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分裂與“文革”時期中國外交

簡體傳統

　　“文化大革命”時期的中國外交有著深厚的中蘇關系的背景。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兩國關系破裂的結果一方面導致了“文革”初期中國極左外交路線、方針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關系緩和的轉機，促使毛澤東在加速對外戰略策略調整的進程中，及早察覺和扭轉了外交領域的動亂局面，并最終確立起聯美抗蘇的戰略大思路，提出“劃分三個世界”的戰略策略思想，使中國擺脫了兩面對敵的不利處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與此同時，也正是由于中蘇交惡的陰影籠罩，而致“文革”時期中國的外交思維和外交行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對蘇聯和東歐的政策和策略在某些方面缺乏靈活性和調整余地。中蘇分裂的背景因素賦與“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以大落大起的鮮明特色，使“文革外交”成為建國以來中國外交事業發展過程中的一個由“非常”到“準正常”的特殊階段，為以后中國的外交工作逐漸納入國際舞臺和國際交往的正常軌道準備了條件。
　　一
　　“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的外交工作由于中蘇分裂，反帝反修，特別是反修色彩愈益濃重，以美蘇劃線，對美國、蘇聯的盟國和與其接近的國家，或定為“美帝國主義的走狗、幫兇”，或視作“修正主義的伙伴”、“赫魯曉夫的走狗”，[1]皆為攻擊的對象，推行了一條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極左外交路線，極大地干擾了國家外交方針、政策的正常制定與實施，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國際形象，使中國的外交環境急劇惡化。
　　“文革”初期外交領域的混亂狀態主要表現為：
　　(一)奪權風潮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領導機構，國家外交大權一度旁落，外事工作失控。
　　在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左傾錯誤論點指導下，林彪及江青、康生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員插手外事工作，全面否定建國17年來外交工作所執行的正確外交路線和方針政策，否定外交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并把強加給外事工作的“三和一少”修正主義路線的罪名，再上綱為“三降一滅”。外事部門大批領導干部遭到揪斗，奪權風潮普遍波及外交部等外事領導機構。1966年9月9日，毛澤東在一封來信上批示：要求一切駐外機關“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中國駐外使領館即開始搞“四大”，駐外大使幾乎全部應召回國參加“文化大革命”運動，中國駐外機構的正常工作受到極大影響。1967年2月7日中央發電指出內外有別，使、領館一律不準搞“四大”之后，各駐外使、領館才基本穩定下來。[2]
　　隨著1967年全面奪權的開展，全國動亂升級。林彪、江青、康生等人進一步插足外事口，鼓動揪批陳毅，奪取外交權力。7月，江青等人借毛澤東讓王力過問外交部運動之機，再次鼓動外交部造反派奪權。在關鋒、戚本禹等人操縱下，北京外國語學院和外事系統的一些造反派，在外交部大門外“安營扎寨”，靜坐絕食，要求揪斗陳毅。8月7日，王力對外交部造反派發表談話說，“揪陳毅大方向當然對”，“紅衛兵就不能干外交”?“現在外交部還是原班人馬”，“為什么不能動一動班子”?“還是三結合班子好，以革命造反派為主體”，“讓我們共同努力把外交部搞成徹底革命的外交部”。[3]16日，外交部系統的造反派即沖砸外交部政治部，查封外交部黨委，宣稱奪了外交大權，擅自以外交部名義向中國駐外機構發號施令。外交部副部長姬鵬飛、喬冠華等人被押上街頭賣紅衛兵小報，幾乎所有大使、參贊、司局長都遭到揪斗。國家外交大權旁落，外事領域失控的局面進一步擴展。8月22日晚，在北京發生了由幾十個造反派組織制造的萬人圍攻英國駐華代辦處，火燒辦公樓、批斗英代辦的事件。與此同時，還發生了造反群眾砸印度、印尼駐華使館和準備沖緬甸駐華使館的事件。
　　(二)熱衷于搞世界革命，以中國為中心，通過全球的革命運動和革命戰爭，一舉消滅帝修反。
　　“文革”時期，中國推行一條唯我獨革，四面出擊，打倒一切的外交路線，“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之說風行一時，外交工作進一步走上反對帝修反的所謂“革命外交”道路。1965年9月3日《人民日報》發表林彪的文章《人民戰爭勝利萬歲》，提出：毛澤東關于以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理論，“對于今天世界上一切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斗爭，特別是對于亞洲、非洲、拉丁美洲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革命斗爭，更是突出地具有普遍的現實意義”。“今天的世界革命，從某種意義上說，也是一種農村包圍城市的形勢”。由此，“文革”開始后，中國將“正在臨近”的世界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亞非拉，實施世界范圍的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積極輸出革命，不但支持那些尚未取得政治上獨立的國家進行武裝斗爭，而且還鼓動一些已獲政治獨立的國家繼續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走非資本主義道路。1967年3月20日，林彪在軍以上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提出，中國對世界革命起決定因素，“中國不倒”，“世界就有希望”，“中國一片紅，就等于整個歐洲一片紅”。根據毛澤東指示，這個講話的錄音向全軍人員和全國紅衛兵播放。中共中央并印發了這篇講話。[4]同年11月6日，林彪在慶祝蘇聯十月革命50周年大會上又提出要把“祖國建成更加強大的世界革命根據地”。[5]“中國是世界革命中心”的信念致使一些外事工作人員采取種種所謂革命行動，與“帝修反”進行面對面的抗爭。1967年1月，中國留歐學生69人回國途經莫斯科，在列寧、斯大林墓前集體朗讀毛主席語錄而被蘇方軍警圍攻毆打。國內群眾開始在蘇駐華使館周圍游行，紅衛兵在北京機場圍攻了蘇聯撤回國的外交人員家屬。1月至2月，在北京發生了多起紅衛兵圍攻捷、波、匈、保等國駐華外交官的事件；一些紅衛兵還非法越過國境，到越南、緬甸等國去參加反抗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實際斗爭”。
　　(三)不顧內外有別的外事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對外活動的中心任務，強加于人。
　　1967年11月6日經毛澤東審閱發表的兩報一刊編輯部文章《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一文，把毛澤東關于“文化大革命”的理論概括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指出這一理論“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樹立了第三個偉大的里程碑”，宣稱“世界已進入毛澤東思想的新時代”。由此，外事工作一度突破了內外有別的原則，把宣傳毛澤東思想作為外事活動的一項主要任務。《毛主席語錄》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廣泛發行，毛主席像章也被作為革命的標志輸出國外。在中國邊境地區，一些造反群眾用高音喇叭向朝鮮等鄰國宣傳“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思想；在一些國家并發生了中國駐外人員強迫華僑學生或外國人佩戴帶毛主席像章、接受中國的政治口號和個人崇拜的做法、接受“文化大革命”的宣傳等事件，引起駐在國的憂慮和反感。
　　上述“文革”初期極左外交路線及外事領域動亂局面的形成有著深厚的中蘇關系惡化的國際背景，其與毛澤東的對蘇認識、中蘇意識形態分歧乃至兩黨關系破裂、兩國關系急劇惡化的進程有著密切的聯系。甚至可以說，中蘇分裂構成了“文革”初期中國制定外交路線和方針的一個基本出發點。
　　其一，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在內政外交政策上發生重大背離，[6]毛澤東認為赫魯曉夫欲把中國的軍事、外交納入蘇聯的戰略軌道，從而對蘇聯產生了極度的不信任感和戒心，并開始將中國黨內及國內出現的意見分歧和所謂“單干風”、“翻案風”、“黑暗風”與赫魯曉夫聯系到一起，尋找這些現象的國際背景，認為黨內已經有了赫魯曉夫的人，如彭德懷，倘若他像赫魯曉夫那樣掌握了黨、軍隊和政權，那么今天我們就可能和莫洛托夫、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他們的處境一樣，也可能被殺掉了。[7]由此，隨著反對修正主義斗爭的深入，毛澤東開始把階級斗爭的重點轉向黨內，提出了中央出修正主義的問題，并特別強調“要警惕赫魯曉夫那樣的個人野心家和陰謀家，防止這樣的壞人篡奪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提出“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8]這樣，毛澤東在把對外戰略的重點逐漸從反對美帝國主義轉向反對蘇聯修正主義的同時，也把國內階級斗爭的重點從防止美國的和平演變戰略轉向防止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在中國的重演，進而在此理論基礎上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既然成為發動“文革”的主旨，自然也就對“文革”時期的外交產生了重大影響。事實上，毛澤東讓王力過問外交部運動，就有要“無產階級革命派”掌握外交大權，在外交領域貫徹其反修防修思想的意圖在內。結果，奪權風潮所及，造成了中國外交工作的極度混亂。
　　其二，1960年代初，中蘇兩黨開始就國際共運總路線、時代、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社會主義革命、帝國主義本性等一系列問題展開論爭。中國黨以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為反面教員、批判靶子，在時代等問題上堅持“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時代”等提法的同時，對資本主義的自行調節能力估計不足，對無產階級力量估計過高，不適當地強調了帝國主義戰爭的不可避免，強調戰爭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戰爭的過分樂觀的世界革命大前景，強調國際階級斗爭。與蘇共意識形態上的尖銳對立，使中國黨在激烈的論戰中忽視了1950年代以來國際環境中出現的和平因素，國際局勢趨向緩和的歷史契機，以及世界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愿望和共同利益，忽視了1950—6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科技、文化大發展所產生的巨大效應，局限于世界革命的認識之中，不僅在國際斗爭中繼續強調反帝反修，而且把反對各國反動派的斗爭提高到不應有的高度，嚴重擴大了打擊面。
　　其三，由中蘇意識形態分歧而致的國際共運大論戰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化乃至破裂，中國在處理國家關系和政黨關系方面，以蘇劃線的色彩愈益濃重。在強列的反對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意識下，中國黨一度以自己的理論、方針、政策為區分真假馬列主義的準繩，混淆馬列主義與修正主義的是非界限，把對中國現行路線、方針不理解的兄弟黨和國家，統統劃歸修正主義政黨、赫魯曉夫集團，加以反對。這時在毛澤東看來，除了帝國主義的走狗、蔣介石的走狗之外，還有赫魯曉夫的走狗。“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了”。[9]從而更加強化了中國“唯我獨革”的觀念，為挽救“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10]
　　的局面，對外大力宣傳作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第三個里程碑”的毛澤東思想。
　　“文革”初期極左思潮的泛濫，極左外交方針的推行，給中國的外交環境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時間里，中國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40多個國家中的近30個國家先后發生外交糾紛，[11]國家關系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壞。在亞洲國家中，同印度、印尼、緬甸的關系進一步惡化，東盟國家對中國更加疑慮和敵視。與非洲國家關系出現倒退。除駐埃及大使黃華外，中國駐非洲國家的許多使館由造反派掌權，干涉駐在國內部事務，引起這些國家的嚴重不滿，其中不少國家對中國采取了戒備措施，有的關閉其駐華使館，有的中斷了外交關系。中國與拉丁美洲國家之間的貿易往來和其他交往也受到影響。對歐洲國家，中國只與阿爾巴尼亞和羅馬尼亞關系比較密切，同其他建交的歐洲國家基本沒有互訪活動。特別是同英國的關系，降到最低點。在此期間，正式派出政府代表團訪華的國家大大減少，因各種問題與中國發生爭執的國家卻大大增多。中國的國際形象及對外關系受到嚴重損害。
　　二
　　如果說中蘇分裂構成了“文革”以及“文革”初期外交工作混亂和失控狀態的背景，那么，也正是中蘇關系不斷惡化的狀況，促使中國在“文革”中期開始調整對外戰略和策略。面對1960年代中期以后愈益增強的蘇聯的軍事威脅，毛澤東在對外實施反帝反修統一戰線戰略的力量分配上，不斷加重反修統一戰線的分量，開始考慮對兩條戰線作戰的外交戰略進行調整，將斗爭的主要矛頭逐漸轉向蘇聯。
　　隨著中蘇兩黨的分裂，兩國國家關系也處于越來越緊張的狀態，邊界爭端持續升級。蘇聯根據1963和1966年與蒙古簽訂的防務協定和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將軍事力量向中蒙邊境推進。1960年代末70年代初蘇駐蒙軍隊已達幾個師，并在蒙古國建立了導彈基地。這樣，與中國邊界長約4500余公里的蒙古國，事實上對中國華北、東北、西北三個方向構成了軍事威脅。從中蒙邊界的二連浩特經張家口到中國首都北京的直線距離只有560余公里，蘇軍戰略軍團的當前任務縱深則可達700余公里，完成當前任務的時限為10-14晝夜，而中蒙邊界地區地勢基本平緩，尤其便于蘇聯坦克機械化部隊的前進及展開。而蘇聯部署在其國土縱深的洲際導彈和靠前部署的中程導彈可以攻擊中國全境；部署于遠東戰區的遠程航空兵如從中國“三北”方向入襲，作戰半徑可達長江一線。[12]
　　1968年8月蘇聯武裝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國，在6個小時內出兵占領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與此同時，蘇聯在一系列聲明和宣言中提出了“有限主權論”、“國際專政論”、“社會主義大家庭論”、“利益有關論”、“大國特殊責任論”等被稱為“勃列日涅夫主義”的一套理論，為任意干涉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制造依據。翌年6月，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又提出了建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的倡議。以后，蘇聯先后派出二十多個代表團到東南亞、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和地區進行活動，宣傳“亞安體系”，試圖拉這些國家一起建立一個新的針對中國的包圍圈。
　　面對蘇聯構筑的對中國的戰略包圍，以及蘇聯重兵壓境的戰略態勢，中國深刻感受到了蘇聯的嚴重威脅，認為蘇聯正成為中國國家安全所面臨的最大、最現實的危險。在毛澤東看來，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已取代了美帝國主義的位置，成為中國及全世界各國的頭號敵人。這樣，毛澤東開始探尋聯美抗蘇的可能性，著手進行對外戰略策略的調整。與此相應，也就不能允許外交領域的無序狀態繼續存在下去。
　　對于極左思潮給外交工作帶來的嚴重干擾和破壞，毛澤東早有察覺，并且及時地不斷采取措施予以糾正。1967年8月，毛澤東批評王力“8·7講話”是“大、大、大毒草”。[13]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決定對王力、關鋒隔離審查(翌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離審查)。外事系統的動亂局勢由此有所緩解，外交失控現象基本得到控制。
　　1967年11月，毛澤東批示認為，日本安齋庫治等人關于日本不能走農村包圍城市道路的意見是正確的。從1968年3月起，毛澤東又針對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種種“以我為中心”的做法，做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對外宣傳“不要強加于人”，“對一切外國黨(馬列主義)的內政，我們不應干涉”等批示，并批評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14]1969年3月，毛澤東指出極左思潮破壞外交工作的嚴重后果，說：“我們現在孤立了，沒有人理我們了。”[15]
　　1969年5月1日晚，毛澤東、周恩來等在天安門城樓先后接見了阿爾巴尼亞、巴基斯坦、贊比亞、瑞典、柬埔寨、剛果(布)、坦桑尼亞、幾內亞等8國新任駐華大使。翌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時，毛澤東又在天安門城樓會見了亞、非、歐40個國家的駐華使節，同一些使節進行了重要談話，并與21個國家的使節握手。毛澤東請使節們代向各國元首問候，以此明確表示中國愿意改善和發展同各國的關系。
　　1970年6月，毛澤東在接見外賓時反復談到“文化大革命，亂子多得很”，“今天打倒周恩來，明天打倒李先念”，“現在查出來了，就是有那么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有一個秘密的反革命集團在起作用，叫‘5·16’兵團”。[16]7月29日，毛澤東在會見朝鮮軍事代表團時更直接點明：有些人“趁機會名為造反”，“在北京砸燒英國代辦處，印尼、印度的大使館也遭殃了”，指責說，“那些人就是國民黨”。12月18日，毛澤東又對斯諾說，“外交部就鬧得一塌糊涂。有一個半月失去了掌握，這個權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 1964年5月15日毛澤東與阿爾巴尼亞婦女代表團和電影工作者的談話。
　　[2] 《陳毅傳》編寫組編著：《陳毅傳》，當代中國出版社1991年版，第608頁。
　　[3] 《王力關于外交部奪權問題的談話（節錄）》，196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革”十年資料選編》第一輯上冊，第220-227頁。
　　[4] 馬齊彬、陳文斌、林蘊暉等編：《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頁。
　　[5]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303頁。
　　[6] 詳見李丹慧：《五十年代中后期中蘇關系的演變》，《黨史研究資料》1995年第12期，第2-17頁。
　　[7] 1964年2月29日毛澤東與金日成的談話。
　　[8]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250、255頁。
　　[9] 《毛澤東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文革”十年資料選編》第一輯上冊，第80頁。
　　[10] 同上。
　　[11] 《當代中國外交》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外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頁。
　　[12] 參見王仲春：《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的蘇聯因素（1969-1979）》，《黨的文獻》2002年第4期，第51-52頁。
　　[13] 《中國共產黨執政四十年(1949—1989)》，第299頁。
　　[14] 中共中央批林整風匯報會議七個文件匯編：《毛主席關于對外宣傳工作的重要批示（1967年3月—1971年3月）》，第2、4、5、6頁。
　　[15] 1969年3月22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陳毅、李富春等人的談話，轉引自王永欽：《1969年——中美關系的轉折點》，《黨的文獻》1995年第6期，第80頁。
　　[16] 1970年6月11日毛澤東同羅共中央常設主席團委員波德納拉希的談話，6月27日毛澤東同朝鮮代表團的談話。
　　周恩來、陳毅等人根據毛澤東的一系列指示，采取了種種措施，對極左思潮的干擾進行了限制和糾正，積極恢復外交關系與修復對外關系。1968年6月，中央派軍隊干部担任外交部政治部軍代表，[1]8、9月一批外事領導干部被“解放”；1970年初中央又向外交部派出了軍代表。6月，外交部革委會成立。外事工作逐步恢復正常。
　　1969年春節后，周恩來催促外交部改變我駐外大使空缺的不正常狀況，指示無論新任返任的大使，要以阿爾巴尼亞、越南、法國等為第一批。根據該項指示，外交部很快下達了駐這三國大使的任命。[2]此后，陸續重新派出一批批駐外使節，使各駐外使領館由大使等主要負責人回國參加“文革”運動而造成的長期出缺狀況得到扭轉。
　　1970年9月和1971年4、5月，周恩來還親自部署外事部門批判極左思潮，一再指示駐外使館“如有極左分子應迅速調回”，對外宣傳“不能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輸出，否則要犯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抽象地用一兩句毛主席語錄搞宣傳，“反而有破壞性”。周恩來還分別在國家旅游、援外會議和全國外事工作會議上做報告，系統闡述黨的外交方針政策，批評外事工作中的極左行為。他針對“文革”以來我國同許多國家幾乎中斷來往，許多方面的活動停止的狀況，提出現在是應該“開門”的時候了，表示反對把前17年的外交路線說成是“修正主義路線”，不贊成到處搬用“反對帝修反”的口號。[3]
　　自1970年起，中國同一些國家的關系，又有了明顯的改善。中國同肯尼亞、突尼斯、布隆迪、錫蘭(斯里蘭卡)和加納等國，或恢復、發展了外交關系，或進行了重要訪問，或開展貿易、事務往來新關系，或致電表達相互合作與諒解的愿望。在此期間，在已建交國家中，除與蘇聯、印度和印尼的關系仍較為緊張外，同其他國家的關系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或發展。在1968年至1971年7月中國實現外交局面新突破之前，亞非拉、歐洲、北美有11個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4]
　　由此觀之，中蘇關系惡化的結果又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工作比其他領域較早地擺脫了混亂狀態，較快地回復到正常軌道，受破壞的程度要輕些。這即為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完成對外戰略策略的轉換，提供了組織上、思想上和社會心理上的準備。
　　三
　　中蘇關系緊張加劇的國際因素不僅作用于毛澤東及早采取措施，扭轉了中國外交關系的不利局面，而且還促成了毛澤東晚年對外戰略策略思想的重大突破，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走上了較為現實可行的道路。
　　考察1960年代中期以來毛澤東對中國外交戰略策略進行思考，不斷探索調整的歷史過程，曾經有過以下多種提法：
　　“兩個中間地帶”
　　1962年1月毛澤東在接見日本客人時，對其1940年代提出的“中間地帶”觀點做了新的補充，指出中間地帶國家的性質各不相同，將英法等殖民主義國家、擁有強大壟斷資本的西德、日本與獨立和半獨立的非洲、拉美國家區分開來；[5]1963年9月毛澤東又談到，中間地帶有兩個，一個是亞、非、拉，一個是歐洲。1964年1月，毛澤東正式明確提出了“兩個中間地帶”的思想，指出：講到中間地帶有兩部分。一部分是指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廣大經濟落后的國家，一部分是指以歐洲為代表的帝國主義國家和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此后不久，他又將后一部分中間地帶的范圍擴大到北美、大洋洲和日本，進一步明確了亞、非、拉美是第一中間地帶，歐洲、北美加拿大、大洋洲、日本是第二中間地帶的概念。[6]兩個中間地帶的劃分，“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提出，在分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美國矛盾尖銳化的基點上，揭示了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擁有共同利益的現實性，為突破冷戰時期國家關系中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結成最廣泛統一戰線抗衡美蘇戰略構想的提出奠定了基礎。
　　“間接同盟軍”
　　1963年2月毛澤東向蘇聯駐華大使契爾沃年科談及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問題，提出與美國矛盾日趨激化的法國、西德、英國、日本等國，“是一種間接同盟軍”。[7]一年后，毛澤東又特別談到，兩個中間地帶都反對美國控制，東歐各國則反對蘇聯控制；強調中國與第二中間地帶國家有著根本的共同點，即反對各種形式的外來控制，不管資本主義大國還是社會主義大國，誰要控制、反對我們，我們是不允許的；世界上兩個大國交朋友，一個美國、一個蘇聯，企圖控制整個世界，我是不贊成的。[8]進一步表露了中國可以聯合第二中間地帶這個間接同盟軍，反對美蘇兩個大國控制的戰略意圖。
　　“中間集團”
　　1963年9月毛澤東在同艾地談話時提出：建立國際反美統一戰線，應包括中間集團，即法國等六國集團和英國等七國集團，還有日本、加拿大。[9]此概念是“第二中間地帶”概念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兩個第三世界”與“中間世界”
　　1963年10月毛澤東對巴盧庫談到西方報紙關于第三世界的兩種說法，一種指亞非拉，一種指西歐共同市場；數月后，毛澤東將此說法概括為第一個第三世界指亞非拉，第二個第三世界指以西歐為主的一批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有些還是帝國主義的國家；其后又提出，“中間世界”即所謂第三世界，中間世界分為兩部分，第二個第三世界包括法國、日本、加拿大，以及歐洲的一些國家。[10]這一提法雖然還是對“兩個中間地帶”概念的一種混用，但表明毛澤東已在開始考慮把“第三世界”這個概念運用到中國的對外戰略策略之中了。
　　“中國是不發達國家”，屬于第三世界
　　1964年1月毛澤東接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提出：要從歐洲的倫敦、巴黎到中國、日本，把第三世界擴大起來。毛澤東這里所說的第三世界還是兩個中間地帶的內涵，但其突破點在于將中國從社會主義陣營的一極分離出來，歸入了第三世界的范圍；9月，毛澤東又在同法國客人的會談中開始將“第三世界”的定義與“第二中間地帶”區分開來，單純與“不發達國家”的概念相連，指出，有兩個中間地帶，一種是發達國家，一種是不發達國家，就是你們所說的第三世界，而中國是不發達的國家。這即已明確第三世界就是指不發達國家，并初步將中國劃入了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行列；1970年代初，毛澤東在會見非洲外賓時說：我們愿跟你們非洲站在一個行列。就是亞非拉，第三世界嘛。我們把自己算作第三世界的。首次明確表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11]
　　“蘇聯也是紙老虎”
　　1964年初毛澤東對法國客人談到，只有美國和蘇聯才是大國，一切事都要照他們的辦，要到他們那里朝圣。但是毛澤東認為，紙老虎并不僅只美國一只，“蘇聯也是紙老虎”，指出：我們不信他們那一套，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12]這時在毛澤東看來，美蘇雖然仍處于兩極對立的位置上，但就其與世界各國的控制和反控制的矛盾而言，它們實際已匯合為矛盾的同一面，成為一極。蘇聯已與美帝這只紙老虎為伍，中國和世界各國不必懼怕它們的威脅，應與其霸權主義政策進行抗爭。
　　“中等國家”
　　1970年6—7月間，毛澤東在幾次接見外賓時都談到第一、二、三世界，特別留意第一、二世界的提法及其含義，針對“超級大國”的提法，提出了“中等國家”的概念，說美蘇那樣的超級大國，我們攀不上。強調指出：世界上有那么一兩個大國，不僅想吞并非洲，也想吞并中國。但是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13]
　　這實際進一步突出了美蘇兩個大國對世界構成的威脅及聯合各國反霸的戰略意向。
　　“兩個中間勢力”
　　1970年10月，毛澤東又指出，“第一中間勢力是第三世界”，要爭取英、法、西德等“第二中間勢力”，“這對我們有利”。[14]這種提法已非“兩個中間地帶”之說的簡單混用，其雖在概念的外延上有著部分重合之處，但在思想內核上則有所區別：原中間地帶不包括中國，現中國加入了第三世界的行列；原形式上美國和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仍處于世界的兩極，現不僅實質而且形式也發生了變化。由于斗爭的主力和斗爭的對象都已進一步明確，這時提出兩個中間勢力問題，就具有了明顯的策略意義。它表明第三世界可作為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的依靠力量，第二中間勢力則是需要爭取并聯合的力量，由此確定了中國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可以同資本主義陣營的國家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聯合起來反對共同敵人的策略取向。
　　“一條線”、“一大片”
　　1970年代初，毛澤東為實現集中力量抵制蘇聯霸權主義的目標，以改善對美關系為突破口，加速了對中國外交戰略進行調整的步伐。毛澤東認為，兩霸我們總要爭取一霸，不能兩面作戰。[15]由此，他在1973年2月17日會見基辛格和1974年1月5日會見日本外務大臣大平正芳時又分別提出了“一條線”及“一大片”的思想，構想將從中國、日本經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歐洲到美國一線，及這條線周圍一大片的所有國家團結起來，共同反對蘇聯霸權主義。
　　這樣至1974年2月22日，毛澤東在會見卡翁達時，最終借用世界上早已有之的第一、二、三世界的術語，明確、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觀點。他說“我看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中間派，日本、歐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們是第三世界”。“亞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個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幾天以后，毛澤東又進一步補充他的觀點說：“中國屬于第三世界。因為政治、經濟各方面，中國不能跟富國、大國比，只能跟一些比較窮的國家在一起。”[16]
　　1974年4月10日，經毛澤東審閱批準，鄧小平在聯合國大會第6屆特別會議上的發言中，第一次向全世界闡述了毛澤東的這一新的戰略策略思想：“從國際關系的變化看，現在的世界實際上存在著互相聯系又互相矛盾著的三個方面、三個世界。美國、蘇聯是第一世界。亞非拉發展中國家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這兩者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國家和人民加強團結，并聯合一切可以聯合的力量，就一定能取得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斗爭的新勝利。“中國現在不是，將來也不做超級大國”。“在欺負人方面，打著社會主義旗號的超級大國尤為惡劣”。如果中國有朝一日“變成一個超級大國，也在世界上稱王稱霸，到處欺負人家”，侵略、剝削人家，“世界人民就應當給中國戴上一頂社會帝國主義的帽子”，“打倒它。”[17]在國際論壇上公開表明了毛澤東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加強同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爭取同第二世界國家的聯合，集約世界上一切可以聯合的政治力量，建立起包括美國在內的最廣泛的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國際反霸統一戰線的主旨，以及“不稱霸”的主張。這就將蘇聯最大限度地孤立了起來。此時仍將美蘇兩霸并提，實質已只是一種形式上、宣傳上的需要，美帝國主義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正如毛澤東對基辛格所說：中美要共同對付蘇聯，有時我們也要批你們一回，說“帝國主義去你的吧”!不講不行呢。[18]
　　毛澤東上述提法的變化，盡管有一些概念的重合混用，但其外交思路發展的脈絡卻是清晰可見的。這個思考過程充分體現了毛澤東建立反帝反修以及反對霸權主義，特別是蘇聯霸權主義國際統一戰線的大思路。這種探索、調整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歷史過程雖然是以世界格局由兩極體系向多級、多元體系轉化為前提條件的，其始動力卻是中蘇分裂及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結果。因此可以說，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策略思想確定的過程，反映著1960年代中期以來中蘇關系的走向；反映著毛澤東的外交大思路由探索到蘊釀成熟的發展軌跡：由反帝反修，以美帝為世界頭號敵人到重點反對赫魯曉夫集團的反修統一戰線的份量不斷加碼，再至“頭號敵人”角色的變換，蘇聯霸權主義轉居世界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成為首要的斗爭對象，反帝反修對兩線作戰轉化為集中世界一切政治力量，一個拳頭出擊，抗衡蘇聯。“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局面由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機。
　　四
　　然而，也正是由于毛澤東把處理對外關系和制定對外政策的著眼點過分集中于中蘇兩國的關系，因此“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思想不可避免地帶有相當的局限性，并且在另一個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致使“文革”時期的中國外交處于一種僵化的而非靈活的、單一的而非多樣的狀態。
　　其一，外交思維的矛盾性。一方面，毛澤東按三個世界組合國際政治力量，在多極化國際格局中以國家利益為決定斗爭與聯合的首要標準，聯合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反對霸權主義，聯合美國抗衡蘇聯，從而確立了一種非意識形態化的認識論基礎；而另一方面，鑒于中蘇分裂的背景與“文革”起源有著內在的聯系，因此，盡管中蘇對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國家和民族利益的沖突，但是在毛澤東的思考中，意識形態上的重大分歧一直成為中蘇國家關系沖突和僵持的一種結節，長期難于解開。特別是毛澤東要保證“文革”始終不被從根本上否定，保證其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反修防修理論的繼續順利實踐，就必須長期保持中國與蘇聯的對立。強烈的反蘇色彩，使這種外交思維不是建立在一種完全正常的國際關系原則基礎上的思考。可以說，“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策略的理論出發點在于擺脫意識形態觀念的束縛，而其落腳點卻又陷入了極其厚重的意識形態窠臼。
　　其二，外交行為的矛盾。由于外交思維存在上述的矛盾性，使實施“三個世界劃分”戰略策略的外交行為也不可避免地產生矛盾。一方面，中國在對外交往中突破意識形態框架的束縛，放棄“以美劃線”的標準，把對外方針建立在世界發展的現實基礎之上，與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了聯系；另一方面，卻又仍然沒有完全擺脫“以蘇劃線”的羈絆。如中國同南斯拉夫的關系，即帶有濃厚的中蘇分裂的背景色彩。1955年在中蘇共渡“蜜月”期間，隨著蘇南關系的解凍，中國與南斯拉夫也建立了外交關系；1958年中蘇之間出現裂痕，于是中國開始發表批判南共修正主義的文章，中南關系中斷，雙方均撤回了大使；進入1960年代，中國最初也是通過尖銳批判鐵托的修正主義來不點名地攻擊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使中南關系進一步惡化；而到1968年8月蘇聯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南共譴責蘇聯推行霸權主義，譴責“有限主權論”等所謂“勃列日涅夫主義”，蘇南關系破裂。在此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的基礎上，中南雙方停止了相互間的指責，中國對南斯拉夫的評價又發生了根本性轉變。又如中國與東歐國家關系，1970年代初以來，中國除將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后期包括南斯拉夫)作為對抗蘇聯霸權的重要伙伴，著力與之發展關系外，沒有明確提出過聯合東歐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同反對蘇聯的霸權主義。這即在某種程度上出現了以意識形態為組合國際力量標準的新的反復。此外，“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提出后，中國與波蘭、民主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亞等東歐國家的關系雖然較1960年代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對比中國與西歐國家關系的發展，步伐則要慢得多。自1970年代初始，中國與歐洲、北美、和澳洲的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建交高潮。至1970年代末，除安道爾等4個國家外，中國與歐洲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建立了外交關系(包括與英國、荷蘭關系從代辦級升為大使級，同圣馬力諾建立領事外交關系)；1975年還與歐共體建立了正式關系。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也于此期前后同中國建交。[19]由此，中國在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迅速得到較大發展的同時，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則還只是處于修復并改善關系的階段。
　　另外，從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來看，1960年代初，隨中蘇關系的破裂，中國對外貿易發展的重點開始轉向西歐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1964年中法建交后，西歐國家掀起了要求同中國發展貿易的熱潮，中國與西歐國家貿易關系在60年代取得較大進展。1970至1979年，隨建交高潮的出現，西歐各國同中國的官方和民間貿易往來迅速增加，美國和日本對華貿易也出現了大幅度增長的勢頭，西方普遍出現了一種“中國熱”。與此相對照，在東歐國家作為中國對外貿易的主要伙伴轉為次要對象后，1960年代初，雙方的貿易陷入低谷。1970年代后期雖然有所回升，但其增長幅度卻遠遠低于同期中國與西方貿易的增長。[20]
　　其三，三個世界劃分標準模糊且缺乏科學性。上述外交思維與行為的矛盾性，決定了這一問題的存在。毛澤東在提出“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時，將整個歐洲都歸入第二世界，這即包括了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鄧小平1974年在聯大闡述毛澤東這一思想時，界定說：亞非拉和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是第三世界，處于第一、三世界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但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究竟屬于“其他地區的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毛澤東一直將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阿爾巴尼亞、羅馬尼亞等除外)作為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一個整體加以批判，雖然也指出這些所謂的修正主義國家與蘇聯存在控制與反控制的矛盾，卻既未把它們算作是反對蘇聯霸權的依靠力量，也未明確提出過將它們同西歐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當成國際反霸統一戰線中可以聯合、爭取的重要力量。毛澤東只是將與蘇聯或分離或對立的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納入第三世界范圍，成為中國的親密戰友，反霸的主力成員。由此論之，1977年后中阿關系破裂，阿爾巴尼亞又當歸入何方呢?這樣，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歸屬方向實際上是模糊不清的。[21]正是由于“三個世界劃分”思想本身就缺少一個明確、科學、嚴謹的劃分標準，它既非完全以發達或不發達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確定國家的歸屬，也非完全以意識形態、社會制度劃線，從而導致了“文革”時期處理對外關系問題時的局限性。
　　當然，總體上講，毛澤東根據1960年末70年代初蘇美戰略態勢和中美蘇三國關系變化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并做出了新的國際戰略抉擇和策略選擇，還是頗具遠見的，是有突破性的。由于提出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不做超級大國，不稱霸，把加強與第三世界國家的團結合作作為中國發展對外關系的基本立足點，中國與亞非拉國家的關系取得重大進展。由于側重于反對蘇聯霸權主義，中國得以沖破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對中國的封鎖，不僅同美國關系改善，而且與日本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也繼續發展。由此，中國徹底擺脫了一度在國際上比較孤立的處境，國際威望不斷提高。中國作為遏制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一支主要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臺。
　　總之，十年“文化大革命”時期，在中蘇分裂這一背景的深刻影響下，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于國內動亂的局勢下，及早著手糾正了外交工作中的偏差，恢復了中國對外交往的正常進程，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出發，在抵御蘇聯霸權主義威脅的基礎上，適時地實現了中國對外戰略策略的重大轉變，取得了中國外交工作的突破性進展，使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了愈益積極而重要的作用。正如鄧小平所指出的：“‘文化大革命’期間，外事工作取得很大成績。盡管國內動亂，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地位，是受到國際上的承認的。中國的國際地位有提高。”[22]中國真正成為了一個世界政治大國。(本文原發表于《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1期)
　　待補充材料：
　　1975年1月，周恩來在全國人大四屆一次會議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闡述了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這次大會通過的新憲法進而賦予了這一思想以國家根本大法的形式，使之發展成為一種國策。
　　到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召開，華國鋒在政治報告中首次明確將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的思想作為一個理論和一種戰略、策略加以評述，指出“這是國際無產階級在當代的正確的戰略規定和策略規定”，“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直至1980年代中期，中國“制定對外政策的基本依據，仍然是毛澤東在世時提出的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23]
　　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改變了問題的提法。胡耀邦在大會政治報告中雖然繼續譴責“實行霸權主義的超級大國”“構成了對世界人民的新的威脅”，強調“社會主義中國屬于第三世界”，但卻沒有再評說毛澤東劃分三個世界的思想，而是強調“中國把堅決同第三世界其他國家一起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而斗爭，看作自己神圣的國際義務”。十二大通過的新黨章也刪去了所有類似“兩個超級大國的霸權主義”和“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詞語。此后在黨的重要文獻及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重要談話中，已不再使用這一提法。（李丹慧：《毛澤東“三個世界劃分”戰略和策略思想的歷史考察——紀念毛澤東誕辰100周年》，《世界歷史》1994年第1期，第3-12頁。）
　　[1] 根據筆者采訪姚廣、羅貴波的記錄。
　　[2] 王幼平：《翠竹丹心，永照人寰》，《人民日報》，1992年1月8日。
　　[3] 安建設：《周恩來領導的1972年前后批判極左思潮的斗爭》，《黨的文獻》1993年第1期，第22-28頁。
　　[4] 參見謝益顯主編：《中國外交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1979》，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2頁。

　　[5] 外交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外交文選》，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年版，第487頁。
　　[6]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6、508、509頁。
　　[7] 1963年2月23日毛澤東同契爾沃年科的談話。
　　[8]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08、520頁；1964年7月10日毛澤東同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的談話。
　　[9] 1963年9月3日毛澤東同印尼共產黨主席艾地的談話。
　　[10] 1963年10月2日毛澤東同巴盧庫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14頁；1964年8月17日毛澤東同阿爾及利亞駐華大使亞拉的談話。
　　[11]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22頁；1964年9月10日毛澤東同法國技術展覽會負責人喬治·皮科等人的談話，1970年6月19日毛澤東同索馬里最高革委會副主席艾南希的談話。
　　[12] 《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21頁。
　　[13] 1970年7月29日毛澤東同羅馬尼亞武裝部隊長約尼查的談話，7月11日毛澤東同坦、贊政府代表團的談話；《毛澤東外交文選》，第590頁。
　　[14] 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同緬共副主席德欽巴登頂的談話。
　　[15] 1972年7月24日毛澤東同周恩來、姬鵬飛等人的談話。
　　[16] 1974年2月25日毛澤東同阿爾及利亞革委會主席布邁丁的談話。
　　[17] 《鄧小平在聯大特別會議上的發言》，1974年4月10日，《“文革”十年資料選編》第一輯下冊，第28-29頁。
　　[18] 1973年2月17日毛澤東同基辛格的談話。
　　[19] 參見《當代中國外交》，第303、307-308、317-318頁。
　　[20] 詳見《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編輯部編：《當代中國對外貿易》，當代中國出版社1992年版，第271—272、392、410、420—421、454—458頁。
　　[21] 1977年1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胡喬木的長篇文章《毛主席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文章在對第二、三世界范圍的界定上有了不同于毛澤東的闡述，指出：作為國際無產階級專政柱石的社會主義國家，同受剝削壓迫最深、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被壓迫民族一起，共同形成第三世界。在美蘇第一世界與上述第三世界之間的發達國家是第二世界。
　　[22] 《鄧小平文選(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69頁。
　　[23]趙紫陽1982年4月19日接見外賓時的談話，《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