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

（一）設置河西四郡的歷史背景
　　在戰國時代，秦、趙、燕三國都有各自的長城。秦并六國后，連接了原來秦、趙、燕三國的長城，東起遼東，西至臨洮（今甘肅省岷縣）．這時東段長城以北，主要是匈奴、丁零和東胡的游牧區，西段長城以西，主要是月氏、烏孫和羌人的游牧區。到了西漢初期，在匈奴強大的壓力下，月氏的大部分和鳥孫相繼被迫西遷，河西地區遂成了匈奴的游牧區。當時在這個地區的游牧民族還有小月氏和西羌。小月氏是指月氏西遷時留下來的一小部分月氏人。西遷的月氏人被稱為大月氏。
　　在西漢初年，西漢政府所管轄的農業區，經常受到長城以北和長城以西的匈奴和西羌的騷擾，特別是匈奴的騷擾，殺傷邊境居民，搶劫財物，破壞農業生產，并揚掠邊境居民作為奴隸。到了漢武帝時，為了尋求與國，共同抗擊匈奴，曾派迫張2騫、甘父（少數民族）通使西域，意欲聯合大月氏。由于此時大月氏已在大夏建國，不愿再東返故里與匈奴為敵，聯合大月氏的目的沒有達到。到了張騫第二次通使西域以后，才逐漸完成了聯合烏孫和天山以甫的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目的。
　　西漢初年以來，西漢政府對匈奴一宜沿襲著消極防御的政策，除在沿長城邊界線駐兵防守外，并采用“和親”和”歲奉匈奴絮繒酒食物”的辦法，希圖以此作為匈奴貴族不再發動騷擾的條件。漢武帝繼位之初，對匈奴仍然沿襲著前代的政策。但是這個消極防御的政策，并沒有換來邊境的安寧。后來由于漢武帝感到，對匈奴貴族“金帛文繡賂之甚厚，侵盜不已”，才改變消極防御為主動出擊。僅武帝于公元前133年及以后的幾次派出大軍深入匈奴游牧區進行追擊。“漢軍深入窮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墮殪，罷（疲）極昔之”。從而削弱了匈奴的勢力。漢朝在長城以北建立了屯墾戍邊、移民開墾的大片農業區。公元前121年游牧在河西地區的匈奴昆邪王和休屠王投降漢朝。漢朝封昆邪為源陰侯，其下矚四人被封為列侯。其部眾4萬余人被安置在隴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稱為五矚國。據《漢書・地理志》載：公元前104年，西漢政府設置酒泉郡與張掖郡，前101年設武威郡，前88年設敦煌郡。據《漢書・武帝本紀》，元狩二年（前121年）渾邪王降，以其地為武咸、酒泉郡；元鼎六年（前111年），分置張掖、敦煌郡。參證有關史料，后說比較可靠。據《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在7萬多戶、28萬多人中，主要為漢族移民。前121年，“漢乃子渾邪王故地置酒泉郡，稍徙民以充實之。”前111年，“乃分武成、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歷前107年，“武都氏反，分徙酒泉。”前102年，“赦囚徒，發惡少年及邊騎，歲余而出敦煌者六萬人。”“益發戊甲卒十八萬酒泉、張掖北．置居延、休后屯兵以衛酒泉。”前91年，”其隨衛太子發兵，……吏士劫咯者皆徒敦煌。”河西四郡的設立，對爾后中國的發展產主了極其重大的影響。在下文中將分別加以論述。
（二）河西四郡促進了漢朝對西域的統一
　　河西四郡的設置，促進了漢朝統一西域。
　　河西四郡設置之后，漢朝將秦長城從令居（今甘肅省永受縣）延伸到了陽關、玉門。其烽燧深入到輪臺，用以防御匈奴。這條長城的難面，就是漢朝移民屯墾的農業區，河西四郡設置之后。隔斷了匈奴與西羌的聯系，導致與加強了漢朝與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的聯盟，這就是歷史上所說的“斷匈奴右臂”，從而進了步削弱了匈奴的勢力。
　　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前，在中國大地上，存在著二個廣大的農業區和二十廣大的游牧區。大體說來，在長城以南，地跨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流域，是漢族和百越、西南夷等少數民族從事農業生產的農業區；在長城以北和以西，包括東北與蒙古草原，天山以北草原以及青藏高原和鄰近地區，則是匈奴、東胡、烏桓、丁零、烏孫、小月氏、西堯等民族從事游牧業生產的游牧區。在西漢政府設置河西四郡以后，將河西地區由游牧區變為農業區，這就使我國原來連成一大片的游牧區，分割成了兩大片游牧區，即：匈奴、東胡、鳥桓、丁零、烏孫等游牧民族的北方游牧區和西羌等游牧民族的西北至西方的游牧區。新興的河西地區農業區的出現，在所謂“隔絕羌芮”目的同時，也擴大了我國一大片農業區與兩大片游牧區在經濟文化上的聯系。在歷史上，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之間的矛盾乃至朋爭雖然時有發生，但是由于游牧社會不能生產出自身所需要的各種生產和生活用品，需要由農業社會供應各種手工業產品――金屬工具和用具、絲絢、麻布、槽類以及槽食等：農業社會也需要游牧社會供應牲畜、皮張、畜毛等，因此游牧社會與農業社會之間關系的主流始終是互相依存、互相促進的關系。農業區經濟與游牧區經濟的結合，才構成了我國古代封建經濟統一的整體。對于匈奴史、西羌史的研究必須與秦漢史的研究密切地結合起來。此意我在本章“匈奴游牧社會的歷史地位”一節中，已經作了比較詳細的闡迷，這里就不再多述了。
　　匈奴冒頓單于在統一我國統一游牧區的過程中，使原來游牧于甘肅河西地區的烏孫族被迫西遷至巴爾喀什湖一帶游牧，擺脫了原來附屬于匈奴的地位，但是仍然經常受到匈奴的威脅。當時天山以北是游牧區，在這里從事游牧生活的諸“行國”，均受匈奴貴族的統治，天山以南是農業區，在這里從事定居的農業生產的諸”居國”，也受匈奴貴族的統治。《漢書・西域傳》中說：”匈奴西邊日逐王置憧仆都尉，使領西域，訪居焉香。危須、尉犁間，賦稅諸國，取富給焉”。
　　漢朝政府有聯絡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烏孫不愿繼續附屬于匈奴貴族，天山以南的農業國也有擺脫匈奴貴族奴隸制統治的愿望。這就是漢朝能與西域諸國結成聯盟共同抗擊匈奴的政治基礎。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后，與西域諸國在政治、經濟上的聯系加強了，這就為漢朝聯合西域諸國共同抗擊匈奴提供了有利條件。公元前138年，張騫與甘父第一次通使西域時，由于當時河西地區還是匈奴的游牧區，往返途中都受到匈奴貴族的阻撓，前后共費了13年的時間。公元前115年，張會第二次通使西域到烏孫時，就非常便當，因為這時匈奴已經退出了河西地區。張騫從烏孫返回長安時帶回了烏孫報謝的使者數十人，這些使者目睹漢朝的強大，為隨后漢朝與烏孫結成聯盟創造了條件。同時，張騫分遣副使到大宛、康眉、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及諸旁國，擴大了漢朗對西域“三十六國”及其鄰近諸國的影響。
　　在漢朝與匈奴爭奪西域的斗爭中，漢朝以河西四郡為依托，處于比較有利的地位；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站在了漢朝一邊，這就大大加強了漢朝的力量。在西域，漢朝與匈奴的戰爭中，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常是與漢朝軍隊協同作戰的，如：公元前90年《漢書・西域傳》作前99年）漢武帝以匈奴降者介和王為開陵侯，牢樓蘭國兵攻車師。公元前89年，漢武帝遣重合侯馬通率四萬騎兵攻匈奴，復逅開陵侯率樓蘭、尉犁、危須六國兵攻車師，防備車師兵阻戳馬通的騎兵。又如：公元前91年，漢宜帝初繼位，解憂公主及烏孫王再次上書稱：“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人民去，……昆彌愿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于出兵以救公主、昆彌。”①漢宣帝發騎兵15萬，由五將軍分五路出擊。烏孫兵獲得大勝，俘虜匈奴人4萬、牲畜70多萬頭，其后，西域都護甘延壽與陳湯出兵康居，消滅旬奴邱支單于所矚部眾，也主要是依靠西域諸國的兵力。
　　在漢朝聯合烏孫和天山以南諸農業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過程中，“西域思漢威德，成樂內屬”，這是由于匈奴在西域設立憧仆都尉，征收“馬畜氈JI”、“賦稅諸國”，而漢朝對于西域諸國“無取于彼”。比起奴隸制的匈奴來，封建制漢朝的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是高出很多的，漢朝加之于西域各國的負担也是比較輕的；兩相比較，烏孫與天山以南諸農業國是樂意親近漢朝的。
　　天山以南的請農業國依靠自身的力量，不能抗御匈奴貴族的奴隸制統治與掠奪。這些農業國都屬于小國寡民，其大者如龜茲國僅8萬余人，于闐國與疏勒國均不足2萬人，其小者如且宋國、小宛國等僅1000多人。而且這些農業小國各自孤處于一個或大或小的綠洲，也難于形成一個聯合的力量。他們為了自身的利益，是愿意歸服漢朝的。這個偉大的抉擇，歷史的經驗反復證明，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西漢未年，由于王莽對匈奴和西域采取了一系列荒謬的措施，導致匈奴貴族再次統治天山以南諸國。“匈奴斂稅重刻（苛），諸國不堪命，建武中，皆遣使求內服，愿請都護。”①其后，東漢政府設置了西域都護。
　　為著發展同西域各國的交往，為著與西域各國共同抗擊匈奴的需要，公元前101年，漢武帝設置使者校尉，開始在輪臺、渠犁屯田。公元前64年，漢宣帝任命衛司馬鄭吉使護鄯善以西諸國。公元前60年，漢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西域都護的設置，使西域正式成為了漢朝版圖。這是一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事件，是符合西域各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的因為把西域“三十六國”合并到當時世界上經濟文化最先進的漢朝，就為抵抗匈奴貴族的騷拢，制約諸小國間的紛爭，保障社會安定、發展經濟文化提供了保證。
　　西域一詞，有廣狹二義，狹義的西域僅指西域都護管轄下的諸小國，而廣義的西域則包括了西域各國在內。這一點在《漢書・西域傳》中是交代得很清楚的：”最凡五十國，自驛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經，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JI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我認為那種把蔥嶺以東說成是狹義西域，把包括蔥嶺以東和以西說成是廣義西域的說法，是不準確的。其明顯的缺點是，只著眼于自然地理的方位，完全忽視了政治地理上中國與外國的界線。西域的國內部分，即狹義的西域，在歷史上是有變化的，即以漢、唐、元、清四朝而論就是有變比的，清朝的前期與后期也是有變化的，因為在清朝后期，有大片的領土根據不平等條約被沙俄割占去了。在前后《漢書》等古籍的《西域傳》中，對中央王朗統治下的各地方政權，均稱之為國，這些國均是三中央王朝分封的國中之國。即地方政權，并不是現俯義上的國家。有些外國的學者，妞于歷史成風，把我國歷史古籍《西域傳）中所列的國，統綸說成了獨立于中國之外的外國，這是對歷史的歪曲。為著行文上的方便，我們把狹義的西域在下文均彌之為新疆。
（三）河西四郡促進了中西交通的發展
　　河西四郡的設置，便利了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有關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
　　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遠在張騫、甘父通使西域之前就開始了。但在這之后，由于漢朝與西域各國建立了政治關系，促進了官方和民間商業貿易的發展。關于東西雙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路線，有些國外的學者曾提出過森林道與草原道的說法，最重要的通道畢竟還是經過農業區的通道，即由長安由發，經過河西四郡，到達新疆，再繼續西行，前往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因為通過農業區的道路比較安全，食宿比較容易解決，在旅途中所需用品的補充也比較方便，而且在農業區人口密集，有較多較大的城鎮，沿途呸可以進行貿易。
　　河西四郡設立后，這個新興的農業區的出現，使兩個古老的農業區，即中原農業區與天山以南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更進而與蔥嶺以西的古老的農業區聯系起來了，使大片的農業區連接起來了就為東方與四方經濟文化的交流，提供了安全可靠的通道。
　　秀的文化，包括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從來都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各國、各民族間經濟文化的交流從遠古就存在，因為它對于各國、合民族人民都是有利的，從來都是勢不可擋的。自從漢朝設置河西四郡和統一新疆之后，中國與西方各國的經濟大化交流加強了，中國的絲綢、先進的冶金技術、造紙、指南針、印刷術、火藥、茶葉、容器、漆器以及大黃等藥材、排蕭等樂器傳到了西方各國，從新疆或通過新疆，西方的良種馬（天馬）以及棉花、胡桃（核桃）、胡蔥（洋蔥），胡菜（香菜）、菠菜（波斯菜）、葡萄等多種農業植物傳到了我國內地，西方的音樂、舞蹈、雜技以及箜篌、四弦曲頸琵琶籌多種樂器傳入了內地。西方的宗教一佛教、景教（圣督教的一支，屬于聶斯脫里派）、襖教也傳入了；伊斯蘭教的傳入，海路雖較陸路為早，但由陸路傳入的影響卻甚大；而今我國信仰伊斯蘭教的十個民族，主要聚居在我國西北地區，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交流，對促進中國與西方各國經濟文化的發展，對豐富中國與西方合國的經濟文化生活，都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于這條經濟文化交流的通道，西方學者稱之為絲綢之路，這名稱漸為世界各國所采用。在古代，中國與印度、波斯、希臘、羅馬等國間商品的流通，是通過各國的商人進行的。這些商人們的活動，在正常的情況下，并不像馬拉松運動員，由起點一直跑到終點；卻很像接力賽跑的運動員，逐站傳遞。中國絲綢運銷希臘、羅馬的情況就是這樣。這中間要經過漢族商人、新疆各族商人、粟特商人、波斯商人以及希臘。羅馬的商人之手，才能在希臘、羅馬的市場上銷售。在各國商人中；粟特商人是特別活躍的，在新疆各城市和敦煌、武威、長安、洛陽等地都有粟特商人的聚居點。漢族商人也在新疆從事商業活動。在英國人包爾歐編譯的《新疆出土怯盧文簡牘》之中就有關于這方面的記載。從長安到終點站之間的許多城市，都起著中繼站的作用）河西四郡和新疆的主要城鎮也都起著這樣的作用。東方與西方經濟文化的交流、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
　　在絲綢之路上經濟文化的交融，實際上包括若國外與國內兩個部分。古代的新疆是一個東西文化交流和薈萃的地方，許多由西方傳來的文化，一般都先傳到新疆，再傳入內地；許多由內地情出國外的文化，一般也是先傳到新疆，再傳到國外。譬如，許多農作物、樂器以及佛教等傳入內地的情況就是這樣，內地的絲綢、冶金技術傳在國外也是這樣。
　　用譬喻說明問題，好處在于能給人們以形象鮮明的印象，但同時也有可能使人們產生錯誤的理解。上面用接力要譬喻經濟文化交流的憎況，就存在有這方面的缺點。因為經濟文化交缸的中繼站之間的距離是不相等的，在交流中有可能越過一個或幾個中繼站，而接力賽中支出的接力棒站站都是一模一樣的，經濟文化的交流卻遠為復雜，特別是精神文化在交流的過程中，每經過一個地區，往往便染上了備該地區和民族的特點：關于古代絲綢之路上東西文化交流的問題，有兩種說法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一種說法把古代新回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水平估計得過低：另一種說法則夸大了西方文化對新疆的影響，同時又貶低了漢族文化對新疆的影響。持前一種觀點的人，有外國學者也有中國學者。這里只講一個例子，有位著名的西域史學者在他所寫的一本書里，說什么“故自秦漢以來，龜茲文化實承印度文化之余緒，龜茲本國固無文化，，又說“龜弦文化實力得諸印度”等等。這種理論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它不符合歷史事實，在理論上也錯的。全世界各民族在文化發展水平上的差異，只有高低之分，并無有無之別。“固無文化”的民族在歷史上是從來不曾有過的，在我們著來，古代龜茲不僅有文化，而且有很高的文化。即以龜茲樂舞而論。誠然龜茲樂中曾吸收了印度樂器――四弦琵琶、貝蠡、銅鼓等以及印度佛曲，同時龜茲樂中也吸收了漢族樂器――笙、排簫、箏與雞婁鼓伴奏的鱉鼓以及我國羌族的笛和羯人的羯鼓，但是這恰恰是龜茲文化很高的表現。地處古代東方與西方文化交流、薈萃地帶的龜茲地區，同時受到東方與西方文化的影響這是很自然的事。如果龜茲本身沒有較高的文化，就沒有條件同時接受發展水平很高的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正是由于古代龜茲人具有遠見卓識和較高的文化素養，所以才勇于吸收先進文化，創造出了在音樂舞蹈史上大放異彩的龜茲樂舞。著名的唐朝翻譯家和旅行家玄奘曾稱贊魚茲樂舞“特善諸國”，特善云者，特別好也，諸國云者包括西域各國也。這個很高的評價得自目睛耳聞，應該說是可信的。龜茲樂舞自南北朝傳人內地后，對我國的音樂、舞蹈、戲劇、宋詞、元曲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龜茲樂傳到日本、朝鮮、緬甸、束埔寨等國后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在夸大西方文化對古代新疆影響的人們當中，有些是懷有偏見的學者，有些則是為沙俄和英國侵略新疆服務的殖民主義辯護士。由于后者不同于學術討論的范圍，姑置不論，現在僅對前者談一點個人的意見。這里我們就以一位著名學者所著《中亞文化史》一書為例。作者在這本書里，只承認唐朝以后漢族文化對新疆的影響，而不承認唐朝以前漢族文化對新疆的影響，這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西漢時龜茲王絳賓曾娶解憂公主的女兒為奏，夫婦同至長安學習漢族的禮樂典章，回到龜茲后曾按照漢族的禮樂典章性事。3世紀末以前，和闐地區的貨幣一和闐馬錢（漢祛二體錢）上，有漢文和祛盧兩種文字。從南北朝到隋朝，高昌國的學校里是學習“四書”、“五經”的。最晚到南北朝時期養蠶繅絲的技術已由內地傳到新疆了。造紙和內地的耬等先進技術和農具也都傳到了新疆。這一類事情可以舉出很多。唐朝以前漢族文化對新疆不是沒有影響，而是有很大的影響。
　　河西四郡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新疆境內的于闐、疏勒、龜茲、高昌，都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城鎮。絲綢之路的暢通曾經促進了這些城鎮的繁榮發展。這些城鎮在對外貿易上的重要地位，大可與海運大開以后一些沿海城市的憎況相比擬。

網載 2013-09-10 20:57:0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