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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夏志清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贊嘆與責罵聲的交織中進入中國，近20年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獲得了長足的發展。成就是巨大的，其累累碩果自有一摞摞書卷在，有一篇篇獎掖有加的書評在，這方面只須表態性地投個贊成票，似可不予置喙。不過，如果我們能夠以一種相對冷靜的、超脫的態度分析一下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狀況，也很容易發現一些問題，其中包括這樣一類帶根本性的問題：什么樣的小說作品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是最有價值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的成就積累到底應以怎樣的現象或形態為標志？
　　　　　　一
　　許多學者撰著過或者正試圖撰寫各種類型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就已有的成果而言，他們這方面的研究足以代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一種較高水準。但是，大多數的小說史研究者是在被動的意識狀態下進入這樣的選題的，因而即使是代表其最高成就的成果，離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所應該達到而且也可能達到的最高水準還相差甚遠。
　　所謂“被動的意識狀態”，是指這樣的一種實際情形，即中國大陸的現代小說史研究者在決定展開類似選題研究的時候，常常并不是出于自己對中國現代小說史有了一種成熟的理解，并由此理解形成必欲訴諸學術表述的沖動，而是因為別人選擇了這樣的題目，自己覺得如果自己來做這樣的研究可能會比別人做得更好，于是紛紛“跟進”。
　　這樣的表述雖然有些俏皮，但并不含有貶義。事實也正是如此。最先讓中國學者感受到這一選題魅力的，是海外學者夏志清，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被劉紹銘翻譯成中文并通過各種渠道流入大陸之后，有些研究者先是不服，覺得這樣的書竟然先由海外學者著出，真是匪夷所思；繼而發現這部書確實有真知灼見，而且以十分醒目的位置推出了早已為大陸研究界所遺忘了的張愛玲、錢鐘書和沈從文，故而很快承認了它的價值。通過承認夏志清《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價值，中國現代小說的研究者進一步確認了小說史研究的意義和價值。緊接著的舉動便是不甘落后，奮起直追，寫出自己的中國現代小說史。
　　用“奮起”一詞表述學術研究確乎有些不倫不類，但可悲的是80年代初期的大陸學界正是這樣的情形。當趙遐秋、曾慶瑞大張旗鼓地展開他們氣勢磅礴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時，人們不僅根本不知道寫史的人需建立某種史觀，更談不上受某種史觀的導引而產生研究和撰著的沖動，而且幾乎就是在沒有什么明顯的學術積累的基礎上作了學術墾荒，其結果是輕車簡從地于1984年出版了大陸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凡上、下兩卷，計一百一十多萬字，比夏志清的專著篇幅長得多。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者自己撰寫的第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也是那時為止規模最大的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即使當時看來，它問世的價值似乎也就僅此而已。
　　楊義也是一個“奮起”者，而且這回是單槍匹馬；不過當他真正進入中國現代小說的歷史世界之后，便在一定程度上放下了“奮起”的架勢，做起了踏實、深入的研究，后以頑強的毅力完成了一百五十萬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三卷本。這部小說史首先盡作者所能地發掘了中國現代小說史料的豐富礦藏，而且明顯地受夏志清的鼓舞，試圖在冷門作家的發掘方面有所作為，于是，作者織成了一張五彩羅網，恨不能將其從各種塵封的小說史料中“臨淵”稱羨的各類“魚”都一網打盡，有許多為人聞所未聞的作家確實被他發掘出來，并且盡量給予充分的評價，如華南作家群中的馬寧、侶倫，東北作家群中的王秋螢、關沫南等。其次，與趙遐秋等人的史著比較起來，楊義的這部小說史從小說觀念系統將由近代到現代的轉換辨析得十分清楚。第三，這部小說史以一種高度的自覺，力圖始終從小說家群體著手，析示出小說現象整體性的社團流派。他沿用了現代小說研究已有的一些群體概念，如“鄉土小說”、“東北作家群”、“解放區作家群”等，也獨立發現并命名了一些群體概念，如“四川作家群”、“華南作家群”等。這部著作史料鉤沉既多，體例又頗多創新，文筆也相當流暢、優美，故甫一出版，便好評如潮，與前一部出版時的冷清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照。
　　與此同時，許多研究者已經明顯感覺到“奮起”架勢的弊端，意識到在當時的條件下，一部小說史單靠一兩個人的力量自難免捉襟見肘，須調動集體的智慧，發揮集體的優勢，開展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正是出于這種嚴謹而踏實的考慮，自80年代初期開始，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和山東師范大學、山東大學等先后組成了《中國現代小說史》課題組。其中，山東師范大學和山東大學聯合編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出版最早，南京大學課題組的任務已完成了三分之二，北京大學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體構龐大，但也才出版到第二卷。
　　山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由田仲濟、孫昌熙主編，乃是按現代小說中的人物形象系列組成全書體例的，分章論述了中國現代小說中的農民形象、知識分子形象、市民形象、工人形象等等。這種寫法給人的感覺似乎顯得簡單化了一些，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才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真正寫現代小說“史”的開端。無論以前出版的現代小說史其影響如何之大，可它們都沒有跳出小說史不過就是小說歷史材料的梳理、總結和鉤沉的思維框架，而山東版的這部小說史跳脫了這樣的思維框架，它開始真正在尋找、理索一條只屬于“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史”的線索，而且以簡明、清晰的形態出之，這反映了撰著者一種比較明確的史觀。這種以人物形象透視為主體的小說史觀自然顯得簡單了一些，但實際上是很有價值的，因為中國現代小說，大多以人物刻畫為主，人物形象的把握反映了社會的變遷和作家的情懷，研究透人物的內涵，就無異于把握住了現代小說的癥候。更何況，以人物形象系列來組織小說史料，畢竟是一種體例，一種完全符合小說特征的體例，而且是一種還算獨特的體例；撰著者始終保持這種體例的同一性，這是當時出版的其它小說史著作所沒能做到的。
　　嚴家炎、錢理群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雖才出了二卷，而且第一卷基本上尚未涉及到習慣上稱之為“現代小說”的部分，但著重研究中國現代小說所由發生的歷史契機，所由形成的內部機制，所由發展的基本模式，是第一部著眼于小說史內部規律研究的專著。由于主持和參與這一項目的研究者對于中國現代小說都有著較為深厚的學術積累，特別是嚴家炎對于現代小說流派的研究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成就，在小說理論方面的修養也十分厚實，這部小說史確實給這一研究領域帶來了別開生面的影響，它在揭示現代小說的發生機制，描述現代小說的發展脈絡，總結現代小說的歷史成就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這部小說史還在史著體例方面作了有益的開拓：它不再像以前的文學史那樣，將作家分成若干等級分別設立專門章、節或小節進行規格森嚴的論述，而是將作家的創作全部作為文學現象納入總體的歷史觀照之中，從而在章節安排上基本改變了那種自《史記》以來便盛行至今的以人為基本評價單位的史傳方法，讓所有的作家作品都成為小說史敘述的基本材料，對其所進行的取舍褒貶也都體現在小說史規律性表述的基線之上。這樣的體例反映出撰著者高度的史學意識和學術自信，也呈現出注重小說發展歷史規律揭示的學術意向。就總體而言，從長遠的觀點看，這部小說史在體例上的開拓之功或許會超過它在其他方面的學術建樹。
　　葉子銘、鄒恬、許志英主持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南京大學出版社）在小說史觀方面把握了“板塊結構”原則，選取了一條“綜合勾勒”的治史路線，即也不致力于對單個作家作詳盡的分析，而主要是從中國現代小說發展過程中擇定幾個關鍵性的條塊進行史的概括和描述；但也并不完全廢棄作家專章的設立，在已出版的第一、二卷中，還是分別將魯迅、茅盾單獨列出作為專章分析的對象，不過這時他們也還是將魯迅、茅盾當作一個特定小說板塊的代表加以解剖的。這部小說史著眼于從現代小說的思想內容和藝術表現方法兩大分野解析其內部規律，似綜合了上述各本小說史的所長；而在分析小說思想內容的發展時，又注重使用具有一定同一性的標準剖析現代小說在各個時期的板塊結構，也似乎吸取了以前小說史的教訓。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始終堅持將小說家們按群體分類進行研究的，但他的分類原則似乎不很統一，如第一卷中，既有“人生派小說”、“浪漫抒情派小說”，與之相并列的則還有“鄉土小說”和“女性作家群體”，這種并列就很勉強，因它一會兒按流派分，一會兒按題材分，又一會兒則按性別分了，頗為凌亂；而且到了第二卷以后，夾以按地域分類，就更加無序了。至于趙遐秋、曾慶瑞的小說史，其上冊固然堅持從社團流派的角度試圖對現代小說作較為整體性的總結，到了下冊則又似乎想以文體（中長篇小說和短篇小說）為論述單位了。南京大學的這部小說史在劃分小說板塊時標準是同一的，基本上按照小說內容的思想傾向，而且常能在同一傾向下發現新的小說家群體的組合。但作為集體研究成果，它的第一部與第二部在板塊的劃分上仍未能統一。
　　總而言之，就已經取得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成果而言，我們只完成了有限的層次上的學術開拓，即基本爬梳出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大致軌跡、大致史料以及大致發展概況，并且對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進程作了較清晰的描述和盡可能清楚的解釋。我們的研究者顯示出勃勃雄心的地方似乎僅止于揭示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歷史規律，然而所有研究者揭示的“規律”都是那么接近，那么平淡，那么稍想便知：中國現代小說與時代發展的伴隨性。
　　造成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這種平淡、雷同和一定程度上混亂局面的基本原因，乃是我們的研究者大多幾乎都沒有把握究竟什么是小說史這樣一個帶根本性的問題，而且甚至也很少透露出作這樣一種把握的努力；正像許多中國現代文學史的撰著者，往往是在并沒有理清什么是文學史的條件下展開了卷帙浩繁的文學史專著的撰寫一樣。在許多中國現代文學史和現代小說史的研究者看來，什么是文學史抑或什么是小說史，這是理論家們探討的問題，文學史和小說史的研究者只需對史料進行整理和總結，對史實進行揭示和解釋。這樣的簡單化和淺泛化的史學觀導致了一種奇異的現象，似乎只要對文學史或小說史資料稍微下點功夫，任何人都可以寫出文學史或小說史來，于是一般不搞文學研究的司馬長風卻寫出了《中國新文學史》。
　　因此，要將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導向深入，克服在此領域研究中的“浮夸”和平庸現象，至為關鍵的是必須從理論層次理清小說史的一般觀念，培養起獨特的現代小說史觀。
　　　　　　二
　　不必懷疑，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同任何其他課題一樣，其所取得的成果應展示著一定的層次性，這也便是各種各樣的研究者都能在一定的條件下對小說史研究涉足染指并且或多或少都會有一定收獲的原因。我們所要論述的是，未必所有的研究者都能十分清晰地認識這種研究成果的層次性，更缺少將自己的研究在這樣一種層次分析中作價值定位的自覺性，由此造成的便是這類研究成果在理論批評和自我評價上的不得要領，虛擬浮夸。只有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可能成果按照一定理論規程進行層次分析，才可能給這方面的研究理清發展的前景和方向，以利其在現有的基礎上達到更高的水平。
　　我們所面對的中國現代小說史，在時間上具有比較清晰的周沿性，無論你怎樣理解這個名稱，無論你是否同意將“現代”和“當代”一體化，只要你認定了這一概念，就不難理解它所包含的時間周沿，并且一般而言也不會挑起多少無謂的論爭；在品質上具有比較明顯的規定性，即無論相對于中國古代小說，還是相對于其他現代文體，當然更不用說相對于以外國語作為載體的現代外國小說了，中國現代小說的獨特品格是鮮明的。這便是將中國現代小說作為一種獨立的對象進行史學研究的前提。有了這樣的前提，我們展開研究的第一步無疑應是廓清對象所包含的內容，將有史學價值的小說現象全部清理出來。這是小說史研究的必具基礎，通俗地說，這是小說史研究的史料建設工作，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第一層次。
　　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迄今在這方面取得的成果最為令人注目。
　　本來，作為一門歷史學科，中國現代小說史即使作最寬泛的理解也不過七八十年的經歷，實際上是比較短暫和簡單的，史料的鉤沉當不應處于如此重要的位置。但是，由于中國現代文化始終處于急速發展的變化之中，許多在當時名重一時的小說作品很可能為歷史的浪花淘洗成明日黃花。同時，許多為時代所忽略的小說作品和作家卻體現著這段歷史的價值質地，這些都需要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專家進行甄別、梳理和揭橥，也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基本要求。恰恰是在這樣一個看起來比較簡單的問題上，我們的小說史研究存在著許多普遍的不足。最突出的便是將在一定歷史條件下受到好評的小說仍一如既往、一以貫之且不加分析地視為小說史中的上品或代表作。例如，沈雁冰在《小說月報》創刊之初提出來加以旌表的幾篇“為人生”、“血和淚”的作品，有利民的《三天勞工的自述》、李渺世的《買死的》等等，其實只是代表了沈雁冰那個時期的觀察，即使在當時，這些作品也并非有很大影響，更不要說后來了。但是大多數現代小說史的研究者卻出于因襲的習慣，總是跟著沈雁冰對這些小說予以較高的評價。類似的情形還經常表現在對部分左翼小說和解放區小說的評價上。
　　在這樣的史料鉤沉和建設方面作出的成就當然是頗令人注目的。自從夏志清通過他的《中國現代小說史》讓中國的研究者一下子重新認識了沈從文、張愛玲、錢鐘書和師陀之后，許多現代小說史的研究者有意在作家和小說現象的發掘方面多付出一些努力，以期中國現代小說史學科在更加充實、更富有價值內涵的基礎上獲得發展。在這方面頗有作為的是楊義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不過他注意從舊報章雜志的邊角料中發現新的小說現象，對整個現代小說史的學科建設意義不大。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則不一樣，它不僅注重一些小說史料的挖掘和小說家的價值揭示，而且對那些沒有歷史性影響的小說現象和小說家并無太大的興趣，只重視能對現代小說歷史的分析、評價產生影響的犖犖大端者，從而更深入地揭示出徐＠①、無名氏等新浪漫派小說家的史學地位。南京大學版的現代小說史吸取了80年代中后期學術研究的廣泛成果，對原來不太引人注意的30年代現代派小說家作了較充分的評價，并從獨特的角度補證了現代作家靳以的較為突出的地位。北京大學出版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史》在這方面更顯露出了他們的信心：要以整個時代推移的方式拓寬中國現代小說史學的疆域。他們的這番努力已經對這一課題的研究產生了全國性的影響。
　　算至這些成果的取得，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僅僅開展了十多個年頭，在這樣短的時間內，這一項目便獲得了第一層次上的如此成就，應該是值得慶幸的。
　　在小說史料的梳理基礎上進行系統的板塊分析和流派整合，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第二層次。傳統的文學史寫作方法不十分注重這樣的板塊分析和流派整合，而只是習慣于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那樣，在掌握資料的基礎上，逐個確定作家的歷史地位，根據其地位分配他們分別進入文學史操作的相應章節或段落。板塊分析和流派整合的治史方法則建立在這樣一種史學自覺的基礎上：史學家必須對文學史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而不僅是揭示其包含的事實；而要對紛繁復雜的小說史現象作出細致深入的解釋，以利于人們從總體上對小說史現象進行把握，就必須將小說史整理成內部有序的條塊，理清這些條塊之間的基本聯系和發展線索。在這方面，我們不得不承認嚴家炎的《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是具有開創性的力作。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卻專門致力于中國現代小說史上重大流派和重要線索的分析和梳理，在一系列小說現象的揭示中起到了系統地整合和科學地命名的作用。這本書不僅對諸如文學研究會的“人生派”現實主義小說、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兼表現主義小說等具有明顯的派別性的小說現象作了詳盡的解析和新穎的詮釋，而且對人們素來苦于無從把握的新感覺派、社會剖析派以及新浪漫派等小說流派作了精心的理索，并賦予這些小說現象以權威性極強的命名。
　　至今人們都樂于使用嚴家炎先生《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中那些深思熟慮的命名，例如“社會剖析派小說”、“新浪漫派小說”等。不能忽略命名在文學史及任何史學研究中的價值，成功的命名本身就代表著一種高水平的研究結晶。在現代小說史研究的起始階段，人們只是眼睛盯著史料的發掘和梳理，基本上滿足于沿用約定俗成的概念來表述、概括各種各樣的小說現象，但進入到對大量的小說史現象進行整合與解釋的研究層次之后，無論是自覺還是不自覺地，人們都試圖面對比較復雜的現象作出自己的命名的努力。楊義的小說史就是有所命名的，例如他提出了“四川作家群”之類的概念；南京大學版的《中國現代小說史》中也透露出了這樣的努力，例如將30年代巴金、老舍、靳以等試圖回歸“五四”新文學傳統的創作傾向概括為“歸趣‘五四’派”。這只是一種姑妄言之的表述，事實上這樣一種沒有根柢的命名不會有許多為人們普遍接受的可能，而一種命名若沒希望獲得普遍的接受，那就說明還遠不成熟。但當我們進入到試圖對某種小說現象作出自己的獨特解釋的時候，重新命名往往是不可避免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從嚴家炎的經驗及其效果可以斷定，命名的成功即意味著史學研究的成功。南京大學版小說史中的有些命名將會對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研究乃至對整個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產生深刻影響，至少出自鄒恬筆下的“形相”一詞是如此。這部書的第二卷第一編《茅盾與左翼小說》是這位博學深思的前輩留給世人的珍貴文字，他將左翼小說作了如此深刻、如此公允的闡解，以至人們很容易在讀了他的著述之后產生這樣的感覺，即此前有關左翼小說的肯定或否定都是帶有情緒化的先入之見的體現。他充分評價了左翼小說在人物鑄造、生活開拓和創作技巧等方面的成就，更精彩的則是他對左翼小說存在的種種缺陷所作的貼切而令人信服的解釋。他認為左翼小說之所以塑造不出成功的新人形象，主要是因為左翼小說家對革命“新人”乃至革命及未來的理解過于抽象化和理念化，而且左翼從理論到創作實際都過于注重正確的思想指導，因而所有的形象都淺表化而趨于“形相化”。諸如此類的命名其重要的史學意義在于，它以最簡潔的概念文字表述了研究家成熟的論斷。
　　當然，更加雄心勃勃的命名是以北京大學版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為標志的，它體現著這一批研究者對于整個現代小說史框架的一種重新匡定的假想及論證的努力。這樣的努力已得到學術界的較普遍承認，可見其中傳達出來的學術氣勢還是很有魅力的。
　　　　　　三
　　前文遺留下來的一個問題是，像在其他領域中的研究一樣，中國現代小說研究中的許多命名的努力未必都能獲得普遍的學術認同，那么，那些不被普遍認同的概念是否就沒有價值呢？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則引出了如何深化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層次的思考。
　　在“被動意識的狀態”下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雖然至少取得了如上分析的重要成就，但基本上還沒有進入到每個研究者各自獨立地探尋小說史發展的內部規律的層次。這無疑是這項研究應該達到的第三個層次。中國的研究者在史的探討方面一般最注重“規律”，但他們在中國現代小說乃至中國現代文學發展方面所總結出的規律都常常是外部性的，例如小說和文學隨時代的發展而變化等，至于其內在的規律性，至多牽涉到傳統因素和外來因素的影響及其對于小說或文學發展的作用等等。有關這些方面的規律揭示最終都流于“大路貨”的結論，顯示不出真正的學術個性。
　　當然，規律是客觀的，人們通過學術研究所找出的規律應以真實地反映現代小說史發展的實際為標志，因而人們在這方面的成功的研究都該是相互接近的。但這畢竟是研究進入到相當成熟階段以后的事，就中國現代小說史這樣一個年輕的、其內部規律尚待通過更艱苦的研究才能揭示的學科而言，我們所期望的應是“規律揭示”層次的初級形態，那就是鼓勵各個研究者從不同的角度迫近現代小說史發展的內部規律，由此作出各種富有學術個性的描述。只有這樣，才能為深入揭示中國現代小說歷史的內部規律奠定厚實的基礎。
　　而我們的小說史研究之所以深入不到內部規律的層面，主要是因為這方面的研究者對小說理論及小說史理論都普遍缺乏探討和把握，乃至于缺少這樣的努力。研究者們常常只是將現代小說視為中國現代文學的一種特殊體裁，它的發展也因其在外部關系上的共性而被理解為完全與整個現代文學的時代性演變同步，這就引發出前文提及的那種怪現象，即幾乎對中國現代小說沒有什么研究積累的學者也能順利進入小說史的寫作。當然并非要求寫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的人一定得是小說理論家，事實上就整個學術界而言，小說理論的研究是至為薄弱的環節，諸如《小說修辭學》和《小說面面觀》之類的世界名著的翻譯都無法掩飾這方面探討的蒼白和零碎。但這正為現代小說史的研究者提供了一種發揮自己理論才能的廣闊余地，也能夠促使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在理論把握的多樣性上獲得豐富多彩的呈現。無論是從理論邏輯方面還是從事實方面看都是清楚的，一個小說史的研究者如果不對小說理論及小說史理論有所思考，要想深入小說發展的內部尋求其規律是極其困難的；另一方面的事實是，只要史學家對其所研究的文體及其史的理論有一種自我把握的努力，哪怕這種努力未必成熟，他的研究成果也會因其思路和見解的獨特性而經受時間的考驗，足資后人參照。中國20年代中后期出現過一本很怪的書，是向培良寫的《現代戲劇藝術概評》，此書立論十分激烈，而且也常有偏頗，幾乎將那時之前的現代中國劇作全都置于否定的評價之中，但人們今天每常參考這本書，因為它提供了一個完全屬于向培良的觀察角度，情致的描寫是他的主要標準，他認為戲劇藝術最內在的價值感在于抒寫劇作家的性情。很明顯，如果將向培良的觀點視為普遍的戲劇觀，那理應遭到質疑和詬病，因為它過于簡單偏狹，但人們樂于將其視為一種別致的戲劇史觀，從中就能發現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也較容易在批判的基礎上接受他的表述。舉這樣的例子是想說明，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深入有賴于直逼小說及其歷史內部邏輯的理論自覺的產生，即使這種理論把握哪怕顯得較為粗糙，可對于整個這門學科的發展而言，也將比不涉及內部規律的一般的小說史述有價值得多。
　　這就是說，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同其他有待更多的學術積累的研究領域一樣，哪怕是鋌而走險的獨辟蹊徑也比穩健的大同小異描述更有價值，理論架構上的有所建樹其意義當超過一般史實的總結。本著鼓勵學術創新和開拓學術積累的初衷提倡現代小說的理論把握和內部規律揭示，我們會發現現代小說史的研究路子原來非常寬闊，幾乎從各個角度都能找到對中國現代小說重新進行闡解和評估的思路。更重要的是，當我們從這些完全屬于自己、同時也是屬于現代小說歷史的思路出發重新審視我們的研究對象時，就很容易為一種理論意識的頻頻惑動而備感興奮，這樣的興奮能夠發而成為小說史研究的內在沖動，由此沖動釀成的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才可能完全免除前文所述在“被動的意識狀態”下的種種弊端。這將是一種具有明確的文體意識和小說史史識的學術表達，在這樣一種未始不可以稱為“主動的意識狀態”下的表達中，我們就不必再瞻前顧后，平衡躊躇，遲遲不能論斷。我們將坦率地樹起不憚偏頗的旗幟，既不憚于批判在我們的特定理論把握中顯得俗惡的小說，又不諱言稱賞在這樣的價值衡量下最杰出的代表作品。暖昧的批評，“三七開”式的判斷將因其優柔寡斷和羞羞答答而退避三舍，那才是很痛快、很有生氣的研究。
　　我們不妨設想，從小說的構思方式上重構一部中國現代小說史是十分可能的。這種關于構思方式的考慮建立在對現代小說本質的如此理解基礎上：自從近代小說被賦予了一種寫世和傳播思想的工具性意義之后，中國小說一直以其強烈的批判性備受文壇和學界的注目，而自近代以來的無論哪一種批判，都是以一種新的觀念和語體的建構為前提的，從近代開始是改良主義觀念和語體的建構，接著是民主主義、人道主義、自由主義的觀念和語體建構，再后來是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類的觀念和語體的傳達。中國小說在這種不斷的批判和建構中交替往復著，始終沒有能進入一種屬于自己的語體否定和解構狀態。這就是說，中國近代以來的小說（當然不是簡單的“20世紀”所能概括的）雖然思想內容有著不斷的變更，敘事模式也不斷發生變化，藝術技巧和語言表述逐步走向成熟，但總體上的構思方式是一以貫之的，即都是圍繞著一種觀念建構一種語體。這種始終建構式的思維方式未嘗不可以說是影響中國現代小說取得輝煌性成就的主要因素。
　　中國現代小說一般來說取得的成就還是令人振奮的，巴金甚至說：“在新文學的各個部門中成績最大的就是小說。”（《中國新文學大系》1927—1937小說集序）但是，在中國現代小說的精品中，我們也還會遺憾地發現，能夠與我國古典小說名作和外國經典小說相提并論的作品，能夠在各方面都稱得上精品的畢竟還很有限。當我們拉長歷史的鏡頭，從整個中國文學發展的過程來俯瞰現代文學時，或許會發現不少新詩，在相對比例上的戲劇作品，能夠成為歷史上不可替代的代表作品進入中華民族文化的經典行列，而能夠入此行列的小說作品將少之又少。這是因為小說的現代發展在自己的語體構思方面缺少必要的否定環節，而一種文學體裁的進步，至少在構思思維方法上，必須經過多次的建構和消解的反復，只有經過多次否定才能達到發展的佳境。現代詩歌發展的歷史雖然也不算長，但它畢竟經過了自由體——格律化——自由體的大致否定和消解的反復，而正是經過了這些反復以后，徐志摩、戴望舒等人的詩才獲得了某種程度上的經典性意義。現代戲劇從文明戲到導演制，從封閉式到開放式，從西化到民族化的一些否定、消解和重構的軌跡也頗為復雜。相比之下，現代小說成就雖然很大，但這種否定循環完成得最少，因而它至今還未形成穩固的形態，在相對意義上的成熟度就須打些折扣。
　　中國現代小說的總體構思方式一直是建構式的，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它的批判性也立足于一種特定觀念的建構。其間曾產生過一些否定環節，即不是以某種觀念的建構作為小說構思的語體依據，而是陷入一種無往而不消解的思維狀態之下。不少我們原以為難于理解的小說現象其實就是這種可貴的否定環節的表現。例如沈從文的小說，人們從觀念建構方面終究鬧不清他所體現的現代性思維在什么地方，他對過去了的湘西生活是那么贊美，對現代文明又是那么仇視；但同時，他也不憚于渲染湘西鄉野生活的野蠻殘暴，似乎又不全是站在舊生活的立場上彈響挽歌的曲調。他既不想執意肯定什么，也不想貿然否定什么，但是他又在進行著判斷，進行著批判，進行著積極的語體建設，總體上來說他不想通向一種觀念的建構。錢鐘書的代表作品則也顯示著這樣的消解式構思，他的《圍城》通過特定人物生活場景的展現，進行著對人間生活方式和狀態的普遍的反諷，而且也不想明白樹立什么價值觀念，他所致力的似乎是對價值樹立這種神話的剝奪。無名氏的《野獸·野獸·野獸》也有這樣的意思。
　　不過還是不能過高地估價這些作家在小說構思方式上的作用，他們對于建構式構思的否定還是不徹底的，而且他們在當時都由于種種客觀原因未能產生實際影響，故對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進程促動力不大。真正觸動中國現代小說構思方式的否定鏈節的是80年代中后期王朔的作品。并不是說出自這個有才華的作家的小說如何之好，如何之精，相反，對這些作品中的某些虛張聲勢、粗制濫造、扭捏作態現象應予摒棄。但另一方面，也不應懷疑王朔這些作品在構思方式上之于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革命性意義。它們不再立足于建構什么，而是努力于從思考到語言都消解幾十年大家拼命建構起來的一些價值體系。王朔的小說具有的語體解構力正在中國文壇乃至中國社會產生影響，它將促使人們在消解某些話語的意義的基礎上消解不少很有價值內涵的東西。解構一切價值的構思方式將從他的小說中擴散開來，使得整個文學創作面臨一次嚴峻的、同時也是蘊藏著生機的挑戰。當然這樣的解構式思維不是孤立地存在于王朔作品之中的，在異常活躍但又極其困難的后現代主義詩人群落中也早已流行。
　　90年代初，賈平凹也興起了這樣的否定式，或者說價值消解式的小說構思法，以此他創作了一批享有盛名的作品。但他的歷史影響注定會小于王朔，因為他是那么急不可耐地想在解構的同時又建構起一種仿古的語體。這正是導致他在某種意義上歸于失敗的關鍵。
　　當然，并不是說只有上面提到的這些運作解構式思維的小說家才足以構成中國現代小說史。一部小說史的構成也應是建構與消解互動發展的結果。建構自然是必要的，而建構之后的消解則是小說史發展的必需環節。中國現代小說發展的結果之所以不那么輝煌燦爛，不是缺少建構，而是缺少否定或解構的環節。當80年代及其后的解構式思維成為作家們普遍的構思方式之后，可以期待一批高質量的小說巨制問世。許多不朽名著都是建立在消解價值式的構思框架基礎上的，如中國古典小說《紅樓夢》，便是在一種無往而不消解和否定的觀念層面透溢出了無窮的魅力。再如法國文學大師巴爾扎克的小說，也常是在觀念價值的消解意義上顯露出作品價值的永恒。但這樣的問題最怕絕對化的理解，在經過消解之后，文壇仍期盼著建構式的構思形態。王朔的解構或者消解式的構思沒有給他本人帶來巨大的成就，但他會對中國小說界起巨大的啟發作用，可以預期將在兩種意義上產生重要作品：一是繼承王朔的價值消解的路數產生集成之作，一是站在王朔解構的廢墟上進行更新層次上的建構，產生足以啟發一個新時代的力作。
　　我們無從知道這樣的作品何時才會產生，但能夠斷言的是，只有這兩種意義上的杰作產生了，中國現代小說史的發展才真正完成了它最基本的段落。
　　以上示例旨在說明，就小說構思方式的演進嬗變進行史學解析，是中國現代小說史研究的一條可能路徑，這條路徑給現代小說史研究者提供了表述富有個人性的小說史觀與史識的若干可能性。更何況，研究中國現代小說史并不只有經過構思方式這一路徑才能實現個性化的學術指標，許多的研究路數都在等待著研究者去摸索，去實踐。
江海學刊南京158￣1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壽桐19981998朱壽桐，1958年生，文學博士，現為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作者：江海學刊南京158￣166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朱壽桐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4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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