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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元時期，我國古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呈現出高度繁榮的景象，在當時的世界上也處于領先地位。明末以后才逐漸落后。對于落后的原因，有人歸咎于程朱理學，認為程朱理學一開始就對科技的發展起著阻礙作用。本文認為：程朱理學在宋元時期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基本上起著促進作用，明末以后才逐漸變為僵化的科舉教條，成為阻礙科技發展的因素之一。
　　1　中外科技發展史證明：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必須有一個良好的思想觀念環境。如果一個時代的思想觀念是蒙昧的、宗教神學的，那么這個時代的科技絕不會有很大的發展。我國宋元時期科學技術之所以會出現高度繁榮的景象，是和程顥、程頤、朱熹等所倡導的理性主義哲學思想分不開的。他們對佛、道、鬼神等宗教迷信強烈的批判精神，對以前儒家經典及漢唐注疏的大膽懷疑精神，為宋代科學技術的高度發展創造了一個良好的思想觀念環境。
　　宗教無論如何精致，本質上都是與科技發展相對立的。如果一個時代的人們的情、智、力都投入到狂熱的宗教崇拜中去，那么科技發展所需要的冷靜的理性思考則會被削弱以致完全消失。歐洲中世紀的歷史和我國隋唐歷史都證明了這一點。隋唐是我國封建政治經濟的強盛時期，從邏輯上講我國文化科技的發展應與政治經濟的發展同步進行。但是，那時的文學藝術發展達到高峰，科技發展卻相對不足。究其原因，就是缺少科技發展所需要的理性主義的哲學基礎。佛、道在唐代得到高度發展。皇帝倡信，臣民風從。唐懿宗迎佛骨于風翔法門寺，許多士卒竟斷臂于佛前以示心誠，至于肘行膝步，嚙指截發，不可勝數，狂熱之情令人發指。而最令人可笑的是幾位唐天子食用道家仙丹斷送了性命。對于這種狀況，當時就有人進行批評。不過他們的批判只是就佛道違背君臣父子之道進行形式的批判，沒有抓住佛道的理論實質。二程、朱熹在建構理學體系時，盡管吸收了大量的佛道思想，但他們還是從哲學的理論高度對其進行了批判。一方面，他們針對佛教以山河大地為幻象、道教以無為本的觀點，從本體論的角度進行批判。二程說：“釋氏之說，其歸欺詐，……其說始于世界為幻妄而謂有天宮，后變以天為幻，卒歸之無。”[1]朱熹也說：“釋氏便只說是空，老氏便只說是無，卻不知道莫關于理。”[2]批評了佛道否定現實世界客觀存在的理論實質，肯定了現實世界的真實存在，強調現實世界實有其理。另一方面，他們從認識論的角度批判佛道致知不格物的認識方法。朱熹說：“又謂老佛之學乃致知而離乎物者，此尤非是，夫格物可以致知猶食所以為飽也，今不格物而自謂有知，則其知者妄也。”[3]獲得知識必須接觸和研究事物。脫離實際，不出戶靠直覺頓悟獲得的知識只能是一種妄知。二程、朱熹對佛道的批判主觀上是弘揚懦家精神，重建儒家體系，但客觀上促進了宋元科技的發展。因為在科技的創造發明中，如果不承認客觀世界的存在，不承認事物實有其理，不承認獲得知識必須接觸事物，那么一切科學研究都無從談起。正如英國著名科學史家李約瑟所說：“科學發展所絕對必需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認自然，而不是躲避自然。如果科學家忽視自然的美妙，那只是因為他醉心于他那機制。但是出世式的否認現實，似乎在形式上和心理上都是與科學發展格格不入的。”[4]鬼神觀念是我國先民心中一個很普遍的觀念。不同的人的心目中有不同的鬼神觀。對鬼神的不同看法在實踐中可以導致不同的行為結果。如果把鬼神解釋為外在人身、超越自然、操縱人生的偶象，那只能使人的正常思維觀念產生迷亂。而這些正是科技發展的障礙。二程、朱熹在鬼神問題上保持了高度冷靜的、理性的態度。首先，他們否定了世俗鬼神的存在。二程認為，名山大川能興云致雨是氣之蒸成，不是神廟中祈禱的結果。土木人身上（即泥塑木雕神像）討不出雨露。其次他們給鬼神概念以新的解釋，認為鬼神就是造化之跡，即自然界生生變化的形態和運動過程。二程曾說：“《易》說鬼神，便是造化也。”[5]朱熹也指出：象日、月、星辰、風、雷都是造化之跡，天地之間只是一氣流行。來者為神，往者為鬼。最后，他們要求對一些異常現象（即鬼神）作具體分析，找出異常變化的內在道理。他們認為，真正的鬼神不存在，即使親眼所見，也是人的目病或心病所出現的幻覺。因此面對鬼怪異說，應該“先燭理”，“于事上一一理會。”[6]認真分析內在的道理，找出變異的根源。科技史證明，一些重大的科技發現常發生在事物的異常變化中。程朱要求人們對一些異常現象不要信神弄神，要下一番燭理的功夫，真正體現了科學所要求的理性分析精神。
　　懷疑是解放思想的前提。沒有懷疑，就沒有對舊思想的沖決，更沒有新思想的創造。不僅如此，懷疑也是科技新發現的前提，一些新的科技創造發明無不是懷疑的結果。北宋慶歷年間，社會上興起一股懷疑主義的思潮。雖然這股思潮以疑為主題，但在當時的社會上確實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程顥、程頤、朱熹是這股懷疑思潮中的主力軍。他們對漢唐諸懦皓首窮經，固執師說，以章句訓詁為能事進行了強烈的批判。他們要求以義理解經，對懦家經典大膽懷疑。他們還把這種懷疑精神擴充到自然科學方面，如二程對《素問》為三皇五帝典籍的懷疑，朱熹對《禮運》中月有盈缺問題的懷疑，鮮明體現了科技所要求的懷疑精神，在當時無疑是積極的思想觀念。
　　總之，程朱理學的理性主義特征對宋以后人的思維觀念的改變具有重要意義，它使人們從宗教感情中解脫出來，從鬼神迷信中清醒；從漢唐經傳注疏的胡洞中走出。從此人們開始以理性的觀點去觀察、思考自然、社會與人生，為當時科學技術的繁榮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思想觀念環境。
　　2　程朱理學不僅為宋代科技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思想觀念環境，而且，他們提出的“格物窮理”方法也是一個較為合理的思維方式，對宋元科技的繁榮具有重要意義。
　　首先，程朱理學強調人的認識對象和目的是事物的理。理的概念在以前的哲學思想中曾出現過，但幾乎沒有人把它作為認識的對象正式提出來。程朱則明確要求人們不要把認識停留在事物的其然階段，要探究事物的所以然之理。“窮物理者，窮其所以然者。”[7]其次，程朱理學要求即物窮理，即探究事物之理必須接觸具體的事，具體的物。理在程朱理學中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社會倫理，一是指自然物理。不論是哪一種含義，他們都強調認識事物之理不能脫離具體事物。“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8]再次，程朱理學強調窮理是一個積累的過程。他們在回答弟子們關于窮理的方法時，明確指出：窮理不是一下子完成，而是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積習既久，便能豁然貫通，認識達到質的飛躍。有人把豁然貫通與佛教的頓悟方法相提并論，斥之為一種神秘方法。實際上二者有本質的區別。頓悟方法是一種宗教的情感體驗方法，而豁然貫通則是建立在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的基礎上，強調的是積累，是一種建立在經驗事實基礎上的理性分析方法。邏輯學上的歸納法認為：從眾多的個別中可以推出一般道理。程朱的這個方法雖然還不是邏輯原則嚴格要求的歸納法，但至少已接近了邏輯學上的歸納法。最后，他們都強調類推的重要性。所謂類推就是從已知類的原理出發，推出類中未知的東西。二程認識到人的認識的局限性，他告誡弟子“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理”，只要于一事上窮盡，其它可以類推。朱熹也說：“只要以類而推，理固是一理，然其間曲折甚多，須是把這個做樣子，卻從這里推去始得。”[9]把什么做樣子呢？就是把已知之理作為大前提來推演類中其它未知之理，和邏輯學上的演繹法相近。朱熹為此曾舉例說：“比如十件事，若理會得七八件了，則那兩三件觸類可通。”[10]
　　從方法論上分析，“格物窮理”的方法比較符合人類認識的發展規律。強調認識的對象是理，反映人類認識已發展到認識事物內部規律的階段，是人類認識深化的標志。由積累而貫通再到類推樸素地表達了人類認識從個別到一般，由一般再到個別的辯證過程。程朱理學的錯誤在于：運用此方法體貼出一個“理”，把它作為脫離具體事物，先于具體事物，制約并產生具體實物的獨立精神實體來看待。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否認他們這種思維方式的合理性。正是他們的思維方法對宋及以后的科學技術發生了深遠的影響。
　　3　“格物”本是《大學》八條目中最基本的一條。意謂人們要平天下、治國、齊家、修身、正心、誠意、致知，必須從最基本的“格物”做起。但怎樣一個格物法，《大學》沒有給予明確的解釋。程朱于千年之后把這個方法挖掘出來，并作了系統發揮。他們明確為人們指出格物就是窮理，就是具體接觸事物去探討其內在的道理。雖然其中重在讓人們去明白為什么盡孝、為什么盡忠的道理，但畢竟也包括水寒火熱的所以然之理，為后來熱衷于自然物理的人指出了方向，留下了一片待開墾的土地。宋及宋以后的科學家特別是數學家、醫學家深受他們格物窮理方法的影響。
　　沈括是北宋時期的大科學家，他和二程同時代。過去有人認為他們二人分屬改革派和保守派，沒有接觸過，沈括不可能受理學影響。其實不然。在《夢溪筆談》中有一段蛇蜃化石的記載，其中的化石材料就是程顥提供的：“時程伯純為晉城令，求得一段，鱗甲皆如生物。”[11]從這段記載我們可以看出：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談的“常理”“自然之理”“原其理”“推其理”等很可能受二程窮理思想的影響。
　　元代大數學家李冶雖然對程顥批評謝良佐以誦讀為玩物喪志頗為不滿，但還是接受了程朱的“格物窮理”方法。他在《測圓海鏡》中說：“故謂數為難窮斯可；謂數為不可窮斯不可……茍有推自然之理，以明自然之數，則雖遠而乾坤端倪，幽而神情鬼狀，未有不合者矣。”
　　金元四大醫家之一朱震亨的醫學理論深受理學影響。他把其最得力的醫學著作名為《格致余論》。他在自序中說：“古人以醫為吾儒格物致知一事故目其篇曰《格致余論》”，在書中他多以理學家的哲學觀點來說明他的醫學觀點。如他的“陽有余而陰不足”的觀點即是受程顥的陽常盈而陰常虧的思想啟發而成。因此，李聰甫、劉炳凡在他們的《金元四大醫家學術思想之研究》中評價說：“丹溪（即朱震亨）將理學結合到醫學中來，開風氣之先。理學進入醫學領域后，促進了祖國醫學各學派的爭鳴。”謝觀在他的《中國醫學源流論》中也說：“唐以前之醫家，所重者述而已，雖亦言理，理實非其所重也，宋以后之醫家，及以術不可恃，而必推求其理”。
　　宋以前，人們對自然物理的研究，沒有一個共同的述語表示它。宋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格致”二字逐漸成為自然物理研究的代述語。如明代胡文煥所輯錄的《格致叢書》，包括了西晉張華的《博物志》等許多古代的科技著作；清代陳元龍解釋各種自然現象和器物淵源及內容的書叫《格致鏡源》，當時設在上海以學習西洋科技文化的書院叫格致書院。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顯然是和程朱所倡導的格物致知、格物窮理的思維方法有關。程朱理學雖然強調研究倫理，但窮理過程中所倡導的對外在自然物理追求的思想，也同時被人們所接受。
　　4　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哲學思想，在它的初創和發展時期，都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一旦被統治階級看中，當作統治階級的御用工具，它就會變成僵化的教條，其中的合理因素也會被窒息。程朱理學的演變正是如此。
　　程朱理學在兩宋時期只是偶爾地被統治階級青睞。元仁宗皇慶二年（公元1313年），明經科考試以朱熹的《四書集注》為標準。程朱理學開始向僵化的方向發展。明憲宗成化年間(1465—1487)八股取士的科舉制度正式固定下來。考試的題目不出四書五經范圍，答卷內容要以程朱注釋為依據，不許作者自由發揮。這樣就導致了許多文人整日去猜度八股文的定格，去背誦各地流行的坊刻“時文”，完全喪失了對自然、社會、人生研討的興趣。程朱理學中所包含的一些“窮物理”的合理因素也被窒息了。八股取士使程朱理學完全變成僵化的思想教條。清朝建立后，一方面繼續著明代的八股取士；另一方面又大興文字獄，嚴格控制士人的思想。中國學術思想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又回到經傳注疏的考據中去。程朱理學所倡導的對外在物理要進行研究的精神，始終沒有被發揚出來。相反的是，當時的歐洲各國在民主自由的文化氛圍中，正突飛猛進地發展著自己的科學技術。
　　因此，談到近代我國科學技術的落后，原因是多方面的。程朱理學變為思想的僵化教條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們不能以它后期的消極作用來否定它前期的對科技發展的積極作用；也不能以它思想中不利于科技發展的因素來否定它思想中利于科技發展的因素。李約瑟曾說：“宋代理學本質上是科學性的，伴隨而來的是純粹科學和應用科學本身的各種活動的史無前例的繁盛。”[12]程朱理學與宋元科技的繁榮，二者是有一定內在聯系的。
　　注釋：
　　[1][5][6][7]程顥，程頤：《二程集》，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80、288、52、1272頁。
　　[2][3][9][10]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局1983年版，卷九五，卷七十，卷二，卷十八。
　　[8]朱熹：《大學章句·補格物致知傳》。
　　[11]沈括：《夢溪筆談》卷二十一《異事》。
　　[4][12]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二卷，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
　　　　　　　　　　　　　　　　　（責任編輯　張家鹿）
　　
　　
　　
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1-4B2自然辯證法冷天吉19951995 作者：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新鄉1-4B2自然辯證法冷天吉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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