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渾,字用晦,是晚唐著名詩人,有《丁卯集》傳世。許渾創作涉及題材甚廣,其中送別詩頗為引人注意。一是作品數量多。在許渾530多首詩中,送別詩計89首,約占17%之多,在晚唐詩人中較為可觀。二是精心之作多。宋人嚴羽在《滄浪詩話·詩評》中指出:“唐人好詩,多在征戍、遷謫、行旅、離別之作,往往能感動激發人意。”許渾送別詩總的來看確有“感動激發人意”的藝術效果,這是他創作成就的一個重要方面。為了理解許渾送別詩的創作及其特色,有必要先對唐代送別詩創作繁興的背景加以闡發。
一.唐代送別詩創作繁興的原因
唐代送別詩的繁榮是空前的。雖然我們尚難以對唐人全部送別詩的數量加以精確的統計,但從極普及的《唐詩別裁集》和《唐詩三百首》分別選入送別300多首(約占總數的16%)和30多首(約占總數的12%)這一情況看,有理由相信唐人送別詩的創作是相當繁興的。
在唐代以前,送別詩已在《詩經》中最早濫觴,其后《楚辭·九歌·河伯》描寫過“手交分東行,送美人兮南浦”這一動人的送別情景。“到秦漢之交,卻有兩首千古不磨的杰歌,其中之一是《易水歌》。”(梁啟超《中國美文史稿》)魏晉南北朝時期,最有影響的是江淹《別賦》和孫子荊(楚)《征西官屬送于陟陽侯作》:“晨風飄歧路,零雨被秋草。傾城遠追送,餞我千里道……”“南浦”、“易水”、“零雨”是唐人送別詩中經常出現的原型意象,凝聚著源遠流長的人倫感情。
雖然送別詩具有如此悠久的發展史,但實際上在唐代以前它并沒有形成大的氣候。入唐以后,送別場面至為隆重,送別活動的參與者由帝王到公卿大夫、士子布衣、漁樵處士、婦女妓人,直至七歲兒童[1],凡具有一定文學素養者,幾乎都能成為送別詩的作者。“天子親臨樓上送,朝官齊出道旁辭”(張籍《送裴相公赴鎮太原》)和“秋江渺渺水空波,越客孤舟欲榜歌”(劉長卿《七里灘送嚴維》)這種熙攘與孤寂的不同場面構成了唐人送別的真實畫卷。作者面之廣,內容之豐富,是送別詩在唐代繁興的重要標志。
考察唐代送別詩繁興的原因,首先在于詩歌功能的變化。唐代是詩歌的王國,能吟善賦對唐人來說是才華、素質和風度。詩歌的功能此時也不僅限于傳情言志。在入仕之途上,它是用作行卷、溫卷的“敲門磚”;在各種交際場合,它是特別的具有抒情意義的羔雁之具。獨孤及《送開封李少府勉自江南還赴京序》謂“云情者莫近于詩,二三子蓋詠歌以為贈”;梁肅《送竇拾遺赴朝廷序》云“非歌詩無以見惜別之志,不可以不賦”;符載《送盧端公歸恒州序》云:“感賦四韻以代雜pèi@①之贈焉”。顯然,凡別必有詩是一般禮儀,而以詩為贈別又是特殊的禮物。這種“羔雁”之具的功能促進了“偕賦”形式的出現,擴大了送別詩創作的規模。請看以下有關“偕賦”的記錄:
梁肅《奉送劉侍御赴上都序》:
二三子尚未醉,蓋各賦詩以代疏麻、瑤華之贈。中丞既歌首章,命和者用古意,皆以一百字成之,凡七篇。
符載《送崔副使歸洪州幕府序》:
小生敢于敘述,冠于首章,不知慚怍之無從也。請咸賦春中一物,為道路之志。
韓愈《送竇平從事序》:
平以文辭進。其行也,其族人殿中侍御史竇牟合東都交游之能文者二十有八人賦詩以贈之。
李肇《唐國史補》卷上:
送王相公之鎮幽朔,韓hóng@②擅場;送劉相公之巡江淮,錢起擅場。從這些記載可以看出,當時族親、同僚、友人在送別場合賦詩,往往規定字數、用韻、形式、內容,有時還特地推舉“擅場”。這種狀態下,競爭的意識自然增強,“送行數百首,各以鏗其工”(孟郊《奉同朝賢送新羅使》)的局面自然得以形成。
唐代送別詩繁興的第二個原因是唐人事功觀念的增強。唐代是封建社會大發展的時代,版圖的開拓、國力的強盛、社會的開放,大大刺激了文人士子的幻想,激發了他們建功立業的熱情。因此,唐代文人士子的事功愿望普遍比較強烈,而西上與東歸,右擢與左遷,成功與失敗,又使人生道路顯得曲折而漫長。任華《送宗判官歸滑臺序》云:“大丈夫其誰不有四方之志,則仆與宗袞二年之間會而離,離而會,經途所亙,凡三萬里,何以言之!去年春會于京師,是時仆如桂林,袞如滑臺。今年秋乃不期而會于桂林,居無何又歸滑臺,王事故也。舟車往返,豈止三萬里乎!”正是這種“奉王事”的意識使他們踏上征途時充滿著熱情:“萬里奉王事,一身無所求。也知垣塞苦,豈為妻子謀。”(岑參《初過隴山途中呈字文判官》)那送別之歌也充滿了昂揚的情思:“長揖王侯門,拂衣謝中貴。丈夫多別離,各有四方事”(陶翰《送朱大出關》)。這歌聲不低沉,不纖弱,是時代的強音。
唐代在物質方面的文明程度雖然已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交通條件仍非常落后,士人們為了自己的事業與理想,背井離鄉踏上漫漫征旅,路途莫測,前途難料,故離別之時感慨良多。
宋之問《送裴五司法赴都序》云:“夫有別必感,今昔共之。蓋理逼聚散,事均窮達。望秦是斷腸之所,況念故園;懷洛多掩涕之人,更分良友。”這種感情是離別者所共有的。梁肅《送元錫赴舉序》以“觸景傷情”的角度闡述過何以賦詩贈別:“秋氣云暮,蕪城草衰;亭皋一望,烽成滿目;邊馬數聲,心驚不已。感離別于茲日,限鄉關于遠道,孰曰有情而不嘆息,傷時臨岐者得無詩乎?”由此可見離別之時,人們普遍有著“相見時難別亦難”的心理,這種心理因景而傷,因時而傷,常常變得驚心動魄,故爾“請贊露xī@③之賦,用慰臨歧之恨”的詩歌有格外感人的力量。
唐代送別詩繁興的第三個原因是詩與音樂的結合。唐代的音樂是和詩歌同時走向繁榮的,而“千歌萬舞不可數”的音樂歌舞藝術對唐詩的發展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詩者,可以歌,可以流于竹,鼓于絲,婦人小兒,皆欲諷誦。國俗薄厚,扇之于詩,如風之疾速。”(《杜牧《隴西李府君墓志銘》)這是就詩與音樂的一般關系而言的,就送別詩來說,其相互結合與共同繁榮則更為典型。王維的七絕《送元二使安西》原來是一首普通的送別詩,被譜成“陽關三迭”(或謂《渭城曲》、《陽關曲》),遂廣泛傳唱,這首歌后來幾乎成為唐人送別時的必唱之曲。以白居易“高調管色吹銀字,慢拽歌詞唱《渭城》”;“相逢且莫推辭醉,聽唱《陽關》第四聲”;“最憶《陽關唱》,珍珠一串歌”等描寫中可以看出詩如何憑借音樂而傳誦人口。[2]
“工乎詩者,歌以系之”(《韓愈《送楊儀之支使歸潭州序》)。能被之于樂曲的往往都是詩中之杰構,送別詩因其特定的內容與情景,志深筆長者甚多,故多為樂府所采。王昌齡七絕《芙蓉樓送辛漸》被旗亭上第一個唱詩的歌女選中當非偶然。元稹《重贈樂天》詩云:“休遣玲瓏唱新詩,我詩多是別君詞。明朝又向江頭送,月落潮平是去時。”自注云:“樂人商玲瓏能歌,歌余數十首。”從此詩的風格來看,可以推知這些“別君詞”皆為深情婉約之作。這里還須一提的是,唐代詩歌與音樂的結合過程中,樂器的發展與普及功不可沒,這在送別詩中反映得也很明顯。唐代傳統的或域外傳入的樂器幾乎無一不為送別詩所用。主要有胡笳,如岑參《胡笳歌送顏真卿使赴河隴》;bì@④篥,如李欣《昕安萬善吹bì@④篥歌》;箏,如岑參《秦箏歌送外甥蕭正歸京》;另有胡琴、羌笛等,如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云“中軍置酒飲歸客,胡琴琵琶與羌笛。”送別詩由特定的樂器伴奏出動聽的歌曲,更增加了原作的感染力。“琵琶起舞換新聲,總是關山離別情”(王昌齡《從軍行》),“天生一藝更無倫,寥亮幽音妙入神。吹向別離攀折處,當應合有斷腸人”(郎士元《聞吹楊葉者》,這種離別情、斷腸聲,正是特定樂器演奏而產生的藝術感染力,是送別詩與音樂結合而放出的一段異彩。
送別詩的繁興也許還有其他一些因素,但僅以上述三個主要方面,已足以使這類題材的作品在唐詩之林中顯得蔚為壯觀和令人矚目。象賀知章退回還鏡湖,明皇率先贈詩送別,繼而百官祖餞,各有贈作的盛舉在唐代以前未見其例。至于李白以送人入蜀詩《蜀道難》一篇傳播而贏得“謫仙”的聲譽和地位,錢起和郎士元享譽當時,“自丞相以下,出使作牧,二公無詩祖餞,時論鄙之”(《中興間氣集》),白居易以《賦得古原草送別》一首作為行卷壓軸之作,便備受前輩著名詩人顧況激賞,而為之延譽,使其名揚京師,這些都說明了唐代送別詩的特殊藝術價值和特殊影響。晚唐送別詩創作佳作迭出,其時李商隱特別推崇杜牧,有云“刻意傷春復傷別,人間唯有杜司勛”(《杜司勛》)。然而,杜牧的這位友人——許渾的送別詩是同樣具有較高的審美價值和值得玩挹的情味的。
二.許渾送別詩所表現的離別現象和情感
許渾的送別詩不僅是其人生的濃縮寫照,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他所經歷的晚唐社會生活。通過其送別詩,我們也許可以比在他的酬答詩中更能窺見其真實的性情,從而進入有別于晚其他作家的“丁卯詩境”。
許渾詩中表現的離別現象主要有下述幾個方面。
(一)赴任征戍。會昌年間邊事時起,不少士人慷慨赴邊,“欲攜刀筆從新幕”。其時許渾有《吳門送振武李從事》筆涉時事:“胡馬近秋侵紫塞,吳帆乘月下清江。嫖姚若許傳書檄,坐筑三城看受降。”(《舊唐書》卷一九五《回紇傳》:“烏介諸部猶稱十萬眾,駐牙大同軍北閭門山,時會昌二年秋,頻劫東陜已北,天德、振武、云朔,比罹俘戮。”《資治通鑒》卷二七四:“(會昌三年秋七月)上令幽州乘秋早平回鶻。”李從事此行赴振武,即參加平定回鶻之戰。“嫖姚”、“坐筑”一聯蕩氣回腸,使人依稀聽到當年岑參“功名只向馬上取”(《送李副使赴磧西官軍》)那充滿豪情的高唱,但時代畢竟不同,這種高歌除了在《送樓煩李別駕》“去去從軍樂,雕飛代馬豪”中還能依稀聽到外,《丁卯集》中便幾無嗣響了。許渾另有《送荔浦蔣明府赴任》、《送上元王明府赴任》、《廣陵送郯縣薛明府赴任》、《送沈卓少府任江都》[3]和《送崔王@⑤入朝》諸作對友人治理一方或為官臺省間有勉勵和“少年作尉須兢慎,莫向樓前墜馬鞭”的告誡,送別之情真摯深厚,但顯然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中的豪邁之情已不復再現,盛唐人送別詩中“大王事而小行役”的氣度更多地為瞻望佇立的離情別緒所代替。其變徵之音關乎時代之遷、氣運之變。
(二)下第東歸。晚唐社會走在“下坡”逼仄的道路上,政治腐敗,科舉為權貴把持,無門蔭可恃又不肯賄賂搖尾的士人總是“難將白發期公道”,許渾在入仕道路上蹭蹬蹣跚20多年,實在是一個時代的受害者。《丁卯集》中以落第為題材的詩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幾首送別詩是失落與痛苦心境的生動記錄。早年落第,雖有“不知何計寫離憂”的哀傷,但尚信“青桂一枝年少事,莫因鱸魚涉窮秋”(《別張秀才并序》),振拔的詩語中閃動著希望之光。接踵而來的打擊使送別詩中充滿悲哀的淚水,“花落水潺潺,十年離舊山。夜愁添白發,春淚減朱顏”(《下第別友人楊至之》),讀之使人黯然。《送楊發東歸》寫于大和四年楊至之(發)登第東還省親時:“紅花半落燕于飛,同客長安今獨歸。一紙鄉書報兄弟,還家羞著別時衣。”別時衣即布衣,這里“羞著”一語道盡心中屈辱與憤郁。《送王總下第歸丹陽》、《送李文明下第fū@⑥州覲兄》諸首蓋為許渾及第入仕后慰其不遇之作,“汴水月明東下疾,練塘花發北來遲”,“雁回參差遠,龍多次第遲”等詩句巧妙地將對“花發”、“登龍”的祈頌化在景色描寫和典故中,充滿著走過坎坷道路者對艱難跋涉的后來人的同情。
(三)僧人杯渡。佛教經過南北朝的廣泛傳播,在唐代產生了更大的影響,晚唐時代,雖有武宗朝肆行毀法,但終不能遏止佛教的盛行。在許渾所生活的時期,悅憚之風愈演愈烈,許渾亦為深心向禪者。在他的交游中,僧人所占比例較大,送僧之詩在《丁卯集》中也別具情懷。這種情懷首先表現為羨僧之心,如《和浙西從事劉三復送僧南歸》云:“楚客送僧歸故鄉,海門帆勢極瀟湘。碧云千里暮愁合,白雪一聲春思長。滿院草花平講席,繞龕藤葉蓋禪床。憐師不得隨師去,已戴儒冠事素王。”此為京口為僧送行之作,“碧云”、“白雪”寄寓“暮愁”、“春思”已見情韻,末二句直道“憐師”,明羨悅之心意,“逃儒之意”[4],只是已事素王(孔子),還當建功立業,有所作為。詩人有云:“儒家有釋子,年少學支公。心出是非外,跡辭榮辱中”(《送鄭寂上人南行》),釋子是非不問、榮辱不驚的人生態度正是詩人深為傾慕的。這種羨僧之心隨著閱歷的增長而深化為追攀之情。“禪床深竹里,心與徑山期”(《送太昱禪師》);“遙想論禪處,松蔭水一瓶”(《送僧歸敬亭山寺》);“老歸江上寺,不忘舊師恩”(《送僧歸金山寺》)。詩中云“心期”、“遙想”、“不忘”,字面上似在表現行者心理,而詩心深處已將自我與行僧角色合一,在“杯急楚江風”、“停杯見浪痕”、“杯影入鷗群”的描述中,人們仿佛見到詩人之心正隨禪師“杯渡”,進入無機無爭的境地。
(四)行旅漫游。唐代漫游風氣特別盛行。“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杜甫《成都府》),在唐人生活中這是十分普遍的現象。通過漫游,詩人們可以吸山川之靈氣,激發詩情;交天下之英杰,傳播聲名;謁當世之顯宦,開拓仕途;亦有士子宦游縱跡,謀生存之道,展生命宏圖。人們在漫游、宦游中相識,也在漫游、宦游中相別,于是便有了多少“送人發,送人歸,白pín@⑦茫茫鷓鴣飛”(張籍《湘江曲》的情景。許渾不少送別詩即贈與漫游與宦游者。《送郭秀才游天臺》一首據其序知乃許渾“嘗與郭秀才同玩朱審畫天臺山圖,秀才因游是山,題詩贈別焉”。全詩寫天臺云埋陰壑,雪凝峰巒,從渡碧溪,僧歸蒼嶺,xī@⑧chì@⑨眠灘,獼猴掛松,赤城西面,川流溶溶。八句中只“曾約共游今獨去”一句賦事,余皆繪景,尤如一幅山水畫,盡情抒發詩人對大自然神奇造化的向往。這是許渾此類送別詩中較為獨特的一首,其他送人漫游詩往往亦情亦景,以“憐君別路隨秋雁,盡我離觴任晚潮”(《送薛秀才南游》)為感情基調,部分詩描寫遠行的孤獨與悲涼尤為感人。試讀《示弟》:“自爾出門去,淚痕長滿衣。家貧為客早,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孤雁又南飛。”這類送別詩毫無矯情雕飾,純用口語,直敘深情,將平生失意說盡,成一生得意之作。范xī@③文《對床夜語》卷三云“珠聯玉映,尤未易遍述也”;雷起劍《評丁卯集》卷下云“一幅家書,數行眼淚,逼真老杜”,確具慧眼。相比較而言,讀《送張厚浙東謁丁常侍》“定知洛下聲名士,共說膺門得孔融”云云,便覺得多少有些敷衍了。
(五)隱居歸里。從前文所提及的賀知章辭老歸隱唐玄宗率先賜詩壯行、群臣競相贈別的盛舉,已可見唐代對隱逸倡導及優渥隱士之一斑。作為統治者既要激發士人趨競于仕途,又要防止士人在仕途趨競過分而作亂,優渥隱士便成為一種調控手段。另一方面,在仕途上精神與個性壓抑也使士人“以城市鄙于丘壑,倦游不如嘉遁”(獨孤及《送薛處士業游廬山序》),尤其晚唐社會黑暗,士子往往“大智不得大用,故羞恥不出,寧反與市人木石為伍”(杜牧《送薛處士序》)。許渾以那份崇尚自然與散淡的天性在為歸隱者送別時頗具物外之念。如《送陸拾遺東歸》云:“秋寺臥云移棹晚,暮江乘月落帆遲。東歸自是緣清興,莫比商山詠紫芝。”對陸wū@(10)這一來自故鄉友人棄官還家的“清興”,詩人是何等羨慕!《送從兄歸隱藍溪二首》其一云“塞云橫劍望,山月抱琴歸。幾日藍溪醉,藤花拂釣磯。”在毫無塵囂、恬淡優游生活的描寫中詩人確乎已“歸隱動情”(雷起劍《評丁卯集》卷下)。《送南陵李少府》中稱賞“高人亦未閑,來往楚云間”,“明月南昌尉,空齋又掩關”,則是對“吏隱”生活的企羨,在許渾心中,這同樣不失為“清興”。對嘉遁的追求有時在詩中表現非常直接,如《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是進京干祿時所作,詩中并無功名之心的傾訴,點明題旨的倒是“他日滄浪水,漁歌對白頭”,這與《將赴京留贈僧院》“謝卻從前受恩地,歸來依止叩禪關”,《秋日赴闕題潼關驛樓》“帝鄉明日到,猶自夢漁樵”的獨白完全一致,表達的是一種執著的隱逸情結。《丁卯集》中比較普遍地存在將“出”表現為過程,將“隱”表現為歸縮的現象,這在送別詩中體現得更為明顯。如果與盛唐人將“出”的觀念放大強化,而將“處”的意識相對縮小弱化的現象作一比較,我們是不難從送別詩這扇窗口看到時代風尚的變化的。
三.許渾送別詩的意象和審美趣味
詩歌意境創造的過程是以獨特的審美注意對客觀物象進行攝取,并移情于其中,使自在之景成為審美意象,同時通過對意象結構的組合,形成情景交融的藝術形態的過程。對于不同內容,詩人們往往選取不同意象加以表現,在許渾送別詩中經常出現的是柳、酒、雨、月、雁、水這種意象。
柳。以柳寄托離別之情始于《詩經·采薇》“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到了漢代,因“柳”與“留”諧音,遂有臨歧折柳贈別的習俗[5],唐人則將這一習俗大量表現在詩中。劉禹錫《楊柳枝詞》其八:“城外春風滿酒旗,行人揮袂日西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李商隱《離亭賦得折楊柳》其二:“含煙惹霧每依依,萬緒千條拂落暉。為報行人休盡折,半留相送半迎歸。”施肩吾《折柳枝》:“傷見路旁楊柳春,一枝折盡一重新。今年還折去年處,不送去年離別人。”這類詩如瓶瀉水,將漢民族傳統的文化心理表現得淋漓盡致。許渾亦善于以“柳”達意。《送別》云:“溪邊楊柳色參差,攀折年年贈別離。一片風帆望已極,三湘煙水返何時。”柳色參差,風姿可愛,而年年攀折,形損神傷,作者的依依之情和傷別之意在一折一贈中透露出來。“花落西亭添別恨,柳蔭南浦促歸程”(《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幾處傷心迷遠路,一枝和日送行程”(《新柳》);“津亭多離別,楊柳半無枝”(《送客歸峽中》)……,詩中以柳寓情,皆情真意切,然《重別曾主簿時諸妓同餞》一首情味獨特。詩云:
淚沿紅粉濕羅巾,重系蘭舟勸酒頻。留卻一枝河畔柳,明朝猶有遠行人。
謝枋得評:“‘留卻一枝河畔柳’,其心又欲贈遠行之人,可見淚濕羅巾,頻頻勸酒,皆外貌欺人也。”(《唐詩絕句》卷三引)此說似未得作者之意。要理解本詩,當合讀前首《送曾主簿歸楚州省覲予亦明日歸姑孰》,詩有“河亭未醉先惆悵,明日還從此路歸”二句,因知“明朝猶有遠行人”乃自謂之語,諸妓“一枝河畔柳”即“留卻”與自己。許培榮《丁卯集箋注》卷一云:“此首亦托艷語以寄別意”,這一評語是正確的。許渾詩鮮見艷語,此首頗見別趣。
酒。酒是餞宴的附屬物,在送別詩中常常成為主要意象。如果說酒在平時可起“賦詩舉酒,吟嘯風月,每至忘形骸”(符載《潯陽歲暮送徐十九景威游潞府序》)的作用的話,離杯中則流溢著深情與感傷。“勸君更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王維此歌是典型的表現,許渾“無辭一杯酒,昔日與君深”(《送客歸湘楚》)可謂同調,唯流宕與婉曲不及。相比較而言,《將歸故蘇南樓餞送李明府》云“無處登臨不系情,一憑春酒醉高城”,《送元晝上人歸蘇州兼寄張厚二首》其一云“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倒顯得流動中不乏精警。《旅中別侄wěi@(11)》更值得一讀:
相見又南北,中霄淚滿襟。旅游知世薄,貧別覺情深。歌管一尊酒,山川萬里心。此身多在路,休誦異鄉吟。
頷聯寫踏上行旅,更能感受到世態炎涼,人情澆薄,但貧困中的分別卻能深深體會到親人的至情純真而深厚。“歌管一尊灑”正是對上聯所抒發的情感作進一步表現:這一尊酒中有萬里心,它伴隨著你的旅程,使你時時可以體味到親情的醇濃。酒在這里,使虛與委蛇的應酬之氣蕩然,濾出的是一種超乎尋常的感情和深摯的愛心。
雨。“其雨其雨,杲杲出日。愿言思伯,甘心疾首”(《詩經·風雨》);“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詩經·風雨》)。《詩經》中的這首詩將離別后的相思和相逢的喜悅用“雨”這一特定的意象加以表現,自然傳神,許渾送別詩中“雨”的意象使用較多,往往成為一個特殊的送別背景。如《韶州送竇司直北歸》:“尊前掛帆去,風雨下西樓”。《送前東陽于明府由鄂渚歸故林》:“結束征車換黑貂,灞西風雨正瀟瀟。”《留別趙瑞公》:“簫鼓散時逢夜雨,綺羅分處下秋江。”雨之晦蒙,雨之彌漫,正是臨歧分攜心情的形象化的托喻,除作為背景加以描寫和渲染外,作者還常常將雨的描寫作為詩歌意境時空感表現的手段。《將赴京師蒜山津送客還荊渚》:“云識瀟湘雨,風知hù@(12)杜秋。”《送前緱氏韋明府南游》:“山昏函谷雨,木落洞庭波。”《送林處士自閩中道越由zhà@(16)抵兩川》:“高枕海天暝,落帆江雨秋。”詩中“雨”與一定的意象組合,與他句形成對偶,展示出“送”與“行”的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這不是抽象的幾何秩序的時空,而是情景融攝的詩境,這是一種擴大了的意境,“其地理之歷與煙霜之候皆備于詩人之思”(權德輿《送從兄穎游江西序》),故有感人的藝術力量。
月。唐人遠行若取水路,則津浦送別多在傍晚,故送行詩中多寫到月。在傳統的民族心理中,月寓相思,誠如李白《送儲邕之武昌》詩云“黃鶴西樓月,長江萬里情。”許渾有“唯應洞庭月,萬里共嬋娟”(《懷江南同志》)曾啟示蘇軾寫下“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這不朽的詞句。許渾送別詩中“月”的意象也有著頗具魅力的情愫。試讀《送崔@⑤入朝》詩:
書劍功遲白發新,強登蕭寺送歸秦。月斜松桂倚高閣,明夜江南江北人。
據《舊唐書》卷一六三《王質傳》,崔@⑤乃王質大和八年至開成元年任宣州刺史時征辟為幕僚的。開成元年十二月,王質“無疾暴卒”,崔@⑤入朝當在其后不久。時許渾已行年50,故有“書劍功遲白發新”之嘆。將老送別,怎能不感傷,唯有明月能寄托離情,此時月照高閣,我與君對影分攜,明夜則遙遙隔江,雖同樣共此明月,但所照卻是南北孤影了。詩中“月斜”寫夜之深,景之清,情之濃,是最為動人的意象。許渾送別詩,那被寧靜皎潔的月色籠罩的詩境使人既感到清新,又感到沉郁:“風檻夕云散,月軒寒露滋”(《送魚思別處士歸有懷》);“秋寺臥云移棹晚,暮江乘月落帆遲”(《送陸遺東歸》);“夜吟關月靜,秋望寒云高”(《送樓煩李別駕》);“鐘韻花猶斂,樓陰向月殘”(《晨別xiāo@(13)然上人》),“故山迢遞故人去,一夜月明千里心”(《凌@(14)臺送韋秀才》),隨手拈出以月為“眼”的詩句,可以看出作者對月情有獨鐘,且善于變化章法,加以表現,融深情于清景,由曠寂見深遠。
雁。《禮記·月令》云:“東風解凍……鴻雁來。”注:“雁自南方來,將北反其居。”雁同時遷徙,詩多以喻南來北往,他鄉居泊。許渾平生多遠行客居,故每以雁自譬。《孤雁》詩謂“蘆洲寒獨宿,榆塞夜孤飛。不及營巢燕,西風相伴歸”,是自我形象的生動寫照。送別詩中寫雁同樣旨在表現“孤飛”。《南陵留別段氏兄弟》云:“更羨君兄弟,參差雁一行”;《送李文明下第fū@⑥州覲兄》云:“雁回參差遠,龍多次第遲”,以雁行喻兄弟,見己之孤。《示弟》云:“秋風正搖落,孤雁又南飛”;《送薛秀才南游》云:“憐君別路隨秋雁,盡我離觴任晚潮”,寫行者揚鑣獨去,則憐人之嫠。詩中正反著墨,俱見情深。
水。水牽離恨,波動愁緒。這不僅是許渾送別詩,也是整個《丁卯集》中用得最多的意象,它幾乎涵蓋了上述諸意象的各種藝術功能,但其基本結構是“水”與“山”對舉以喻旅程之遙。如《送客自兩河歸江南》:“山行露變茱萸色,水宿風披菡萏香”;《京口津亭送張崔二侍御》:“水接三湘暮,山通五嶺春”。或與“山”對偶描寫送別情景,如《將歸姑蘇南樓餞送李明府》:“暫移羅綺見山色,才駐管弦聞水聲”;《吳門送客早發》:“早潮低水檻,殘月下山城”;《送張尊師歸洞庭》:“對岸水花霜后淺,停檐山果雨來低”。亦或與其他物象對舉,如《崇圣寺別楊至之》:“樹暗水千里,山深雪萬重”;《送盧先輩自衡岳赴復州嘉禮二首》其二:“秋水靜磨金鏡土,夜風寒結玉壺冰”。水在這里繪景如畫,能陶寫離別款曲之情,但有時不免針鏤之跡,甚或給人湊拍趁韻之感,倒是一些直接的喻示更為真切感人。如《送從兄別駕歸蜀》:“遠道書難寄,長亭酒莫停。當憑蜀江水,萬里寄相思。”《贈別》:“眼前迎送不曾休,相續輪蹄似水流。門外若無南北路,人間應免別離愁。”客行似水,頻觸愁腸,而流水汩汩,寄情萬里,亦可以慰藉孤棲失落的心靈。在這里我們可以感受到“許渾千首濕”的藝術追求和審美作用。[6]
以上我們臚舉了六種意象。應當指出,在送別詩的意境創作中,各種意象的作用并不是孤立的。實際上,在不少詩中詩人對上述意象往往多所攝取,來結構全篇。試舉《謝亭送客》一首:
勞歌一曲解行舟,紅葉青山水更流。日暮酒醒人已遠,滿天風雨下西樓。
此詩為歷代選家寶愛,傳誦甚廣,充分顯示出許渾善于寫景,組合各種意象,表達離情別緒的藝術才華。詩從勞歌一曲,解纜送行起筆,繼而寫“水急流則舟行速,醉中見紅葉青山,景象可愛,必不瞻望涕泣矣,日暮酒醒,行人已遠,豈能不惜別之懷。滿天風雨,離愁當增幾倍也。”(《唐詩絕句》卷四引謝枋得評語)詩中“水流”、“酒醒”、“風雨”,寫悵望之切,難堪之情,不事尖巧,渾融一氣,形成了令人“黯然銷魂”(沈德潛《重訂唐詩別裁》卷二十)意境。如果說王維《送元二使安西》代表了盛唐送別絕句的成就的話,《謝亭送客》不僅代表了許渾送別詩的成就,在中晚唐送別詩絕句中也“應推此為巨擘”(《歷代詩發》)。
鐵道師院學報蘇州46-5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羅時進19971997 作者:鐵道師院學報蘇州46-52J2中國古代、近代文學研究羅時進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