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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學說的主要內容和特點是“祖述堯舜、憲章（效法）文武”，崇尚“禮樂”，講究“仁義”。政治上主張“德治”和“仁政”，重視禮義，奉行德刑兼施，以刑輔德的方針。倫理上重“親親尊尊之恩”，行“中恕”、“中庸”之道，重視道德教育。〔1〕因此， 儒家倫理道德是儒學的核心，也是中國傳統倫理道德的主體。儒家倫理道德與中國少數民族倫理道德關系密切。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儒家倫理道德與中國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形成和發展，產生過很大影響，而少數民族倫理道德對儒家倫理道德也有過積極作用。探討二者間關系，對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安定團結，維護祖國統一，無論是過去，還是今天，對“全面加強社會主義道德建設，大力倡導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的社會公德，大力倡導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的職業道德，大力倡導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的家庭美德”〔2〕。 都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儒家倫理道德在少數民族中的傳播，據文獻記載和專家研究考證，早在周、秦、漢就開始了。當時新疆地區就有“貴族子弟到長安學習漢文化”；漢景帝時蜀之郡守文翁“少好學，通《春秋》”，并選派子弟到長安學習，變“蠻夷風”〔3〕；漢代滇王墓葬中青、 銅貯貝器上的祭祀儀式模型與儒家倡導的禮樂制度有關；魏晉南北朝時期，“漢地的《毛詩》、《論語》歷代子、史、集在高昌流行。”〔4〕到唐代， 儒家倫理道德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傳播，東北的渤海國，受中央王朝冊封，且防唐制設六部；連云南開國主細奴羅，也“勸民間讀儒書，行孝悌、忠、信、義、廉恥之事”。〔5〕在宋遼金時，遼太祖建孔廟， 詔皇太子春秋拜奠；金章宗完顏ｙǐｎｇ＠①還命臣下學《孝經》、《論語》等儒家經典，并以孝義作為任用官吏的標準。〔6 〕到元明清時期，北方民族中的蒙古族和滿族，曾在不同時期入主中原，并成為統治者，因而不僅一般地接受儒學，而且把儒家倫理道德與民族倫理道德溶為一體，大量地反映在各民族學者、思想家的著作及史書中，有的是直接接受，有的為轉述，使儒家倫理道德成為少數民族倫理道德中的一部分；有的則是對儒家倫理道德的發揮，使儒家倫理道德深入到少數民族的民間，并普遍地反映在各民族的神話傳說、民間故事、民歌、格言、諺語、文化典藉、禮儀、禁忌、宗教、族普、碑文、鄉規民約，甚至日常生活行為之中。故本文從儒家倫理道德對少數民族禮義規范、忠信孝悌思想和勤勞儉樸道德觀的影響作初步探討，就教于方家學者。
　　 一、儒家禮義規范對少數民族的影響
　　儒家的倫理道德觀，自西漢以來是人們的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的總和，調適和制約著上自達官貴人，下至平民百姓的言行，少數民族也不例外。“禮義”作為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范疇，“仁”是它的核心，“禮”是它的具體體現。因而孔子反復強調“仁”，認為“仁”是克已復禮的重要道德準則。在《易傳》中被表述為：“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7 〕“仁者愛人”是仁的基本內容。在《論語》中又提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8〕而達人又離不開行義， 因為仁與義是相伴而行密不可分的。連君王臣下都各有其義。“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9 〕故《易傳》把義作為處世的道德準則。仁與義的關系，仁為義之本，義的實現就是仁的達成。所以，仁是處理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基本準則，義則是個人修身立命的根本。孟子和荀子繼承和發揮了孔子“仁義禮智”等倫理思想。孟子說：“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10〕又指出：“得志，澤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見于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11〕發揮了孔子正己正人，達己達人的思想。荀子要求居上位者以身作則，因“主者，民之唱也；上者，下之儀也”。上公正則下易直矣。”〔12〕并引《傳》指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13〕董仲舒則依據孔孟把仁、義、禮、智、信列為“五常之道”，并以此作為處理人際關系的基本道德準則。故儒家倫理道德的重要范疇仁、義、禮、智、信，長期以來在少數民族地區廣泛傳播，并影響著各族人民的道德規范。
　　儒學核心“仁”，曾被少數民族直接接受，被皇室貴族用于取名和稱謂中。如遼代契丹族，北府宰相張孝杰，賜名人杰；西遼皇帝夷列以仁宗為廟號。又如滿族建立的區域政權——勃海國，不僅受中央王朝冊封，而且仿唐設制，并以忠、仁、義、禮、智、信命名，就連王公貴族的名字，也多取仁秀、明忠、貞惠、元義等，與儒學的倫理概念相聯系。蒙古族入主中原后，受儒學影響更深，特別是忽必烈實行“帝中國當行中國事”〔14〕后，完全照搬“漢法”，強調“儒者之道，從之則君仁臣忠，父慈子孝”。〔15〕清王朝的努爾哈赤則認為：“人君奉天理國，修明政教，克寬克仁，舉世享太平之福。”〔16〕這便是儒家倫理道德中一貫倡導的德治、仁政的直接繼承。
　　儒家倫理道德中的“仁”也影響著少數民族的思想家。如明嘉靖年間的白族思想家李元陽認為，孔子之道就在于以仁“善于其身，施于其政”，這樣便會“‘一曰克己復禮，天下歸焉’，孔子豈欺我也。”〔17〕直接闡述了儒學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清代滿族思想家阿克敦則認為，仁、義、禮、智“四德根于心”，他說：“吾性有仁之德、吾性有義之德，吾性有禮之德，吾性有智之德，四德根于心者，心之體也。”〔18〕壯族學者劉定＠②則認為“于三綱五常內，力盡一分，就算一分真事業；向六經四子中，尚論千古，才算千古大文章”。〔19〕清末云南回族儒生杜文秀，發動了以回族為主的云南各族人民大起義，并堅持十四年之久，最后在清軍重圍下殺身成仁，以自己一死而拯救千萬百姓。這便是“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儒家倫理道德中“仁”的思想的熏陶和深刻影響所至。
　　禮義作為儒學倫理觀中“仁”的具體體現，也被各民族在調適人際關系和心理素質，規范人們的行為準則時，主動地接受和利用，孔子說：“如不具備禮，就不是道德仁義；吸取教訓，改正風俗，如無禮不能成事；相互爭論，進行訴訟，如無禮不能決斷；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如無禮不能作定，學習仕道六藝，拜師，非禮不親……即有禮則平安，無禮則不順。”〔20〕荀子則認為：“在天者莫明于日月，在人者莫明于禮義，日月不高，則光暉不赫，禮義不加于國家，則功名不白。”〔21〕用禮定尊卑，劃貴賤。這種等級觀念深深地影響著各少數民族，在一些民族中，連國民的身份也分成頭品制度，連服飾、車騎、器具、屋舍等也有差別。這些正是儒家倫理中尊卑觀念的直接再現。明代白族學者艾自新、艾自修自幼“以孔子為師，以顏、曾、思、孟為友”， 〔22〕因此認為“予他日倘受一官，必求忠以報主，仁以牧民， 禮以下賢，公以奉上，正以馭下，廉以持己，勤以立政”。〔23〕要求以禮待人，曾指出：“釋貌要端恪，行事要斟酌，情誼要殷隆”，不能“脫巾徒跣，掉臂跳足，以蹈輕褻”。〔24〕這就是孔子“非禮勿動”的具體化。與人交談時二艾則主張“言語要謙謹”，“勿大言以矜己之長，輕言以取人之憎，直言以暴人之短，諛言以希人之悅，怨言以招人之尤，巧言以＠③人之心”。〔25〕這正是對非禮勿言的具體發揮。
　　儒家倫理道德中的禮義被各民族廣泛運用于社會生活中。孔子說：“殷因于夏禮，……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26〕彝族自古就有一套規范行為的“夷禮”，彝語稱作“尼紀”。至今在彝族地區仍傳承著與“周禮”對稱的“彝禮”，內容包括：老少間的禮制。這是彝族禮制中的首要一條，它維系著父母與子女的關系，父母對子女要扶養，子女對父母要奉養。按彝族禮制，小輩看到老輩進屋，要起立讓座；行路相遇要讓在路旁，親切問候。同桌進餐，要請父母和長輩坐“上席”，主動給老人斟酒、添飯，要雙手遞去；與長輩說話要輕言細語等。在《爨文叢刻·訓書》中，則體現了彝族喪葬祭祀禮儀的道德規范。其次為長、幼間的禮制，是以“兄愛弟敬”為綱；男女間的禮制則重視“夫妻笑和”；民族間的禮制則好與其他兄弟民族交往，認為各兄弟民族歷來是一家，休戚相關，患難相顧，故彝族多與漢、苗、白雜居。正如他們說的“遠的是親戚，近的是家門”，“有活大家做，有飯大家吃”，在生產生活中相互幫助。并遵循儒家倫理道德中的禮義，使之成為各民族團結友愛互助的道德準則。
　　于是，儒學倫理道德中的禮儀，特別是“冠禮”和“笄禮”，即男女孩成年禮儀，在內地漢族地區已消失，而在邊疆少數民族中，卻還存留著。如白族少女長到13—15歲，就必須履行人生禮儀——穿耳洞戴耳環，象征少女已經成熟可以戀愛了。又如永寧納西族，男女少年在13歲之前均穿長衫，到13歲舉行“穿褲”（男）、“穿裙”（女）成年禮。女孩換裙后便在家中占有一間“尼扎意”，即客房，用來接待男“阿注”；男孩穿褲后，就可以去結交女“阿注”。又如藏族女孩“上頭成年禮”，姑娘梳辮子，兒時梳2條，13—14歲梳3條，15—16歲梳5條， 17歲時舉行上頭儀式，將發辮改梳成10多條，以示其已進入成年。再如瑤族的包頭帕成年禮，云南河口瑤族，男女青年在幼時戴花帽， 至15 —16歲后取下花帽改包頭帕。可見，無論是穿耳洞，還是穿褲換裙、或是上頭、包頭帕，都是對儒家成年禮儀的繼承。連始于周代從議婚到完婚過程的“六禮”，即“納采、問名、納吉、納征、請期、親迎，至今仍在少數民族中流行。尤其是在南方的白、納西、彝、哈尼等民族中流行。以白族為例，男女青年自由戀愛，也得由男方家長央請媒人到女方提親；問明女方生辰八字，不相克犯方能發展；男方家請媒人給女方家送訂婚禮，即“茶、酒、糖、鹽”四色水禮；經過一段時間的交往后要行大禮，包括錢、衣鞋等生活用品，數量從6到16、36、360 等等（白語6與祿諧音，取福祿之義）。待男方家庭經濟條件允許時，又央媒人到女方家說情提親，征得同意后擇吉日結婚；結婚要用轎子、馬去迎親（現在有的地方用轎車、汽車去迎接新娘）。程序仍是儒家“六禮”，只是時代不同，采用的方法不一樣罷了。
　　儒家一貫重視的喪禮、葬禮，至今仍被少數民族繼承。如儒家古喪禮中的“飯含”，在白族中則成為“喂百果”，即老人咽氣時，把早就準備好的百果——一顆去核大棗，內裝少許碎銀、茶葉和鹽，用五色絲錢捆好，由兒子放入死者口中，絲線頭留在外面。納西族死者落氣前，要往死者口中放點銀沫、幾片茶、幾粒米（分別為男九女七），納西語稱為“少掃肯”，認為這樣死者方能到達神地。壯族在死者舌頭下放置銀幣或銅錢，作為死者到陰間的買路錢。廣西金秀大瑤山的瑤族，在死者即將咽氣時，則以銀幣一枚和鐵片一角放入死者口中，以示不讓死者空口而去。而以前仡佬族富人在死者口中放一個銀元，窮人則放一粒黃豆。類似含口錢這樣的喪禮，幾乎普遍存在于少數民族中，久而久之已成為各民族的習俗。究其根源，這無疑也是儒家喪禮“飯含”的繼承和發展。葬禮也不例外，隨著儒學倫理道德在各民族中的傳播，其影響越來越深，并成為各族人民倫理道德規范中的重要內容，禮儀又往往從忠信孝悌中反映出來。
　　 二、儒家忠孝觀念對少數民族的影響
　　忠信孝悌作為儒家倫理中的基本規范，歷來也就成為衡量人們道德的主要標準，處理和調適人際關系的基本準則。故孔子說：“臣事君以忠，是知為之道。無他，為在忠而己矣。”《顏淵》中講：“子曰：‘主忠信，徒義，崇德也’。”《論語》中則說：“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在儒家看來，“忠”就表現在“孝”中，即“忠”是對“孝”的發展。而“忠信孝悌”又是以“仁義禮智”為基礎，故“忠孝”是對“禮義”的推廣和發揮。“忠”又與“誠信”緊密相連。《論語》中多次講到“主忠信，行篤敬”，“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孟子則提倡“思誠”；二程倡導“立誠”；朱熹認為：“忠信主于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處事者，無一言之不實也。”〔27〕把忠信誠作為人在世上立身的準則之一。孝的核心則是“善事父母和無違。”《論語》強調，“孝”要以“敬”為情感基礎，“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于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28〕對此，《孝經》作了全面闡述，“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于孝。 ”〔29〕子曰：“君子之教以孝也，非家之而曰見之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為人君者也。”〔30〕又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順可移于長；居家里，故治可移于官。”〔31〕把孝看作協調各種關系和為人處事之準則，從而被少數民族尊崇和接受。
　　隨著歷史的發展，儒家“忠信孝悌”道德觀念逐漸深入各民族中，有的被直接接受。如契丹族有和謚號，曾帶有“忠”字，耶律良為“忠誠”，蕭孝先為“忠肅”，耶律巖為“忠懿”，蕭陶瑰的五個兒子則以“孝穆、孝先、孝誠、孝友和孝忠命名。”〔32〕蒙古族成吉思汗曾強調：“凡一個民族，子不遵從父教，弟不聆聽兄言，夫不信妻貞，妻不順夫意”，〔33〕那么這個民族就要滅亡，故他要求人們要忠孝其主。白族學者二艾說：“做官要想朝廷設官的意思，為民父母當想父母愛子的心腸”。提倡“忠君愛民”，認為“孝為百行之原，論孝道而友悌忠信俱在其中”。〔34〕契丹人則主張，“家以忠孝，國以忠全”。“于國于家，惟忠惟孝”。“依仁據德、履孝資忠，惟忠惟孝，保家保身”。〔35〕以此要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各守五倫，各盡人道，這顯然是受儒學“忠孝”倫理觀的影響。
　　然而，以“忠孝”為核心的儒學倫理道德規范，是建立在中國封建小農經濟基礎之上的，忠君、愛民、孝父母、尊祖宗、敬族人，故把儒家的忠信孝悌觀念和尊宗敬族的宗法倫理觀結合起來，又根據少數民族的風俗習慣，制訂各民族的道德規范，通過各民族的榔規、款詞、諺語、鄉規民約來調整人們的行為規范。如在西南地區的布依、苗、侗、水、彝等少數民族，在其形成和發展中，產生了協調民族內部人與人之間相互關系的行為規范，榔規和款約。侗族款規說：“漢家有朝廷，侗家有＠④規”，規定侗族社會運轉都得按最高款規（即《九十九條公款約》）的規定辦事。榔規則說：“為了十五寨的道理，為了十六寨的規矩，勾久才來議榔，務記才來議榔。上節是谷子，下節是稻桿，公公是公公，婆婆是婆婆，父親是父親，母親是母親……各人是各人，倫理不能亂，要區分才能有體統。”〔36〕闡明榔規和款詞在本民族道德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規范和要求人們遵守本民族人倫關系和道德準則，其間仍充滿了儒家社會倫理思想。布依族者沖鄉規碑則指出：“君臣、父子、夫婦、朋友、昆弟，各守五倫，各盡人道。君盡道，臣盡忠，子盡孝，婦敬夫，弟敬兄，各盡其誠”。〔37〕這無疑把儒家倫理道德“忠孝”觀念中的“主忠信，倡孝悌”與布依族的傳統觀念相結合，提出維護社會序秩和家庭關系各守五倫，各盡人道，以規范人們的行為，再現布依族人的道德。白族劍川縣蕨市坪村的《鄉規碑》指出：這里“自古風清俗美，斯稱仁厚；習于不善，名曰互鄉，故朱子謂里有仁之俗為美。”并對白族家庭道德作了規范，“敦孝悌以重人倫，孝悌仍仁之本，能孝悌則不□犯上，若有不孝不悌者，要給予道德譴責和處罚。這便是孔子思想中以仁學為基礎的“孝親”觀念的直接繼承和運用。儒家倫理中的宗法道德，同樣也滲透到鄉規民約中，《蕨市坪鄉規碑》云：“篤厚以一族之人，需厚待之，與之和睦□得，有□外人不□宗族即鄉□□和睦，勿得結仇構怨。”〔38〕規范族人鄰里要和睦相處，相互間不要結仇怨。劍川新仁里鄉規碑，對儒學倫理“孝親”思想作了更深刻的發揮。如說：“為父兄者，孰不欲子弟之敦孝悌而明禮讓哉？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興家之兆也。凡為子弟者，務須各務生理，出恭入敬。倘有不孝子弟，忤逆犯上，被兄首出申言者，ｇé＠⑤村重治。”〔39〕強調以仁為核心的孝與禮，在家庭中就表現為孝事父母，友愛兄弟。即是儒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推演。故布依族《諺語》說：“寨有三老，勝過一寶。”藏族《格言》對儒家倫理道德的“忠孝”觀念也有反映。如在敦煌古藏文歷史文書中所留的格言中指出：“無父不生女與男，無母不育不生產，母親育兒多辛苦，最初懷胎步履艱……〔40〕從實際生活中父母對生育兒女實踐，規范父母與兒女的人倫道德，要求兒女牢記父母的養育之恩，長大要孝敬父母。這又與《詩經》中“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報”一脈相承。這種報血親養育之恩的儒家道德觀念，便自然也就成為“孝”的內核。任何人要經歷從“養育”至“反哺”過程，因此，以下敬上的孝道就是每個生命自我保護的倫理要求和道德規范，也就被各民族承認、倡導，有的則根據各民族特點加以發揮，使儒家倫理道德溶入民族道德之中，有的則成為少數民族譜牒和家訓的主要內容。
　　譜牒即宗譜、族譜、家譜。“它以記載本宗本族的血脈世系為基本內容，廣泛涉及一個家庭的發展歷史，理想模式、價值標準、經濟狀況、禮儀習俗、文化層次，從各個角度反映我國宗法文化的精神內涵。”〔41〕倫理道德規范也不例外。臺灣學者陳捷先認為，譜牒“有著睦族治鄉與闡揚倫理的特殊效能，六經的微言，子史的奧義，盡在其中，是中國文化的精華所在。”〔42〕故儒學倫理道德的“忠信孝悌”，便成為少數民族族譜、家訓的內容。如貴州羅甸布依族土司在《黃氏宗譜》中指出：“沐雨櫛風，鞠躬盡瘁，無非以忠君愛國傳家之意。故祖訓八條，首以忠義開其端，……”〔43〕對儒家倫理道德中的“忠君愛國思想作了直接陳述。并將忠君和澤民并重，強調“致君與澤民并重，民者君之子，以愛子之心愛民。君者民之天，即敬天之誠敬君”。于是在祖訓中倡導儒家的孝悌；于《宗譜》中說：“孝悌也者，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人不知孝順父母，獨不思父母愛子之心乎……〔44〕把孝悌作為倫理道德規范的基礎，傣族在《嘎里羅嘎里坦》和《布算蘭》等道德訓條中，針對不同的人物，制定不同的道德規范，如在《土司對百姓的訓條》中，要求百姓安守等級，不得有非份之想。《爺爺教育子孫》中強調：“做人嘛，要守住四個尖尖（尖頂）。即嘴、手、腳、生殖器。嘴不亂說，手不亂拿；腳不亂踩，不亂作奸。若丟掉這四個尖尖，就失掉了人格和信譽，人家治罪，就像從樹上掉下來——該死！”〔45〕這正是儒家“尊卑長幼”等級觀念和“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的具體表現。
　　“誠信”作為儒家倫理道德范疇之一，曾與“仁義禮智”并舉；“忠信孝悌”并列。故在《論語》中屢次強調信義，孔子說“朋友信之”，孟子則把它作為交友的重要范疇，認為“朋友有信”，并將它納為“五倫”的規范之一。因此，儒家的“誠信”觀念廣泛深入到少數民族中，成為各族人民為人處事和自身道德修養的基本范疇。比如瑤族人民歷來堅持“信用”的原則，篤信誠實，在與他人交際中講究信譽，反對口是心非，說話不算數的行為。（李來章的《八排風土記》中載：瑤人“重言諾”。宋代《嶺外代答》曰：瑤人“以木契合二核刻之，人執其一，守之甚信。”瑤族人常言：“說話不算數的人，不是瑤家人，不是朋友”，認為“萬物中金子最貴，為人在世，信用最貴”，這實際上是孔子“言而無信，非君子也”的翻版。布依族在其諺語和格言中強調：“人要忠心，樹要實心”，“明人不做暗事，明稱不稱黑貨”，“交朋結友，禮義相待”，從而反映了布依族為人忠誠的倫理思想和道德評價。彝族在人際交往中也“重信約，尚盟誓”。在交易上履行契約、遵守諾言。于是，儒家倫理道德不僅直接影響各民族的上層社會，統治集團、思想家學者；而且直接深入到各民族的大眾生活中，成為榔規、條款、宗譜、家訓、諺語、格言、創世史詩的內容之一，規范和調適著人們的行為。而且儒家的勤勞儉樸思想，也在各民族中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三、儒家勤儉思想對少數民族的影響
　　勤儉是儒學倫理觀中的美德，它在規范人們的道德行為和人生價值評判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也是中華民族經久不衰的美德，它甚至關系到國家的興亡，家庭的盛衰，個人的成功與失敗。因此，勤儉歷來被當作美德所倡導和強調。據學者考證，最早提倡儉德是《尚書》，指出：“慎乃儉德，惟懷永圖”。到西周，周成王反復告誡下屬：“戒爾卿士，……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到春秋，崇尚儉德已成為普遍社會思潮，就連十分重視“禮”的孔子，也認為即使是“禮”也“與其奢也，寧儉。”儉與德又是密切相連，《左傳·莊公二十四年》中說：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孔子則認為儉德接近于仁德，故他在《禮記·表記》中指出：“儉近仁”。對此孟子作了發揮，認為“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47〕所以，儒家崇尚儉德，并以儉養人，以儉養勤，以儉養德，以儉養廉。這種儉德思想深刻地影響著少數民族的道德，布依族認為：“養生之本在于農桑，此乃衣食之所由出也。一天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古者天之親耕后親桑，躬為重尊猶且不憚勤勞，況為至男女者乎。”“故勤則男有余粟，女有余布；不勤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畜妻子，其理然也。”并提出“勤農桑以足衣食，繼又立家塾以訓子弟者何哉？”〔48〕這里顯然把布依族人民勤勞儉樸、好學上進的傳統與儒家倫理道德相結合。因此，“勤農桑以足衣食，設家塾以訓子弟”的道德規范與孔子的治國應先使民“富之”，然后“教之”；孟子認為的使民有“恒產”以無饑無寒后“謹庠序之教”是一脈相承的。
　　瑤族則在其《盤王教人傳》中提出：要有飯吃，就必須“握緊鋤”，勤耕苦讀；要有衣穿，就必須“勤織棉布”；要有錢用，就必須“勤養豬雞”。他們認為一個人乃至一個民族要生存和發展，就必須克勤克儉；必須掌握文化知識，而要有文化必須努力讀書。于是在《盤古遺訓》中指出：“黃紙燈頭五更雞，正是男兒立志時，黑發不知勤學早，白頭方悔讀書遲。”奉勸人們勤學苦讀，這無疑深受儒家倫理道德中“以儉養德”思想的影響。彝族在《創世史詩》中說：“種田的農夫，耕作要勞苦，晚睡要早起，干活要出力。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閑時不偷懶，忙時多流汗，精耕又細作，不愁倉無糧，五谷大豐收，吃穿不用愁。”〔49〕因此彝族人民歷來以勤為榮，以懶惰為恥辱，把勤農耕、儉持家、無偷盜作為人們的行為規范。諸如此類受儒家倫理道德的影響而產生的傳統美德，幾乎存在各民族中。所以，受儒家倫理道德的影響，各民族的宗譜、家訓、鄉規、創世史詩、神話也把勤與儉作為安身立命之本，有的甚至提到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高度，故各民族中無論皇家貴族，還是平民百姓的家范和家訓都強調勤與儉。盡管民族不同，表達方式有多樣性，但內容是一致的，都是規范人們的道德，約束人們的行為，使倫理道德規范教育與具體現實的可操作性相結合，從而提高各族人民的道德修養。
　　綜上所述，儒家倫理道德對少數民族的倫理道德有很深影響；同時，少數民族倫理道德也影響著儒家倫理道德，并推動了儒家倫理道德在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豐富了儒家倫理道德的內容，從而促進了中華民族傳統倫理道德的形成和發展。因此，研究儒家倫理道德，必須研究其對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尤其在開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今天，“堅持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建設，引導人們樹立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牢固樹立勤儉建國、勤儉辦一切事業的思想，大力發揚艱苦奮斗、勵精圖治、知難而進、自強不息的精神”〔50〕的時候，更需要發揚中華民族傳統倫理思想中的優秀道德規范，加強各民族直接關系社會穩定和進步的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倫理道德教育的同時，進一步深入探究儒家倫理道德對少數民族倫理道德的影響，并在今天所發揮的作用，無疑是有意義的。
　　注釋
　　〔1〕劉文英主編：《哲學百科小辭典》，第86頁。
　　〔2〕〔50 〕引自《中共中央關于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干重要問題的決議》。
　　〔3〕〔4〕〔15〕《中國通史》、《漢書·循史傳》，轉引自肖萬源《中國少數民族哲學與儒學》。
　　〔5〕〔24〕龔友德：《儒學與云南少數民族文化》，第55—56、80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6〕《遼史·羲宗》。《金史》卷九，第220頁。
　　〔7〕《易傳·說卦》。
　　〔8〕《論語·顏淵》。
　　〔9〕《乾·文言》。
　　〔10〕〔47〕《孟子·離婁上》。
　　〔11〕《盡心上》。
　　〔12〕〔13〕《正論》、《王制》。
　　〔14〕《元史》卷一六《徐世隆傳》。
　　〔16〕《太祖實錄》卷五。
　　〔17〕李元陽《中ｘī＠⑥文集》卷七、卷五。
　　〔18〕《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卷一五。
　　〔19〕肖萬源等：《中國少數民族哲學史》，第555頁。
　　〔20〕禮記《典禮篇上》。
　　〔21〕荀子《天論》。
　　〔22〕〔23〕〔25〕《二艾遺書·希圣錄》。
　　〔26〕〔28〕《論語·為政》。
　　〔27〕朱熹《周易本義》。
　　〔29〕《圣治章》。
　　〔30〕〔31〕《廣至德章》、《廣物名章》。
　　〔32〕《耶律元妻晉國夫人葛氏墓志銘》，載《全遼文》卷七。
　　〔33〕［波斯］拉施特：《史集》卷1。
　　〔34〕《二艾遺書·希圣錄》、《二艾遺書·教家錄》。
　　〔35〕《全遼文》卷九。
　　〔36〕〔37〕〔43〕〔44〕〔48〕劉明華等主編：《貴州省少數民族傳統倫理道德研究》，第86、87、175頁，貴州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
　　〔38〕見云南省編寫組：《白族社會歷史調查》四，第102頁。
　　〔39〕詹承緒、張旭：《白族》，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
　　〔40〕《藏族文學史》，第46—47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9月版。
　　〔41〕朱怡華：《譜牒與中華民族倫理道德觀》，載上海教育研究，1995年第8期15頁。
　　〔42〕陳捷先：《中國的族譜》，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89年版。
　　〔45〕見《傣族社會歷史調查》（西雙版納之三）。
　　〔46〕《尚書·周書·周宮》。
　　〔47〕《彝族民間文學資料》第一輯，第204頁。赫章縣民委1988年匯編本。
　　作者：云南民族學院學報（副教授）
　　出編：650031
　　 〔責任編輯 鄭玉琴〕＊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王右加景
　　 ＠②原字為辶加卣
　　 ＠③原字為饣右加舌
　　 ＠④原字為山下加邑
　　 ＠⑤原字為門內加合
　　 ＠⑥原字為奚右加谷
　　
　　
　　
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11A849民族研究楊國才19971997 作者：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京5-11A849民族研究楊國才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4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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