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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市場經濟把個人道德操守與其所獲利益回報的矛盾問題，以及把公共領域的道德約定與公共秩序有否保證相聯系的問題突出以后，社會運作便把倫理學推到了一個令人注目的位置。倫理學必須處理初入市場經濟的國人最為關注的兩個問題：一是倫理學能為從封閉、一元、傳統的倫理中心主義社會走出，嘗試走進開放、多元、現代的全面發展社會人們提供什么樣的理論理性范式。二是倫理學能為局促于舊的倫理格局與新的倫理選擇之間的人們提供何種能推動倫理探索的實踐理性辯護。倫理學面對的現實問題，使得有中國特點的適于市場經濟要求的現代倫理建構，應當在兩個維度上展開，于前者，要進行理論上的重新清理；于后者，要進行實踐環境的重建。而關乎兩者成敗的問題，則必然是倫理思維的前提批判。
　　倫理思維的前提批判，是指展開倫理思維之前，對于倫理致思的預設條件的確認。其在構成與問題指向上有兩個方面：倫理思維的理論性前提批判是解決倫理思維的清晰性、也是解決倫理思維的理論有效性的條件。倫理思維的實踐性前提批判，則對于解決倫理抉擇的現實困惑、倫理實踐的寬松社會環境問題等，至關重要。
　　倫理思維理論性前提批判的展開，可以分為兩個層次，一個層次是對于習以為常、未經理論審查的倫理觀念，進行嚴格的甄別，以便析出在理論上可以完全成立的倫理規范。另一個層次是對于合理的倫理思維有制約作用的倫理理論基本預設，加以分析性陳述。
　　審查習以為常的倫理觀念，一方面，要關注真正常識意義上的倫理戒條對于人們日常生活有序進行的不可須臾或缺的性質。所謂真正常識意義上的倫理戒條，是指那些在人們的日常生活自然進行中間，不為人經意地發生著規范人的行為的倫理觀念。這些觀念，來自于相沿以久、自然有效，可謂倫理“公理”的歷史性倫理傳統。盡管這些觀念也需要批判地審視，以便給以理論確證。但這方面還不構成審查的中心問題。因為諸如“不要欺騙”、“應該誠實”一類的常識性倫理戒條，在其還不為人們普遍懷疑與抵制的情況下，它們還可以維持其固有的倫理調節功能。相比較而言，更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即審查那些經強有力的社會組織執意提倡，既涵蓋了日常倫理內容，又充滿了意識形態要求，而且久而久之被視之當然的倫理條規。這些條規，因其包含了日常倫理中人們以為當然的成分，而不容易引起倫理學研究者的警惕，更不容易引起蕓蕓眾生的置疑。同時，也因為其中還含有以激動人心為目的、以號召人們忘情地投入某一社會運動為宗旨的政治化因素，往往使身在其中的人們陷在“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的倫理遮蔽狀態之中。這兩個理由都促使我們對此類倫理觀念加以嚴格的理論審查。可以說，這類觀念對于當代中國人建構合乎市場經濟需要的現代倫理，有亟需矯正的一面。這是由于，一種混雜了常識倫理與政治性倫理界限的倫理規范，既無法準確地給予人們調整行為決策的倫理指令，也無法使人辨別干擾人們倫理自律的政治畸因，從而造成政治對倫理的替代。一種基于政治要求的強制規范，便可能升格為必須如此的“祟高”倫理。進一步，使倫理要求因政治強控而變質為阻礙人的發展的倫理繩索，使政治控制因倫理制約而導致社會生活高度緊張。在此，倫理與政治相互損害。理解這一點不難，只需看看“文革”時期的倫理狀況就行了。
　　審查倫理與政治混雜的那些“倫理規范”，目的是還倫理以保護人們行為確當性、還政治以維護人們合法利益正當性的本來面目，從而解除兩者相互損害的危險。在審查的方式上，可以多樣化。但需要強調，那種含有倫理名義進行政治迫害、以政治要求進行倫理鎮壓的可怕“倫理規范”，既不屬于需要審查的范圍，也不屬于有確證必要的倫理舊制，而應當予以堅決的拒斥。在審查中，對于那些各需安頓的要求，應有一個合理的安排。如對于鼓蕩其中的激情加以凈化，安置于純粹理想的領域內，使其成為批判社會一倫理生活中不合理現象的精神動力，就具有不言而喻的意義。又如把政治從政一倫混雜的狀態中割離開來，從而使其著力的制度建構完善起來，更好地將權力與利益關系加以約束，對于形成倫理實踐的優良環境，也不無意義。再如將倫理作為獨立的社會要素對待，對其理論論證加以周密的關注，對于提高我們的倫理生活質量，也會有積極作用。
　　至于關乎倫理思維確當性的基本理論預設的批判，因其屬于倫理學的方法論，必須在倫理理論建構之前進行。這一工作大致可以區分為三個方面。第一，對倫理致思的范圍進行劃界。之所以需要劃界的理由是，劃分倫理學的專門致思領域，有益于倫理學解決自己這一學科的獨有理論問題，而不致于使理論界限模糊，變成其它學科的附庸。其實這也是任何一門學科為自已的學科存在進行辯護的要求。具體的劃界，可有三點。一是劃分倫理一道德領域與非倫理一道德領域的界限。這一劃分，既是為了避免傳統中國思想（尤其是古典儒學）混淆倫理與政治兩種社會要素的倫理思維誤區，也是為了避免在現代社會各種不同要素日益分化的情況下，去徒勞地進行因匱缺有針對的分析，因而顯得無意義的貫通性研究。從而將調節日常人倫關系的“倫理”和提供與之相關的價值論證的“道德”，作為倫理致思的學科主題。二是劃分倫理學的內部科際界限。這種劃分的起因，既是由于倫理學要解釋的理論與實際問題愈來愈多，需要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去加以透視，也是由于倫理學在發展中已顯出內部學科分化的明顯跡象。在最抽象的哲學層次上，倫理學以道德哲學的理論形態，通過解釋最深層的倫理實際問題來樹立倫理學的理論尊嚴。在倫理學所需面對的最大量理論闡釋的個體道德與公共倫理問題上，倫理學以較嚴格的理論籌劃，分別為個體的私人生活與公共活動提供倫理辯護與道德要求，并以此來顯示倫理學的嚴謹理論性與實踐有效性。在其處理的種種邊緣性倫理問題方面，倫理學以應用學科的理論致思，將“現代問題”納入倫理探討的范圍，給環境、軍備、企業、生命、死亡等問題以倫理詮釋。倫理學的內部科際分界，無疑給了倫理學以更寬廣的理論視域和發展動力。三是劃分倫理理論類型的界限。在這里，倫理學以其義務論一目的論的劃分，來表明它如何為人的盡職盡責與合目的的行動，進行理論分辨，以其元倫理學、規范倫理學、應用倫理學的劃分，來確立倫理思考的命題可靠性、行為正當性和行動有效性的不同理論論證途徑。這類區分，為倫理學提高自身的理論質量奠定了基礎。從現代視角來看，這三種劃分，已成為任何倫理致思所必須首先擇定的問題。
　　第二，對倫理思維的基本指向加以確認。這個問題可以具體化為，倫理致思究竟是為實踐提供先導性的原則，或是為其進行跟蹤性的辯護，或是為理論自身的邏輯可靠性提供自足的論證，將其囿限于“智力體操”（費孝通語）的狹窄范圍內，還是以理論的嚴密籌劃去為倫理實踐服務，從而開拓倫理研究的廣闊天地。在習以為常的觀念中，倫理規范是調整人們行為的基本準則，似乎倫理原則是在任何行為發生之前就已經預設著，就可以處理每一種行為的確當與否。這種假定，無疑是將倫理規范置于活生生的現實生活之上，從而既把生動活潑的現實干癟化為倫理獨大的圖式生活，又把來自生活實踐、并在生活實踐中為自己注入不竭活力的倫理動源給抽空了。因此，有必要將這一思路扭轉為：倫理規范是在現實生活實踐中形成，又在現實生活實踐中豐富、提高的。倫理規范只能在追隨現實生活步伐的過程中，為自己的有用性辯護，為自己的存在提供理由。在生活中尋求倫理活力，又回饋生活以提升其質量的倫理動力，是確定倫理與生活關系的唯一方式。從這個角度去看倫理理論的存在依據，我們如果將其限制在純粹邏輯推導的層面，試圖依此為倫理學的理論發展提供有力的辯護，無疑是在摧殘倫理學的“性命”。倫理學只能在生活中、以顯示其有用性的方式“活”下去。在這個意義上，與其說倫理規范是理論判斷，還不如說是實踐選擇。
　　第三，對倫理學的問題闡釋方式進行確認。在此所說的“問題”，不是倫理學具體處理的諸如幸福、快樂、責任、義務、愛情、友誼一類問題，而是以何種適宜的、統納各種具體問題闡釋方式于其中的、對倫理問題分析有普遍有效性的倫理致思方式。在以往的倫理問題闡釋方式上，大多顯現出一種獨斷論的傾向。倫理學總是想向人們宣告“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值得的、什么是不值得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倫理學總想在人們自我進行倫理決斷之前，代替人們先行做出決定。倫理學的這一思維傾向，使其容易與政治匯流，依靠政治力量來推行倫理規則，從而給倫理學打上不可挽回的倫理專制烙印。在倫理學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普遍參與、社會平等、思想多元局面的情況下，它之走出獨斷的境地，建立起商談的倫理致思氛圍，就有其緊迫性。倫理商談，依據對哈貝馬斯的理解有兩層意思，一是“普遍化原則”，即每個個體從自身假定的普遍規范出發，以任何一個體都可以獲得滿足為基準，產出的可預計的結果和附帶效果，可以為一切有關的人不經強制地加以接受。二是“倫理商談原則”，即只要一切有關的人能夠參加一種實踐的商談，每個有效的規范就將得到他們的贊成。這一倫理訴求，無疑是與倫理獨斷相反對的。它肯定人們之間共同合作對于尋求倫理真理的絕對重要性，致力防止在倫理討論或談論中出現壓制現象，保證一種基本平等的理想性倫理致思環境。可以說，以倫理商談的方式去闡釋倫理問題，比之于以倫理獨斷的方式去二元式地劃分好壞、對錯，對于解釋倫理問題要有意義得多。
　　倫理思維的理論性前提批判，為倫理學的理論思維提供清晰、可靠的致思可能性。由此可以解決的倫理難題是：其一，倫理“學”如何可能。一個學科如果不能保證自己具有與其它學科不同的研究對象，并且將這一學科與其它學科的界限劃分清楚，既不期望包攬所有問題，也不模糊研究對象的邊界，就很難保有自己的理論地盤。倫理學“僅僅”以人倫常理和道德價值為學科對象。這是倫理學具有其理論可能性的條件。其二，倫理學如何有效。一種理論有效與否，固然要靠社會歷史來做經驗性的驗證，但理論本身是否自足，卻構成這一理論發生效用的自身前提。所謂“自足”，是指理論的研究對象有效，顯然也需要對自身的理論嚴肅性加以認真的對待。這是倫理學不致被現實生活懸擱起來并變成“絕學”的依據。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倫理學這樣一門有著強烈實踐性品格的學科而言，在重視其理論性前提批判的同時，更需要關注它得以成立并受之影響，乃至受之支配的社會歷史變遷，對它的運思所發生的作用。這是進行倫理思維的實踐性前提批判強有力的理由。倫理思維的實踐性前提批判，是對倫理思維據以運思的社會歷史條件進行甄別，以便明了實際展開的倫理運思所依賴的現實基礎是如何的。這種批判，可以區分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凸顯倫理規范寄寓的現實社會合理與不合理的種種事項，使一定時域與空域中倫理的社會支撐點、實際作用點顯示而出，也使消解倫理作用的社會因素被人們識別，從而保證社會給倫理運思提供一個真實的、良性的環境。二是從一般意義上確證對任何社會的正常倫理思維均有不可忽略的意義的起碼社會支持條件。從而，在一種有比較的陳述中，確認有益于合理的倫理運思的起碼或最低限度的社會支持條件。
　　就第一方面而言，分析一個社會有益或有礙倫理思維的因素，需要在一個具體的社會歷史氛圍中進行。而且，不能使不同氛圍的不同社會歷史條件通約，以一種發生了位移的條件——即以一個具體的社會歷史氛圍（通常以一個國家為界限）為論說對象，卻以另一個國家的倫理文化傳統與倫理運思方式、倫理基本觀念與倫理社會訴求來討論前一個國家的倫理世象。這樣的討論不說完全沒用，但意義是非常有限的。就此而言，我們討論倫理問題，起碼應當首先著眼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中國社會歷史的具體情形。就目前來講，中國社會正在發生歷史性的大轉型。從歷史的視角看，傳統中國作為一個由道德理想主義支撐人們觀念大廈、由倫理中心主義維持社會運轉的國度，應該是最有益于倫理思考的了。但是，透過表象觀察，傳統中國的政治專制瓦解著道德理想主義的根基，小農經濟制約了人們的開闊視野，使人們的倫理關注僅限于政治化的人倫關系，大一統社會雖將倫理置于中心位置，但倫理也由此變成政治的奴婢，實際上喪失了它健康地發揮作用的社會條件。一點不為過地講，古代中國是一個倫理專制的社會。也因為如此，古代中國的倫理異化現象非常普遍。社會普遍推行的“倫理規范”恰恰在抵制合理的倫理準則。為此，當我們試圖從傳統中吸納帶有“現代性”的倫理思想資源，務必先行確立一個原則，即傳統倫理結構必須解構，傳統倫理只能在分散的倫理要素意義上，才可能被“現代”所利用、所組合。
　　再從當代的視角來看，中國社會從政治集權走向政治民主，從計劃經濟邁向市場經濟，從一元社會發展到多元社會，已大致形成一個歷史上不曾有過的社會良性局面。然而社會轉型不是那么輕而易舉的。從社會與倫理互動的角度審視，政治權力結構的重組所導致的權力裂變，使權力與利益的關系突顯，權錢交易損害著為官者的道德良心，損害著民眾的道德認同。經濟力量匱缺規范的膨脹，則使得拜金主義、享樂主義依托于凸起的經濟一元化運動，從而損害了人們對幸福與快樂加以把握的正常心理。多元匯流的跨文化傳通，既帶來了解放人們思想的新觀念，又流入了引人專鶩新奇、不辨是非的怪誕理念，因而在推動倫理思維多向思索的同時，又損害了人們對道德倫理的認同，甚至使人認為踐履“正確的”倫理規范也是與多元相悖的倫理絕對主義，導致由道德的相對主義滑向道德的虛無主義。與此同時，社會歷史變遷要求倫理學為其提供道德辯護，又使倫理學在欠缺充分的理論準備的情況下，成為與引導社會變革的經濟學、政治學相“爭寵”的“顯學”。倫理學突然一下要為社會做全面的解釋說明，以致無法為自身合理地定格定位。
　　只看到現下中國社會對倫理思維的不利影響，自然是不公正的。悠久的倫理傳統為我們現代的倫理思考提供了可資利用的豐厚資源。一方面這是因為“我們總是活在傳統中”，理解了傳統才可能更好地理解現代。我們的倫理傳統盡管滲透了不少必須清除的雜質，畢竟以其歷史的厚重感提醒我們，—種在歷史中有效的倫理觀念，它何以是有效的。由此啟發我們去考慮倫理的規范邏輯與作用邏輯。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之匯入當代，為我們所理解、變形、接受、消化、融匯，乃是必然。站在現代立場上，傳統倫理的一切利弊，都是現代利弊的歷史性投射。這推動我們去除借口、直面當下，把倫理的歷史理解轉變為現實思維。再說當代中國的社會變遷，尤其是市場經濟的廣泛推行，既帶給人們巨大的倫理沖擊，也帶給人們倫理重建的寶貴機會。市場經濟及其相應的社會變革，對于形成“現代”道德的意義與具體作用，已見諸與此相關的大量倫理學文獻，在此不予具體討論。
　　至于撇開具體社會情景，為倫理運思勾畫一個最低限度的社會支持條件，則是為倫理學提供一個普遍有用的理論自辯辭。回答倫理學究竟需要一些什么樣的社會支持條件，需要首先確立一個答問的原則，即這些支持條件不能以“要什么”、“不要什么”的二元對立方式來解答。由此以一種只具有相對意義的比較法確立起的倫理學最低限度社會支持條件，才是可以信賴的。據此，把人的第一天生——政治（這是從亞里士多德的“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推出來的），人的生存依據——經濟，和人的精神寄托——文化，作為三個相聯結的點，勾畫倫理的社會支持條件，就基本足夠了。
　　政治是制約人生活最強有力的“手”。政治的運作類型非常復雜。但作一個與本文論旨相關的簡單劃分，可以將其分為民主政治與專制（集權）政治兩類。專制（集僅）政治以其“壓人頭”（即壓制人們的政治參與、政治要求與政治自主）、“砍人頭”（即以剝奪人性命的方式維持政治高壓統治）而造成一種非倫理、甚至反倫理的社會景象，倫理只能成為惡劣政治的幫兇。民主政治則以其“數人頭”的方式，即在政治自由的起點上，維持一種政治為大多數人服務的局面。這種政治有其弊端，但它以“社會公正”為政治運作的基本目標，則對于社會大眾在關注私人利益與德行的同時，高度關注社會公共道德狀況，具有積極作用。
　　經濟是現代社會最深層的推動力量。經濟活動以其展開的方式而言，可以分為自足的與市場的兩類。自足經濟促使人們關注個人一己所得，因而最多能夠使人對私人品行表示留意。市場經濟以其無所不伸的“手”作用于全社會所有人，個人的獲利與所有人的獲利密切相關，公共經濟活動的嚴格規范成為眾所關心的問題，從而使得公共道德變成優于私人品行的主導德行，使倫理變遷顯現出一條從私德主導到公德優先的軌跡．
　　文化是現代社會相互聯系的精神臍帶。湯因比將文化（文明）類型分為二十六種，已夠繁雜。但本文關心的卻是文化類型之外的文化發展方式問題，即文化是在封閉的情形更好發展呢？或是在開放的社會中更有活力。文化封閉意味著文化自閉，在這種氛圍中存在愈久的文化愈容易烙上文化自戀主義的印跡。顯然這對于倫理規范這樣專用于干預人倫關系，帶有天性的以交流促進完善的行為準則來講，自閉的文化是有害的。在開放文化中，跨文化溝通是文化的存在方式。文化的接觸、溝通、對話、互融促成文化的新生，使文化具有持續發展的動力，并形成具有活力的文化多元格局。顯然，這對于倫理這樣的作用于活生生的生活實踐的規則來說，具有不言而喻的意義。概括上述三點，合理的倫理思維之最低限度的社會支持條件是：政治民主、市場經濟和文化多元。
　　倫理思維的兩個前提批判，作為現代倫理建構的兩個基礎性工作，具有顯而易見的重要作用，在現代中國就更顯示出它的緊迫性。一方面，這是中國社會轉型的及時需要決定的。另一方面，也是中國倫理學的孱弱理論現狀決定的。前者要求倫理學挺立起來為社會提供合理性證明，后者要求倫理學為自己的科學尊嚴堅定而理性展開辯護。中國倫理學未來的希望，潛蟄于這種批判之中。
社會科學滬42～46B8倫理學任劍濤19981998中山大學政治學與行政學系 作者：社會科學滬42～46B8倫理學任劍濤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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