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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B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3194(2000)02-0330-05
　　早期儒家文化關懷不僅貫穿著個人生命的始終，貫穿于天、地、人三才之間，同時也聯線起歷史的起點與終端。而實際上，歷史永無終點，文化也就永遠“相摩相蕩”，推動著人類前進的步伐。在早期儒家看來，不僅個人是文化大背景下生活的個人，就連整個歷史、社會本身也始終是文化因革損益的歷程演繹。這種認識，事實上也就是對文化發展規律及過程問題給出的答案。文化發展規律及過程，是文化人類學關注的焦點，也是文化哲學必然要涉及的一個理論課題。其中，傳播學派作為文化人類學的一個流派，曾指出文化的發展是從各種文化相互接觸時達到的。這個看法比較正確，也正好契合了儒家“和則生物”，多元互動的文化觀。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又否認了人在文化中的主導作用，否定文化的多源發生。人在傳播學派那里，充其量只是文化的體現者，是文化的“搬運工”。英國的歷史哲學家湯因比在文化發生、發展規律問題上所持的觀點則為“挑戰與應戰”的過程。湯因比認為，文明發生、發展的動因是“人類對挑戰的成功應戰”。文化的發展是通過“最適度的挑戰刺激人類成功地應戰，并積聚力量應付新的挑戰，從而有節奏地走向繁榮，否則就會衰亡。”[1]這里，挑戰可以成為機遇。湯因比的“挑戰與應戰”觀點揭示出人在一種客觀非常的情景中對文化的主觀把握，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的創造性，但卻把這種創造性放在了非常被動的地位上。當然，在文化發展規律及過程問題上，近現代文化學者還有一些其它的觀點。現在當我們面對各種文化學派的紛爭而回溯二千年以前早期儒家的智慧與見識時，也許會得到很多深刻的啟迪。
　　首先，早期儒家在文化的發展歷程問題上有著明確的觀點，即文化因革觀。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言道：“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殷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這里，他用夏、商、擊三代文化繼承發展的真實軌跡，說明了文化因革損益的內在規律，并依此對后代文化狀況進行了展望與預測。文化的“因”，用今日的話說，就是對以往文化的吸收保留，是文化中不變的因素，即文化的繼承性；而文化的“革”則是改良與創新，是對舊文化的“損益”與發展，是文化中變的因素，即文化的批判性。在文化的發展過程中，如果沒有對以往文化的“因”，文化建設就等于是空中樓閣，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根本談不上文化的發展，也無從談起歷史的延續，那將是一片虛無。但是，如果僅僅是對舊文化的因襲保守，沒有創新、改革，缺乏損益的工作，文化同樣不可能豐富和發展，歷史同樣也就不可能悠久。而中國之所以歷史悠久，革故鼎新，綿延長存，在肇起文明的古老民族中，唯一能有古有今，可以說正是有賴于文化因革損益工作的保持與完善。孔子“從周”的情懷是緣于周文化的美盛，是能繼承夏殷文化，加以修訂創新之故。因此，在中國歷史上，一個朝代雖亡，而其文化卻仍能由后一朝代繼承改造發展擴大，而無論華族或是夷族所建政權，只要繼承了中國歷朝歷代傳統文化遺產，就為正統。孟子曰：“諸夏用夷禮則夷之，夷狄用諸夏禮則諸夏之。”由此可見，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民族國家的觀念較為淡薄，而文化觀念則堅固異常。同時也可表明，早期儒家在文化發展歷程中持文化因革觀，且認為文化因革損益的過程支配著社會歷史的發展，而社會、國家只有自覺地對舊有文化進行因革損益，才能穩定、昌盛。
　　那么，“因、革、損、益”是否在文化發展歷程中占有相同的位置？早期儒家對其是否一視同仁？不可否認，孔子作為古文化的整理者和繼承者，對歷史文化有著深厚的感情和深刻的把握，因此他十分重視文化中“因”的過程。他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述而）表達了他為文化接續歷史的源頭，使之根基深厚的夙愿，因此他刪《禮》注《經》，為傳統文化的保存和延續作出了巨大貢獻。然而這種“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否就是像有些學者所說的“保守主義”、“尚古”心態的流露呢？應該說，孔子“尚古”的心態也許是有的，但不會嚴重到造成“保守主義”，因為歷史文化的發展豐富是一個過程的逐漸累積，而且是一個“全方位”的大化流行，只有在整體角度的審視、繼承，才能談得上進一步的發揮創造。而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態度表現的正是對整體歷史文化的尊重和珍視，或者更進一步說，正是為了給損益工作奠定深厚的根基。因此，當我們深入到孔子學說的內部，我們會更明顯地感覺到，孔子對文化“革”的過程、對文化改良、文化創新更是充滿了渴望與向往，他極力仰慕周公的態度也說明了這一點：“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論語·述而）周公的偉大在于，他在繼承以往文化的基礎上作了十分可貴的創新工作。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由于周公的貢獻，周人“遠鬼而親人”，整個國家也從而成為“粲然大備”的禮儀之邦，垂范后世。可見，孔子對周公的思慕，對周文化的贊美，都不是對舊事物的拘泥，而是對這種惟新的理性文化精神與文化氣度渴慕不已，是對周文化中所蘊藏著的無限創造性與豐富性的欽佩。實際上，孔子是個文化改良主義者。他一方面主張“克己復禮”，繼承傳統，恢復周禮；另一方面又以仁學大量補充和豐富了傳統的“禮”，體現了時代賦予的新內容，體現了“禮時為大”（禮記·禮器）與時并進的文化新觀念。因為孔子所處的春秋時代，與周公所處的周王朝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那正是奴隸社會衰亡、新興封建制逐漸興起的交替時期，禮崩樂壞，讓人們完全遵循古禮已不可能，也無必要。孔子正是意識到了這一變化，因此他批判地繼承了春秋時代的思潮，不以禮為核心，而以仁為核心，從各個方面表現出他對文化“革”的過程的注重與實踐，而且明確指出，沒有仁，也就談不上禮，“人而不仁，如禮何？”“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論語·陽貨）楊伯峻教授曾指出：“孔子認為禮樂不在形式，不在器物，而在于其本質。其本質就是仁。沒有仁，也就沒有真的禮樂。春秋以及春秋以上的時代，沒有仁的禮樂，不過徒然有其儀節和器物罷了。”[2]可見，“仁”就是孔子的一大創造，雖然歷史上“仁”并不是孔子第一次提出的概念，但是作為系統的仁學的建立，其功勞則非孔子莫屬。“仁學”其實就是對人的理性精神的張揚，由此出發，孔子在宗教觀、倫理觀、教育思想以及社會政治理想、人格獨立等各方面都創造性地發展了周文化的優秀傳統，從而完成了他作為文化改良主義者的歷史使命。孔子曾經說自己，“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論語·微子），而孟子也評論孔子為“圣之時”（孟子·萬章下）。可見，在孔子身上涌動著一股創造的激情，而不是徹底的尚古心態。他并非一味保守，而是主張文化要有“革”的過程，要在變化中逐漸完善。“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于道。”（論語·雍也）同時，他也十分珍視傳統文化遺產，并沒有激進主張變革。可見，孔子在文化發展歷程問題上的見解，所持的乃是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早期儒家那種與生俱有的哲人智慧在此再一次顯現了它的光輝。正是由于孔子自覺地稟受了締造一個文化大國的“天命”，因此他才得以“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而當他站在奔騰不止的巨川之上時，自然發出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的感嘆。
　　文化因革損益推動著歷史的進程，文化也日益豐富而多彩。早期儒家大多堅信，文化的發展方向意味著進步，而進步則是從“變”開始的。正如《易·系辭下》所言：“易之為書也不可遠，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濟，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只有“變”才是恒久不變的真理，萬事萬物，宇宙人生，都永遠處在“變動不居”的情景當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易·系辭下）西方一位哲人有句名言：“生命在于運動。”的確，無論是人的小生命，還是宇宙大生命，離開了變化、發展、運動，就只能是停滯乃至窒息，等待著滅頂之災的到來。文化作為生命的本質更是離不開變化，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句話在早期儒家的千年以后曾被維新派直接采用向保守派宣戰，并最終導致了一次轟轟烈烈的文化變革運動。生命離不開運動，文化的發展需要改良與變革，今天理應比歷史更為美好，后一代的文化應該在前一代文化基礎上更為豐富，在早期儒家的觀念里，文化發展的方向永遠向前，因此孔子對年輕人寄予了殷厚希望：“后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論語·子罕）孟子也有著相同的信息，他說：“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于夷者也……吾聞出于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于幽谷者。”（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看來，文化是有優劣之分的，而不同文化之間的交往與交流，其結果總是優異的文化憑借本身的力量化異為己，這是早期儒家的同化史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觀念。因此，早期儒家才得以提出“不以兵車”而“一匡天下”的文化理想，對文化發展的進步方向作了充分的肯定。荀子則更進一步提出“法后王”的主張，認為今勝于昔，未來更勝于現在，他基于“化性起偽”而提出一系列文化建設理論，對歷史文化前景充滿了信心與豪情。
　　文化中有因有革，革的過程“變動不居，周流六虛”，會隨著時代的發展顯現出具體的內容，而文化中的“因”是否即是人類永恒的信念與追求呢？它到底指謂何物？孔子對此沒有明說，他只是不言而喻地說了句“所損益可知也”。也許在孔子那里，一切都應按照時代所需要而進行取舍，依照“立人之義曰仁曰義”的原則而選擇，“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孟子·萬章上），并無一定之規。然而到了孟子那里，“因”的內容卻逐漸固定下來。孟子相信貫穿歷史的有一種永恒的信念作用其中，他說：
　　由堯舜至于湯，五百有余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余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余歲，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孟子沿著一條歷史文化基線從堯數到孔子，在這條歷史基線上，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歷史文化仿佛就在堯、舜、湯、文王、孔子乃至孟子本人這條儒家文化的主線上發展著，這就是儒家道統論的開端。唐朝的韓愈則完善了此一文化論調。當時的韓愈出于激烈的排佛立場，面對佛教興盛有取代儒家文化的危險而大聲疾呼，提出振興儒學的緊迫任務，確立了道統論學說，并以孟子的繼承人而自居。其實，韓愈的突出成就只在文學方面，對儒家理論的發展無何建樹。并且他企圖通過排斥佛、道來達到復興儒學的途徑也是行不通的。然而，他提出了任務，正是由于他的復興儒學的強烈呼聲，才由此引出了宋明理學家援佛入儒，對儒、釋、道三家理論融會貫通的一代新儒家的理論創造。
　　早期儒家的道統說，與“和而不同”的文化立場對立起來，具有強烈的排它性。張東蓀曾對此有過評論，他說：“中國固有的道統這個觀念，其中主要的成分有排它性在內。最先提出這種意思的就是孟子。孟子推崇孔子，而排斥楊墨，即不以楊墨為道統中之一分子，反以為因為有了異說而致道統中絕。”[3]而孟子的道統傾向，又使他陷入了歷史循環論，從而使他的理論顯出自相矛盾的特征。前面我們已經指出，孟子肯定了文化發展的進步方向，這里孟子又認為，歷史文化的發展實際上就是儒家文化的興衰循環：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以來，七百有余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公孫丑下）
　　這是道統論者很容易走進的死胡同。相信只有一種文化，一種價值主導乾坤，在這種文化、價值正處于鼎盛時期，可以說“天不變，道亦不變”。但是可想而知，這種一廂情愿的美夢是不會維持多久的。文化處在永恒的變動之中，作為人類理性精神的折射，是一體而多元，豐富而多彩的；同理文化系統也應是由多種價值構成的，任何一家學說都不可能是永恒的一體，只有多元文化和諧互動才是統一的基礎，也才是“平治天下”的前提。因此，任何暫時的獨尊終有被多元局面打破否定的時候，那時又說些什么為好呢？只好躲過歷史宿命論，自欺欺人地悲嘆一句：“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可見，一元主義與歷史宿命論本是一脈相承的，這是我們應該堅決擯棄的歷史糟粕。
　　然而另一方面，道統論又給人們一種堅定的信念。所謂“道”，狹義的理解是儒家文化的價值追求，在這種意義上，早期儒家所持的“道不同，不相為謀”的文化觀是與我們今天的時代格格不入的，我們應該堅決擯棄舊的論調；然而，從廣義來說，“道”我們又可以理解為“真”、“善”、“美”等永恒價值，是一種人類的永恒真理，值得我們世世代代去探索和追求。在這一層含義上，我們可以毫無愧言地說：“天不變，道亦不變。”無論歷史如何變遷，文化如何因革損益，人類對“真、善、美”的追求和探索卻是長青樹，它會把人們引向光明而燦爛的明天。
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330～333,342B5中國哲學從春俠20002000在早期儒家看來，不僅個人是文化大背景下生活的個人，而且整個歷史、社會也始終是文化因革損益的歷程演繹。這種認識，事實上也就是對文化發展規律及過程問題給出的答案。本文從文化哲學的角度闡述了早期儒家文化因革損益的觀點，并且結合現代社會的實際，揭示了此一觀點的現代意義。早期儒家/文化/因革觀early Confucianism/culture/view of inheritance and change［收稿日期］1999-12-22A Brief Discussion of Early Confucianist View on the Inheritance and Changeof CultureCONG Chun-xia(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Beijing 102600)For early Confucianists,individuals are the ones living under certain cultural settings.History and society are always in the process of culture inheritance and change.This understanding of history and society,in fact,is the answerto the law and th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culture.From the angle of philosophy and culture,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early Confucianist view of inheritance and change of culture,and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in modern times.從春俠(1970-)，男，河北大廠人，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講師。　國家高級教育行政學院，北京　102600 作者：煙臺大學學報：哲社版330～333,342B5中國哲學從春俠20002000在早期儒家看來，不僅個人是文化大背景下生活的個人，而且整個歷史、社會也始終是文化因革損益的歷程演繹。這種認識，事實上也就是對文化發展規律及過程問題給出的答案。本文從文化哲學的角度闡述了早期儒家文化因革損益的觀點，并且結合現代社會的實際，揭示了此一觀點的現代意義。早期儒家/文化/因革觀early Confucianism/culture/view of inheritance and change［收稿日期］1999-12-22

網載 2013-09-10 20: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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