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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庸的武俠小說有著豐富的文化內蘊和深刻的文化意義。金庸、梁羽生的小說與古龍、溫瑞安等人的小說的最大的不同點之一，就在于金梁的小說不僅有較高的藝術價值，同時還有著較高的文化價值。所以，許多海外華人將金、梁的武俠小說選為子女教育的中華文化教科書。其中的詩詞歌賦、琴棋書畫、典章文物、歷史掌故、醫卜星相、漁樵耕讀、人文地理、山川史話等等，足以稱之為一種特殊形式的文化大百科。金庸、梁羽生這兩位作家的豐厚的文化知識和修養，甚至足以讓中國大陸的年輕一代學者汗顏無地。
　　金庸、梁羽生稱得上是中華文化的杰出的繼承者和優秀的歌者。進而，這兩位作家在對文化的態度上又有著明顯的區別。如果說梁羽生小說的主旨是對祖國優秀文化遺產的繼承和發揚，那么金庸的小說除了繼承和發揚之外，還多了一層批判與反思。
　　對漢文化的批判與反思，是金庸小說的突出的思想價值和文化意義之一，這是梁羽生以及其他的武俠小說作家所缺少的，正因如此，金庸的小說才有著獨特的精神風貌與思想光芒。為此，金庸的新武俠小說才真正的不愧于一個“新”字，不僅小說的表現形式及方法技巧是新的，小說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也是新的。
　　一般的讀者或許會感到奇怪：武俠小說這種為中國所獨有的文學形式，如何能承載對傳統文化的批判？熟悉金庸小說的人恐怕就不會那么驚訝了，金庸的小說創作，既然能夠經歷從武俠到“反武俠”的發展歷程，那么金庸的小說承担文化繼承和文化批判這樣的雙重任務也就不應該難以理解。不然何以說金庸的小說是武俠文學史上的一個奇跡？
　　　　一
　　金庸對中國文化的反思與批判（主要是對漢人文化的反思與批判），首先是從漢人與少數民族（所謂“夷人”）的比較中滲透出來的。也許經歷了一個從無意識到有意識的過程，同時還包含了與非理性與理性兩個層次。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處女作《書劍恩仇錄）中，我們即可看出作者對漢文化及其漢人的民族性的審美態度和思想意識。
　　就一般的意義而言，《書劍恩仇錄》是一部描寫以陳家洛為首的紅花會組織反滿抗清的充滿英雄主義氣概的書，是一部以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為主題的書。也就是說，它是歌頌漢民族的愛國俠士和民族英雄的書。書中的陳家洛、無塵道長、趙半山、文泰來、駱冰乃至余魚同、徐天宏、周綺等等漢族男女僧俗英雄，無不令人起敬、令人感慨。由此可見，小說的基本主題是成立的。
　　然而，若是我們再進一層，細心和深思的讀者或可看到，小說中除了描寫紅花會這一漢人英雄集團之外，還描寫了一個以老英雄木卓倫為首的回疆少數民族英雄集團（作者未注明他們屬于哪個民族，只說是“回疆木卓倫部”）。正是在紅花會與木卓倫部這兩個民族英雄集團的對比中，我們不難看到漢人英雄集團某些致命的弱點，也許是民族性的弱點，也許是民族文化觀念的弱點。
　　紅花會與木卓倫部幾度聯合，對付共同的敵人滿清統治者。然而這兩個集團的目標、動機、方法、途徑、結局都是不同的。紅花會的主旨是要反滿抗清、恢復漢人江山，是“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而木卓倫部則只是不甘欺凌，抗暴應戰，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二者的動機與目標的對比，紅花會的目標和動機看起來要高尚得多，堂皇得多。實際上，我們在小說中看到，這種目標作為一種口號，其實也要空洞得多、狹隘得多（狹隘的民族主義）。－－在紅花會的追求中，“暴與非暴”不是主要問題；主要的問題在于“漢與非漢”。這不如木卓倫那么實在、明確和充滿正義感。漢人總喜歡在口號上大作文章，將口號喊得越響、越大越好。
　　進而，紅花會與木卓倫部為實現各自目標的方法，更有明顯的不同。紅花會的方法充滿了曲折、懸念、智慧和機巧，即要讓陳家洛以同胞兄弟之情感化乾隆、又以生命威脅乾隆、復以美女賄賂乾隆，無非是要乾隆這位滿清皇帝改穿漢人服飾，建立漢人朝廷并“驅除韃虜”。說穿了就是要招牌換記、不換藥換湯、不換人換衣服。這種方法果真是機巧之極，同時又多少有些投機取巧，甚至有些卑污。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木卓倫部的方法很簡單，那就是“抗暴應戰，神必佑我”，說干就干，動真格的，來一個你死我活。兩相比較，是否可以看出漢人與“夷人”的不同來呢？兩個英雄集團、兩個民族的氣質與個性是不是就昭然若揭了？
　　再看結局的不同。紅花會花招玩盡，怎奈乾隆臨陣反水（這是必然的），致使紅花會的計謀失敗，險些在雍和宮中全部被毒殺，幸而抓住了乾隆的寵兒福康安作為交換條件，才安然脫險，最后“豹隱回疆”。而木卓倫部的結局則要簡單得多，抗暴應戰打輸了，最后全部壯烈犧牲。兩相比較，紅花會的漢人英雄有驚險而無壯烈，有機巧而無氣節，安然活著；而木卓倫部的全軍覆沒更加可歌可泣。正如一位現代詩人所寫的那樣：有的人死了，卻還活著；有的人活著，卻已經死了。這真是令人遺憾，又令人感慨！
　　金庸的第二部小說《碧血劍》中，又出現了這樣的對比。不過這一回可不是兩個英雄集團的對比，而是三支政治力量、三個歷史人物或三個統治集團的對比。即明朝的崇禎皇帝、大順朝（農民起義軍）李自成、滿清統治集團的皇太極與多爾袞。
　　這三個統治集團及三種政治勢力的對比，既有其簡單明了的一面，又有其復雜而具有深意的一面。首先是作者必須尊重史實，即崇禎的明王朝覆滅了，李自成的大順朝也只是曇花一現，而滿清統治者乘虛而入、帶兵入關、入主中原、獲得了最后的勝利。作者既然要以這一段歷史作為小說的背景，必須面對一個基本的問題，即失敗有失敗的原因，勝利有勝利的理由；歷史的變故固然不乏某種偶然性，但在一切偶然的背后，往往有著或顯或隱、或淺或深的必然性的因果。明朝的覆亡固是不必多說，千里之堤早已潰于蟻穴，大廈將傾乃是歷史的必然趨勢。那么，作為新興的政治勢力的李自成集團又如何敗得如此迅速、如此凄慘呢？這正是作者必須直面的問題。作者也沒有回避這一點。小說中有三件小事頗能說明大問題：一是海外學子張朝唐赴中原大陸游歷趕考，第一次遇上了明朝的官兵搶劫，第二次遇上了李自成潰兵的搶劫；二是崇禎殺了袁崇煥這位抗清明將、朝廷中堅、江山柱石，從而導致了明王朝的最后崩潰，而李自成亦逼死李巖，可謂異曲同工，耐人尋味，三是李自成在北京皇宮之中志得意滿、哈哈大笑、不思進取、不聽忠言而又醉眼朦朧、色眼迷迷、胸無大志、腦無乾坤的形象，足以讓人尋味再三。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滿清統治集團，作為一支軍事力量它紀律嚴明；作為一個政治力量它廣羅人才；作為民族集體它生機勃勃、斗志昂揚、無私無畏。如是，明王朝焉得不垮、李自成焉得不敗？盡管小說的主人公袁承志的同情心無疑是在李自成一邊，幫定了李自成，而視明首、清酋為殺父之仇，但有關明、順、清三種勢力的三種不同的氣象，又正是通過袁承志的親身經歷、耳聞目睹傳達出來的。作者為之煞費苦心。
　　崇禎、李自成的失敗和滿清的勝利，我們固可以從多方面去探究其深刻的原因，諸如農業文明的發達與腐敗、游牧文明的簡陋與生機，明朝包袱過重、李自成過于輕敵，滿清發奮圖強；明朝敗于天災人禍、李自成敗于胸無大志，滿清勝在勵精圖治又乘虛而入……等等。但無論如何，我們都不能忽視對漢、滿兩個民族的民族性及民族文化特征的比較和研究。在這部小說中，作者對此做了深刻的提示。就算滿人勝在“乘虛”，而漢人敗于“內亂”，這也是民族性及民族文化特征的反應。就算滿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但漢人總是自己將自己打敗了，漢文化及其漢文化心態總是從內部開始腐朽，從極盛走向了衰敗，從而不堪一擊。不論怎樣看，其中歷史的經驗、文化與民族性的教訓，總是值得我們去總結、去反思。而作者選擇這樣一種歷史背景，這樣的小說題材，其內在的主題及其文化反思的思想傾向總是不能忽視的。
　　也許金庸的第三部小說《雪山飛狐》能夠更進一步的說明問題。
　　《雪山飛狐》中沒有多少民族矛盾和斗爭，從而也沒有什么民族性的比較與鑒別，這部小說所寫的內容是漢民族內部的“人民內部矛盾”。寫的是李自成當年的四大衛士胡、苗、范、田因一偶然的誤會導致了胡衛士與苗、范、田三位衛士之間的深刻矛盾和關系危機，進而導致了胡、苗、范、田四姓的后人之間長達百年之久的仇恨、復仇、反復仇的“生死鏈”。以胡氏后人為一方，以苗、范、田三姓的后人為另一方，長時期的相互沖突、追殺，血淚斑斑。從表面上看，這部小說講述的是尋常的復仇與奪寶的故事，再穿插一些愛情與報恩的花絮，加上小說敘述方式的獨特與技巧，使人眼花繚亂，十分的緊張、好看。
　　可是，再多的花絮也掩蓋不了一個殘酷得有些荒唐的事實，這是一個漢人的兄弟之間的“窩里斗”的故事。說它殘酷又荒唐是因為，其一，胡苗范田的先人乃是結義兄弟、情同手足、義薄云天，而他們的后人卻你死我活、糾纏不休；其二，胡衛士與苗、田、范四人都對李自成忠心耿耿，只因一個小小的誤會便導致了相互間的仇殺，并進而引起了長達百年之久的仇殺，其三，李自成的生命危機是滿清人造成的，因而胡苗范田的共同敵人乃是滿清人，但胡衛士及苗田范等人卻只認準了吳三桂這位漢奸，“保”他或殺他，總之是只要拿他開刀，而置真正的民族大敵于不顧，因而引起了胡與苗范田之間的誤會（這種誤會基于同一個認識的“誤區”）；其四，滿清仇人已經統治了中原故國，而胡、苗、范、田的后人居然無一人正面與滿清為敵、找清廷復仇，而是把仇恨的目標對準當年同胞兄弟的后人，對準自己的族人，對準“私仇”，而忘了“公敵”；其五，更加令人氣憤的是，為了私仇，田歸農、范幫主居然投向了“公敵”的懷抱，借大仇人的力量來對付同胞；其六，李自成當年留下的財寶明明是要做“舉大事”之用，而苗、田的后人以及天龍門南北二宗卻一心想盜取寶窟、中飽私囊，置大義、大事于不顧，完全被一己的私欲貪婪所支配；其七，小說中重點敘述的兩場戰斗，恰恰是兩場“好人與好人”之間的戰斗：胡一刀對苗人鳳，苗人鳳對胡斐。……這一切是如此的殘酷，如此的荒唐，卻又如此的深刻和真實。這些漢人與漢人英雄原來不過如此。原來正是如此！相比之下，胡一刀、胡斐以及苗人鳳還算是有俠士風、英雄氣的，至少要比卑鄙無恥、投敵賣友的田歸農和范幫主要強。但胡、苗之間偏偏被“仇恨”迷眼，斗殺不止，一死方休。尤其是后一場，明明是胡斐救了苗人鳳，明明是滿清的大內高手以及叛賣兄弟的范幫主要害苗人鳳，胡斐抓住了這些人，苗人鳳卻要胡斐放了這些人，非但不去報仇，卻要找胡斐的麻煩。因為胡斐在情急之下與苗人鳳的女兒苗若蘭躺在一張床上，令苗人鳳氣急敗壞，從而置大敵、真敵、大義、真義于不顧，一心要追究胡斐的“非禮”，從而造成了兩位好人之間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殘酷局面。這是一種令人匪夷所思的情境：苗人鳳算什么他媽的大英雄！？……可是，仔細一想，又覺得，苗人鳳正該是這樣的苗人鳳；胡、苗、范、田正該是這樣的胡、苗、范、田。他們是漢人哪！不然一部漢民族的歷史從何寫起？
　　　　二
　　金庸對漢人的民族性的反思和對漢人的文化人格的諷喻幾乎形成了一種下意識，滲透入小說的敘事過程之中，滲透于小說的人物形象的塑造之中。
　　在對《書劍恩仇錄》的分析中，我們只著重了對紅化會與木卓倫部這兩個政治軍事集團的總體性的比較。在這部小說中，兩個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比較也是耐人尋味的，別的不說，就說愛情表達的方式及其婚姻觀念，也是明顯的“漢不如夷”的。在陳家洛與霍青桐、喀絲麗姐妹的愛情關系之中，老實說陳家洛是對不住這一對異族姐妹的。而且，在大膽地表達愛情、追求愛情方面，陳家洛以及其他的漢人更是望塵莫及、慚愧汗顏。木卓倫部有公開的“偎郎大會”，讓青年男女公開地歡聚，大膽地追求自己的愛情、表達自己的心意情感。這種令人心神俱醉的場景對于漢人而言，象是夢境一般。相比之下，漢人的愛情與婚姻無疑要保守、落后、不幸甚至殘酷得多。比如陳家洛的母親徐潮生，明明愛的是于萬亭，卻被父母之命嫁給了陳世倌，從而造成了一生的不幸。又比如袁士霄與關明梅這一對師兄妹之間，明明可以“自由戀愛”（這已是大大的理想化了），卻終于因為不習慣于這種自由，又拙于表達與理解，平直的大路也被曲折的心理弄得曲曲彎彎、別別扭扭，乃至于最終天各一方又咫尺天涯。終于不成眷屬。更不必說漢人余魚同對于已婚的駱冰的那種幽暗而又殘忍的愛戀了，就算是文泰來與駱冰、徐天宏與周綺這兩對“幸福”的“典范夫婦”，究其真也只是“恩情”多于“愛意”而已。與阿凡提這位少數民族的異人的夫婦之間的愛情婚姻的情景相比，那真是愧煞人又羨煞人。如前所述，作者對于少數民族的愛情表達方式及婚姻生活的幸福情景的敘述與描繪，或許不無理想化的成份，然而相對而言的漢人的愛情與婚姻的敘述與心理揭示卻是異常真實的。作者對“夷人”的這種理想化，正是為了要為漢文化及漢人的不幸樹立一種鮮明的對比參照系。目的與動機乃是對漢文化的批判及對這種生活狀態的不滿。這種不滿和批判被深刻地揭示出來了，金庸的敘事目的就已經達到，在這一方面，陳家洛與霍青桐姐妹的愛情關系及其發展過程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限于篇幅，我們對此不能進一步展開分析。
　　最能說明問題的，也許還是小說《倚天屠龍記》中的幾位年輕的女性形象，即圍繞在主人公張無忌身邊的四位姑娘，趙敏、小昭、周芷若和殷離。在小說中，不同民族的民族性以及不同民族的人的文化品格與文化心態，會集中地、突出地體現在具體的人物形象中，從而不同的人物形象便有了不同的典型意義。
　　不知是出于偶然還是必然，《倚天屠龍記》這部書中的四位姑娘，恰好有兩位漢人，兩位異族（趙敏是蒙古族，小昭的血統比較復雜，她的母親是漢人與波斯人的女兒，父親是朝鮮人，算起來她有１／４的漢人血統，而有３／４的異族血統，所以大致上應該算是異族）。問題不在這里，而在于小說中的兩位異族的少女都是可愛的形象，而兩位漢族少女則是“可怕”的形象。不論作者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事實是如此：趙敏、小昭是可愛的、心理健康的；而周芷若、殷離雖然美麗，卻又是可怕的、心理變態的。
　　我們可以進行較為詳細的比較，這四個姑娘的共同點，是她們都很美麗，都愛張無忌，而且張無忌也愛她們。她們的不同點，那就各有各的不同了。我們這里只著重于民族性的比較，先比較趙敏和周芷若。按說趙敏與張無忌之間最為無緣，即使產生愛情也最為無望，但小說的最后卻偏偏讓趙敏與張無忌結成了伉儷，之所以如此，除了命運的安排，更主要的就是由趙敏的民族性格決定的。張無忌幾乎可以忽略不計，這家伙是一個好人，卻又是一個糊涂蟲，是一個拙于表達、心慈面軟而又沒有選擇意識及主觀能動性的人－－正如大多數漢人青年一樣（這也是民族性及生活文化方式決定的）。在四個姑娘中，趙敏的不利因素有三，一是認識張無忌最晚（周芷若最早）；二是生為蒙古公主，與張無忌是民族仇人，亦是張無忌的事業的對頭；三是她曾率領部屬大大地得罪過漢人英雄，其中包括張無忌的師伯、師叔及其他的親朋故舊。她最終獲勝的原因也有三條：一是勇于表達、不羞不臊；二是視榮華富貴為糞土，委身下嫁；三是愛情至上，超越民族仇恨，離別父母兄弟（說叛離也行）。若非如此，這位有情人可與心上人成為眷屬？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周芷若，她認識張無忌最早，關系最近（同一陣營），而且形勢對她最為有利，可是由于命運的安排及她的性格的固有的弱點，使她與張無忌終于咫尺天涯。她的性格的弱點－－與趙敏形成鮮明對照：一是怯于表達情意，只能玩點子暗示；二是不敢違抗師命，從而做出了欺騙張無忌的事；三是不能忘情于世俗的榮華富貴，反而一心想往上爬，要當峨嵋派掌門、明教教主夫人，進而還想對皇后娘娘“取而代之”。總之恰好是趙敏的反面。更不必說她“失戀”之后的心胸狹窄、怨毒、殘忍陰暗、變態等種種瘋狂病癥了。
　　小昭和殷離形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對比。小昭溫柔如水，對張無忌一往情深，而且心胸廣闊，勇于獻身；而殷離卻性烈如火，燒昏了頭，終于不識張郎是張郎，而且瘋狂變態，以做惡為樂，具有畸型的占有欲和明顯的病態心理，兩人最終都離開了張無忌，但小昭是為了救張無忌而獻身遠別，從而可歌可泣；而殷離卻是精神恍惚、病癥已深，以至于當面錯過，只能讓人哀之嘆之。
　　趙敏和小昭的可愛不必說了。周芷若、殷離的不可愛、乃至可怕卻要多說一句，我們將一切罪責都推到兩位年輕的姑娘身上，那是不公平的，而且也有違于作者的主觀愿望及同情心。真正的罪魁禍首必須到民族性及其民族文化中去找。周芷若、殷離兩人是典型的漢家姑娘，卻因此有著不幸的命運。周芷若的命運決定于她的師父滅絕師太，這位以“滅絕”為名的老師太“正直”得十分殘酷、糊涂得十分霸道、嚴格得明顯的變態。她置民族仇恨的大義于不顧，而一心要對明教這一“邪派”異己滅而絕之，與其說是為了正義，不如說是為了門派的私仇（在金庸的小說中多次出現這樣的主題情境）。因而不僅以“毒誓”逼迫了周芷若，以“掌門”誘惑了周芷若，實際上還以平時的言傳身教影響了周芷若的個性與心理、培育了她的畸型的價值觀念。殷離的精神變態的原因則更為明顯、也更為簡單，是對漢人的一夫多妻制以及“無情”的婚姻的一種強烈的逆反心理，造成了她的偏激的行動，從而影響到她一生的命運，以及個人心理的畸變，看起來是一位特殊性格的人物的一種偶然性的遭遇，實際上是一種文化價值體系及其民族生活方式的必然產物。她的不幸，是其父親娶了姨太太引起的，更是這種社會體制與觀念造成的。由此深入下去，我們才能看到金庸小說的思想的真諦。
　　到了《天龍八部》，金庸的思想境界更進一步提高了。明顯的例證，是對民族矛盾及其民族國家之間的沖突，有了新的思想認識和新的處理方式。即不再囿于狹隘的漢民族的“民族主義與愛國主義”，而是上升至中華民族的整體利益的考慮，更多地傾向于和平主義及民族的和睦與團結，推行“國際主義與和平主義”。從而超越了狹隘的民族矛盾，并對戰爭與和平有著新的思考，只有和平才是合乎人類各民族的整體利益的最大的“正義”。這當然是一種現代人的思想，作者將其貫注于對古代歷史人物故事的敘述和描寫之中。這對于武俠小說而言，是一種不可忽視的、有著決定意義的根本性的主題變革。
　　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在這部小說中塑造了一位頂天立地的英雄形象（這是一位真正意義上的大英雄、而非傳統的俠士形象）－－蕭峰－－他是一位契丹人，一位異族英雄。這實在是一改傳統，反了乾坤。
　　熟讀金庸所有武俠小說的讀者或許會有一種同感：蕭峰其人恐怕不單是《天龍八部》這一部小說中的大英雄，而且還是金庸所有的小說中的“第一好漢”，是一位舉世無雙的英雄。
　　然而他卻是一位契丹人。
　　這對于具有傳統思想觀念及民族自尊心的漢人讀者來說，肯定是一個不小的刺激。除非我們的思想境界都提高到了“中華民族”的大境界，或者，漢人的民族心理已經茫然、盲目或麻木。又或者，依照我們慣有的那種喜歡投機取巧以及“精神勝利”的心理慣性，會因為蕭峰“畢竟是接受漢文化的滋潤和薰陶而成長起來的”而感到竊喜或慶幸，甚至以為這正是我們“漢文化的勝利”。
　　可是，蕭峰依然是契丹人。他流的是契丹人的血，而且具有契丹人豪邁強悍的英雄本色。我們固不應謹守“血統論”的陳規俗念，而應考慮到民族融合、尤其是民族文化的融合的優勢與現實，但我們又不能忘了，正是書中的漢人，因為個人的某些私欲與私憤（又是如此！）以及一些僵化教條的觀念、加上膽小怯懦的心理，而將“喬峰”逼成了“蕭峰”，將一位具有俠士情懷的丐幫幫主逼成了一位滿懷孤憤不平而又終于自我超度的異族英雄。這不正揭示了漢民族的民族性及其民族心理的隱秘么？蕭峰的英雄氣概及其豪邁精神的光芒，映出了無數漢人武士、俠客、江湖人物的形象的低矮、卑污及其心理的狹隘、盲目和愚蠢。直至蕭峰之死，遼王耶律洪基固然莫名其妙，在場的無數漢人武士，也沒多少人真正理解這位英雄，只有一位丐幫長老吳長風說了一句明白的公道話：“蕭大俠，我們這些漢人都不如你！”－－這句話也正是作者要說的。作者之所以要這樣寫、這樣說，那是因為他對漢人及漢文化的痼疾隱秘知道得太多、看得太深、太透了。《天龍八部》一書，多半就寫的是這些。那種種人欲橫流，無人不冤的瘋狂人世，正是漢文化世界的深刻的寓言。作為蕭峰的結義兄弟的虛竹，一方面是“想做和尚而不得”（想逃避），另一方面則又是“深迷于溫柔富貴之鄉”（還是逃避），且不說他的為人的迂腐和思想觀念是何等的矛盾。而蕭峰的另一位結義兄弟、半個漢人段譽（他的母親是擺夷人）也至多不過是一位“性情中人”而無半點英雄之氣。這樣的人無疑不能拯救世界，其余的人更是等而下之，不足提及。
　　　　三
　　在金庸的小說中，或許有一個人能與蕭峰相比，那就是《射雕英雄傳》的主人公郭靖。郭靖是金庸小說中的“第一俠士”，蕭峰是“第一英雄”，兩人各有千秋。而郭靖是地地道道的漢人，這或許可以稍許平衡一下我們的心態。
　　不過，有一個問題必須提出，那便是俠士與英雄的差異。兩者之間，我們或許會敬佩俠士，卻傾心于英雄，郭靖固是了不起，卻不能令我們心折。進而，郭靖的形象滲入了過多的作者的主觀理念，多少有些人為的痕跡，可以說是一種“理念形象”，而蕭峰則是真正鮮明生動的“本色英雄”。這不僅只是一種藝術形象及其藝術方法的區別，同時也包含了民族文化的根本的差異，郭靖年紀不大，卻總使人覺得這位仁兄老氣橫秋（這正是民族性使然），蕭峰雖然年過三旬，而又飽經滄桑變故，卻始終生氣勃勃、英氣勃勃、無與倫比（這是一種理想人物的參照系）。
　　進而，還有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是蕭峰這位契丹人是在中原長大的，而郭靖這位漢人卻又是在蒙古草原上長大的，看起來恰好扯平。但“文化”只是育人心、腦、培養人的價值觀念，卻不能同化人的血脈。是以，孰為俠士，孰為英雄，可以說是“命定”的，幾十年的生活能改變人的觀念，卻不能“化”掉人的血脈。
　　更進一步，蕭峰與郭靖的這種交叉替換，你到中原，我到草原，都生活在異族中間，當然不僅僅是為了“扯平”，甚至也不僅僅是為了傳奇，而是作者的一種獨特的思想觀念的反映，即文化交融與文化的選擇、優生、再造。這是一種深刻的思想。按通俗的說法，是對民族特性與文化環境的深刻思考。這就不僅僅只考慮人物的民族血統了。漢人的血統和文化不見得壞，卻只有到蒙古苦寒之地才能開出真正的俠士之花來，只有與蒙古人的民族性格及其文化精神交流與融合，才能培育出郭靖這樣的一代俠士。反之亦然，蕭峰若非接受了漢文化的培育和影響，至多不過是一個未脫粗陋的蕭遠山罷了。由“遠山”而及“峰”者，中原文化自有一份獨特的功勞。
　　由此可見，金庸對漢民族文化的批判與反思并非是要全盤否定，更不是要搞民族虛無主義（這不必舉例再說）。金庸小說中更為重視的，乃是特定的文化環境對人物的影響。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射雕英雄傳》中的楊康，生長在金國的王府，這種異族文化影響使他成了貪戀榮華富貴的小人和出賣祖宗故國的漢奸，可我們又怎能怪他呢？《天龍八部》中與蕭峰一度齊名的慕容復，同樣是異族而定居于漢人中間，卻因一心一意要復辟早已滅亡了的大燕國，一心一意要做皇帝，因而汲取的是漢文化的特定的一類，機巧奸詐、陰險殘忍，終于變成了一個妄想狂。這一筆帳，恐怕“王孫血”與“漢文化汁”要各占一半。存在決定意識，環境創造人，豈能推脫？
　　說到對中國文化的反思與批判，當然要首推金庸小說創作的最后一部書、也是最好的一部“蓋頂之作”《鹿鼎記》。在文化的反思與批判這一方面，《鹿鼎記》可以說是集大成的、無與倫比的。小說的主人公韋小寶稱得上是中國文化的“千古奇人”。不客氣地說，魯迅先生筆下的阿Q這一形象，比起韋小寶來，無論是生動性、豐富性、深厚性及深刻的程度，都是小巫見大巫。韋小寶的父親到底是誰，至今仍是一個謎，但他的典型意義卻絲毫也不會受到影響。之所以稱他為千古奇人，不僅是因為在文學史上前所未有，更因為他是中華千古文化源流所孕育出來的精靈式的怪胎。對于此人的性格及其文化價值，我們在以前的文章中已略有涉及，而要詳盡地解剖這一文化生物的獨特形象，則恐怕要寫出一部、乃至幾部專書才行，這篇文章的篇幅已盡，不如就此打住。也給讀者留下一個小小的懸案，以待他時，下回再做分解。
　　
　　
　　
通俗文學評論武漢054-0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墨19951995 作者：通俗文學評論武漢054-061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陳墨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5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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