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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035(2002)06-0007-04
　　1931年，當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被國民黨集體屠殺后，魯迅在《前哨》“紀念戰死者 專號”中寫道：“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蔑和壓迫之中 滋長，終于在最黑暗里，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1](P282)此后，魯 迅又作了《為了忘卻的記念》、《柔石小傳》等。柔石慘烈的死亡形式和魯迅左翼意識 的權威話語，使我們在對柔石作歷史想象和理解時，幾乎是預設地把柔石以及柔石的創 作納入人民倫理的大敘事視野，而忽略了其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一面，即強調了柔石 作為革命作家的政治身份和左翼話語，而有意無意地遮蔽了其知識分子個人話語的存在 。應該說，這是目前柔石研究中的一大盲區。
　　　　　　一
　　柔石自1923年開始文學創作，一直未能引人注目。1928年9月柔石與魯迅相遇，這是其 生命中一次極重要的“偶然”。在魯迅的幫助下，他的小說得以出版，作品也被報刊陸 續采用，并參加籌建“左聯”。柔石不但結束了顛沛困厄的生活，也從無所作為的精神 困境中得以解脫，開始了一種政治化的文學活動，并從中獲得極大的精神愉悅。但是， 這種政治化的文學活動是否完全左右了柔石的敘事方式，是否一定使柔石在敘事過程中 “讓民族、國家、歷史目的變得比個人命運更為重要”呢?也就是說，柔石是否進行著 純粹的“人民倫理的大敘事”[2](P7)?
　　20世紀20年代末，受馬克思無產階級理論和蘇俄革命的影響，一些年輕的知識分子在 投身革命的同時，也迅速轉換了小說敘事的立場。比如胡也頻于1929年寫就的標志其創 作轉變“預兆”的中篇小說《到莫斯科去》，就是一部充滿浪漫熱情的革命傳奇。作家 把一個革命青年和一個貴族怨婦的愛情置于“革命”的名義下敘述，從而顯現出悲壯的 歷史感。1930年的《光明在我們的前面》則進一步把愛情和信仰的糾葛引出富麗堂皇的 客廳和風光旖旎的的公園，走進了“五卅”運動的激昂而火熱的群眾行列中。胡也頻明 確宣稱：“如果我們不著實地抓住這斗爭的時代的現實，也就是如果我們不深入于無產 階級的社會而經歷他們的生活和體驗他們的意識，那我們的新文學是無從產生的。”[3 ](P2)顯然，在強烈的革命意識和信仰的驅使下，胡也頻自覺地把“私人的生命熱情和 愿望轉移到集體性的——社群、民族、階級、國家甚至總體的人類的生命熱情和愿望中 去”。[2](P251)這一敘事方式看起來圍繞個人命運，實際上卻是讓個人生命的嘆息淹 沒于現實的歷史的腳步聲中，體現出人民倫理大敘事的傾向。
　　但耐人尋味的是，在柔石的小說敘事中，“革命”始終處于一種隱形狀態。1928年前 的創作(如《瘋人》)純粹是感于個人生存艱難的嘆息。即使是參與左翼活動，甚至說要 “轉換作品的內容和形式”[1](P483)之后所作的《三姊妹》、《二月》、《為奴隸的 母親》等，“革命”仍未成為其小說敘事中的關鍵詞。這與當時其他左翼作家有很大的 不同。“革命”印痕的淡化，說明柔石并未用一種先在的“左翼”意識形態來籠罩對生 活的認識，也沒有將對生活的思考完全置于左翼意識形態的觀念和理論之下。他在敘事 倫理策略上，選擇了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關注的是“個體生命的嘆息或想象，某一個 人活過的生命痕印或經歷的人生變故”[2](P7)。
　　雖然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和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都是現代敘事倫理，都“依據個人的心 性來編織屬己的生命經緯”。但“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教化是動員、是規范個人的生命 感覺，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的教化是抱慰、是伸展個人的生命感覺。”[2](P7)人民倫 理的大敘事總是讓革命、政治、社會凌駕于個人的生活，似乎個體生命的意義只存在于 普遍的歷史規律之中，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則關注個體生命中細微的倫理處境，正視個 人生活的悖論與困惑，深入這“一個”人的生命想象和深度情感。
　　為什么柔石沒有與他的左翼同志一樣，選擇人民倫理的大敘事的方式，而是選擇自由 倫理的個體敘事?難道他對“革命”沒有敘述的興趣嗎?
　　柔石早年的生命處境十分壓抑，北京綴學，謀職不成，生活無著，疾病纏身，經濟上 依附父兄，精神上難以獨立。在家庭倫理觀上，雖然反感父權威嚴，但又是有著濃厚親 情的孝子。婚姻上，不得已接受父母的安排，陷于無愛無歡卻只能“陪著做一世犧牲” (魯迅語)的困境[4]。這樣的生活感覺，使柔石的目光更多地關注生活倫理問題。其性 格，也存在著一種鮮明的反差：一方面如魯迅所言，他有“臺州式的硬氣”，堅韌、執 著；另一方面，憂郁、軟弱、情緒化。雖然人的性情具有偶然性，卻常常可以決定生命 以何種方式進行。柔石既無法改變現狀，又不能自我麻木，無動于衷。他的憤世嫉俗， 他的自傷身世，只能以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或轉向自我懺悔：“我真太柔弱了!運命 判定我一生，莫非禁錮我在‘多顧慮的’，‘易感動的’牢獄中終世么?”[5](P117)或 面對人的道德處境：“人，自私的異想的動物，靈魂是不可捉摸的，而肉體的脊梁上刺 著‘罪’字的囚犯。——他們何日自己覺悟到?”[5](P116)這兩段寫于1929年9月的日 記，說明了“革命”不能、也無法使他忘記個人倫理的困境，孤獨生命的在世性情，以 及個體生命自身的在體性欠缺與生命理想的相悖。這一切顯然對柔石的敘事態度和敘事 策略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
　　《為奴隸的母親》是柔石的最后一篇小說。1930年3月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 時，《編輯后記》特別提醒讀者，它“作為農村社會研究資料，有著大的社會意義”。 這是有意要牽引讀者循著左翼意識形態的路徑，把它作為社會倫理敘事來閱讀。如果這 個故事僅僅是提供了一個社會研究的資料，那么它其實是一次相當陳舊的敘述，因為諸 如此類的故事已經被講述了許多次(如許杰《賭徒吉順》、羅淑《生人妻》等)，而法國 的敘事思想家羅曼·羅蘭也不會說：“這篇故事使我深深地感動”。羅曼·羅蘭為什么 被深深地“感動”?并非是“典妻”的丑陋習俗滿足了獵奇心理，而是因為柔石把他的 敘事觸角伸展到個人命運的內核，觸摸到生命內質中最脆弱的部位。
　　對于《為奴隸的母親》來說，“典妻”行為本身只是生活的表征層面中浮動的嘈雜的 一面。故事其實很簡單：在令人絕望的貧窮下，一個男人無奈地把妻子以一百元的身份 抵押給秀才，生兒養子承續香火。這個被典的女人痛苦地離家別子而去。她在秀才家的 地位介于小妾與傭人之間，承受著秀才的期待和大妻的妒恨，懷孕和生養也不能改變她 的處境。這個女人生命中最絕望的痛苦是不能同時擁有自己的兩個兒子。最終，她不得 不離棄新生的兒子，回到舊家，而那另一個兒子已不認得她了。生活依然一貧如洗。
　　如果由社會倫理來解釋，“典妻”是重血緣承續的宗法制社會對人的物化或異化的處 置，是貧富懸殊的階級地位所帶來的人的不平等，是對階級壓迫下的罪惡的暴露。但柔 石的敘事視角超越了這一生活的表征層面，深入到對生活的隱喻層面的感受、思想。于 是，這個簡單的故事就有了復雜的倫理內涵。
　　那個既沒有力量活又沒有勇氣死的男人在小說中出現了三次。每一次出現，都給他的 妻帶來痛苦和屈辱。故事開始時，他已經由貧窮而墮落，吸煙、喝酒、賭錢，變得兇狠 而暴躁，用沸水虐殺女兒，典妻。他在秀才家意外出現時，帶來的是春寶病重的消息， 要走的是錢，此后便杳無音訊。對兒子終日的牽掛和無盡的思念使女人形銷骨立。而回 到舊家的女人，不曾得到他的安慰和歉意，反而是冷冷的嘲諷。在這個男人身上，我們 看到了個人道德承負力的軟弱無力，當一個人沒有能力行善時，邪惡就會滋生。這個男 人在貧窮中放縱自己的墮落，他在墮落中獲取快感，轉嫁生活的負担，忘卻人生的苦難 。“典妻”是為了拯救誰?“典妻”是自愿的還是被強制的?他為自己對妻子的冷漠和絕 情有過負疚嗎?人性的脆弱實在無法為個人的倫理抉擇提供自足的道德支撐。
　　有論者指出：這篇小說有兩層結構。在顯層結構里，是一個奴隸母親屈辱的非人的悲 劇故事，是階級的壓迫與掠奪；而在潛在結構里，是一個特殊的愛情故事，是一個長期 受到丈夫奴隸主一樣壓迫的少婦，與長期受到老婆壓抑的秀才，同病相憐，互相安撫。 顯在結構在表現故事的階級性，潛在結構在敘述人性。[6](P147)在我看來，這一結論 注意到了小說敘事中的個人自由倫理的質素，卻誤解了女主人公的倫理選擇。
　　春寶娘的情感歸屬何在?在小說的題目中，作者強調了“母親”。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 ，我們也看到引發女人痛苦的不是“性愛”，而是“母愛”：
　　在孩子的母親的心呢，卻正矛盾著這兩種的沖突了：一邊，她的腦里老是有“三年” 這兩個字，三年是容易過去的，于是她的生活便變做在秀才的家里的用人似的了。而且 想象中的春寶，也同眼前的秋寶一樣活潑可愛，她既舍不得秋寶，怎么就能舍得掉春寶 呢?可是另一邊，她實在愿意永遠在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寶的爸爸不是一個長 壽的人，他的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內要將他帶走到不可知的異國里去的，于是，她便要 求她的第二個丈夫，將春寶也領過來，這樣，春寶也在她的眼前。[7](P575)
　　這里，女人想留在秀才家的情感前提，既非生存的需要，也非性愛的渴求，而是對兩 個兒子難以舍棄的母愛。但是，她無法把握自己的生命愿望，又不愿放棄自己的生命愿 望(作者也沒有讓她把這種生命愿望轉移到集體性的生命愿望中)，于是，個體生命就在 自身的在體性欠缺與生命愿望的不平衡中受苦，甚至悲觀、絕望。
　　實際上，“倫理問題根本上是人的在世性情問題。”“一個人在世的生存關系同樣、 甚至更主要是受自己的性情支配的，個體與自身性情的關系，是更為根本的倫理元素— —倫理的在體性基礎。”[2](P229)這就是說，每個人的生命感覺和態度是由個人的性 情這一隨機形成的價值感覺秩序所決定的。對于春寶娘來說，“被典”只是偶然性事件 ，而在這一偶然性事件中表現出的無奈和絕望則是個人性情的必然。在生存和自尊，順 從和拒絕之間，這個軟弱的女人接受了前者，放棄了后者，因而落入生命的漂浮之地， 不知自己該置身何處。在生命的掙扎中，身體的沉落似乎已經變得不重要了，靈魂渾渾 噩噩地彷徨于這一個和那一個兒子之間。生命成為殘缺而不可修復的碎片。
　　　　　　三
　　對《為奴隸的母親》的現代敘事倫理的分析只是為我們清晰認識柔石的小說提供了一 個窗口。對于中國左翼文學而言，柔石創作的意義在于：當“革命加戀愛”的小說敘事 成為時尚時，革命的主題實際上遮蔽了對人本體的關注。絕大多數的早期左翼作家都被 革命的熱情裹挾著，身不由己地掉入“光赤式陷阱”。柔石小說敘事的難能可貴就在于 當現實的歷史的腳步夾帶著個人的命運行色匆匆時，柔石更深切注目著的是個人命運的 處境、個體在現實重重圍擊下的倫理困境。他聽從了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關注人的生 命深處的呼喚，使得作為一種詩性活動的小說敘事，成為作家內在生命體驗的提取。
　　除了《為奴隸的母親》、《人鬼和他的妻的故事》等鄉村底層生活敘述外，柔石在他 的那些帶有自傳色彩的小說中，更加強烈地表達著偶在的個體命運在生活的進程中，就 像一片顫然隨風飄落的樹葉，不能決定自己飄落在哪里和如何落地的感受。這些小說中 的主人公都是漂泊者、尋夢者、幻滅者三者兼之的身份。比如，《二月》中的蕭澗秋厭 倦了都市的喧囂，期待著在芙蓉鎮這個江南小鎮獲得心靈的寧靜和情感的安慰。但芙蓉 鎮并非世外桃源，對文嫂的同情，對采蓮的關愛，對陶嵐的情感，都在流俗的生活中被 一一擊碎，他只有失望、苦惱地離去。這讓我們看到來源于人自身的在體性欠缺與美好 的愿望之間的差距。事實上，即使在個人情感這一最為屬己的領域，人的愿望自由也是 有限的。《舊時代之死》中的朱勝禹在生的壓抑中破壞，在破壞的瘋狂中毀滅。軟弱的 個體生命在與社會的對抗中，必然地成為犧牲品。
　　面對生存的艱難和疑惑，柔石用言語編織著屬己的生命經緯，關注著個體生命在生存 過程中的種種悖論，抱慰生命的累累創傷，不輕視每一顆處于生命掙扎中的破碎的心， 以悲天憫人的情懷體諒人性的脆弱和無奈。
　　當左翼文學在整體上表現出意識形態化的創作傾向時，人民倫理的大敘事就成為公共 性的創作追求。但柔石小說的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是個特例，它在使柔石保全了個人話 語的獨特性和豐富性的同時，也使左翼文學顯現出別一風景。
　　收稿日期：2002-09-08
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金華7～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羅華20032003柔石小說在左翼文學中具有特殊性。本文從現代敘事倫理的視角出發，指出柔石小說 與其他左翼文學的重要區別在于敘事倫理策略的不同，進而分析柔石小說自由倫理的個 體敘事特性，認為柔石小說敘事聽從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關注人的生命深處的呼喚， 從而保全了個人話語的獨特性和豐富性，也使左翼文學顯現出別一風景。左冀文學/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個人話語/Left-wing Literature/Individual Narra tive Features of Free Moral Principles/Individual SpeechOn Rou Shi's Stor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Narrative Moral Princi ples　　LUO Hua　　Chinese Department,Taizhou University,Linhai 317000,ChinaRou Shi's stories possess their peculiarity in the left-wing literature.Th is paper first points ou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 narrative moral pri nciple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Rou Shi's and other left- wing stories lies in the strategies of narration and then analyses the indiv idual narrative features of free moral principles in his stories.Finally,it　concludes that his stories respond to the true feelings of his own and echo　the cries of his inner world,therefore preserve the features of his individu al speech,unique and rich,and display the distinctive traits of the left-win g literature as well.臺州學院　中文系，浙江　臨海　317000　　羅華(1962—)，女，浙江臨海人，臺州學院中文系副教授。 作者：浙江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金華7～10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羅華20032003柔石小說在左翼文學中具有特殊性。本文從現代敘事倫理的視角出發，指出柔石小說 與其他左翼文學的重要區別在于敘事倫理策略的不同，進而分析柔石小說自由倫理的個 體敘事特性，認為柔石小說敘事聽從自我生命的本真感受，關注人的生命深處的呼喚， 從而保全了個人話語的獨特性和豐富性，也使左翼文學顯現出別一風景。左冀文學/自由倫理的個體敘事/個人話語/Left-wing Literature/Individual Narra tive Features of Free Moral Principles/Individual Speech

網載 2013-09-10 2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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