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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鐘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專家，生前曾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會長。他在世界古代史、古代社會經濟形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學界所公認的。他還曾涉足時代蒙古史研究，盡管發表的論著數量有限，但產生了重要影響，這尚未引起足夠的注意。
　　在胡鐘達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際，我們討論他在明代蒙古史領域的建樹，以表達對先生的懷念。所論或有不當，請批評指正。
　　一
　　胡鐘達先生1944年畢業于武漢大學歷史系， 1948年應聘至北京大學，歷任歷史系助教、講員、講師，1956年晉升為副教授，同時兼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
　　在北大期間，他于1956、1957年先后在《光明日報·史學》和《歷史教學》發表《關于奴隸社會中奴隸的數目問題》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階級基礎》兩篇論文，顯示了非同一般的學術膽識和功力。他所編寫的《世界古代史講義》也被高教部審定為全國普通高校的教學參考書。這一切顯示，他在世界古代史領域如日初升，前景輝煌。
　　1957年奉調來內蒙古，是胡先生人生和學術道路上的一大轉折。出于對教育、對學術的強烈事業心和高度責任感，他傾全力籌建內蒙古大學歷史系，積極組織開展學術研究。時1958年的“史學革命”尚在進行，權衡利弊，選定《呼和浩特史話》作為集體研究項目，他本人也毅然中止已經初露頭角的世界古代史研究，一個大轉彎，進入尚是一片荒蕪的明代蒙古史園地，承担起歸化城建城歷史的寫作。1959年9月成《呼和浩特舊城 （歸化）建城年代初探》，長16000字，刊于《內蒙古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創刊號。兩個月以后又成《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27000字，刊于《內蒙古大學學報》1960年第1期。胡先生于 1958年春節過后來到內蒙古大學，至此不過一年有余，除去籌建歷史系，以及正常的行政和教學工作，實際讀書研究的時間少之又少，而他已經完成了從世界古代史到明代蒙古史的大跨度的“轉崗”，并且在沒有前人成果可以借鑒的情況下寫出了長達四萬余字很見功力的兩篇論文，先生杰出的史學素養和勤奮，于此可見。
　　1962年6月，在內蒙古大學召開的紀念成吉思汗誕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學討論會上，先生以《十三世紀蒙古族社會性質》為題作了長篇發言。此后由于左的傾向愈演愈烈，他再無新作。
　　文革結束以后，胡先生重回世界古代史領域，發表了一系列很有影響的論著，但仍不忘明代蒙古，1984年又發表了蒙古史學界公認的力作《明與北元——蒙古關系之探討》載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胡鐘達先生作為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專家，他有關明代蒙古史的論著雖然只有三篇，但都是精品，在我國明代蒙古研究發展史上，有著重要的學術地位。
　　二
　　新中國成立以前，我國的明代蒙古史研究，雖有李文田、沈曾植、陳寅恪這樣的大學者為《蒙古源流》作箋注，作考證，但涉及有限，從總體上看基本是一塊荊棘叢生、未經開墾的處女地。50年代仍舊寂寞冷落，研究者和學術成果非常稀見。
　　胡鐘達先生負責撰寫《呼和浩特史話》歸化城建城一章。歸化城建城年代本有多種說法，出于一貫嚴謹的治學態度，他認為開宗明義，必須首先給讀者一個明確的交代。于是寫下《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初探》這篇純考證性文字。
　　關于歸化城建城流行的說法是嘉靖或隆慶年間，根據作者的歸納，其實皆源于《明史》以及沿襲《明史》的《大清一統志》、《歸綏縣志》等志書。另一種萬歷十四年說，則是對《明史紀事本末》的誤解。作者廣泛征引當時呼和浩特和北京地區所能找到的文獻資料，如《明實錄》、《國榷》、《萬歷武功錄》、《全邊略記》、《石匱書后集》等，予以排比考訂，一指出諸說的謬誤之處，的確起到了廓清舊說作用。文章關于《明史紀事本末》的史料價值的分析，關于《萬歷武功錄》及其版本的評述等等，所體現出來的史學素養和功力，很難相信出自一個初涉明史不過一年的年輕學人的手筆。
　　由于缺乏關鍵性的直接證據，胡先生在考訂過程中過分相信《明史紀事本末》和《全邊略記》關于歸化城的記載，誤入歧途，因而認定歸化城建于萬歷九年。對于這一結論，作者并不自信。他反復聲明：這“只是我們初步探索的一個成果”，“對這個問題要做一個比較肯定的結論，還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有關資料和文獻”，同時懇切地希望有人“能提出更多的論證，來肯定我們這個初步的結論或修正我們這個初步的結論”。其實作者已經從張居正文集所收給宣大總督鄭洛和大同巡撫賈應元的信件中，查找到俺達筑城的記載，但是他說“可惜鄭洛和賈應元都無專集行世，我們不可能從他們寫給張居正的原信中多了解一些俺達筑城的情況了”。事實上，25年以后薄音湖先生正是因為找到了鄭洛的信件，才糾正了胡先生的錯誤，最終解決了歸化城的建城時間問題。
　　這里還有一件事需要提到，在1958年的“史學革命”中，考據被認為是資產階級的治學方法，備受聲討撻伐。1959年其余波尚在蕩漾，作此類考證文字，需要學術膽識。據后來胡先生告訴我，當時內大確有人要求進行批判，幸虧學校領導主持公道，給予保護，才躲過一劫。
　　《呼和浩特史話》是歷史普及性讀物。因此《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文字明顯有別于枯燥的學術論文，平易流暢，許多地方還帶有故事性，而內容都完全是學術性的。關于明代呼和浩特地區的歷史，清和民國時期的一些地方志書曾有所描述，大抵皆片言只語。以新體例作詳述的首推榮祥先生于1957年寫成并油印分發內部征求意見的《呼和浩特沿革紀要》。此書涉及呼和浩特明代建制沿革和各族遷徙居住，取材僅及《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會典》等寥寥數種，內容極為簡略。胡先生此文比之《沿革紀要》等等，不可同日而語。
　　首先是資料豐富。除了榮先生所引諸書外，胡先生首次將《明實錄》引入呼和浩特地方史的研究，成為主要的史料淵藪。與此同時《國榷》、《明通鑒》、《罪惟錄》、《四夷考》、《萬歷武功錄》、《譯語》、《夷俗記》、《三云籌俎考》、《全邊略記》、《口北三廳志》、《云中降虜傳》、《款塞始末》、《伏戎紀事》、《通貢傳》、《兩朝平攘錄》、《涌幢小品》、《五雜俎》、《北狄順義王俺答等貢表文》、《蒙古源流》以及《明經世文編》、《張居正文集》、《大隱樓集》等等，都成為采摘對象。以上文獻自先生首先引用，至今仍是研究明代呼和浩特歷史的基本史料依據。
　　文章分七節敘述。一，從明初開始，全面鋪敘俺答開發豐州灘的背景；二，俺答開發豐州灘、構筑大板升的過程；三，板升內部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四，把漢那吉降明和俺答封貢；五，歸化城的建立；六，俺答去世和三娘子的功績；七，封貢以后豐州灘地區的和平景象與社會經濟發展。由于作者掌握了空前豐富的歷史資料，《豐州灘上出現了青色的城》第一次完整、系統，在某些環節上還相當精細地勾畫了明代呼和浩特地區的歷史。所論嘉靖中豐州半農半牧業的發展，板升內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的交織發展，俺答封貢的實現，歸化城的修筑和該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三娘子和俺答后裔的勞績等等，多發前人之所未發。本文所構建的明代呼和浩特地區歷史的框架，至今依舊是該課題的研究基礎。
　　近半個世紀以來，有關明嘉靖以后豐州灘地區歷史的論著日多，較之胡先生此文，無論是廣度還是深度，都有很大的進展，但此文所開掘的基本文獻，奠定的基本框架，至今仍具生命力，其開創之功不可泯滅。
　　自60年代中明代蒙古史研究中斷20年以后，1984年胡先生在內蒙古大學的一個報告會上就明與北元——蒙古的關系作了演講，事后加以整理，以《明與北元——蒙古關系之探討》為題，著文發表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4年第5期。
　　與前兩篇文章不一樣，這是一篇宏觀駕馭近 270多年明與蒙古關系的力作，在當時就非常引人注目。
　　明代蒙古的歸屬原先國內外的有關著述大體是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蒙古是獨立于當時中國以外的一個國家，另一種則完全相反，否認蒙古有自己的政治實體，認為僅僅是明朝的臣屬。1981年我本人在《內蒙古大學學報》1981年2-3期合刊發表《呼和浩特市萬部華嚴經塔明代題記探討》，就題記中屢屢出現的“南朝”“北朝”字樣，稽鉤史料，作考訂、分析，提出了第三種觀點，即明朝與蒙古是當時中國土地上的兩個對峙的政權，是中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南北朝。這第三種觀點，完全有別于前兩種。文章寫成以后，請胡先生審閱，他很贊賞我的觀點，認為有重要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作為主編，親自審定簽發，在《內蒙古大學學報》發表。不過拙作對此大體上仍止于歷史事實的考訂，未及展開專文論述，因而并未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1984年的當時，我正遭受無妄之災，處境非常困難，他做報告，撰論文，在更深的層面上系統論證中國境內明朝與蒙古兩個政權發生、發展和重歸一統的全過程，并分析引起這種矛盾運動的內在原因，這是對我道義上的支持，更是在學術上的執著追求。
　　文章的第一部分，論蒙古與明朝同是那個時代中國土地上的兩個并立政權。作者首先強調一個公認的基本事實：元朝是我國歷史上一個著名的大一統的封建王朝，是我國古代封建正統王朝序列中的重要一環；元王朝的版圖就是13世紀中期至14世紀中期中國的版圖。以這一基本史實為出發點，作者高屋建瓴，淋漓酣暢地展開了論證：“北元——蒙古是14世紀至17世紀建立在元代中國領土上的一個國家；它同明朝一樣，是元朝遺留下來的中國領土上并存的兩個政權。”因而也就是當時中國的政權。這種順理成章的論斷，顯示了很強的邏輯力量。
　　任何經得住推敲的結論都是邏輯和實證的統一。作者隨后征引大量原始資料，包括檄文、詔敕以及一些典章制度等權威性的記錄，分別從蒙古、明、清三方面進行論述：蒙古諸汗是成吉思汗、元順帝皇統的延續，蒙古承襲了元朝的國號、禮制，并且始終堅持認為自己是元朝的合法繼承者。對于這一點，與之對峙，以奉天承運自居的明朝，以及重新實現大一統的清朝，或者被迫，或者樂于公開予以承認。全部議論，始終緊緊地扣在元朝是中國古代的正統王朝這樣一塊堅固的基石之上，其構思、說理別具匠心，令人悅服。
　　文章的第二部分，作者列舉種種文獻、碑刻、題記資料，證實當時明蒙雙方朝野，上自皇帝、大汗，下至蒙漢各族村夫牧民，幾乎無例外地稱明為南朝，蒙古為北朝，據此論定明與蒙古的對峙，是我國歷史上的第三次南北朝。
　　在隨后的第三部分，作者總結歷史，指出一個規律性現象：三次南北朝都是暫時的，“因為這種政治局面不利于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要求，不符合我國廣大各族人民的要求。”站在這樣的高度，深入研究明與蒙古對峙二百余年的歷史風云，高度評價在長期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草原與內地之間的經濟聯系。作者以翔實的史料為依據指出，元朝“政治上的統一推動南北經濟的發展和聯系，蒙古草原在經濟上與內地成為一體。 1368年以后，兩個政權并立，人為地切斷了這種經濟一體，結果使蒙古又迅速退回到原來的單一游牧經濟時代”。經濟的倒退，給蒙古族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為了彌補單一游牧經濟的不足，上至大汗貴族，下及牧民群眾都迫切要求從中原地區獲得手工業和農產品。“人們的這種經濟要求成為一股強大的動力，在明朝與北元——蒙古之間，開辟著交往的渠道。而當它受到明朝一方的阻撓而不能實現的時候，往往以戰爭的形式曲折地表現出來；戰爭則又使雙方兩敗俱傷不得不坐下來探求新的和平途徑。”最后由清完成了重新統一的使命。文章正是從這種經濟聯系的破壞、恢復和發展的過程中，找到了明與蒙古復歸統一的歷史必然性，具有很強的說服力。這樣的研究提供了許多新的論點，顯示了相當的認識深度，且恢復了歷史的真實面目，為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平等團結，從理論上作出了貢獻，達到了歷史科學的科學性和戰斗性的統一。
　　《明與北元——蒙古關系之探討》征引文獻達 30余種。作者還善于從人們所習見的歷史資料中發現不尋常的價值。如朱元璋的《北伐檄》，人們皆津津樂道其“驅逐胡虜，恢復中華”云云，作者則從該檄文中發現，他承認元朝是受天命，得正統的中國歷史上正統王朝序列中的一環，并且肯定元朝的治績，聲稱自己是元朝正統的承受者。因而，令人感到史料豐富，持之有故，言之有理，功力深厚。
　　自胡先生此文出，明與蒙古對峙，構成中國古代第三次南北朝的觀點，日益為越來越多的人們接受。
　　三
　　評論胡鐘達先生在明代蒙古史領域的貢獻，不應該忘了他的論著所產生的深遠的影響。
　　我本人的學術志趣本來是在魏晉南北朝。大約1964年初，系領導要我轉入明代蒙古史，爭取兩三年內先開出這門課。當時，我對此除了土木之變、庚戌之變一類的常識以外，一無所知。接受了任務，首先去了解國內的研究現狀，發現基本上是一塊未開墾的莽原，論著極其稀少，而這極少的著述中，胡鐘達先生關于歸化建城的兩篇文章非常引人注目。找來認真讀了幾遍，收獲極大。不僅增加了許多知識，知道了明代豐州地區的歷史概況，他在考訂、論證中所顯示的嚴密的邏輯力量，也使我深深欽佩。最大的獲益還是通過先生的論文，掌握了有關明代蒙古史的第一份相對完備的史料目錄。于是開始按圖索驥，逐一找來見面。同時以《明實錄》和《明經世文編》為重點，認真閱讀和摘抄我認為有用的史料，積累了上千張卡片，就這樣一步步走進這一塊新的學習和研究的園地。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重拾明代蒙古史研究。為參加1980年在海拉爾舉行的中國蒙古史學會第二屆年會，我以《阿拉坦汗和豐州川的再度半農半牧化》為題提交了論文。此文專題探討俺答開發豐州川的背景、條件、過程和板升內部的階級關系等等。當然，后來者居上，比60年代胡先生的作品是大大深入了一步。但所論實際上仍是在他所提出的框架之內的深入開掘。資料，由于呼市地區藏書的限制，亦大體是他所運用的那些，我的工作是擴大和深入發掘這些文獻，主要是《明實錄》、《明經世文編》中所蘊涵的有價值的史料。
　　學術總是在繼承的前提下才有發展。后來者的一切有價值的成果，都是在前人辛勤鋪墊的基礎上，或者說站在前人肩膀上取得的。回顧40年來自己在明代蒙古史領域的跋涉，我深深感激胡鐘達先生論文的引路作用。
　　一個有趣并值得深思的現象出現在中國蒙古史第二屆年會上。原來會上提出的關于俺答汗的論文并不止我的一篇。本次討論會所提交的以漢文寫作的論文總共58篇，其中明代蒙古的6篇，6篇之中有五篇不約而同皆為研究俺答之作。其中除了珠榮嘎先生的《從〈俺答汗傳〉看三娘子的名字和母家》，因蒙文《俺答汗傳》而發，關系不大。其余楊紹猷先生的《論俺答汗》，楊建新先生的《蒙古族歷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阿勒坦汗》和榮麗珍先生的《略論阿勒坦汗》，雖各有特點和側重，內容也比胡先生的兩篇更豐富、更深入，但大體都是在他的框架內向前探索，所用文獻也大體相同。他們將注意力集中于俺答，從俺答入手走進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大門，原因可能有多種多樣，而胡先生論文的指引作用卻是顯而易見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的研究，至少影響了我們這一代從事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學人。
　　還有一件事，值得作為史壇掌故一敘。
　　前文已經提到，在寫作《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考》時胡鐘達先生已經深感所論存在缺憾，并且隱約意識到可能出現新史料的地方。1/4世紀以后，內蒙古大學的年輕學者薄音湖先生終于從外地圖書館中發現《名臣寧攘要編》一書，其中收有鄭洛的《撫夷紀略》。不出胡先生所料，確有關于呼和浩特建城情況的史料數則。薄音湖先生根據這些新史料，撰成《呼和浩特舊城（歸化）建城年代重考》一文，論定萬歷九年筑城之舉，是擴建外城約二十里；而歸化城的建城與賜名應在萬歷三年，當時已經具備相當規模。
　　胡鐘達先生作為學報主編，迅速將這篇論文發表于《內蒙古大學學報》1985年第2期，并在文后署名加注了一段“閱稿附記”。“閱稿附記”說：讀薄音湖同志此文“極為快慰”，25年來的“種種疑團幾乎一一冰釋，呼和浩特城始建于隆慶六年，建成于萬歷三年，擴建于萬歷九年，已經可以視為定論。”“閱稿附記”最后說：“薄音湖同志近年著力搜求明代有關蒙古典籍，發現了鄭洛的《撫夷紀略》，并據此對這一相當復雜的問題，作了合理的分析，訂正了我在《初探》中的錯誤，我應該在此向作者表示謝意。”
　　面對一位年輕學者公開糾正自己研究中的失誤，胡先生真誠地承認自己的錯誤，并對批評者表示感謝，表現了一個真正的學人對學術的極端負責的精神和虛懷若谷的風范。在浮躁之風甚囂塵上的今天，尤其顯得難能可貴，值得我們學習。
　　收稿日期：2005-09-12
　　注釋：
　　①我本人于《內蒙古社會科學》1985年第2期，以姜叔晶筆名發表《讀〈明與北元蒙古關系之初探〉》予以評論。本節所論多引自該文，不再出注。
　　②明初大元國號尚存，史稱北元，永樂間廢大元國號，徑稱蒙古，所以胡先生稱明代蒙古270多年的政權為北元——蒙古。本文為簡明起見，徑稱蒙古。

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39～43D5民族問題研究曹永年20062006
胡鐘達/明代蒙古史/研究
胡鐘達先生是我國著名的世界古代史專家，生前曾任中國世界古代史研究會會長。他在世界古代史、古代社會經濟形態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學界所公認的。不僅如此，他還曾涉足蒙古史研究，盡管其明代蒙古史領域發表的論著數量有限，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胡鐘達先生逝世五周年之際，我們討論他在明代蒙古史領域的建樹，以表達對先生的懷念。
作者：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呼和浩特39～43D5民族問題研究曹永年20062006
胡鐘達/明代蒙古史/研究

網載 2013-09-10 20: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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