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獨立：與中國結盟談判的外交籌碼

簡體傳統

　　新疆獨立：與中國結盟談判的外交籌碼
　　伊寧暴動發生后，新疆當局馬上意識到問題的關鍵在蘇聯。1944年11月11日，新疆軍政首腦朱紹良和吳忠信聯名致電蔣介石：以目前情勢而言，對蘇外交如無徹底調整辦法，則如伊犁事件，自必層出不窮，新疆前途亦將日趨惡化。蔣介石在11月25日的回電中也感到問題嚴重，他一方面進行軍事部署，一方面指示新疆當局立即就地與蘇方進行交涉，只要能夠保全領土和主權，可以在經濟合作方面盡量遷就。伊寧失守以后，1945年2月19日吳忠信致電蔣介石稱，如此下去，新疆恐怕將成為第二個東北，只有通過外交渠道的有效疏解，才能收拾目前局面。[26]
　　事態的發展表明，吳忠信對新疆勢必大亂的形勢估計是準確的，蔣介石對領土和主權的担心也不是無的放矢。因為，伊寧事變的最初目標就是要把新疆從中國的版圖中分離出去。蘇聯駐伊寧領事在暴動的第二天就派人與“伊寧解放組織”領導人熱合木江聯系，商議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并就政府成員名單進行了討論。11月12日，“伊寧解放組織”即宣布成立“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由艾力汗·吐烈担任臨時政府主席，定國旗為綠底中鑲黃色星月旗。1945年1月5日，臨時政府委員會第4次會議通過的政府宣言明確宣布“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脫離中國而獨立。[27]
　　然而，在新疆建立一個獨立的國家，并不是蘇聯對華政策的真實目標，也不是蘇聯策動和支持三區革命的根本目的。在伊寧事變中，如果說三區的少數民族上層人物真正把新疆的獨立作為了這次革命的最終目的，那么莫斯科不過是利用新疆地區的民族矛盾作為實現蘇聯在華利益的一個手段。
　　無論從內部還是外部環境來看，蘇聯都不可能要求和實現把新疆從中國分離出去的目標。就蘇聯國內情況而言，與新疆接壤的主要是以少數民族為主的加盟共和國，如哈薩克、吉爾吉斯和塔吉克，這些共和國的主體民族與新疆的少數民族在種族上，宗教上，乃至血緣上，都有著密切的聯系。蘇聯國內在戰后仍然存在著需要解決的民族矛盾，可以想象，如果蘇聯支持在這些共和國的邊疆站立起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會對本國的少數民族產生如何強烈的負面影響。既然新疆的少數民族可以脫離中國而獨立，那么蘇聯的同類民族就不會提出同樣的要求嗎？[28]就蘇聯的國際環境而言，與中國的關系既受制于對付蘇聯在遠東的宿敵日本，又不得不考慮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和政策。無論如何，從國際形勢發展的大趨勢以及處理戰后世界格局的總體原則出發，蘇聯需要的是同中國保持友好和盟國關系，而決不是為新疆問題與中國對立，甚至兵戎相見。
　　當然，戰后成為世界強國的蘇聯對大而弱的中國不是沒有所圖的，不過，這里有一個利益限度的問題。從歷史上看，俄國的在華利益涉及到與中國接壤的三個地區，即東北、蒙古和新疆。早在19世紀末，俄國就為了在太平洋尋找不凍港和出海口而與日本激烈爭奪對中國東北的控制權，而為了保證西伯利亞鐵路動脈的安全，則致力于在蒙古地區建立一個廣闊的緩沖國。斯大林正是依據俄國在遠東的傳統外交戰略，確定了蘇聯戰后對華政策目標：在東部，以奪取中東鐵路和恢復對旅順口的控制，建立從蘇聯內地通向太平洋的出海口為目標；在中部，以策動外蒙古脫離中國，建立蘇聯卵翼下的獨立國家為目標。[29]顯然，面對戰后中國國際地位的上升和美國對亞洲事務的干預，蘇聯實現上述兩個目標已非易事，如果再搞出一個新疆獨立的事件，勢必影響全局。因此，蘇聯對中國西部的目標是滿足于保持蘇聯的軍事和經濟影響，促成一個在莫斯科控制之下，或至少是親近蘇聯的新疆地方政權。從現實的角度看，在新疆實現這樣的目標比較容易，且不會引人注目。
　　在這方面，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的分析是比較準確的，盡管中國提供的情報極力渲染新疆局勢的嚴重性和危險傾向，但他在1945年3月9日致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的電報中認為，蘇聯“雖然不一定反對在新疆出現自治局面，但是莫斯科的宗旨是始終要對當地政府的政策方向施加壓倒一切的影響，尤其要左右新疆的全部對外聯系。直接目的可能是要保持對地方當局活動幕后的控制權，而不公開承担任何行政責任。”因此，對于新疆來說，在最近一個時期，“主權問題將處于次要地位”。[30]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以及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談判中的表現，充分說明了蘇聯對新疆問題的真實考慮，說明了蘇聯策動新疆事變和支持成立一個獨立國家的舉措，不過是為實現其在華根本利益而施展的手段罷了。
　　正當三區革命如火如荼開展的時候，美英蘇三國首腦在雅爾塔舉行了關于戰后安排的重要會議。鑒于對德戰爭即將勝利結束，而且這次美蘇首腦接觸是斯大林正式提出蘇聯在遠東地區全面要求的最后機會，因此可以認為，這次會議的結果反映了蘇聯在華利益的最根本的要求。在2月8日斯大林與羅斯福的會晤和2月11日關于遠東協定的討論中，根據蘇聯的要求，蘇美英三國領袖一致通過了蘇聯加入遠東作戰的條件：維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大連作為商港的國際化并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蘇聯租用旅順港作為軍事基地，由蘇聯和中國共同經營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但保證蘇聯的優越權益和中國在滿洲的主權。最后，蘇聯表示準備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友好同盟協定。
　　在這里，斯大林只字未提新疆問題決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一時疏忽，這恰恰反映了在蘇聯對華政策所追求的主要目標和根本利益當中，新疆問題只是莫斯科隨時準備打出的一張外交牌。所此，蘇聯一方面希望美國向蔣介石施加壓力，迫使中國政府接受這些要求，[31]一方面試圖把新疆問題作為籌碼，通過中蘇直接談判實現這些設想。
　　為了使中國能夠接受雅爾塔協定，蘇聯開始注意改善與中國的關系，并且在解決新疆問題上加快了與中國的接觸。自潘友新被召回國后，空位近一年之久的駐華大使之職終于有了新的人選。1945年4月，新任駐華大使彼得洛夫在赴任途中專程在新疆停留，聽取了駐迪化總領事的情況匯報。4月13日，當蔣經國攜帶蔣介石的親筆信抵達迪化時，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的負責人會見了他，雙方就蘇聯與新疆關系問題交換了看法。[32]特別是在舊金山會議上，蘇聯明顯地對中國表現出友好姿態。4月15日和26日，出席會議的宋子文連續電告蔣介石，莫洛托夫對中國代表團的態度變得越來越好。6月13日，奉命去莫斯科了解羅斯福去世后斯大林對中國問題的立場是否有所改變的霍普金斯回到華盛頓后，立即與宋子文舉行了一次重要會晤。霍普金斯十分明確地向宋子文轉達了斯大林關于中國問題的立場：“中國，包括共產黨在內，在目前還沒有一個能統治全國的領導人，由于蘇聯不愿與一個分裂的中國談判，斯大林準備支持蔣介石總統及其政府。而且蘇聯無意侵犯中國在新疆或其他任何地方的主權。蘇聯將主動邀請中國代表進駐滿洲，與蘇軍合作組織當地的政府。關于中國共產黨，蘇聯認為這是中國內部的事務，與蘇聯無關。”[33]
　　莫斯科在中蘇談判之前做出的這種友好姿態，當然是為了誘使中國在即將開始的談判中接受蘇聯的條件。在處理與中國結成同盟關系的問題上，斯大林始終把蘇聯對外蒙古和東北的要求作為不可更改的目標，而把新疆及對待中共的態度問題作為談判的籌碼。中蘇同盟條約的談判，大體上就是按照蘇聯設計的軌跡展開的。[34]
　　7月2日，中蘇正式談判一開始便陷入了僵局，癥結主要出在外蒙古問題上。[35]中國代表團到達莫斯科之前，宋子文并沒有把蒙古問題作為會談中的主要討論內容，因為蘇聯要求的是在外蒙古“維持現狀”，中國對此的理解就是仍然保留中國的宗主權。[36]因此，斯大林在會談中提出的外蒙古獨立問題使宋子文感到十分意外。在第三輪談判中，雙方在外蒙古獨立的問題上爭論激烈，甚至達到了白熱化的程度。[37]面對蘇聯的強硬立場和美國政府在談判初期采取的妥協和不干預態度，地位軟弱的中國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了。7月6日至8日，蔣介石在與王世杰等人商議后，連續給宋子文發出4封電報，表明了中國讓步的界限：如果蘇聯能保證中國在東北和新疆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保證不再支持中共和新疆暴動，則中國政府將在抗戰勝利后自動提出通過公民投票方式解決外蒙古獨立問題的建議，同時，中國同意大連成為自由港，東北的鐵路干線和旅順港由中蘇共同使用，但管理權歸中國所有。[38]
　　這個消息正中斯大林下懷。于是，在7月9日的第四次談判中出現了轉機。斯大林對宋子文提出的新建議做出了回答：關于東北，蘇聯愿意尊重中國對滿洲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堅持旅順港須由蘇方管理）；關于新疆，蘇聯同意“禁止私運軍火，堵截邊境”，同意協助平息暴亂，并認為中國政府在必要時使用武力是適宜的；關于中共，蘇聯認為中國政府要求軍令、政令統一，極為允當，并表示此后援助中國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資，均以中央政府為唯一對象，不向中共供應武器。[39]
　　這樣，在斯大林離開莫斯科參加波茨坦會議之前，中蘇雙方在重大問題上已達成了一致意見。盡管在中國與外蒙古的邊界劃分，以及旅順港的管理等一些細節問題上還有分歧，但蔣介石對新疆問題的担憂似乎是解除了。1945年7月17日，蔣介石命朱紹良、吳忠信著手準備在10月間收復伊犁的事宜。[40]
　　[1] 詳見秦孝儀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三編，戰時外交（二）》，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81年出版，第408-409頁；艾倫·懷廷和盛世才：《新疆：是工具還是樞紐？》（Sinkiang：Pawn or Pivot?），美國密執安州立大學出版社1958年版，第63、200-208頁。
　　[2] 艾倫·懷廷和盛世才前引書，第243-254頁；約翰·加佛：《1937-1945年的中蘇關系：中國的民族主義外交》（Chinese-SovietRelations, 1937-1945, The Diplomicy of ChineseNationalism），英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165-174頁；厲聲：《新疆對蘇（俄）貿易史》，新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92-497頁。
　　[3] 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3冊，第64頁，臺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中文版。轉引自李嘉谷：“盛世才與新疆”，載中國中俄關系史研究會編：《戰后中蘇關系走向》，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版。
　　[4] 外蒙古當時已完全在蘇聯的控制之下，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獨立只是表面上的，其經濟、軍事和政治均由蘇聯壟斷，除與個別國家有關系外，蒙古甚至基本沒有外交。
　　[5] 《戰時外交（二）》，第460-461頁；約翰·加佛前引書，第199-200頁。
　　[6] 美國國務院編：《美國對外關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tic Papers），1944年，第6卷，華盛頓特區1969年版，第773、785、798、800-803頁。
　　[7]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編印，第4冊，第288-292頁。
　　[8]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第332-333、338-343頁。
　　[9]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44年，第6卷，第793、504-505頁。
　　[10]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4冊，第395-396頁。
　　[11] 約翰·加佛前引書，第204、207-209、197-198頁。
　　[12] 筆者1998年8月31日與新疆學者徐玉圻、高朝明、杜瀚、周清霖的座談記錄。
　　[13] 朱培民：“1943年至1949年蘇聯對新疆政策的演變”，載《中共黨史研究》1990年增刊，第87頁。
　　[14] 朱培民前引文，第88頁。
　　[15] 張大軍：《新疆風暴七十年》，臺北蘭溪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版，第11冊，第6521頁。
　　[16] 新疆三區革命史編纂委員會：《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8頁。
　　[17] 《新疆風暴七十年》，第11冊，第6521頁。
　　[18]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9、11-12、13頁；朱培民前引文，第88-80頁；《達列力汗烈士紀念文集》，阿勒泰地區紀念三區革命烈士殉難四十周年活動籌備領導小組1989年編印，第41頁。
　　[19] 筆者1998年8月30日采訪陳錫華記錄。陳錫華是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及民主革命黨創始人之一，并在鄧力群到新疆后為他做俄語翻譯。
　　[20] 朱培民前引文，第89頁。
　　[21]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28-32頁。
　　[22]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39、44、46、57頁。朱培民前引文，第89-90頁。
　　[23]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15-16、18頁。
　　[24] 俄羅斯國家檔案館，全宗9401，目錄2，案宗105，第240頁。
　　[25] 1979年3月4日彭國安同志談三區革命情況。轉引自朱培民前引文，第90頁。
　　[26]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34、43-44、64頁。
　　[27] 朱培民前引文，第90-91頁；《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35、52頁。
　　[28] 談到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阿巴索夫曾經對陳錫華說過，他在蘇聯境內接受訓練時，一位當地的負責人講，蘇聯的少數民族希望在新疆有一個維吾爾斯坦，因為這樣他們自已也可以在蘇聯抬頭了。見筆者1998年8月31日采訪陳錫華記錄。
　　[29]
　　關于筆者對戰后蘇聯遠東政策的分析詳見拙著《朝鮮戰爭揭秘》（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版）第二章：“這里是被冷戰遺忘的角落？——分析戰后朝鮮及遠東局勢的變化”，《斯大林、毛澤東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二章：“重溫遠東夢——蘇聯的遠東政策與中蘇同盟的起源”。
　　[30] 《美國對外關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95-997頁。
　　[31] 詳見拙文“蘇聯出兵中國東北：目標和結果”，載《歷史研究》1994年第5期。
　　[32]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71、73頁。
　　[33] 梁敬钅享：“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內幕”，載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國外中共黨史、中國革命史研究譯文集》第1集，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26頁。
　　[34] 以往的研究已經注意到1945年蘇聯對新疆轉變（見朱培民前引文第91頁；薛銜天提交1997年10月“冷戰與中蘇關系”國際學術討論會的論文“試析戰后蘇聯對中國新疆戰略”），但都認為這種變化發生在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簽訂以后，并以此作為“蘇聯對新疆戰略和策略的轉折點”或標志。而筆者的看法則相反，認為蘇聯出于對遠東國際形勢的考慮，恰恰是為了促成中蘇條約的簽訂而改變了對新疆的策略，即策劃三區革命、支持新疆獨立和主張和平談判都是莫斯科實現其對華政策目標的外交籌碼。
　　[35] 詳見《戰時外交（二）》，第576-590頁。
　　[36] 見《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49、77-79頁。
　　[37] 詳見《戰時外交（二）》，第598-604頁。
　　[38] 《王世杰日記（手稿本）》第5冊，第117-118頁；《戰時外交（二）》，第593-596、605頁。
　　[39] 《戰時外交（二）》，第609-620頁。
　　[40] 《新疆三區革命大事記》，第8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