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有些詞是不能說的

簡體傳統

名目繁多的各種“禁忌”是人類社會自遠古以來的普遍現象，英國人類學家弗雷澤的經典著作《金枝》將原始社會的禁忌行為作了分門別類的深入研究。其中之一，就是詞匯的禁忌。直到現在，所有社會仍有各種各樣的詞匯的禁忌。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種種禁忌，包括詞匯的禁忌，畢竟是越來越少。因此，詞匯禁忌的多少，往往可作為時代、社會“發達”與否的標志之一。
    中國的詞匯禁忌史來尤多，不知避諱就身陷牢獄之災，許多人還因此丟掉腦袋。由于禁忌的有關規定并無嚴格的“法治化”，為官家提供了操作空間過大的“自由裁量權”，百姓稍不留意就可能犯禁罹罪。例如，對帝王姓名避諱的慣例是諱名不諱姓，但李唐王朝就曾諱“李”。所以開元三年、十九年朝廷曾兩次 “禁斷天下采捕鯉魚”；曾有規定 “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吃”，有賣鯉魚者被杖六十，蓋因“鯉”為“李”也。所以，鯉魚也被改稱“赤公”。宋代蘇軾的《廬山二勝·開先漱玉亭》中即有“愿隨琴高生，腳踏赤公”之句。安祿山之亂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轉折點，所以唐肅宗李亨對“安”字甚惡，認為有害天下，故將許多有“安”的地名改為他名。據著名史學家陳垣在《史諱舉例》中的不完全統計，30多處地名中的“安”字被改，如將安定改保定、將安化改順化、安康改漢陰、保安改保寧、遂安改晉康……中國官權向來強大，甚至地方官也可要求屬下、百姓避其名諱，州官田登不許人用“燈”字，于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已是盡人皆知的成語。
    說來有趣，清王朝是北方少數民族政權入關，定鼎中原，曾被中原“華夏”視為“狄夷胡虜賊蕃”等，因此清初對這些字深深忌諱。如明末的“紅夷大炮”，清政權改為“紅衣大炮”，直到“盛世”乾隆時編纂《四庫全書》，還對書中的虜、狄、夷、胡等字作了改、挖。雖然雍正、乾隆對此都曾明確表示不以為然，但編書的史臣對真實的 “圣意”體會至深，仍不敢不改。從清初對這些字的改、挖，到雍正、乾隆表示不必改、挖而編書史臣卻仍然改、挖的這段歷史，可以看到原本屬“狄夷胡虜”的清政權入主中原后、又以“華夏”文明代表自居的矛盾心態。
    隨著統治日久，無人否認清王朝是“華夏”正統時，這些詞匯才“脫敏”，并在鴉片戰爭之后“強化”，“嚴夷夏之防”思潮再起，因為此時的“狄夷胡虜”所指的是侵略中國的西方列強，清王朝已儼然成防止“用夷變夏”的“華夏”的捍衛者了。翻來覆去，當它對自己是“華夏”正統不夠自信時，“狄夷胡虜”便是禁忌，至少是“敏感”；當它對自己是“華夏”正統充滿自信時，這些詞便全部“解禁”。
    對“反清”的太平軍，清政府規定自然不能“直呼其名”，不是“賊”就是“發匪”、“發逆”。而太平天國也是等級森嚴，禁忌詞匯種類之繁，字數之多，范圍之廣，執行之嚴，較之歷代有過之而無不及，也同樣規定稱敵對的清政府只能為“閻羅妖”，清官為“妖頭”，高官為“大頭妖”，清兵為“妖兵”，清軍營為“妖穴”。還規定“韃”、“咸豐”等字樣都要加上反犬旁。
    國共相爭最激烈之時，彼此也忌諱“直呼其名”而互稱為“匪”。這種情況，延續數十年。對此現象，著名民國史專家楊天石寫道：“‘蔣匪’與 ‘共匪’，其核心為一個‘匪’字。”（《擺脫“土匪史觀”，跳出“內戰思維”》，2007年11月29日《南方周末》）
    在“史無前例”的“全面專政”年代，認為有毒、有害的禁忌詞匯瞬間暴增，從暴風驟雨般的商店、街道改名運動，即可略窺一斑。從1966年8月20日開始，北京紅衛兵在“偉大號召”下沖上街頭，開始“破舊立新”，給許多商店、飯店、街道強換新名。8月23日《人民日報》頭版發表了題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的長篇報道，同時發表了名為《好得很！》的社論，熱烈贊揚說，“這是振奮人心的大事，這是大快人心的喜事”。因為“許多地方的名稱、商店的字號，服務行業的不少陳規陋習，依然散發著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腐朽氣息，毒化著人們的靈魂”。隨后幾天，《人民日報》連續發報道、社論、評論，贊揚紅衛兵“橫掃‘四舊’的革命風暴”。據報道，北京的長安街改為“東方紅大路”、王府井大街改為“防修路”后又改為“人民路”，景山東街、后街改“代代紅路”，天壇路改“曙光路”，白石橋至中關村叫“文革路”……同仁醫院改為工農兵醫院，協和醫院改為反帝醫院，友誼醫院改為反修醫院，宣武醫院改為東方紅醫院，清華附中改為紅衛兵戰校、王府井百貨商店改為北京市百貨商店，頤和園改為首都人民公園，全聚德改為北京烤鴨店，東安市場改為東風市場，榮寶齋改為人民美術出版社第二門市部，天橋劇場改為紅衛兵劇場，藍天時裝店改為衛東服裝店……
    幾天之內，改名風暴席卷全國。連四川名菜“麻婆豆腐” 也被改為“麻辣豆腐”，成都的陳麻婆飯店改為文勝飯店，寓意“這次改名是文化大革命的勝利”。窮鄉僻壤，森山老林，也難以能免。產于福建武夷山深處著名的武夷巖茶“大紅袍”也曾被迫改名。由于“大紅袍”散發著“中狀元，加紅袍”的“封建毒素”，紅衛兵來到茶樹前要砍掉此樹，崇安縣茶葉局茶科所管理人員嚇得不知如何是好，突然有人想起毛主席也喝此茶，就對紅衛兵解釋說毛主席也喝過大紅袍，所以“誰敢砍大紅袍茶樹，誰就是階級敵人”，這才使大紅袍茶樹免遭砍伐之災。但是，紅衛兵還是勒令樹名必改，一位吳姓生產隊長想起了新近發表的毛主席詞《卜算子·詠梅》，歌頌梅花，而且在“文革”中梅花被認為是非常革命化的植物，“是當時紅極一時的政治符號”，于是提出將“大紅袍”改為“大紅梅”，終于順利“過關”。但不久，問題卻接踵而來，原來“大紅袍”相當部分出口海外，改為“大紅梅”后引起海外誤解，嚴重影響出口創匯。想來想去，茶科所人員又將“大紅梅”改為“大紅巖”，既具“革命色彩”，又貼近“武夷巖茶”。“觀音”也是封建迷信，所以“鐵觀音”也改名為“鐵冠音”（鄒全榮：《“大紅袍”險遭“文革”浩劫》，2008年11月25日《人民政協報》）。
    改得最多的，恐怕是人名了。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為女紅衛兵宋彬彬改名“宋要武”后，改名風潮霎時涌起。連“文質彬彬”都屬政治 “不夠正確”，那富貴、進財、光宗、耀祖、仁智、孝悌、淑芳之類，就不必說了。直到“文革”后期，江青還為人“改名”。據胡學常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管的《百年潮》雜志2005年第4期發表的《江青與小靳莊》中說，1974年6月，“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正在高潮，江青來到小靳莊。這時“孔”、“周”等也成忌諱。“面對每一個人,江青幾乎都有 ‘正名’的沖動”，女社員王淑賢剛自報家門，江青就說又有淑又有賢，《三字經》里全有，要改成“王樹先”或“王先”，由其任選一個。有于瑞芳者，江青認為 “瑞”字特別要不得，同樣透著《三字經》氣味，于是為她改名“于芳”。老貧農魏文忠剛報告“我叫魏文忠”，江青就批評他的名字太封建，后來這個老農自己給自己改名為“魏文中”。王孝岐這個名字更把江青嚇了一跳：“啊呀！你這個‘岐’字改了吧，周文王啊！”最終，王孝岐改名“王滅孔”。婦代會主任周福蘭是負責接待江青的人員之一，江青見面就問她的姓名，然后說：“你這個名字太封建了，我可要造反了。”遂為其改名“周抵周”或“周克周”，要“抵抗奴隸主頭子周公”，或者 “克制周公”，“用咱們這個周，克制他那個周”。
    “文革”后，詞匯禁忌銳減，地名、商店企業名和人名大多重新改回舊稱。不過，在某些時候，仍會有某些“敏感”。邵燕祥在《百年潮》1999年第7期發表《何必改詞》說，有次他在電視中看在北京直播的《黃河大合唱》紀念性演出，結束時，齊唱《團結就是力量》。這支歌他會唱，歌詞也能記誦：“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發出萬丈光芒！”他在電視屏幕前跟著哼唱，但是，“唱著唱著不對了，再唱第二遍時，仔細盯著字幕看，發現原歌詞中的‘向著自由’被改成‘向著勝利’了”。在介紹了這首唱遍全國多少年歌曲的背景后，他感嘆道：“我真不明白，到了本世紀的九十年代末，為什么要去改掉五十多年前唱遍全國的一首歌曲中的‘自由’兩個字，以為這樣就能改變人們的歷史記憶，就能抹煞當時革命者和愛國者們對‘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嗎？”
    王輯志是我國IT業前輩、著名語言學家王力之子，2006年10月31日他在自己的博客中發表博文 “不能理解的禁止”，他寫道：“我常用北京移動網站來發手機短信，這樣比在手機上輸入短信內容方便些。現在我在南寧，住在我姐夫家，在民主路。明天我要去老家博白參加他們舉辦的客家文化節，他們來車接我。剛才我用上述網站發短信，告訴他來南寧民主路來接我。但是短信發送失敗，理由是：您的短信內容里含有不許發送的內容。我把‘民主路’三個字去掉之后，短信就發送成功了。于是，我還要用別的手段告訴對方我的地址。真的不明白為何不許在短信中出現‘民主’兩個字？”但經歷過“史無前例”的他畢竟具有歷史感，對此雖不理解，卻不否認時代的進步：“這種做法，我覺得很可笑。不過，社會畢竟在進步，回想起‘文革’期間，如果用廢報紙包東西，被發現報紙上有主席相片，會被批斗。如果不小心打碎了主席的石膏像，甚至要被定罪為反革命而進牢房。”
    詞匯禁忌史不絕書，一直是歷史研究的對象，這種研究也是史學家應該掌握的基本功之一。“禁忌詞”包含的歷史信息至為豐富：可以校勘歷史文獻年代，探究時代特色，窺視社會特點，觀測政治風云，分析文化政策……而最重要的意義，兩千五百多年前老子的短短一句話早就一語道盡：“夫天下多忌諱，而民彌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