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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G11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209(2007)06-0099-08
　　城市的文化品格，是指城市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凝結而成的，反映其理想目標、精神信念、文化底蘊、審美情趣、行為準則和思維方式的價值觀念體系和群體意識。北京是一座歷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在其漫長的城市文化發展史中，有兩個“三分之一”尤其值得關注。其一，北京近三千年的建城史中，有近三分之一即近九百年時間是作為中國的“首善之區”存在的。從世界文化的發展規律來看，“首善之區的文化雖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需要的影響，但首都作為政治中心的地位卻是以文化為根基的” [1]。其二，中國自太學創立以來兩千余年的高等教育史中，亦有三分之一即約七百年是以北京為中心的。而從教育文化的發展規律來看，“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2](P3118-3119)，“首善之區”至高無上的文化地位，恰恰是以其在教育方面的先導性和輻射性為前提的。可見，“首善之區”的建設和發展，必須以先進的“首善文化”為基礎；而先進的“首善文化”的建設和發展，又必須以先進的教育，尤其是居于教育鏈頂端的高等教育的進步為前提。
　　因此，所謂北京的文化品格，就是一種以發達的高等教育為首要標志的“首善文化”的品格。那么，何謂“首善文化”？“首善”一詞最早出自《史記·儒林列傳》：“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罚。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2](P3118-3119)意謂實施教化自京師開始，京師為教化的起點和先導。大約從宋朝起，“首善”一詞被用來專指國都，意思是國都文化水平最高，是全國的楷模[3]。而今，“首善之區”的功能定位早已不可與古代同日而語。黨中央已經提出，要求北京努力在經濟、政治、文化及黨的建設的各個領域，在改革發展穩定的各個方面都走在全國前列。前不久在北京市第十次黨代會上，劉淇書記也在會議報告中指出，“要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快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力辦好有特色、高水平的奧運會，開創首都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和黨的建設的新局面，努力把北京建設成為繁榮、文明、和諧、宜居的首善之區。”①可見，在新的時代環境下，對“首善文化”的含義起碼應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作為與“首善政治”、“首善經濟”、“首善社會”相平行的一個方面，對首都其他幾個方面的建設和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和支撐作用；二是作為文化發展的排頭兵，對全國文化發展的示范和輻射作用更勝以往。
　　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具體表現出以下特征：其一，經世性。北京文化被賦予了一種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從國家民族利益著眼，不拘眼前小利，雍容大度，志向高遠，以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社會參與意識為特征的經世性格，這也正是北京文化顯著區別于其他城市的獨特之處。其二，先導性。就梁啟超所提出的文化三層次，即器物——制度——倫理三者而言，相對于上海、廣州等另外一些以“開風氣之先”而聞名的城市，北京在衣食住行等“器物”的層面上，算不上是一個“時髦”的城市；它對文化的引領，更多地表現為在制度和倫理等更深層面上的思考和變革。其三，包容性。北京自古以來便是多民族的、多元文化薈萃的中心，近代以來，更成為中外文化對話、融合的重要平臺。
　　近幾年來，隨著北京市2008年奧運會的申辦成功，以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為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開始，構建和諧社會首善之區各項工作的全面展開，以及“國家首都、歷史名城、世界城市、宜居城市”發展定位的確立，學界對于北京“首善文化”的討論日趨熱烈②。但迄今為止，關于大學與北京文化品格的關系，尚未見有專文論述。而這方面的討論顯然是非常必要的。這是因為，在北京文化“首善”品格的形成過程中，大學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個重要環節，而且是促使其內涵不斷變化、豐富、發展的內在動力和主導性因素。
　　一、古代大學與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形成
　　其實“首善之區”高等教育的重要作用，很早即為統治者所高度關注。西漢元狩元年（前124），漢武帝在董仲舒及丞相公孫弘的建議下，建太學于京師，并創立博士弟子員（太學學生）制度，是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開端。而就在太學創立的同時，董仲舒便在《對賢良策》中提出：“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4](P140)也就是說，太學是封建王朝培養“賢士”的最高教育機構，而“賢士”的培養，又關系國家教化的本原。其后至隋代煬帝時期，改設太學為國子監，名稱雖有變化，其培養士人、教化天下之宗旨則一脈相承。
　　元大德十年(1306)，北京于安定門內成賢街（后改名國子監街）建成國子監，這是北京最早的高等教育機構。它的建立，奠定了北京文化“首善”地位的基礎。之后，歷元、明、清三代，國子監的教化意義被封建統治者一再強調，北京“首善文化”的至尊地位也從而不斷得到鞏固和強化。康熙八年，敕諭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曰：“朕惟圣人之道高明廣大昭垂萬世，所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莫能外也。朕纘承丕業文治誕敷景仰先哲至德，今行辟雍釋奠之典，將以鼓舞人才，宣布教化。”[5](P255)康熙四十一年，上諭禮部：“訓飭士子文，若令各府州縣學宮一體勒石，恐有不產石州縣地方，或致借端擾派，應俟國子監勒石后，以撰本典頒各省轉發所屬學官，一體遵行。”[6](P261)同治元年年底，清政府再次下詔敦促國子監祭酒、各省學政切實講明正學，端正士風：“太學為自古培植人材之地，我朝振興庠序，加意教習，世宗憲皇帝賞給庫銀，增置黌舍，首善之區，四方觀瞻所系，必得如唐之韓愈、宋之胡瑗，躬行實踐，講明正學，以為表率，人材自能蒸蒸日上。” [7](P147)上述一系列煌煌上諭，一方面突出了國子監“興道致治敦倫善俗”的基本功能，另一方面則強調了北京作為“首善之區，四方觀瞻所系”的特殊地位。而從傳統教育的宗旨和傳統士大夫的價值取向來看，北京作為“首善之區”的教化功能的不斷強化，無疑對其基本文化品格的形成產生了非常重要的影響。
　　其一，古之“賢士”，素以“經世濟國”為己任。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8](P527)“齊家、治國、平天下”，“致天下于大治”，“厝天下于衽席之上”正是傳統士人的最高理想。北京“經世”品格的形成，顯然與此不無關系。以嘉道年間存在于京師宣南、以漢族士大夫文人集團為主體的“宣南詩社”為例，其中便不乏太學出身的成員。他們初以“消夏”為名聚集在一起，“或春秋佳日，或長夏無事，亦相與命儔嘯侶，陶詠終夕，不獨消寒也。尊酒流連，談劇間作，時復商榷古今，上下其議論，足以啟神智而擴見聞，并不獨詩也。”[9](P53)其明為以詩會友，實則以經世濟國之論相交流，正是北京經世品格的體現。惟其如此，在嘉道之際，“宣南詩社”成員廣受重用③。
　　其二，“京師為首善之地，太學為育才之所”[10](P8563)，為師者“必得如唐之韓愈、宋之胡瑗”之才[7](P147)，就學者必以“興道致治敦倫善俗”為目標，教學內容和方法上也力求完備、先進，而不像其他學校參差不齊。因此，太學或國子監本身即是“首善之區”文化“先導性”的重要保證。
　　其三，太學學生的招收范圍至為廣泛，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甚至不局限于繁華地區，而是及于居處偏遠的“荒裔殊族”。據載，“世祖定鼎之初，即仿古太學之遺意設立國子監，俾八旗子弟與直省貢監生得從容肄業，其中而以祭酒司業等統率之。當是時，郁郁者文，彬彬者士。甚至荒裔殊族亦向風慕義，率其子弟來讀我太學書者。嗚呼！豈不盛與？”[10](P8555)太學學生來源的廣泛，不僅促進了各民族文化的交流，更從文化層面上提升了北京的“包容”品格。
　　二、近現代大學與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升華
　　近代以來，中國遭遇“數千年未有之奇變”，國子監作為國家教育管理最高行政機構和國家最高學府的地位，被作為近代高等教育源頭的京師大學堂所取代。光緒二十四年四月，清政府詔定國是，諭：“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至于士庶，各宜發奮為雄。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學之切時勢者，實力講求，以成通達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為行省倡，尤應首先舉辦。”[11](P922)從而拉開了“戊戌維新”的序幕。盡管這場維新曇花一現，維新期間推出的一系列變革措施也未及實行便化為泡影，但值得慶幸的是，京師大學堂得以碩果僅存。而京師大學堂的創辦恰恰昭示了兩方面的重要意義：其一，就其象征意義而言，京師大學堂的出現，體現了清政府以學術風氣的轉移和教育制度的革新為主導的變革思路，這不僅適用于北京，且適用于全國；既凸顯了文化本身的使命感，又強化了北京“首善文化”的中心地位。其二，就其實際意義而言，京師大學堂不僅“為行省倡”，而且“以建首善而觀萬國”[12](P307)，這意味著，北京的大學及其引領的北京文化不僅應該走在全國的前列，而且應走在世界的前列。而突破“華夷之辨”，“睜開眼睛看世界”的寬闊文化視野使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得到了空前升華。
　　進而至“五四”以后，隨著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大學精神的逐步形成，北京的“首善文化”品格有了實質性的突破。所謂現代“大學精神”，是“一種非實體性的精神文化”[13](P8)。它通常被放在兩個層面上加以討論：一是宏觀的層面，如有人認為大學精神“應該是大學存在和發展中形成的具有獨特氣質的精神形式和文明成果”，“是整個人類社會文明的高級形式”[14]；二是微觀的層面，即“大學精神是在某種大學理念的支配下，經過所有大學人的努力，長期積淀而成的穩定的、共同的追求、理想和信念”[14]，它以個體作為討論對象，如“北大精神”、“清華精神”、“輔仁精神”、“聯大精神”等。本文所著重探討的，則是由北京地區諸大學率先倡導，并對中國現代大學的整體發展產生了重大影響的精神和理念。
　　正如有的論者指出，“20世紀中國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為徹底的，當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15](P4)由于中國近現代大學是以對傳統教育制度的批判和破壞為出發點，在移植西方現代大學制度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所以它在形式與教學內容、方法、手段上與古之太學已截然不同，精神核心也迥然相異。從這一意義來講，近現代大學的建立對北京的“首善文化”具有“滌蕩”的意義。然而，正如近現代以來對中西文化、“新”“舊”文化持續不斷的討論一樣，現代大學的文化精神亦不可能與傳統決然斷裂，而是隱然滲透了一些傳統文化的因素。這種“西化”趨勢下隱而不彰的中西會通，集中表現為現代大學精神對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進一步升華。
　　第一，作為古代大學向近代大學過渡的內在動力，傳統士大夫憂國、憂民、憂天下的社會關懷被現代的大學知識分子演繹成了救國、救民的歷史使命，北京文化之“經世性”由此被賦予了全新的時代內涵。
　　作為發軔于首善之區的中國第一所國立現代大學，京師大學堂以“發奮為雄”、“通達濟變”[16](P700)為宗旨，不僅繼承了古代士人“經世濟國”的傳統，更承戊戌維新“救國在學”之余緒，加以發揚光大。
　　此后，隨著現代大學在全國各地紛紛涌現，延續傳統士人人格理想、重塑社會文化中堅成為現代教育家群體的共識。誠如楊東平先生指出，“當封建正統文化崩解、新的民族文化尚待建立之時，他們（現代教育家群體）的一個共同追求，是繼承儒家文化中培養君子、士的人格理想，使之與現代知識分子的養成銜接。”[17](P4)在此追求的觀照下，北京的大學教育與政治之間，似乎出現了一個有趣的悖論：一方面，強調大學為研究學問之機關，應以服務社會為職志，避免成為政治的附庸。如蔡元培先生担任北大校長之后，不僅以“自此以后，須負極重大之責任，使大學為全國文化之中心，歷千百年之大計”[18](P28)自勉，而且在就職演說中，明確主張學生進大學不當“仍抱科舉時代思想，以大學為取得官吏資格之機關”，應當有新的“世界觀與人生觀”，“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責，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同時“發揚學生自動之精神，而引起其服務社會之習慣”[18](P50)；北高師校長陳寶泉先生則提出，“夫學校用以改良社會者，是學校為社會設，非學校為學校設也”[19](P48)，“學校為社會而設置者也，學生則社會服務者之預備員也”[19](P38)。另一方面，在深重的民族危機面前，大學又屢屢在愛國救亡運動中沖鋒陷陣，成為時局的焦點。1919年5月4日，北大、北京高師等13所大學師生參與到轟轟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愛國運動中，主張拒絕在巴黎和約上簽字，要求懲辦北洋軍閥政府的親日派官僚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1935年12月9日，在民族危機日益加深的形勢下，北平愛國學生群情激昂，清華、燕京等學校數千人，在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領導和組織下，沖破國民黨政府沿街設置的封鎖線，聚集新華門前，舉行聲勢浩大的抗日救國示威游行；1947年，在清華大學帶動下，北平學生分赴市區向各界群眾宣傳反饑餓、反內戰，并組織了北平、天津等地大、中學校學生舉行反饑餓、反內戰萬人大游行。
　　事實上，從“經世濟國”的角度來看，二者非但不相矛盾，而且高度統一。因為在民族危機空前嚴重的情況下，救國圖存恰恰是知識分子社會責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無怪乎清華大學校長潘光旦先生在1944年撰文寫道：“一個人有做人的身份，就是他有做一個比較完整的人的權責。一個人也有國民的身份，就是他對他的政治團體也有一些不可分離的權責。一個人有他專業的身份，就是他有學術家、教育家、店員、匠人……一類的權責。任何人有做人、做國民、做一種專業的身份與權責，而做人與做國民的比起做專業的來更要先決，更要基本。沒有做一個完整的人的意識的專家，無論他的專業如何精深，他終究是一個匠人，學術家也罷，泥水匠也罷。沒有政治意識的專門人才，可以加入偽北京大學，可以到淪陷區做順民，而無害其為專門人才，學術家也罷，泥水匠也罷。”[18](P125)
　　第二，作為文化的引領者，北京的現代大學不僅從西方引入了先進的教育理念、教育方法、教育內容，而且在實踐中不斷創新，為保持北京文化的先導性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
　　如：北大校長蔡元培不僅倡導大學為研究學術之機關，而且要求師生在研究中運用科學方法，獲得創新成果。他說：“所謂大學者，非僅為多數學生按時授課，造成一畢業生之資格而已也，實是以為共同研究學術之機關。研究者也，非徒輸入歐化，而必于歐化之中為更進之發明；非徒保存國粹，而必以科學方法，揭國粹之真相。雖曰……茍吾人不以此自餒，利用此簡單之設備，短少之時間，以從事于研究，要必有幾許之新意，可以貢獻于吾國之學者，若世界之學者。”[18](P3)此外，他還首先提出了教授治校的原則。清華校長梅貽琦則是通才教育的力倡者。他借用“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語，詳細闡釋了“通才教育”的內涵。他認為，大學的各種課程乃至課程之外的學校生活、課外活動，均與明明德、新民密切相關：“大學課程之設備，即屬于教務范圍之種種，下至基本學術之傳授，上至專門科目之研究，故格物致知之功夫而明明德之一部分也。課程以外之學校生活，即屬于訓導范圍之種種，以及師長持身、治學、接物、待人之一切言行舉措，茍與青年不無幾分裨益，此種裨益亦必于格致誠正之心理生活見之。至若各種人文科學、社會科學學程之設置，學生課外之團體活動，以及師長以公民之資格對一般社會所有之努力，或為一種知識之準備，或為一種實地工作之預習，或為一種風聲之樹立，青年一旦學成離校，而于社會有所貢獻，要亦不能不資此數者為一部分之挹注。此又大學教育新民之效也。”[18](P47)正是在這樣一些理念的指導下，北大、清華先后對學科、課程設置等進行調整，其他大學也紛紛效仿，一時間，學術自由的風氣彌漫于北京各個大學。而上述先進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國現代大學教育的基礎，并預示著其基本走向，直至今天，依然對北京乃至全國的高等教育發展具有寶貴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第三，北京的現代大學既體現了海納百川的人文胸懷，又反映出學貫中西的文化視野，由此使北京文化的包容性放射出前所未有的光彩。
　　一方面，從北京各大學的機制來看，“包容”無處不在：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樣的思想指導下，各大學教師的背景和來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以北大為例，蔡元培任校長時期，先后聘請來校任教的大師，既有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李大釗、陳獨秀，也有實用主義的擁護者胡適；既有主張文學革命，提倡白話文的錢玄同、劉半農，也有宣揚國故、反對革新的復古主義者劉師培、辜鴻銘；還有來自美國的著名學者杜威等。以聽眾而論，各校上課無論是否本校注冊之正式生，愿聽即入。此風不僅傳為美談，也演為傳統。另外，在社會進步輿論和蔡元培的支持下，從1920年新學期開始，王蘭、鄧春蘭等九名女生進入北京大學旁聽。1920年寒假后，北京大學正式招收女學生。是為男女同校的開始。
　　另一方面，北京的大學在文化視野上無疑是開闊的。這種開闊，主要與以下原因有關：第一，近代大學是中西文化會通的產物。甲午一役，創巨痛深。正如梁啟超所說：“喚起吾國四千年之大夢，實自甲午一役始也。”[20](P113)而夢醒之后，先進的知識分子不僅認識到學習西方文化的迫切：“世界之運，由亂而進于平，勝敗之原，由力而趨于智，故言自強于今日，以開民智為第一義。”[21](P479)而且將強國強種的首要之務，確定為開辦學堂，引進西學。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光緒二十二年(1896)七月，孫家鼐在《議復開辦京師大學堂折》中，提出以“中體西用”為宗旨，他指出：“中國五千年來，圣神相繼，政教昌明，決不能如日本之舍己蕓人，盡棄其學而學西法。今中國京師創立大學堂，自應以中學為主，西學為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中學有未備者，以西學補之，中學其失傳者，以西學還之。以中學包羅西學，不能以西學凌駕中學，此是立學宗旨。日后分科設教，及推廣各省，一切均應抱定此意，千變萬化，語不離宗。”[22](P426)其后在朝廷下令正式開辦京師大學堂的上諭中，也強調了“以圣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兼博采西學之切時勢者，實力講求”的宗旨。相對于京師大學堂的開辦，清華有著另外一種中西文化會通的背景。作為美國用中國庚子賠款建立的一所留美預備學校，清華早期的學生一方面感受的是切身的民族恥辱，體會到中國之不如人，“知恥而后勇”；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接觸西方文化，借他山之石以攻玉。第二，近代首都的大學首批校長及教師大多有著融貫中西的文化背景。如 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曾以翰林編修的背景前往德法兩國留學；被蔡元培聘為北大文學院長的陳獨秀，不僅在清代獲得舉人地位，而且后來留學日本及法國，由之揭幟的新文化運動宣揚“德先生”和“賽先生”，與這一背景不無關系；在北京各高校兼課的魯迅，早年留學日本學醫，受到落后挨打的觸動，轉而回國并成為批判傳統文化的斗士；馬克思主義的首位推介者李大釗，早年留學早稻田大學，并對“集合中外思想予以裁剪選擇，構成他自己的一種系統”[23](P275)；新文化運動的另一位健將胡適，留美回國執任北京大學哲學教授。第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堅信，中西文化的匯通交融，必能促進文化的進步和更新。蔡元培在美國華盛頓喬治城大學演說《東西文化結合》時即指出：歷史上，例如文藝復興時期，西方文化受了阿拉伯與中國文化的影響，已是舉世公認的事實。而近代，西方的著名思想家，“幾乎沒有不受東方哲學的影響的”[24](P51)；東方諸民族也都在努力地學習借鑒西方文化。胡適也不止一次地說道中國因吸收印度佛教文化而促成宋代理學的昌盛，他堅信，吸收西方近代文化的結果，也必然促成中國新文化的誕生。第四，北京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化地位將其置于推動中西文化匯通的前沿。北京是“首善之區”，是“文化之都”，代表著中國文化的精髓并首當其沖承担著展示中國文化、傳播中國文化，與世界各種先進文化對話的神圣使命，而作為文化的代言者，坐落在這里的大學，必須具備寬闊的、國際化的視野。
　　今天，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競爭日趨激烈，知識越來越成為提高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的決定性因素，人才資源越來越成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性資源，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的形勢下，作為教育鏈的頂點、新知識的提供者和新技術的傳播者，大學對北京文化品格的影響也將更為重要。
　　三、大學在21世紀北京“首善文化”建設中的作用
　　美國哈佛大學前校長洛韋爾說過：“在人類的種種創造中，沒有任何東西比大學更經受得住漫長的吞沒一切的時間歷程的考驗。”④大學是“立學、立人、立國”的根基，“首善之區”的大學又是“首善文化”的本原（“太學者，教化之本原也”）和主流（現代大學精神），因此，在21世紀，北京的大學必然繼續在中國文化的發展，特別是“首善文化”品格的塑造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第一，塑造城市人文品格，既是北京當下構建“文化名城”的題中首要之義，又凸顯了“首善文化”經世性的時代內涵。而大學在21世紀北京人文品格的塑造中將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中，正式將“文化名城”列為北京的城市功能定位之一。作為一座歷史名城特別是古代名都，北京顯然無愧于這一稱號。而作為一座現代化的文化名城，其核心的要件就是城市獨具的人文品格。故此，在21世紀，大學對北京“首善文化”之“經世性”內涵的提升，首先就表現在對其人文品格的提升。
　　所謂城市的人文品格，是一個城市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形成和積淀下來的文化精髓，它展現人文價值和人文精神，是城市深層內涵的集中體現。大學作為北京人文品格的重要載體和塑造者，對后者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兩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通過對城市人文價值與人文內涵的探討。如美國哈佛大學校長陸登庭認為：“一所大學如果不能在各個重要的學科領域都竭盡全力，包括對于探究人文價值，社會結構及其歷史發展等多種社會形態以及人類傳統、文化和世界觀起核心作用的人文學科領域，它就不可能真正成為一所杰出的大學”⑤。
　　二是通過對每個人人格的完善。人文教育以完善人格為目的，“大學教育的杰出性是無法用美元和人民幣來衡量的。最好的教育不僅使我們在自己的專業中提高生產力，而是（且）使我們善于觀察、勤于思考、勇于探索、塑造健全完善的人。”[25](P20)
　　第二，創新是推進城市文化不斷發展的重要動力，更是保持“首善文化”先導性的必要條件。在 21世紀，大學將成為北京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基地。
　　中共中央十六屆五中全會從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出發，提出了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大決策。與之相適應，北京頒布了《“十一五”時期科技發展與自主創新能力建設規劃》，制定了到2010年將北京初步建成創新型城市的發展目標。“創新型城市”著眼于在科學發展觀的指導下，培養城市的創新品格。這是城市發展到一定階段對創新要素發揮核心作用的必然要求，也是實現國際化大都市城市功能與定位的必然趨向。
　　“創新”是21世紀保持“首善文化”先導性的首要條件，而要建設創新型城市和培養城市的創新品格，人才是關鍵因素。在創新型人才的培養過程中，大學教育又是核心和關鍵環節。因此，要保持城市文化的先導性，首先需要發揮大學的先導性。發揮大學的先導性與北京創新型城市的建設之間，是高度一致、彼此促進、互為條件的。
　　一方面現代大學的根本使命，乃在于研究學問、發展知識、追求真理，培養不僅具有責任心，更具有創新精神和開拓能力的高素質人才。因此，大學的不斷創新本身就是北京創新型發展的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以知識為主要增長要素的創新型城市的構建，不可能離開大學的不斷創新。反過來，大學的創新又必然會帶動科技、文化等多領域的創新，從而提高北京的綜合創新指數，進而凸顯北京“首善文化”的先導性。
　　另一方面，從北京的示范和輻射效應來看，北京地區的大學創新將有力地帶動其他城市和地區的大學創新，大大加速全國范圍內知識存量轉化為創新優勢、創新優勢進而轉化為競爭優勢的步伐；與之同步，保持首都作為全國創新中心和先導性創新城市的地位，也將對全國的城市創新起到更強大的引領、示范和輻射作用，從而使我國的大學和城市在全球化的激烈競爭面前，居于更具競爭力的位置。
　　第三，隨著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國際競爭與合作的不斷加強，“首善文化”的“包容性”將在首都“世界城市”的建設中體現得更加突出。而首都“世界一流大學”建設將成為“世界城市”的重要窗口和“首善文化”包容性的生動縮影。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一方面，文化在綜合國力競爭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一個國家、一個城市在文化上的成就，相對于經濟和政治而言，往往具有更持久的競爭力和生命力；另一方面，隨著世界日益變小，各國大學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已變得越來越方便。這使得世界上的各所大學能夠彼此共享資源、相互學習和相互幫助。在空前的競爭和合作面前，對不同文化的包容不僅能贏得對手和合作伙伴的尊重，更能使自身占盡先機。
　　“走向世界”是全球化時代大學的必然發展趨勢。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信息網絡化趨勢的迅速發展，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了新一輪高等教育國際化的浪潮。廣泛開展大學之間的國際合作，是21世紀大學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大學應該更加自覺地面向世界，具有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在推動不同文化之間、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理解和融合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目前，北京各大學正致力于世界一流大學的建設。在新頒布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中，也明確提出了“世界城市”的發展定位。無論是北京的大學，還是北京這個城市本身，都面臨著國際化、世界化的機遇和挑戰。大學作為北京國際化的前沿和窗口，担負的使命尤為艱巨；同時作為北京“首善文化”的重要載體，在國際競爭與合作中，大學也將對“首善文化”的包容性品格作出更加令人信服的詮釋。
　　［收稿日期］2007-08-16
　　注釋：
　　①參見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06news/china/c/20070517/ula2838029.html。
　　②如許嘉璐：《首善之區需要首善文化》、鄭師渠：《首善之區與北京文化建設》二文對此皆有專論，均載于《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1期。
　　③據有關學者統計，嘉道時期“宣南詩社”成員中受重用者，全國共有總督八人，巡撫十三至十五人。督、撫之下，全國還設布政使二十人，按察使十八人，各省道員的名額，共有守道二十人，巡道七十二人，另有津海關道一人。此外，全國還設學政二十人，漕運總督一人，河道總督三人。參見陳平原，王德威編：《北京：都市想象與文化記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頁。
　　④轉引自張文斌：《大學的世界品格與大學生人格塑造》，《思想教育研究》2006年第11期。
　　⑤轉引自汪銀生：《論一流大學的文化品格》，《科學時報》2006年2月24日。
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9～106G4高等教育常書紅20082008
大學/北京/首善文化/文化品格
　　university/Beijing/prime culture/cultural character
Cultural Character of Beijing and Its Relation to University Development　　CHANG Shu-hong　　(Institute and Construction Basis of Beijing Cultural Development, BNU, Beijing 100875, China)The cultural character of Beijing is typically embodied in its Prime Culture. Prime Culture has two aspects of meaning. One is that parallel to Prime Politics, Prime Economy, and Prime Society, but essentially guides and supports the latter. The other is the leading role in its exemplification and radiation functions for other provinces and areas. Prime Culture is particularized in capability, orientationality, and guidance. It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founding of Beijing Imperial College (Imperial Academy, the highest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in feudal China), and has been further promoted and advanced along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Presently, the fundamentality, guidance, and holistic status and role of education is more salient than ever before with the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globalization, so universities has unprecedented importance and salience in affecting Beijing cultural character.
北京的文化品格，集中地體現為一種“首善文化”的品格。在北京“首善文化”品格的形成過程中，大學是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源源不斷的內在動力和不容忽視的主導性因素。北京的“首善文化”具體表現為經世性、先導性和包容性。它起源于北京太學（國子監）的建立，至現代大學精神形成而得到進一步的突破和升華。如今，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教育的基礎性、先導性、全局性作用更加突出，大學對北京文化品格的影響空前重要。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99～106G4高等教育常書紅20082008
大學/北京/首善文化/文化品格
　　university/Beijing/prime culture/cultural character

網載 2013-09-10 20:5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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