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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元朝公元1234年滅金至1911年辛亥革命，元明清三朝歷時近7個世紀。這是通俗文學極盡繁榮的7個世紀，小說戲劇是這一時期文學樣式的主流。然而，由于正統文學觀念的貶抑排斥及戰亂等原因，許多優秀的小說戲劇文本在傳播過程中散佚湮沒。盡管如此，仍有一些作品由于其自身不朽的生命力，借助有效的傳播途徑與方式，得以劫后余生，或在各種文獻中留下蛛絲馬跡，使得我們今天仍能有幸一睹700年前通俗文學的約略風貌，梳理出其繁興發展的脈絡。
　　關于元明清小說戲劇發展史以及文本的研究，自王國維、魯迅以來，可謂成果輝煌。而對其所以傳播至今的傳播途徑與方式的研究卻一直甚為寥落。當今，傳播學已脫穎而出成為獨立的學科，為研究文學傳播提供了理論基礎。傳播學作為一門學科源于國外，且相當年輕。它所以能夠成為獨立的學科，是因為人類面對著愈來愈復雜紛紜的傳播媒介、傳播方式及其對人類行為方式的強烈影響，震驚之余不得不反思自身的傳播行為。廣義地講，人類的所有行為均可劃入傳播行為，因此傳播學研究的范圍是相當寬泛的。具體到文化傳播，可分為物質文化傳播和精神文化傳播兩種類型。而文學是精神文化進步的標志，因此對文學傳播的研究是不容忽視的。文學傳播同人類總體的傳播活動相一致，也經歷了語言傳播、文字傳播、電子傳播三個階段。元明清小說戲劇則是在以印刷術為基礎的文字傳播明代得天獨厚、空前普及而走向繁榮的。因而它的傳播在當時主要是以印刷為媒介的文字傳播。本文則在廣泛搜集整理元明清小說戲劇文本流傳資料的基礎上，將元明清小說戲劇的主要傳播方式歸納為選輯、改編、評點、翻譯四種，并以傳播學的理論對其分析研究，力圖從一個嶄新的視角對元明清小說戲劇的傳播方式做一番考察。
　　　　　　一、選輯——文本的選擇性傳播
　　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選輯的作用是“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并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即通過對文本的編選成集實現其選擇性傳播目的。在文學傳播中，選輯是一種歷史悠久、效果顯著的傳播方式。相傳孔子刪定編選的“詩三百”，成為我國第一部詩歌總集，可說是詩歌選輯的發端。梁·昭明太子《文選》的出現，為后世文學選輯樹立了典范。此后2000余年來，文學選輯竟成傳統。它不僅是文人學者借以闡明文學思想的陣地，也是文學傳播的重要手段，確實成為所謂“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我國2000年的文學作品，在歷經水火蟲蠹、兵燹政禁之后，仍能有浩繁之遺存，全賴選輯之功。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小說戲劇，因其通俗文學性質備受鄙薄貶抑，以致于傳播中多有散佚，所存不及十之一二。若非那些酷愛小說戲劇者的選輯傳播，恐怕連這十之一二也已不傳。因此，元明清小說戲劇的選輯傳播，相對于正統文學的選輯傳播來說，更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傳播方式。
　　元明清小說的選輯可分為初級與高級兩個階段。其中文言小說的選輯傳播，自始至終都停留在小說選輯傳播的初級階段。它重點在“輯”，功效在于保存文本，選擇性傳播目的卻在其次。這是由文言小說的貴族文學性質決定的。文言小說的創作目的重在自娛，傳播范圍只限于文人圈內。至于最終被廣泛傳播到社會各階層，是靠改編為白話小說和戲劇實現的。因此文言小說的選集，如《艷異編》、《情史》、《虞初新志》系列等，均以保存歷代文言小說名世，但缺乏選輯的“刪汰繁蕪”以使“菁華畢露”精神，更無借選輯闡述文學觀念的意圖。白話小說的選輯傳播。則經歷了從初級到高級的轉變過程。它最初是以單篇形式進行傳播的，及至明代，話本、擬話本小說已臻成熟完善，加之傳播過程中單篇的散佚，對其進行整理、總結便成為必要和可能。而這種整理總結正是通過選輯完成的。嘉靖年間對宋元明話本小說的整理是白話短篇小說選輯傳播的初級階段，《清平山堂話本》即是這一階段選輯的突出代表。其對所選文本不事修飾的做法，從文獻學、版本學的角度看是極其有益的；而從傳播學的角度看，卻只是簡單的傳遞性傳播，無助于提高傳播效果。萬歷年間及其后是話本小說選輯傳播的高級階段，“三言”、“二拍”是這一階段選輯的典范，也是真正的既“網羅放佚”又“刪汰繁蕪”的小說選集。它們不僅只是收集整理宋元舊篇，選擇性地匯錄成集傳播，而且對之進行潤色加工乃至修改，但依然保留原作體式，顯露出濃厚的文人參與話本小說創作的色彩。
　　戲劇有表演與文字兩種傳播方式，其中文字傳播即劇本傳播。劇本最初只是表演的腳本，不寫賓白與科范，只有曲詞、曲牌。后來劇本傳播目的分化為既供表演者做腳本，又供文人案頭閱讀，劇本文字才漸至完善。不但增入賓白、科范，曲詞也日漸華美，最終竟有一部分劇本發展成為只供案頭閱讀而難于演出的作品。劇本的傳播形式又有兩種，即單本和選輯。由于戲劇歷來受正統文學觀念排斥以及單本傳播自身的弱點，以單本存世的劇作極其罕見。現存劇作絕大部分是以選輯方式傳播至今的。戲劇的選輯傳播可分為兩種類型：一是編選完整劇作成集的選輯本；一是編選一部戲中的一出或幾出成集的選輯本。前者如《元曲選》、《六十種曲》。后者又依據傳播對象分兩種類型：一是只錄曲辭加工尺音譜，供表演者使用的，如《納書楹》；一是曲文賓白俱收但不加工尺音譜，既供表演者使用又供案頭閱讀，如《綴白裘》。
　　　　　　二、改編——原型的歷時性傳播
　　在古代小說戲劇的傳播過程中，有一個突出的現象，即同一個故事在不同的時代，由不同的傳播者改編為不同的體裁，傳播給不同的受眾。這就是小說戲劇中的改編傳播，也可稱之為原型的歷時性傳播。在這一傳播過程中，傳播者、傳播對象、傳播手段均發生了變化，只有傳播內容即故事原型本身未變。小說改編的歷史可以溯至古小說的承史家“實錄”原則，而敷演“史”中故事成小說。其本意是想獲得正統史傳文學的蔭庇，卻不料落得個“君子弗為”。直至唐傳奇方擺脫“實錄”原則的束縛，成為純文學意義上的小說。然而史傳文學“持文有據”的創作思想，卻對后世小說的創作，甚至對宋元雜劇及其后的明清傳奇的創作產生了深刻影響。小說戲劇創作中的多采用史書記載為題材或直接對前人作品進行改編，便是其影響之一端。縱觀小說戲劇的改編傳播，可以勾勒出這樣的改編脈落圖：
　　附圖

脈絡圖反映了從六朝志人志怪直到明清傳奇的改編線索。結合上圖，可以歸納出這樣幾種改編類型。同體裁作品之間的改編，可分為小說間的改編和戲劇間的改編。其中小說間的改編又因小說發展史上的文言、白話分流并進現象而有三種形式：一是白話小說對文言小說的改編，如宋元話本對唐傳奇的改編，這是由“說話”本身的商業傳播目的和“說話人”的低微身份與急功近利決定的；二是文言小說間的改編，如李復言《續玄怪錄·尼妙寂》對李公佐《謝小娥傳》的改編；三是白話小說間的改編，如“三言”、“二拍”對宋元話本的改編。戲劇間的改編也可分為兩種形式：一是不同戲劇樣式之間的改編，如雜劇對諸宮調的改編，傳奇對雜劇的改編；二是相同戲劇樣式之間的改編，如雜劇與雜劇之間，傳奇與傳奇之間。不同體裁作品間的改編，即小說與戲劇間的互相改編。

　　綜觀小說戲劇的改編傳播歷史，可以發現，一種文學樣式初興時，總是以改編為主，并時有佳作。而當其發展成熟不再以現有題材為改編傳播依據而由作者獨立創作時，這種文學樣式也便走向衰落了。這一規律以話本小說的改編傳播最為典型。白話小說最初的形式“說話”是以改編唐傳奇為主的。明代，話本小說走向巔峰，作品以“三言”、“二拍”、“一型”為代表。“三言”先出，多有據前代文言小說及宋元話本舊篇改編的優秀之作；稍后的“二拍”以創作為主，間有改編，成就便遠遜于“三言”；“一型”幾乎是陸人龍的獨立創作，雖非改編但所敘故事仍有所依，尚可稱為擬話本的代表作，其傳播效果已遠不及“三言二拍”，獨立創作而非改編導致的傳播效果下降有兩方面原因。其一是作者創作時所選用的題材未經傳播過濾，難免失之于平庸；其二是獨立創作時作家自律性過強，易流于僵化死板，《型世言》便是明證。戲劇的改編傳播也是循著這樣的規律發展的。它初興時便以改編小說為主，于是很快便有了元雜劇的輝煌。明代戲劇漸至雅化，雖然也有“臨川四夢”、《清忠譜》這樣的名篇佳作，但總趨勢是衰落的。清代“南洪北孔”的《桃花扇》、《長生殿》則是傳奇終結時的閃光，而衰落中的這些杰作也是多有改編痕跡的。接著清代地方戲的興起則再次證明了改編傳播的魅力。
　　　　　　三、評點——內容的詮釋性傳播
　　評點是小說戲劇傳播中最富影響力、感染力的傳播方式，它緊密結合文本做感興式、隨筆式、鑒賞式的批評，即通過對小說戲劇內容的詮釋與評論，使文本達到含蓄不盡、深入人心的傳播效果。小說戲劇的評點傳播受詩文評注之啟發。詩文評注興起于漢代學者對儒家經典的注釋傳播。此后歷代文人學者一直受“崇圣尚古”思想影響，“述而不作”而僅以評注方式詮釋典籍，以致于許多詩文原作借助于名注傳播。如筆詩鄭箋、《史記》三家注、王逸注《楚辭》、朱熹注《四書》等。真正的評點則“濫觴于南宋，流極于元明”，最初只用于詩文集（劉辰翁評點《世說新語》純屬個案），元代以后漸及經史。明際，小說戲劇繁榮且地位提高，有將之與“六經”相提并論者。于是李贄、葉晝開小說戲劇評點風氣之先，此后小說戲劇名著幾乎沒有一本不加以說點，有的更是一批再批。評點文字與小說戲劇文本一起刊行，成為文本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在傳播中產生了廣泛深遠的影響。
　　小說戲劇評點風氣雖興于明代中葉的李贄、葉晝，但他們并非將評點運用于小說戲劇的始作俑者。最早的評點小說是南宋劉辰翁評點的《世說新語》。劉批并無系統，只是從欣賞角度出發的隨感即興而批。及至明代，坊肆主人出于商業贏利目的，率先在其刊行的小說戲劇文本中附麗評語。如閩中大書賈余象斗雙峰堂刊行的小說便在多附有評語。其中包括刊行于萬歷二十二年(1594)的《京本增補校正全像忠義水滸志傳評林》，這比李贄、葉晝的評點《水滸傳》要早十六七年。但商人的眼光注定其評點的缺乏文學性，因而不能算作優秀的小說戲劇評點。真正的以文學眼光從事的小說戲劇評點當從李贄、葉晝始。他們以眉批、夾注、總評等方式為《水滸傳》、《西廂記》、《琵琶記》等小說戲劇文體評點，流風所及直至其后的金圣嘆、張竹坡、毛宗崗、脂硯齋等評點大家，終至形成獨有民族特色的評點一派。他們是以酷愛小說戲劇的文人學者身份，主動地進行小說戲劇的評點傳播的。其金針度人、奇文共賞的傳播目的，決定了他們的小說戲劇評點具有強烈的主觀色彩。評點內容則是附麗于小說戲劇文本而與文本一同進入傳播領域。于是就有了受眾對小說戲劇文本和評點文字的雙重閱讀與雙重接受。
　　　　　　四、翻譯——語言的轉換性傳播
　　文學是一種語言藝術，決定了其傳播必以語言文字為媒介。傳播者與受眾即文本作者與讀者之間的溝通，也就必須是以文本使用雙方共同理解的語言文字為前提。因而文學文本的傳播由于語言媒介的制約被限制在特定的語言文化圈內。要突破這種限制，就必須對文本使用的語言進行轉換，這便是翻譯傳播。元明清小說戲劇在歐亞各國的廣泛傳播，正是靠這種由一種語言轉換成另一種語言的翻譯傳播方式來進行的。翻譯并非語言符號簡單機械的置換，而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理解、闡釋、表述的過程。因而它需要較長時間的消化，元明清小說的翻譯傳播也不例外。在歐洲，元雜劇的翻譯傳播滯后于原文本的創作400余年。在亞洲尤其是日本和朝鮮，地域上、政治文化上的歷史淵源關系，使得小說戲劇原文本的傳播很快，但翻譯傳播也是滯后的。如程甲本《紅樓夢》在刊行兩年后的1793年即被舶至日本，而日譯本的出現（節譯）卻在百年之后。總的來說，元明清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主要發生在明清兩代，繁榮在20世紀，它是元明清小說戲劇在海外傳播的主要方式。
　　元明清小說在歐亞各國的翻譯傳播各具特點。在亞洲尤其是日本與朝鮮，地緣與政治文化上的淵源關系決定了中國元明清小說首先是以原文本形式傳播的，之后漸有翻譯傳播。而在歐美各國，由于與中國處于不同的語言文化圈且乏于交流往來，注定元明清小說從一開始便是以翻譯形式進行傳播的。元明清戲劇在歐美的傳播則并非僅僅依靠直接的翻譯傳播方式，而主要依靠戲劇家對翻譯本的改編及劇院演出。如《趙氏孤兒》和《灰欄記》。在亞洲，主要是日本和朝鮮，戲劇原文本的傳播速度很快，但翻譯傳播卻不能與歐美相比，改編演出傳播則更為罕見。與元明清小說的翻譯傳播相比，戲劇也是相當微弱的。原因恐怕還是在于社會對戲劇的歧視。正如日本近代著名戲劇研究家久保得二所說：明末清初以來，日本“對詞曲的蔑視甚于中國……對中國戲劇的研究處于完全微不足道的極低的水平”。
　　翻譯傳播的語言轉換性決定了翻譯傳播者必須同時精通翻譯的起點語言和終點語言。具體到文學翻譯，翻譯者還必須有相當高的文學素質。在日本、朝鮮，漢學一直相當發達，具備小說戲劇翻譯傳播素質的人并不缺乏，這就決定了翻譯傳播乾的知識分子身份。同時，也正是漢學的發達，使得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沒有必要，因而滯后于原文本的傳播。歐美元明清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可分兩期。前期即17到18世紀，來華傳教士是翻譯傳播者的主流。進入19世紀，即第二期，傳播者是那些繼中國文化熱后而出現的一批景仰中國文化并以之為研究對象的漢學家。他們的構成比較復雜，有傳教士、商人，還有外交官和學者。總體來說，元明清小說戲劇的翻譯傳播者，在明清時均隸屬于文本接受國。而作為輸出國的中國，幾乎沒有主動進行翻譯傳播的傳播者。
　　綜合上述元明清小說戲劇選輯、改編、評點、翻譯四種傳播方式，可得出六點結論。首先是元明清小說戲劇傳播具有鮮明的商業性傳播目的。這是由小說戲劇的通俗文學性質以及元明清三代印刷傳播的普及決定的。其次是傳播過程中對傳播內容即元明清小說戲劇文本的修訂潤飾加工。這不僅體現在改編傳播中，在選輯、評點、翻譯傳播中也多有表現。尤其是改編與評點傳播，較多地滲入傳播者的思想觀念，對傳播對象往往會產生大于原文本的積極或消極影響。總的來說，這種潤飾加工修訂對原文本水平有所提高，至少是有利于特定時代、范圍的傳播。第三是元明清小說戲劇傳播者的非官方化和身份的復雜化。前者是由小說戲劇的非正統文學性質決定的。后者即傳播者的集學者、出版者、藏書家于一身則有利于傳播效果的取得。第四是元明清小說戲劇傳播對象的平民化。商業性傳播目的決定選輯、改編、評點傳播必須逐漸適應日益壯大的市民階層的審美情趣和價值觀念；翻譯傳播的傳播對象在日本、朝鮮經歷了由精通漢學的知識分子到平民的過程，在歐洲也經歷了由文化精英到民眾的平民化過程。第五，元明清小說戲劇的四種傳播方式是通過媒介組織即坊肆以印刷為媒介實現的。在歐洲翻譯傳播則是以更為先進的大眾媒介組織即報紙、雜志、各種出版物為傳媒實現的。第六即元明清小說戲劇的傳播效果，選輯、改編、評點的傳播效益是保存文獻和支持社會道德體系。翻譯傳播則是跨文化傳播，是歐亞各國了解認識中國古代通俗文學并接受其影響的重要途徑。
　　選輯、改編、評點、翻譯是元明清小說戲劇傳播中四種極為有效的傳播方式，對今天的文學傳播仍有借鑒意義。選輯是在某種文學樣式發展成熟后，對之進行的總結。在元明清時，這種總結總是滯后的，于是不得不加入輯佚的過程。因此我們今天在對此起彼伏的文學模式文學流派，利用選輯方式進行總結時，時間上的及時可免輯佚之累。改編在今天仍被廣泛應用，尤其是對古典文學作品的改編傳播。如對古典文學名著的白話翻譯、故事新編等。但大多只重視通俗性而忽略了對原作水平的表現與提高。評點傳播方式在今天的應用也有所揚棄。如不再附麗于文本而以系統的論文、專著形式發表于各種報刊雜志或由出版社出版。這對研究者是有利的，而對一般的閱讀欣賞者卻無幫助。于是有前幾年的鑒賞詞典熱補此不足，但也未見盡美。元明清小說的翻譯傳播是一種被動的傳播，即由傳播的接受國進行。20世紀始有主動的翻譯傳播，但還遠遠不夠。尤其是今天，中國作為對外開放的政治、經濟、文化大國，更有必要主動地對中國文學進行翻譯傳播，讓世界了解中國文學，使中國文學成為世界文學。
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36～14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玉蓮19981998李玉蓮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北京　郵編：100875 作者：社會科學輯刊沈陽136～141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李玉蓮19981998

網載 2013-09-10 20:5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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