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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我覺得中國的士大夫從孔子開始，就跟政治有著曖昧難辨的關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在與政治發生糾葛不清的動態關系時才建立起自己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因此，士人如何處理其與帝王、政治的復雜關系，應該是探尋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線索之一。

　　史家：楊念群。1964年生于北京。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著有《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之比較研究》（1997）、《再造病人――中西醫沖突下的空間政治》（2006）等；編著有《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合編，2003）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等。新著《何處是江南？》2010年7月由三聯書店出版。

　　心中的江南

　　■清初的士階層與帝王之間呈現出復雜的博弈關系，學者們以往的看法各有偏頗之處

　　記者：您的新書《何處是江南？》描繪了清初士人與皇權的博弈關系及其被改造、收編的過程，視角很新鮮，書中呈現的視野也頗為廣闊。您是如何關照到這個課題并得出結論的呢？

　　楊念群：過去梁啟超有一個說法，認為清代思想史的轉型跟清政府對士階層的迫害直接相關，明代士人構造出了十分活躍的社團聚會和游學的氛圍，經過清前期文字獄等一系列政治手段的迫害之后，士人活動轉向一個相對沉寂的階段，導致出現了跟明代思想、學術傳統截然不同的考據學派。這個說法一度非常流行，成為定論，一直延續下來。

　　到了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學界開始發現這種把帝王和士人看成截然二元對立關系的觀點是有問題的，其要害在于，把明代士人看得特別活躍，而清代只有考據沒有思想，好像大家只會鉆在故紙堆里。于是有些學者提出了另一種思路，比如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學者艾爾曼認為，江南地區印刷文化活躍，有很多私家藏書樓，使知識的傳播具備了一種新的民間形式，形成了一個新型的學術共同體等等。臺灣學者張壽安認為清代學術是有思想的，只不過表現的方式有所不同，比如更強調禮學的作用，而不是僅僅固守理學宗旨。余英時先生也認為清代思想和明代之間有一個微妙的傳承線索。這些說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覺得也都有一個問題無法解決，那就是他們都只從士階層自身的思想變化來觀察明清之際的觀念轉換，為了回避梁啟超提出的政治外因說，似乎故意把帝王和政治的因素排除在外了。那么我想問，能不能換一個角度，重新把帝王和政治帶回到士林和思想史的研究中來，重新考察兩者之間的關系？

　　梁啟超對清代思想轉變的解釋，只是單方面強調了帝王對知識分子的外力迫害，其實滿族帝王對漢人士大夫也存有敬畏心理，他們認為江南是文明薈萃之地，自己作為蠻夷雖然在軍事上取得了成功，卻仍面臨著被征服士人的文化挑戰。所以士人階層不是完全被動的受迫對象，他們也參與到整個清代思想和知識的建構過程之中，我在書中強調兩者是一種相互試探、談判最后達成相對平衡狀態的過程。

　　■錢穆、余英時先生樹立的士大夫擁有純粹良知的分析路線太理想化了，應該在更實際的歷史情境中看待士人身份的變化

　　記者：看來您并不相信士人有獨立于權力之外的純凈和超越性，這可否視為您看待中國歷史和知識階層演進之關系的一個基本觀點？

　　楊念群：余英時先生認為士階層的思想和身份是有超越性的，可以超越自身、超越社會、超越現實世界的束縛，從某種理想類型的分析出發作此推斷是有道理的。但我覺得中國的士大夫從孔子開始，就跟政治有著曖昧難辨的關系，他們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在與政治發生糾葛不清的動態關系時才建立起自己認識世界的基本框架，因此，士人如何處理其與帝王、政治的復雜關系，應該是探尋中國歷史發展最重要的線索之一。

　　因為在大多數歷史情況下，士人只有在跟政治相妥協、談判和對話的過程中才能真正確立自己的身份，這是一種歷史常態。宋代只有神宗這段短暫的時期，由于王安石的特殊地位，士階層才偶爾凸顯出與君王共治天下的獨立性，但是這種相對純粹的獨立性是非常少見的，你只能把它當作一種歷史的偶然和特例，并不能因此就一廂情愿或一以貫之地把它當作一種不變的歷史事實加以對待。

　　我覺得應該把知識分子放在一個更實際的歷史情境、歷史脈絡里進行研究。錢穆、余英時先生樹立的探索士大夫良知自覺的研究路線我很敬佩，但畢竟太理想化了。人需要理想作為支撐，但也要直面歷史的殘酷狀況。中國自二十世紀以來，除了魯迅真夠知識分子的資格外，哪有什么真正的知識分子？要理解這種悲觀結局產生的緣由，有一個辦法就是把歷史反推到清代前期，去觀察那時候士人的精神是如何被閹割的。

　　記者：您書中談到的文字獄，似乎也不單純是清政府迫害士大夫的問題吧？

　　楊念群：文字獄其實包含很多復雜的含義，不是簡單的、表層的迫害士人的問題，它也是培養官員提高文化管理嗅覺的一種技術訓練。比如乾隆下旨讓搜繳違禁違礙書籍，剛一開始官員們不理解，因為他們的腦子里不知道什么叫違礙書籍，搜來搜去就搜出幾種，往上一交就以為完事了。后來乾隆帝一次次地下旨，逐漸讓官員意識到，滿洲、虜、胡等等書面語都是誣蔑滿人的詞語，都要一律剔除。這個自我意識的培養進行到一定程度，就會內化為身體里的嗅覺。隨后這些官員再也不用皇帝指示，自動開始自我閹割、自我設限，按照皇帝的要求自我劃定刪改文獻的標準。迫害士人也成了一門熟練的心理操控藝術，是讓你心安理得地接受迫害、接受控制的技術。

　　■心靈史一定是人到中年才敢動筆寫。人生體會都放到里面了，目的是尋究自己人生的答案

　　記者：您之前一直研究晚清民國史，為何介入此前從未涉足的清前期歷史？

　　楊念群：一方面跟我參與國家清史的修纂有關，這幾年有機會接觸到清前期的大量資料。而且我也覺得自己的研究如果不從明清之際到晚清、民國近三百多年來的歷史做一個貫穿分析的話，自己的視野、判斷是有很大局限的，因為很多晚清民國發生的現象必須要從清朝初年尋究起因。其實這本書最好能和我以前出版的《再造病人》、《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貫穿起來讀，這三本書大致可以構成一個三部曲式的架構。《何處是江南？》雖然是最后寫的，但應該算是三部曲的第一部。為什么此時才觸碰這個話題？因為人到中年，有了些閱歷，對人生的體驗不一樣了。《何處是江南？》的寫作有一點靠近精神史、心靈史的風格，心靈史一定是人到中年才敢動筆寫。它可能會不自覺地融入一些人生的體味在里面，目的是要尋究自己人生的答案。

　　記者：您把它看作是心靈史而不是思想史？

　　楊念群：心靈史和思想史有聯系，但差異還是比較大的。思想史研究的對象是一些公開發表的言論，但精神史、心靈史研究的對象往往跟一個人對時代、對世界的體驗、感受和情緒有關，它應該比思想史探究的內容更加寬泛。所以我前幾年提倡中國史學需要嘗試一種感覺主義，就是在思想史之外發掘我們感覺世界的意義，它延伸和拓展了思想史研究的邊界，包括歷史人物情緒的變化，身體感受的變化等等。甚至我最近提出一個隱喻史的研究設想，比如說詩歌里通過大量典故所表達出的隱喻，往往傳達著作者的政治抱負和主張，對其進行分析就不能僅僅運用慣常的研究策略。思想史、感覺史和隱喻史三者之間有聯系，也有區別。隱喻史要解讀一些符號、象征背后隱藏的涵義，通過細密的文本解讀來梳理出歷史潛藏的邏輯是什么。當然這都只是一些初步的看法。

　　爭議

　　什么是有說服力的批評

　　■做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不在于占有史料的多寡或新鮮與否，而在于是否具備洞見歷史現象的能力

　　記者：您曾經說過自己是不守被庸俗化的史學家法做學問，有人總結您做研究的方式是重理論、重修辭、重符號，對考據和材料則較放松，不重小節，認為您的研究會因此而產生硬傷，您怎么看待這種爭議？

　　楊念群：近代以來的新史學注重史料的發現，傅斯年更是把此論題推向極端，認為史學即史料學，這個新傳統改變了史學研究固守單一證據的舊局面，當然無可厚非，甚至值得贊賞，但是如果過度強調發現新史料的意義，就容易走向反面，甚至解讀史料的能力反而有可能下降。比如目前流行學術論文必須使用檔案的風氣，這當然是個進步，不過許多檔案也涉嫌造偽，如果你是個檔案迷，就有可能墮入另一種認知陷阱。

　　《何處是江南？》依據的史料其實前人都使用過。清前期研究名家輩出，再觸碰此領域，難出新意的風險會非常大。但我相信，建立在新的史實理解基礎上的文本解讀會得出不同于以往的結論，史學的真正進境不完全在于史料開掘的多樣和豐富，而常常在于閱讀者對史料的悟解與感知能力。否則你就沒法解釋為什么長期依據少數史料開展研究的古代史領域大家輩出，而占有相對豐富史料的近代史領域研究水準卻相對平庸的現象。

　　■希望能有人在學術立意和歷史觀的層次上做出有說服力的批評，而不是僅僅糾纏于對史料甄別去取的討論

　　記者：事實上關于《何處是江南？》已有一些批評文章，談到史料的硬傷，論證的草率，對此您有何回應？

　　楊念群：首先感謝大家的關注和批評，一本書如果沒有爭議那是最可怕的，沒有人理睬就形不成一種知識的積累和推進。我很感謝讀者的細心，有些地方的史實引證確實有錯誤，比如書法家沈度是明朝人，但我在第一章里卻說一個元初的人看了沈度的書法后發表了一通議論，這顯然是個時代錯置。再比如鄭思肖《心史》發現的時間是在明末，我卻把時間推至清初等等。這些錯誤在修訂再版時會一并改正。

　　關于學術批評，我覺得有兩點需要注意：第一點是要就事論事，嚴格厘定批評范圍，最好不要過度闡釋或者轉變為情緒化的人身攻擊，對治學者的人格發表不適當的酷評苛論。比如網絡上有一些對本書的摘謬，開始還心平氣和地對書中的史料運用得失進行評論，其中的指摘我雖然不盡同意，卻也覺得有些商榷不無道理，但行文到后來卻變成了一種惡意的謾罵，包括對筆者的人格進行肆意侮辱和攻擊，這些網絡惡習開始越來越頻繁地滲透到學術界，影響了學術討論質量的提升，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

　　第二點我想說的是，有些批評的措辭和尺度需要準確表述，因為有些史料的解讀是見仁見智的，否則所謂硬傷的作用往往會被夸大。有些評論隨意使用草率、粗糙一類的判斷詞，試圖造成一些局部錯誤似乎已嚴重到足以推翻書中某些重要論斷的印象。可是在看了這些批評后，我發現本書中的主要立論基本不受影響，是經得起推敲的。比如說網上有批評者認為明亡后9年出生的戴名世不是遺民，但我認為戴名世在精神上是遺民，否則他怎么會成為康熙時代最殘酷文字獄的受害者？再比如有些批評文章認為殘山剩水不能構成描述明末清初遺民生存狀態的關鍵詞，可作者恰恰沒有依據相關史料對這個論斷提出過硬的質疑。所以我并不認為這個結論就由此被推翻了。說實話，我目前仍沒有看到在學術立意和歷史觀的層面上真正具有說服力的批評文字。

　　新史學

　　回歸本土，以中國人的方式理解歷史

　　■當代史學下一步應該模糊學科界限，逐步拆掉西方理論的腳手架，回歸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

　　記者：2002年借紀念梁啟超《新史學》發表100周年，您組織了一次會議，與會者體現出跨學科的特點。之后您參與主編了《新史學》，迄今已出版到第三卷。跨學科研究對中國當代史學起到了什么作用？

　　楊念群：那次會議有9個學科的專家參加，我當時有一個理念，就是認為不管用什么方法，只要你處理的是屬于歷史范圍內的對象和題材，就應該算是大歷史學框架當中的一員。這個理念在當時并沒有達成共識，只不過是一個實驗。我的設想是：只要把各個學科的方法用于歷史分析，歷史學的格局和地圖就會發生改變。

　　現在已走過八年時間，我卻認為單純強調跨學科研究也是有局限性的。跨學科的關注重點在如何跨，可還是有一個專門化學科的概念在制約著我們的思維，比如我們還是得回答以下這類問題：到底哪個學科方法適用于歷史學，哪個學科不適用？我覺得歷史學下一步應該模糊學科界限，不是簡單地說用了哪個學科的方法更好，而是根據你面臨的問題，來把握和自然地生發出對歷史的判斷。以前我特別強調借用不同方法論的重要性，但現在我覺得應該倒過來，將歷史作為一個平臺，把其他學科收編進來，更加圓融、更加開放地構成對歷史的認識。這其實是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可能也是向中國人理解歷史的本源方式回歸。

　　記者：中國人理解歷史是什么樣的方式呢？

　　楊念群：它和當代西方的方式有很大的差別。西方理論對我們的影響非常大，原來我們借助這個腳手架來建立解釋新秩序，但現在它在阻礙我們對中國歷史更內在的、精神層面的認識，以后的史學研究目標是要逐步把西方社會科學這個腳手架拆去，即使拆不掉，也要淡化其作用。

　　比如我提過的感覺主義，就是希望回歸中國史學的敘事傳統。我們的現代史學研究看不起敘事，認為敘事不過是對表象的描寫，沒有解釋沒有理論沒有深度。但現今不像二十年前，大家對西方的理論懵懂無知，現在是方法論泛濫過剩，人人都能說出些西方大師的名字。我覺得在提高了理論層次之后，不能把腳手架還擺在那里，那恰巧就成了生搬硬套人家理論的證據，理論變成了作案工具。

　　敘事里面應該包含著歷史觀，但應以一種非常平實流暢的面貌出現，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所謂同情之了解吧。當然這并不是說完全地復原歷史，你是帶著現代人的眼光進去的，但你的理論背景應該隱含在、內化在你的觀察和判斷里面，不露痕跡，要接近那時的歷史狀態，才能真正圓融地寫出一本好看又具備一定歷史觀察力的著作。

　　記者：比如就像《史記》那樣的敘事傳統？

　　楊念群：我覺得要恢復到《史記》書寫傳統那種層次非常難，不過在精神層面上可以學習模仿。其實我的《何處是江南？》也是要慢慢往這個方向靠。我以前也好拉洋人給自己壯膽，比如福柯被拉來打工最多，沒有他們撐腰總覺得寫出的歷史好像沒說服力。結果寫出的東西很晦澀，表達的意思繞來繞去，貌似挺有學問。《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的寫作就有這種斧鑿刀砍的痕跡。到《再造病人》我覺得已經好多了，已經開始部分拆除一些理論腳手架。只是在導論和結語部分梳理了少量理論，一旦進入到具體歷史場景就變成了故事性、敘述節奏感很強的風格。到了《何處是江南？》讀者會發現我很少用大詞為自己壯膽撐腰了，用的基本是貼近中國歷史本身狀態的語言。這說明我在進步。

　　■中國史學太缺乏想象了，我很懷疑那種亦步亦趨的訓練能否求得歷史的真實

　　記者：除了講故事的能力，您也提到過治史應該具備想象力，它與歷史的求真矛盾嗎？

　　楊念群：對歷史真實性的追求永遠只是歷史學家的理想和愿望，在實際的研究中是無法達到的，在大多數情況下，歷史是一個建構過程，對歷史的研究往往也很容易成為這個建構過程的一部分。誰要說他能夠百分之百地追求到歷史的真實，大家肯定覺得他在說胡話。有的評論義正詞嚴地指責我說，江南一書中的論斷太富于想象，應該給我加個籠頭，對我的想象加以遏制。中國史學本來就太缺乏想象了，越來越多的學生接受的是專業化訓練出來的所謂的嚴謹、規范，寫出的文章枯燥無味，我很懷疑，那種亦步亦趨的訓練能否真正求得歷史的真實。

　　我的做法是，依據史料進行有節制的想象，至于想象的分寸把握得如何，需要在更深層次上加以探討。

　　■歷史學應該作為建立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礎來對待，為民族的復興提供一種精神滋養

　　記者：歷史的解讀總與現實有關，無論是在大眾文化中還是在研究領域，多次成為論證現實的有力武器。您希望自己的研究與現實的關系是什么？您如何看待在現實驅動下的歷史研究的可靠性與真實性？

　　楊念群：歷史學家到底在現實里扮演什么角色，我也感到困惑。歷史學作為人文學科，不具有立竿見影的實用性。歷史學最古老的一個功能就是資治，但和政治靠得太近，史學家怎么看怎么都像個奴婢。我可以理解一批想當官的人用歷史去為現行政策提供參考，但是你就不要打著求真的招牌，說歷史還有客觀性有規律性。專門化的學院研究路線又走向另一個極端，只去解決局部的小問題，考據一件小事，太職業化了。還有一種選擇就是干脆把歷史娛樂化。

　　我對這三種功能都敬而遠之，我覺得讀史研史應該作為建立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礎來加以對待，這還不完全是一種彰顯短時期中國軟實力的表現，而是應該長期作為提高中華民族素質的一種手段。

　　其實從傳統的學問框架來區分，中國自古以來只有一門學問，就是歷史學，現在學院里的文科設置，如經濟、法學、社會學等等都是舶來品。在歷史中發掘出一種文明精神，變成中國崛起的基礎與動力，是歷史學應該承担的一種責任。必須超越政治化、職業化、娛樂化的限制，才能把歷史提升到相對比較高的境界。這需要一代、甚至兩代人前赴后繼地去付出，才能真正為中華民族的復興提供一種精神滋養。當然歷史學不能獨自承担這個責任，還需要其他人文學科的協助才能完成。

　　◆掌中珠

　　涉及明清之際士階層命運及其與皇權、政治關系的書有很多。編者掛一漏萬，遴選五本著作，供讀者參考。

　　《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趙園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柳如是別傳》，陳寅恪著，三聯書店2001年版

　　《筆禍史談叢》，黃裳著，北京出版社2004版

　　《方以智晚節考》，余英時著，三聯書店2004版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紀中國書法的嬗變》，白謙慎著，三聯書店2006年版

來源:人文與社會

綜合 2022-01-09 19:06: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