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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毛澤東在重用李德生、王洪文的同時，又重用了鄧小平。

鄧小平在1930年代初期，因執行毛澤東的思想路線，與毛澤東一起受到“左”傾路線的打壓，受到處分。從此被毛澤東認為是一條戰壕里的人，是可以信賴的人。解放戰爭中，劉鄧大軍戰功赫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鄧小平主政四川成績斐然。1952年7月，鄧小平被調到北京，任政務院副總理，兼任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后兼任財政部長。1954年4月，任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組織部長。鄧小平不僅政治思想強、理論水平高，而且任何方面的工作都能抓得起，自然就更受毛澤東的器重。

1956年9月，在籌備中共八大時，毛澤東就稱贊鄧小平“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比較周到，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他是在黨內經過斗爭的”。這不僅是稱贊鄧小平能干，而且稱贊了鄧小平與自己一樣是經受過黨內斗爭考驗的，即與黨內“左”傾路線作過斗爭的。經毛澤東的提議，在1956年9月28日的中共八屆一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時的總書記負責書記處，處理中央日常事務，排名在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之后(1958年增選林彪為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即由主席、副主席、總書記組成。1959年毛澤東說：“權力集中在常委和書記處。我為正帥，鄧小平為副帥。”主要是說鄧小平負責處理中央日常具體事務，并非說明鄧小平的地位僅次于毛澤東。在毛澤東確定劉少奇為接班人后，大概沒有考慮過鄧小平是不是當接班人。直到林彪出事死后，毛澤東重新起用老干部，再次重用鄧小平。

鄧小平是務實的(“貓論”是務實的典型反映)，對于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一些實際問題的看法，自然也與比較務實的劉少奇一致，同時也像劉少奇一樣，既然獨擋一面，獨立處理事務就多了，向毛澤東請示匯報就少了(他們也知道毛澤東并不想多管事務性工作)，于是就與劉少奇一樣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毛澤東在“文革”中一直說，鄧小平與劉少奇是有區別的，一直很關心鄧小平，一直想讓鄧小平出來工作。《毛譜》記：1966年10月22日晨四時，閱鄧小平10月21日送審的《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初步檢討》稿后，批示：“小平同志：可以照此去講。但在第九頁第一行‘補過自新’之后，是否加幾句積極振奮的話，例如說，在自己的積極努力和同志們積極幫助之下，我相信錯誤會得到改正的。請同志們給我以時間，我會站起來的。干了半輩子革命，跌了跤子，難道就一蹶不振了嗎?”毛澤東對于鄧小平的深情厚誼躍然紙上。

1967年5月，毛澤東派汪東興看望鄧小平，轉達他的三點意見：第一要忍，不要著急;第二，劉、鄧可以分開;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給他寫信。這就是告訴鄧小平先忍一忍，總會讓你再出來工作的。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會上談到了開九大，鄧小平要當代表，當中央委員。1968年5月20日，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等談話，談到：鄧小平，你們總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錯誤的，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嘛。1968年10月12日，毛澤東在會上又說：鄧小平可以做點工作。在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開幕會上，毛澤東替鄧小平說了話，在10月31日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會上，毛澤東又替鄧小平說了話。因為毛澤東保鄧小平，鄧小平得以沒有像劉少奇一樣被開除出黨，但鄧小平沒有如毛澤東希望的那樣當九大代表，當九大中央委員，正是阻力太大的反映。到了毛澤東決定放棄林彪后，毛澤東又開始為鄧小平說好話。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談培養接班人時提到了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又提起王洪文。在這次講話中，毛澤東還說：鄧小平不同于劉少奇，要有區別。百萬雄師過大江，當時有個前委，主要還是鄧小平起作用的。毛澤東所以要肯定鄧小平的“作用”，一方面是肯定鄧小平有才干，另一方面透露出毛澤東想重新起用鄧小平。

1971年11月8日，鄧小平寫信給毛澤東，提出：“只希望有一天還能為黨做點工作。”毛澤東閱后批示：“印發政治局。”但政治局似乎沒有對鄧小平是否能做點工作做出決定。1972年8月3日，鄧小平又寫信給毛澤東，提出愿做一點工作。8月14日毛澤東閱后批示：“請總理閱后，交汪主任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區別。(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挨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二)他沒有歷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除此之外，進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沒有做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說一遍。”毛澤東寫下長長的近200字的批示，并且強調鄧小平是“毛派”，反映了他希望鄧小平盡早出來工作的急切心情。大概看到對鄧小平前一封信的批示，可能因為沒有明確表態，政治局也就不表態，毛澤東于是再一次為鄧小平大說好話。這一次的批示有了作用。1973年3月29日，毛澤東同周恩來、鄧小平談話，毛澤東同鄧小平見面握手時說：“努力工作，保護身體。”這一句話僅8個字，但傾注了毛澤東莫大的關懷和期望。

197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遵照毛主席的提議，中央決定：鄧小平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參加中央領導工作，待十屆二中全會開會時請予追認……在四屆人大籌備過程中，1974年10月4日，毛澤東指示工作人員打電話給王洪文，要王向政治局傳達：提議由鄧小平出任國務院第一副總理。經毛澤東提議，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毛主席、黨中央決定，任命鄧小平同志為中共中央軍委副主席兼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毛澤東又提議：鄧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于是在1975年1月的中共十屆二中全會上，鄧小平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這次會上批準了李德生辭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的請求)。鄧小平一復出，幾乎是中央的一些重要工作都壓到了他身上。確實，能抓得起政治工作，又能抓得起經濟工作、軍隊工作、外交工作的，在當時除了周恩來以外，幾乎只有鄧小平一人，而周恩來已病重。所以毛澤東夸獎鄧小平“人才難得”。鄧小平幾次對毛澤東說：“看來責任是太重了一點。”毛澤東說：“沒辦法呢，只好担起來嘍，找幾個人幫幫忙。”足見毛澤東在鄧小平復出后，對他的期望太大了。尤其當毛澤東發現王洪文并不理想后，對鄧小平的期望更大。但出乎毛澤東意料的是，鄧小平最終卻讓他失望了。

鄧小平能力強，各方面的工作都能大刀闊斧地開展，他的務實的思維方式、工作方法，很快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起色。當各方面的工作需要制定相關的方針政策，以便進一步推動時，務實的鄧小平搞了一個“以三項指示為綱”，即以毛澤東的三條指示：“要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作為今后一個時期各項工作的綱。如果從務實的角度出發，這沒有錯，而且只有這樣才能把各方面的工作恢復起來，再說，這都是毛澤東的指示。但從理論上出發，“以三項指示為綱”就“大錯特錯”了，因為它等于取代、否定了以階級斗爭為綱(盡管“反修防修”列首位，還是要搞階級斗爭)。而否定階級斗爭為綱，不僅是否定了黨的基本路線，而且是否定了“文革”的理論基礎，也就是否定了“文革”。

鄧小平長期脫離“文革”，太不熟悉“文革”的理論，甚至可以說不懂“文革”的理論，這是自然的。鄧小平這么做是客觀條件決定的，也是他主觀條件決定的，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現在看來是完全正確的。但在當時，被“四人幫”抓住不放，掀起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同時也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否定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怎么行?否定“文革”怎么行？而且“以三項指示為綱”竟然沒有請示過毛澤東，這樣下去怎么行?毛澤東不得不發話：“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毛澤東的這些批評鄧小平的話，被“四人幫”推波助瀾，批鄧勢不可擋。

還有一件令毛澤東失望的事是，毛澤東希望由鄧小平主持，搞一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議，肯定“文革”，鄧小平拒絕了。“文革”是毛澤東自認的一生中辦的兩件大事之一(還有一件是打倒了蔣介石)，如果把“文革”否定了，無疑就是要把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自然希望他的接班人是堅定地肯定“文革”的，希望全黨、全國能肯定“文革”。這是毛澤東臨終前的一大心病。1975年11月3日毛澤東指示，由鄧小平等八人先討論，然后政治局再討論，給文化大革命做個決議。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毛譜》記：

197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專門討論文化大革命的評價問題。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提出由鄧小平主持作一個關于文化大革命的決議，總的看法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鄧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適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何論魏晉。

鄧小平的這番話，政治局的人可能不會感到出乎意料，但毛澤東可能被震驚了。大概毛澤東會想，花了很大功夫讓你在“文革”中重新出來工作，你怎么不支持我呢?“文革”已重新肯定了你，你怎么不支持我搞的“文革”呢?現在就不肯聽我的話了，以后怎么得了?在這個問題上，毛澤東對鄧小平的看法不免失誤了：鄧小平是務實的，怎么可能肯定“文革”?這使毛澤東不得不放棄鄧小平。在才干與肯定“文革”兩者的選擇上，毛澤東選擇了后者。毛澤東說的“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還停止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對社會主義革命不理解、有抵觸，甚至反對。對文化大革命兩種態度，一是不滿意，二是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走資派還在走。”這樣批評鄧小平，分量很重。鄧小平被再一次打倒已勢在必然。

二、

毛澤東讓鄧小平復出，最后又再次打倒他，這大概對毛澤東也是一個不小的打擊。毛澤東的一番良苦用心、無限期望落空了。毛澤東已沒有像鄧小平那樣有才干的人了，周恩來病重、去世，毛澤東很傷心，毛澤東又失去了一個連周恩來也自嘆不如的鄧小平(1975年9月20日，周恩來在做手術前對鄧小平說：“你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強得多”)，能不失落嗎?

鄧小平被打倒了，李德生離開了，紀登奎被江青等排斥，王洪文又沒前途，最后關頭，毛澤東把接班的重任交給了華國鋒。

華國鋒經歷了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新中國建立后到湖南工作，担任了湘潭縣委書記、湘潭地委書記。在農業合作化運動中做出過一些成績，受到毛澤東注意。1959年6月下旬，毛澤東回韶山，與華國鋒有了更多的接觸。很快，華國鋒就担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兼副省長。1963年10月29日至11月5日，李瑞山、華國鋒帶領湖南省委及地、市干部到廣東省參觀農業生產，回省后，李瑞山、華國鋒給省委寫了報告，指出有六個方面要向廣東省學習。毛澤東看到這個報告后，大加贊賞，起草了近千字的中央指示，其中說：“這種虛心學習外省、外市、外區優良經驗的態度和辦法，是很好的，是發展我國經濟、政治、思想、文化、軍事、黨務的重要方法之一……”毛澤東寫完指示后，又寫批語給劉少奇、鄧小平等多人，說：“湖南這個文件可以轉發，有很大好處，請審閱處理。或者開一個會，議一下。”1963年12月下旬，中央討論通過了這個指示。1964年1月3日，這個指示在黨內印發，題目是《中央關于加強互相學習，克服固步自封、驕傲自滿的指示》。可以看出，華國鋒顯然給毛澤東留下了虛心好學、很懂工作方法、能開拓工作新局面的好印象。

“文革”初期，華國鋒一度受到沖擊，但很快重回湖南省領導崗位。1968年4月華國鋒任湖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69年中共九大上，華國鋒當選中央委員;1970年，經毛澤東同意，華國鋒代理湖南省革委會主任;1971年3月，華國鋒開始參加中央工作，主要負責經濟方面的工作(比王洪文早到中央工作一年多)。1971年9月10日，毛澤東談培養接班人時說：“要培養年輕人到中央，如李德生、紀登奎、華國鋒那樣的。”1971年10月3日，經毛澤東同意，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決定增補華國鋒為國務院業務組成員并任副組長的通知。1973年5月20~31日，中央工作會議宣布：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決定，王洪文、華國鋒、吳德列席中央政治局會議并參加政治局的工作。之后，在中共十屆一中全會上華國鋒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在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公安部長。

中共十大以后，王洪文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華國鋒只是政治局委員，論地位，王洪文比華國鋒高，但王洪文沒有參加政府工作，所以論掌握實權，還是華國鋒掌握更多的實權，尤其是公安部長一職，是關系黨中央、中央國家機關安全的要職。王洪文盡管頭上戴著“工人造反派”的光環，而華國鋒“老干部”的身份在“文革”中并不亮麗，實際上，王洪文在很多方面不如華國鋒。從歷練來說，從黨政工作來說，從經濟工作來說，從工作方法來說，從善于團結人來說，王洪文都不如華國鋒。特別是，王洪文搞幫派、搞小動作;華國鋒不搞幫派、不搞小動作;王洪文只能代表少數，華國鋒可以代表多數。這些在毛澤東眼里應該都是一清二楚的。王洪文是堅定的“文革”派，堅定地擁護毛澤東搞的“文革”，華國鋒也是堅定地擁護毛澤東搞的“文革”的，把接班的重任交給“文革”的擁護者中的誰更讓毛澤東放心，自然交給華國鋒更放心。正如毛澤東對華國鋒說的“你辦事，我放心”。所以當鄧小平因為與“文革”格格不入被再次打倒后，讓誰出來把握大局，是王洪文還是華國鋒?毛澤東很自然地選擇了華國鋒。

1975年11月15日，毛澤東看到了鄧小平的信(這時鄧小平已因提出“以三項指示為綱”受到了批評、批判，但還沒有發生鄧小平拒絕為“文革”做決議的事)，信中說：“洪文同志已經回到北京。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時，經主席批準，由我暫時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現洪文同志已回，按例，從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請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開的十七人會議(按：中央政治局會議)，亦應請洪文同志主持。請主席批示。”毛澤東批示：“暫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過一會再說。”鄧小平已犯了錯誤，毛澤東仍讓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回北京了，毛澤東仍不讓他主持中央工作。這一方面說明毛澤東還是對鄧小平抱有希望，另一方面又說明毛澤東實在不想重用王洪文。1975年11月20日鄧小平拒絕為“文革”做決議的事發生后，對鄧小平的批判日益猛烈，鄧小平多次在政治局會議上作檢討。

1976年1月20日，鄧小平在政治局會議上又作檢討，當晚鄧小平再給毛澤東寫信，提請“解除我担負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責任”。1976年1月21日，毛遠新向毛澤東匯報1月20日政治局會議包括鄧小平檢討的情況。毛澤東說：還是人民內部矛盾，引導得好，可以不走到對抗方面去。小平工作問題以后再議。我意可以減少工作，但不脫離工作，即不應一棍子打死。毛遠新說：華國鋒、紀登奎、陳錫聯提出國務院請主席確定一個主要負責同志牽頭，他們三人做具體工作。毛澤東說：“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 1976年1月28日，毛澤東提議由華國鋒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1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發出通知：經毛澤東提議，中央政治局一致通過，由華國鋒同志任國務院代總理……這樣華國鋒取代鄧小平成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主持國務院工作，地位僅次于毛澤東。這個時候，王洪文、鄧小平都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華國鋒只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但毛澤東放棄了王洪文、鄧小平，把華國鋒推上了接班人的位置。毛澤東說：華國鋒“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意思是：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是他的看法，是他低調，我看他是政治水平高的人，是可以担當大任的人。華國鋒是當時的中央政治局中，既能得到其他成員支持、擁護，“四人幫”又難以反對、打壓的人(在這一點上，比當時同樣任政治局委員的紀登奎更有優勢)。在“文革”中，在毛澤東的政治思維中，在毛澤東的政治安排中，選華國鋒當接班人應該是上上選擇。

由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中央第一副主席的事，毛澤東所以要毛遠新“快去”辦，反映出了毛澤東的急切、緊迫心情，大概毛澤東受到處理鄧小平問題的打擊，又感到自己快不行了，華國鋒接班的事必須立即辦，所以一天之內毛澤東作出兩個提議，要毛遠新跑了兩次，要政治局開兩次會。等到毛澤東看到政治局通過了他的提議以后，他才安下心來。1976年4月13日毛澤東的批示中有“天下已定”的話，這大概不只是說天安門廣場事件已經平息了，而且是在說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可以安心了。《毛譜》記：1976年6月初，毛澤東“突患心肌梗塞，經過搶救，脫離了危險”。此后，“健康狀況惡化，常處于昏迷狀態”。這大概可以說明，毛澤東的健康狀況受到了處理鄧小平問題的影響，同時說明，接班人的事定了以后，他已卸掉重担，覺得可以安心地去了。

1976年9月9日毛澤東逝世，華國鋒以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身份沒有什么周折成為黨和國家的最高領導人。在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等人的決策下，1976年10月6日，抓捕了“四人幫”及其同伙，并交付法律審判，史稱粉碎“四人幫”。1976年10月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選舉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通過追認華國鋒為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的決議。華國鋒實現了平穩的接班。

華國鋒接班成功，是不是意味著毛澤東選接班人成功了呢?從維護毛澤東個人的“文革”事業，維護毛澤東個人聲譽，維護毛澤東個人利益來看，毛澤東獲得了一定的、暫時的成功;中國沒有發生大的動蕩，對中國的發展也是有益的。但華國鋒沒有多久就下臺了。1980年9月，華國鋒辭去國務院總理;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又辭去中共中央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職務。因為華國鋒受毛澤東的影響、受“文革”的影響太深(提出兩個“凡是”是典型反映)，無法掙脫，他不可能主動去否定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否定“文革”，他無法按照中國人民的意愿、按照社會發展的趨勢領導中國前行，實現中國近代以來的強國夢。他自然要被歷史淘汰。毛澤東選的接班人最終被歷史淘汰，表明毛澤東選接班人最終是失敗了。為什么毛澤東選接班人會失敗呢?顯然毛澤東選接班人存在不少問題。

三、

毛澤東選接班人存在什么問題呢?

第一，從操作方法、操作程序來說，毛澤東把選接班人當成了個人的私事，私有化、專斷化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某些共產黨事務、國家事務，不是全部事務，在毛澤東那里出現了一些私有化、私自化或者說自私化的傾向，即公共政治出現異化。

不少會議，如政治局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在毛澤東個人住處開，這在《毛譜》中有很多記載。如任命鄧小平為中央秘書長的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就是1954年4月27日下午在毛澤東住處中南海菊香書屋開的。如1974年7月17日批評“四人幫”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是在毛澤東中南海游泳池住處開的。毛澤東上了廬山，有些會就會在他廬山的住處開。不僅在毛澤東住處開會，而且往往會按照毛澤東的作息習慣開會，有的會本來是可以放在白天開的，但卻放到了深夜開，甚至凌晨開，如《毛譜》記：1964年11月5日晨三時，毛澤東在中南海菊香書屋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再次討論周恩來等率中國黨政代表團前往蘇聯訪問的方針問題。為什么這樣的會不放在前一天11月4日上午或下午開呢?(11月4日，《毛譜》無記載)大概是因為毛澤東習慣夜里工作。不到公共會場開會，不按正常的工作時間開會，而從毛澤東個人的方便出發，就容易造成公共會議的異化，容易造成毛澤東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容易使毛澤東及與會者產生錯覺，這是為我毛澤東開會，而不是為黨、為國家開會。以致最終形成，在公共會場開的會，毛澤東不參加的會，也是按毛澤東的指令開的，也是為毛澤東開會，而不是為黨、為國家開會。在不知不覺中毛澤東把公共政治私有化。《毛譜》記：1962年6月22日，毛澤東致信彭真：“我現在決定在武漢住到月底，游長江對我十分有益，我要游七天至十天江。然后直返北京。因此巴基斯坦大使，卡博代表團，都在武昌談話。請你安排。”本應在北京見外賓，但為了滿足個人的游泳需要，而不是為了公事，就要讓外賓到武昌來見他。這似乎就有點把國務工作自私化了。毛澤東在“文革”中說“我是無法無天……”這是他當時心態的表白。這是什么意思?就是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怎樣就怎樣。這是毛澤東把公共政治、公共權力私有化的典型反映。

在毛澤東那里公共政治、公共權力出現了異化，毛澤東選接班人出現異化也就難免了。即毛澤東選接班人，不是為黨和國家選接班人，而是為毛澤東個人選接班人;不是黨和國家的事，而是毛澤東個人的事;不是黨和國家來操作，而是毛澤東個人一手操作。

既然公共政治、公共權力私有化、私自化了，家長制的個人專斷、獨斷就不可免。私有制的決策模式就是家長制，就是家長說了算。黨和國家的事務，越來越多由毛澤東說了算，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澤東說了算的結果。毛澤東選接班人，既然成了毛澤東個人的事，是毛澤東一手操作，自然而然就是毛澤東說了算。毛澤東可以輕而易舉地提拔一個人，可以不費勁地打倒一個人，這只是在專制社會、專制國家出現的現象。

在民主社會、民主國家不可能出現的現象，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出現了。比如劉少奇是國家主席，毛澤東不經過人大要罷免就罷免了。毛澤東宣布“接班人當然是林彪。”于是中共九大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章程》，把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寫進了總綱。毛澤東提議王洪文調北京參加中央工作。周恩來致信毛澤東，告知中央政治局成員同意這個提議。毛澤東提議華國鋒任國務院總理、中央第一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就馬上作出這樣的決議。中共中央的文件往往這樣寫：“毛主席、黨中央決定……”毛澤東在黨中央之上。黨中央、中央政治局都成為貫徹、執行毛澤東指示、指令的工具。誰也不敢反對毛澤東的任何意見，在那個年代，誰反對毛澤東“全黨共誅之，全國共討之”;誰反對毛澤東，就是現行反革命。毛澤東自己說：“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虎氣”是什么?就是霸氣，就是霸道，就是專斷。

毛澤東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選接班人這個問題上，其私有化、專斷化，暴露出他身上存在的家長制習氣、封建主義因素，同時也反映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制度建設中存在的問題。1980年8月，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是毛主席選擇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國王選擇繼承人那樣，選擇了林彪。”鄧小平說：“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剛才我說我們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這個在內。”鄧小平的話是一針見血的。

第二，從選接班人的標準來說也異化了。

在現代中國，選共產黨的領導人，就等于選國家領導人。國家領導人的標準應該是什么，除了法律規定了一些條件之外，要而言之就是德才兼備。德，主要的是忠于人民忠于國家;才,主要就是有領導、治理國家的能力。

1964年6月，毛澤東(已經對劉少奇不滿意了)提出了接班人的標準。他說：“如何防止出修正主義，怎樣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條：第一條，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馬列主義……第二條，要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第三條，要能夠團結大多數人……第四條，有事要跟同志們商量，要聽各種意見，要講民主，不要‘一言堂 ’。第五條，自己有了錯誤，要作自我批評”。這樣的接班人標準，有某些可取之處，但基本上只強調了德，而沒有強調才。德，也是把懂馬列主義，把意識形態放在首位，不把為大多數人民謀利益放在首位，這在政治掛帥、意識形態掛帥的年代是自然的。在實際過程中，更把意識形態極端化、形而上學化、唯心主義化。

即不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就不是馬列主義，與毛澤東不同的意見就是修正主義，以至毛澤東說這是馬列主義就是馬列主義，那是修正主義就是修正主義。包產到戶應該與意識形態無關，但毛澤東反對包產到戶，并認為這是贊成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的問題。于是贊同包產到戶的劉少奇等就是資本主義派，就是搞修正主義。劉少奇就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發表與毛澤東不同的看法，于是劉少奇就被認為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最終被“搞掉”。“文革”中毛澤東說：“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原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并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毛澤東說“反潮流是馬克思主義”，反潮流就是馬克思主義。以致“文革”時期最流行的話是：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蒂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造反就是馬克思主義，不造反就是修正主義。自然王洪文就是馬克思主義者，盡管沒有才、不善于團結人，也被毛澤東提拔起來。

選國家領導人，應是意識形態第一還是人民利益、人民擁護第一?應是人民利益、人民擁護第一。一個領導人，如果不為人民謀利益，不被人民擁護，即便一時上了臺，最終也會被人民拉開下臺，這是政治定律，是歷史規律。能為人民謀利益、被人民擁護的意識形態，才是好的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只有能為人民謀利益、被人民擁護，才是馬克思主義，否則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有時候是認識到這一點的，他有一次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說：“管他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你們、伙夫、馬夫講的，拿到群眾中行得通才行。”但有時候，他大概就忘了這一點)。毛澤東的階級斗爭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的新發展，實際上它違背了人民利益、不被人民擁護，最終被人民否定了。毛澤東按照他似是而非的“馬克思主義”選的接班人，最終也被人民否定了。

在毛澤東這里，選接班人的標準的異化，更明顯的是標準的自私化、封建化。毛澤東評價一個人的好壞，有的時候標準變成是不是忠于自己，是不是聽我的話，是不是事事向我請示匯報。“文革”時期，毛澤東與斯諾談話，談到需要一點個人崇拜正是這樣的思想的反映。《毛譜》記：1967年12月17日，毛澤東審閱姚文元起草的《關于新華社實行軍事管制的決定》稿，其中有：“努力建立一個無限忠于毛主席、無限忠于毛澤東思想、無限忠于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堅強的領導核心”，毛澤東把三個“無限”刪去，保留了三個“忠于”。這說明毛澤東主張三個“忠于”。三“忠于”是“文革”的流行語，其實質就是忠于毛澤東。

為什么從延安時期開始，毛澤東選劉少奇為接班人，因為當時劉少奇是忠于毛澤東的，是全力擁護毛澤東路線、大力宣傳毛澤東思想的。毛澤東1941年寫的《關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央路線的批判》，文章“太尖銳”，沒有發表，也沒有在中央傳閱，只給兩個人看了，一個是劉少奇，一個是任弼時。這說明，劉少奇、任弼時是毛澤東當時最信任的人、最親近的人。到劉少奇當國家主席以后，盡管獨立地開展了工作，發表了意見，但劉少奇還是忠于毛澤東的，而毛澤東卻認為劉少奇不忠了。把劉少奇等推到一線，自己退居二線，毛澤東說：“我想在我未死以前，樹立他們的威信，現在走到反面，結果變成獨立王國，許多事情不同我商量。”甚至當場就反對我。這些就是不忠。不忠就不能當接班人。鄧小平再次被打倒，一個重要原因，也是不聽話了，不三“忠于”。毛澤東為什么最終選了華國鋒當接班人，其中有一條就是華國鋒是三“忠于”的踐行者，是事事請示匯報的，是言聽計從的。忠不忠、聽不聽話，在毛澤東選接班人的過程中實際上成了第一標準。以致忠于我、聽我話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忠、不聽話就是修正主義。把忠于個人與否作為評價人的第一標準，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標準，是封建的倫理綱常、君君臣臣的體現。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據說，毛主席經常抱怨你不太聽他的話，不喜歡你，這是否是真的?”鄧小平說：“毛主席說我不聽他的話是有過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個人，對其他領導人也有這樣的情況。這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有家長制這些封建主義性質的東西。”這是經驗之談。

上述史實表明，盡管毛澤東出于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考慮，精心選擇、培養接班人，但因為他的個人決斷違反世界民主潮流，所以導致不理想的結局，其教訓十分深刻。

從哲學的角度看毛澤東選接班人不成功，得出的結論是：人、事的認同度，認同的人越少，認同的范圍越小，主體間性越小，越不具有真理性、穩定性、持久性;認同的人越多，認同的范圍越大，主體間性越大，越具有真理性、穩定性、持久性。因為認同度與支持度是成正比的。

綜合 2022-01-09 18:58: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