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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李黨爭是唐朝末年高官爭權的現象，文宗曾有“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的感慨，牛李黨爭使本來腐朽衰落的唐王朝走向滅亡。

　　牛李黨爭的開始是由進士考試而起。

　　唐憲宗在位時期，有一年長安舉行考試選拔人才，舉人牛僧孺、李宗閔在考卷里批評了朝政。考官認為兩個人符合選擇的條件，便把他們推薦給唐憲宗。這件事傳到宰相李吉甫（李德裕的父親）的耳里。李吉甫見牛僧孺、李宗閔批評朝政，揭露了他的短處，對他十分不利。于是李吉甫在唐憲宗面前說，這兩個人（牛僧孺、李宗閔）與考官有私人關系。憲宗信以為真，就把幾個考官降了職，牛僧孺和李宗閔也沒有受到提拔。誰知這件事卻引致朝野嘩然，爭為牛僧孺等人鳴冤叫屈，譴責李吉甫疾賢妒能。迫于壓力，唐憲宗只好于同年將李吉甫貶為淮南節度使，另任命宰相。這樣朝臣之中分成了兩個對立派。但此時李德裕、牛僧孺尚未進入朝廷供職，所以派系斗爭色彩尚不濃厚。

　　唐穆宗即位后，又舉行進士考試。由牛黨人物錢徽主持。結果又被告徇私舞弊。在時任翰林學士的李德裕的證實下，錢徽被降職，李宗閔也受到牽連，被貶謫到外地去了。李宗閔認為李德裕成心排擠他，于是便恨透了李德裕。牛僧孺當然很同情李宗閔。于是以后牛僧孺、李宗閔就跟一些科舉出身的官員結成一派，李德裕也跟士族出身的人結成一派，兩派明爭暗斗的很厲害。到了唐文宗即位以后，李宗閔走上了宦官的門路，當上了宰相。李宗閔向文宗推薦牛僧孺，也把他提拔成宰相。這樣，兩人一掌權，就極力打擊李德裕，把李德裕調出京城，貶謫他為西川（今四川成都）節度使。那時候，西川附近一個吐蕃將領投降，李德裕趁機收復了一個重鎮維州（今四川甘孜州東部）。李德裕大喜，立刻上書朝廷，以為自己立下大功，立刻飛黃騰達。但是宰相牛僧孺卻對唐文宗說：“李德裕收復了一個維州，算不了什么；跟吐蕃搞壞關系，那才不上算呢！”牛僧孺還要唐文宗下詔叫李德裕將維州還給吐蕃，李德裕氣得要命。后來到了唐武宗即位，牛黨失勢，李德裕當上了宰相。他極力排斥牛僧孺、李宗閔，把牛黨的人都貶謫到南方去了。846年，唐宣宗即位后，對武宗時期的舊臣一概排斥，撤了李德裕的宰相職務，把李黨的人全部貶謫到朱崖州（今海南）去了。至此，鬧了40年的牛李黨爭終于收場了，但是混亂的唐王朝已經亂得不可收拾了。

　　人們通常認為“牛李黨爭”中的領袖分別為牛僧孺（“牛黨”）和李德裕（“李黨”）。然而關于牛僧孺進行黨派斗爭的事跡在史書上出現得很少，這使得有人懷疑他的黨派領袖地位，認為他只是李宗閔拉拢過來打擊李德裕的工具。這種觀點有一定的說服力，因為早在穆宗時期，時任宰相的李逢吉就舉薦過牛僧孺，被認為是利用牛廉潔正直的名聲為自己的政治勢力增加砝碼。后來，牛僧孺不甘同流合污，辭去了宰相的職位。文宗太和四年，入相不久的李宗閔再度舉薦牛僧孺時，當然也有可能出于和李逢吉同樣的考慮。根據這種觀點，李宗閔應被視為“牛黨”的領袖，而牛僧孺最多只能算名義上的。

　　另外一種觀點希望擴大兩個黨派的領袖人選，即將牛僧孺和李宗閔看作是李逢吉的政治繼承者，而將李德裕視為裴度的政治繼承者。在憲宗時期，兩位政壇重量級人物李逢吉和裴度就進行過針鋒相對的斗爭，最終裴度被驅逐出京師。如果認可這種觀點，牛李黨爭的展開時期就要提前到李逢吉和裴度的交鋒。在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劍橋中國隋唐史》中，牛僧孺、李宗閔和李逢吉被當作牛黨的領袖；相應地，李黨的領袖是李德裕、裴度和李紳。

網載 2013-09-10 20:5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