以備戰為中心的“三五”計劃安排情況匯報提綱，9月18日至10月12日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批準了“三五”計劃以“國防建設第一，加速三線建設，逐步改變工業布局”的基本方針。[3]由此，中國經濟建設的中心便從解決吃穿用轉變為備戰。事實上，這種變化并非只是對美國升級越戰的反應，其中已含有極大的對蘇備戰的成分。在毛澤東看來，蘇聯與美國一樣也是一只大紙老虎，嚇唬不了人，中國“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4]毛澤東要與蘇聯抗爭到底。

　　對于中國國內和中共黨內的形勢，毛澤東也做出了更為嚴峻的估計。他認為黨內已經有了赫魯曉夫的人，他們等待時機，總是想復辟，而全國想復辟的地主資產階級已有3500萬人。[5]隨著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深入，毛澤東已經開始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他還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并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6]于是，在對外戰略的重點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毛澤東也把國內階級斗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并在這樣的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在中蘇關系繼續惡化的過程中，1968年蘇聯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國立即指出蘇聯已經走上了社會帝國主義的道路。蘇聯霸權主義的行徑引起毛澤東的警惕，在他看來，蘇聯對中國的威脅不只是“放空炮”的問題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已經取代了美國帝國主義的位置，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的頭號敵人。這樣，中國與美國在國家安全利益方面就有了共同的語言，有了可以聯手抗衡蘇聯的基礎。此后不久，蘇聯在中蘇邊境地區制造的邊界沖突自然就促使毛澤東在重新劃分世界政治力量、對反帝反修戰略策略思想進行重大調整時，把中蘇邊界問題也列入其中，并開始考慮如何充分發揮邊界問題的制衡作用。實際上，1964年在邊界問題上“放空炮”，不過是毛澤東利用邊界問題的緊張空氣，在中蘇外交談判中爭取主動權的策略。而至1960年代末，面對蘇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頻繁挑釁，邊界沖突的不斷升級，毛澤東提出蘇聯社會帝國主義的侵略性問題，其考慮就更加深遠了：就解決國內“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而言，有利于穩定混亂的局面；就國際斗爭而言，則更有利于讓全國人民認清對中國的威脅究竟來自何方，[7]有利于引起世界各國對蘇聯的侵略性及中蘇關系現狀的關注，有利于在國際緊張局勢的壓力下調動國內一切積極因素，造成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巨大聲勢。正是在這個時刻，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決定在適當的時候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并在1969年春著手籌備召開“九大”。[8]鑒于中國共產黨的歷次代表大會都要制定和宣布新的大政方針，提出新的任務和方向，因此召開“九大”所選擇的時機就顯得特別重要。顯然，毛澤東關于國內國際戰略的調整方向已經確定，而且即將公諸于世了。如此看來，珍寶島事件發生在中共“九大”召開之前，即已說明這不是一次單純的邊界沖突事件，而是有著重要歷史背景的。

　　中國對于蘇方不斷挑起的邊界事端，的確有一個忍讓、準備和反擊的過程。反擊是必定的，問題就在于時機的選擇。七里沁島流血事件之后，1968年1月24日中央軍委電示沈陽、北京等有關軍區，加強中蘇邊界東段邊防警戒的重點部署，邊防部隊要嚴格遵守針鋒相對，后發制人和有理、有利、有節的原則，并要求邊防部隊注意選擇政治上有利的時間、地點和情況，事先做好準備，多設想幾種可能，擬定行動方案，有重點、有計劃地打擊蘇軍的挑釁，力爭做到“不斗則已，斗則必勝”。同時強調邊防斗爭主要是搞好政治、外交斗爭，邊防上每一行動都要考慮全局，按政策辦事，嚴格執行請示報告制度。[9]這樣，從1968年初到1969年初，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對沖突程度的嚴格控制及調整下，中國邊防軍在蘇聯挑起的一系列事端中只是做出有限的反應，始終采取了忍讓和克制的態度。直到1969年1月25日，黑龍江省軍區才提出了珍寶島地區反干涉斗爭的方案，設想以3個連左右的兵力參加該地區的斗爭，以一部兵力上島潛伏，并在珍寶島附近的公司邊防檢查站設立指揮所。對此，沈陽軍區基本同意。2月19日總參謀部、外交部也予以同意。總參在給沈陽軍區和黑龍江省軍區的復電中要求要選擇重點，預有準備地堅決予以自衛還擊，速斗速決，不予糾纏。周恩來還強調對蘇邊防斗爭“既要掌握好進行政治斗爭的邊防政策，又要準備好重點進行自衛反擊斗爭以為后盾”。中共中央同意選擇珍寶島作為自衛反擊的重點。[10]這樣至2月末，中國方面已對在珍寶島地區進行自衛反擊問題做了周密的安排。3月2日中蘇珍寶島武裝沖突終于爆發。

　　珍寶島事件發生后，蘇共給東歐黨發出的內部情況通報反映出，蘇方對中方行動的最初反應是目瞪口呆，而且滿腹狐疑。通報還說，情況表明此事件之前中國政府已做了長時間的準備。[11]盡管蘇聯的這個通報不乏消除東歐各國在蘇侵捷后產生的恐懼感的成分，但蘇聯軍方對中國的反擊缺乏準備還是事實。[12]然而，根本的問題并不在于沖突的雙方在這次事件中哪一方有所準備，也不在于誰先開了第一槍。畢竟，珍寶島事件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而是中蘇邊界長期沖突的繼續，是中國對蘇聯不斷挑釁的反擊，而且事件發生在中國的領土上。作為歷史研究的著眼點，關鍵問題在于這次事件選擇的時機，在于一次小小的邊界事件在中國和國際上引起的轟動效應，它表明中蘇邊界爭端已成為中國對國際戰略問題考慮的一個重要因素，構成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策略的一個關鍵性環節。
　　四、珍寶島事件的后果
　　既然毛澤東已經把中蘇的邊境沖突納入了中國調整對外戰略的整體思路和策略安排，那么珍寶島事件的后果也就直接促成了1970年代初毛澤東對外戰略的調整。
　　1969年中蘇邊界沖突升級對于歷史研究的重要性還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事件的后果，在于中國對這次事件所做出的異乎尋常的反應。
　　第一，珍寶島戰斗之后，中國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城鄉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游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里，參加示威游行的軍民已達4億人次以上。[13]
　　第二，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匯報時指出：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還說，讓敵人沾點面子，他占了牡丹江，外國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強調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早打，打常規戰，打核大戰。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要準備打仗”，并說：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這也就通過黨的代表大會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準備打仗”的號召。此后，蘇聯繼續擴大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并于8月13日在中國西部邊境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制造了帶有報復性質的嚴重流血事件。面對中蘇邊境持續緊張的局勢，中國的戰備工作開始進一步超出常備規模，從政治、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臨戰階段。
　　第三，毛澤東針對蘇聯的舉動是做給美國看的。毛澤東看完一份關于珍寶島事件的報告后說，中蘇交戰“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還說由于中蘇分裂，美國由打“兩個半戰爭”縮減到打“一個半戰爭”了，美國將根據中蘇各方的利益來考慮并決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4]1969年2月毛澤東就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元帥一項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四位老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6月7日至10月進行了近20次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了《從世界看一棵珍寶樹》、《對目前形勢的看法》等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斗爭，提出中美都各以蘇修為敵，蘇修不敢同時進行兩面作戰，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陳毅還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系的設想。[15]
　　第四，1969年初以來，美國也開始向中國發出緩和關系的信號，中國對此不失時機地做出了積極反應；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華沙會談翻開了新的一頁；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讓他站在自己身邊一起檢閱游行隊伍，事實上向美國傳遞了緩和的信息。毛澤東做出了打開中美關系僵局的重大決策。
　　對于任何外交事件、邊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國對珍寶島邊界沖突的反應，一方面是從傳統地緣政治關系的角度出發，對蘇聯的大規模軍事威脅及核威脅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向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公開顯示中蘇兩國已經走到戰爭的邊緣，雙方關系的惡化已無法挽回，通過利用國家關系中最敏感的邊界問題，打破國際上對中蘇是否真正分裂、是否還會攜手共同對敵的猜疑，公開表明中國與美國已具有了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此時仍將美蘇兩霸并提，實質上只是一個形式，一種策略、宣傳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這即為中美聯合抗衡蘇聯的對外戰略調整做了充分的鋪墊。
　　蘇聯對于這次邊界沖突，特別是中國在沖突后的舉措也是頗值回味的。珍寶島沖突硝煙初散后，蘇聯隨震驚而來的是滿腹疑團，開始懷疑中國的動機、目的何在。他們認為毛澤東已抱有向西方尋求援助的意圖，指責中國試圖與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等國進行政治調情。[16]可見，蘇聯對中美聯手抗蘇的趨向也是憂心忡忡的。故此，蘇聯一方面對中國實施核威脅，一方面又表示愿意同中國恢復協商，積極謀求緩和雙方關系。而蘇聯的核威懾雖然嚇不倒中國，但既然中國在邊界沖突問題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軍事目的，珍寶島事件的政治意義本就大于軍事意義，那么，使兩國處于戰爭邊緣的緊張關系緩和下來并摸清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意向也對中國更有利。于是，毛澤東批準了柯西金提出的來京會談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訂一個關于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協議。[17]會談中柯西金還提出了在鐵路和航空交通、高頻電話通信等方面聯系正常化；建立和發展雙方的經濟聯系，擴大貿易往來，簽署當年并次年的貿易議定書，確定目前五年計劃(1970—1975)期間雙方經貿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議。周恩來答復說，將就這些建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柯西金同時還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請周恩來向毛澤東轉達希望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愿望。[18]表露了與中國緩和關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來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担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復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并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國家間的專項協定。[19]這就等于在兩國關系最緊張的時候，向中國做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正式保證。顯然蘇聯試圖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系，擺脫處于中美聯合壓力之下的被動局面。[20]
　　然而，蘇聯領導人的口頭保證并不能消除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消除對中國進行“核手術”的威脅，何況毛澤東也不可能僅憑與蘇聯的一紙協議就更改剛剛開始調整的對外戰略方針，從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間認識上的混亂。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時柯西金剛飛離北京不久，中國外交部就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將發表的經雙方商定的關于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文稿須做一些改動，刪去“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一句。不久，蘇駐華使館參贊葉利扎維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詢問緣由，喬向上一指，暗示沒有最高層的同意，就是國務院總理也不能處理這樣的問題。[21]對于柯西金提出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也基本沒有響應。全國對蘇備戰的緊張氣氛依舊持續升溫。10月中旬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從中央到地方都處于臨戰狀態。中蘇邊境地區的中國軍民更是劍拔弩張，不可能再談及對蘇緩和問題。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蘇方拒絕討論“機場會談”達成的協議草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22]甚至否認雙方所達成的諒解，中國認為蘇方態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談判雖然持續未斷，但也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中蘇雙方在會談、談判上的交手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蘇聯担憂中美聯合抗蘇，從而在保證不會對中國發動進攻之后，想避開邊界問題上的爭執，謀求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一再強調緩和蘇中關系符合兩國利益及社會主義陣營利益，利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及對越南等國人民的支持。[23]但是長期存在的蘇聯對中國的強大壓力已經使毛澤東選擇了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新戰略，對于蘇聯方面的種種建議自然就不會、也無須再加以注意。毛澤東已經用邊界問題在對蘇政治斗爭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國得以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的變動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1970年毛澤東打破了中美20年長期交惡的局面，1971年展開對美“乒乓外交攻勢”，1972年2月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聯合抗衡蘇聯威脅的態勢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澤東又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24]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25]明確了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主旨，最終完成了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策略的調整。毛澤東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出發，以戰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動一子而活全局，促動了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打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取得了中國外交的突破性進展。（本文原發表于《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 1963年9月3日毛澤東與印尼共總書記艾地的談話，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與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1963年5月22日毛澤東與新(西蘭)共總書記威爾科克斯的談話。
　　[2] 1964年2月27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10月7日毛澤東與崔庸健的談話，10月9日毛澤東與巴盧庫的談話。
　　[3]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62頁。
　　[4] 1964年1月30日毛澤東與法國議員代表團的談話，9月10日毛澤東與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
　　[5] 1964年4月10日毛澤東與日共代表團的談話，2月29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9月4日毛澤東與老撾愛國戰線黨文工團團長宋西的談話。
　　[6]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0、255頁。
　　[7] 1989年5月16日鄧小平在同戈爾巴喬夫談話時指出：“確切地說是近三十年，中國人感到對中國的威脅從何而來。”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2頁。
　　[8] 中共中央在1967年末就已經開始考慮召開“九大”(參見1967年11月5日“毛澤東關于‘九大’和整黨問題的談話”)，問題只在于時機的選擇。
　　[9] 李可、郝生章：《“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318頁。
　　[10] 李可、郝生章前引書，第319、320頁。
　　[11] 該通報說，據對蘇方死亡士兵尸體的檢查，傷口來自于近距離的槍擊或刀扎。見前東德統一社會黨檔案館檔案第1號：1969年3月8日“蘇聯就1969年3月2日中蘇邊界沖突給德意志民主共和國領導的報告”，DocumentNo.1： 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 Sino-SovietBorder Clash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inter 1995/1996, pp.189,190.
　　[12] 在3月15日凌晨開始的戰斗中，蘇聯邊防軍根據當時情況要求指揮部派坦克和炮兵進行增援時，蘇方卻由于勃列日涅夫和國防部長格列奇科的出訪而無人能做出相應的決定，直至中午與最高領導人聯系上以后，蘇軍才向邊防軍派出增援部隊。見葉利扎維金《柯西金與周恩來北京機場會談》一文“導言”作者烏索夫對蘇方“達曼斯基島事件”參加者的采訪記錄，А.Елизаветин,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5，сс.44,62.
　　[13] 見《人民日報》，1969年3月13日。
　　[14] 吳旭君：《毛澤東的心事》，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44、645頁。
　　[15] 熊向暉：《打開中美關系的前奏》，《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72、87頁。
　　[16] Document No.1： Soviet Report to GDR Leadership on 2 March 1969Sino-Soviet Border Clash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p.189,190.
　　[17] 《當代中國外交》，第126頁。
　　[18] А.Елизаветин,Переговоры　А.Н.Косыгина　и　Чжоу　Эньлая　в　Пекинском　Аэропорту，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с.117,118;
　　前東德統一社會黨檔案館檔案第3號：“蘇聯關于1969年9月11日柯西金-周恩來會談的報告”，Document No.3： SovietReport on 11 September 1969 Kosygin-Zhou Meeting, Cold War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 1995/1996, p.192.
　　[19] А.Елизаветин前引文，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5，с.57.
　　[20] 1969年9月22日蘇共哈巴羅夫斯克(伯力)區、市委員會召開領導干部會議，與會者一致擁護蘇共中央關于使蘇中關系正常化、鞏固并發展兩國關系的方針。會上七名發言人的主調是，對蘇共正在尋求鞏固蘇中關系途徑的做法表示高興和贊同。見1969年9月22日蘇共哈巴羅夫斯克區、市委員會領導干部會議發言速記及哈巴羅夫斯克市委上報蘇共中央組織部的會議紀要，DocumentNo.1： Stenographic Record of Meeting of Khabarovsk regional and cityparty officials, 22 September 1969; Document No.2： InformationReport Sent by Khabarovskiy Kray(Territory) Committee to CPSU CC, 22September 1969,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Winter 1995/1996, pp.194-198.
　　[21] А.Елизаветин前引文，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119.
　　[22] А.Елизаветин前引文，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3，№1，сс.113-115.
　　但中國有材料說，柯西金在會談中同意了這個概念。見《當代中國外交》，第242頁。另外，柴成文在《周恩來領導我們進行邊界談判》一文中介紹說：經對此概念反復探討，最后柯西金講：“爭議地區，就是你們說是你們的，我們說是我們的地區。”見《黨的文獻》1991年第3期，第47頁。
　　[23] Document No.3： Soviet Report on 11 September 1969 Kosygin-ZhouMeeting,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inter1995/1996, p.192.
　　[24]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與基辛格、1974年1月5日毛澤東與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的談話。“一條線”是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大片”是指這條線周圍所有的國家。
　　[25] 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與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的談話。

李丹慧 2013-08-28 09:5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