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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大地上曾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鄉村教育運動，一大批知識分子走向農村，試圖通過鄉村教育、鄉村建設的途徑，挽救中國的危亡，使中華民族重獲生機與活力。他們殫精竭慮、躬身力行，提出了一個又一個鄉村教育的方案，進行了長達十余年的實驗實踐活動。但最終的實踐證明，試圖通過教育救國這條路是行不通的，他們的理想一個個都破滅了。斯人斯事已逝，然而今天抹過歷史的塵煙我們依然會發現，六七十年前的鄉村教育運動在中國教育史上依然是一朵絢麗的奇葩。關于鄉村教育運動前人研究已然很多，本文擬就鄉村教育特別是教育家教育思想及理論的形成做一歷史回顧，試圖在歷史的回顧中能夠得到一些啟發與借鑒。
    　　一、瀕臨“崩潰的鄉村”
    　　——中國鄉村悲慘的命運
    （一）物質的貧困
    辛亥革命以后，中國長期處于戰亂之中。由于政治體系紊亂而導致的水利失修，人為破壞，致使自然災害頻繁，天災人禍不斷肆虐農村。地主的盤剝、兵匪的劫掠、官府的苛捐雜稅、老天的旱澇飛蝗，所有這一切，使農村生產處于崩潰的邊緣。農民的貧困化也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據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的研究，農村的農民整體生活在貧困線上[1]。一旦遇上災匪兵荒，大量農民背井離鄉，四處逃荒，田園荒蕪，茫茫千里，雞犬不聞。1928年至1930年，陜西一省外逃農民即達723萬之眾。1931年，全國3/4的縣發生大水災，泡塌房屋占原有房屋的45%，農民流離失所者達40%。1935年，據國民政府中央農業實驗所22省1001縣調查，全家離村的農戶達192萬戶，占總農戶的4.8%[2]。
    （二）精神的貧困
    回顧20世紀初的中國歷史，整體說是紛繁多變的。隨著清王朝的覆滅、民國的建立、張勛搞的復辟、袁世凱的稱帝，乃至1919年的五四運動，短短的十來年中，鬧劇與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然而在處于社會底層的農村，舊的思想雖被打破，新的思想信仰卻并未樹立起來。革命、民主與科學于農村依然是一個遙遠的影子。美國學者奈特·畢乃德曾撰文稱，“在20世紀最初的20年里，中國的特征是意識形態的混亂”[3]。為什么在20世紀初的中國農村會出現這樣的精神貧困呢？要知道，即便是在封建社會，中國農村也曾以“耕讀傳世”而著稱。農村，歷來是社會的基礎，具有豐富的文化底蘊。近來不斷有學者對于這一歷史現象做出研究，研究表明，造成20世紀初中國鄉村精神貧困的原因部分在于科舉的驟然廢除與新學堂的倉促建立。科舉制的急忙廢止引發急劇的社會震蕩，導致了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資源與新時代的價值之間的一次最重大的文化斷裂[4]。在科舉的時代里，由于有科舉的階梯，農村和城市有著有序的人員流動，科舉是造成社會科層流動的動力之一。一俟科舉廢除，新的學堂接替了舊式科舉的任務，眾多讀書人都以進入學堂作為進身仕途的階梯。然而取法歐美的新式教育及其教育內容卻并不能實現他們的愿望。如梁漱溟所言：“數十年來，與此鄉村社會不切合的西式學校教育，是專門誘致鄉人于城市，提高他們的欲望而毀滅他們的能力。”[5]在教育體制的轉軌過程中，鄉村的讀書人紛紛離去，有錢的出國留學，其次的進了都市，再次的也去了城鎮。
    這樣，政治的惡化，經濟的破產，文化的流失，20世紀初的中國鄉村，好似一個被抽空了靈魂的軀殼，奄奄待斃，中國的農村的確到了崩潰的邊緣。
    　　二、“中國的出路在鄉村教育”
    　　——先知的覺醒
    20世紀初的中國鄉村瀕臨崩潰，然而一大批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涌現出來，造就了轟轟烈烈的鄉村教育運動，成就了一大批鄉村教育家。他們對于中國的鄉村都有著清醒的認識和批判，都認為“中國的出路在于鄉村教育”。
    黃炎培1921年在《〈農村教育〉弁言》一文中指出：“今吾國學校，十之八九其所施皆城市教育也。雖然，全國國民之生活，屬于城市為多乎？抑屬于鄉村為多乎？吾敢斷言十之八九屬于鄉村也。……吾嘗思之，吾國方盛倡普及教育，茍誠欲普及也，學校十之八九當屬于鄉村；即其所設施十之八九，當為適于鄉村生活之教育。”[6]對此，陶行知深有同感，他認為，“教育是國家萬年根本大計”[7]，“中國以農立國，十之八九住在鄉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間去的運動，就是到鄉下去的運動”[8]。晏陽初說：“在定縣，我們研究的結果，認為農村問題是千頭萬緒。從這些問題中，我們又認定了四種問題是比較基本的。這四大基本問題，可以用四個字來代表它，所謂愚、貧、弱、私。”[9]針對以上四大病癥，晏陽初他們研究出“四大教育”之法，這就是：以文藝教育攻“愚”，培養平民的知識力；以生計教育攻“貧”，培養生產力；以衛生教育攻“弱”，培養強健力；以公民教育攻“私”，培養團結力。梁漱溟在經過對中國鄉村的考察后強調說：“今日的問題正為數十年來都在‘鄉村破壞’一大方向之下；此之問題解決唯有扭轉這方向而從事于‘鄉村建設’——挽回民族生命的危機，要在于此。……總之，只有鄉村有辦法，中國才算有辦法，無論在經濟上、政治上、教育上都是如此。”[5]在眾多的鄉村教育家中，余慶棠可謂是閃亮的一位，不僅僅因為她是一位女性，更重要的是她從自己的調查和研究著手，指出中國農民的缺點（缺乏知識與技能；缺乏心理的交通；缺乏組織能力；缺乏創造的精神）和優點，對于農村教育、農村的振興具有熱切的期盼。她認為，“吾國是以農立國，而農民又占中國人口的最多數，所以中國農村衰落與農村經濟崩潰，就是全國經濟的崩潰。要救濟農村衰落與經濟崩潰，要從行政上著手。行政分為普通行政與教育行政……希望此后政府注重鄉村教育，增進農業教育，實行勞動教育，使個個農民都受教育，使個個學生都勞動化……如果有一百萬以上的同志，能夠個個都到鄉村里去，那末，全國二三十萬的鄉村，在有智識者的領導之下，盡量的可以增進他們的生產，改善他們的生活。”[10]
    　　三、成長的足跡——鄉村教育理念的形成
    先知并不是天生的，他們的教育思想從何而來？他們的鄉村教育理念是如何形成？對這一歷史問題進行考察，或許會得出些有趣的發現。
    晏陽初的鄉村教育理念最早始于一戰時期在歐洲戰場上教習在法華工識字的活動。1918年6月到1919年6月間，晏陽初響應美國青年戰時工作會的號召，到歐洲戰場上為華工服務。服務期間，晏陽初深感在法華工缺乏基本的文化知識，于是在華工中間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識字教習活動，正是這一時期的教育活動奠定了他后來乃至一生的教育信念與理想。正如他后來所說，“這一段，正是我一生事業的開端”[11]。1920年，晏陽初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碩士學位，雖然他還可以繼續在美讀書，他卻決定回國。他說：“美國的富裕和民主，更使我深慚中國的貧窮和落后……要在中國建立民主政治和安樂社會，非一舉可成，而當從基層做起，掃除文盲，普及教育。”[12]正是從此時開始，晏陽初已樹立起“普及教育”、“教育救國”的思想，他認為，“那是一個惶惑動蕩的年代，舊的制度和觀念在解體，有志之士紛紛想在新時代中一顯身手”[12]。
    陶行知的鄉村教育理念的真正形成較晏陽初晚，盡管與晏陽初相比，陶行知更早從事教育學習與研究——他于1914年到1917年在美國學習期間曾系統學習教育管理課程并通過教育博士考試。陶行知的教育理念的形成可追溯到1914年，當時陶行知就讀于金陵大學。陶行知以《共和精議》為題撰寫畢業論文，在其畢業論文中他指出“共和之險象”非“共和之罪”，而是由于“人民之愚昧惰性”、“程度不足”，挽救共和的希望在教育，“人民貧，非教育莫與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與智之。黨見，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3]這可以說是青年陶行知教育救國理想的系統表述。陶行知學成回國后，曾先后在南京高師、東南大學任職任教，還在《新教育》雜志任編輯，中華教育改進社任干事。1919年至1921年杜威在華期間，陶行知更是鞍前馬后為宣傳杜威的教育思想而奔忙。正是這一時期，陶行知積累了豐富的教育理論知識，接觸了科學的教育方法，為其教育理念的成熟奠定了基礎。1923年，陶行知經朱其慧介紹認識了晏陽初，隨后即回到南京組織了南京平民教育改進社。隨后陶行知和晏陽初等人組成了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以晏陽初為會長，兩位鄉村教育的領軍人物終于走到了一起，從此，鄉村教育運動便拉開了帷幕。“回到鄉村，到農民中去”，陶行知終于找到了自我的目標。他在給妹妹的信中說：“我本是一個中國的平民。……經過一番覺悟，我就像黃河決了堤，向那中國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來了。”[14]這可以說是陶行知鄉村教育思想形成的真實自白和宣言。
    梁漱溟在鄉村教育活動中是位后來居上者。他的鄉村教育活動起步較晚但是功效顯著，影響也大，與晏陽初并列二三十年代鄉村教育家之首。其實，縱觀梁漱溟坎坷的一生，他的本意并非是要做一個教育家，他的理想目標幾乎與中國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一樣，是要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要做一個政治實踐家。從梁漱溟的鄉村教育活動的性質來看，他所倡導實驗的鄉村教育更多的具有政治改造的意味，其本人在后來更被稱為“中國最后一個儒家”。然而，無論主觀愿望與否，梁漱溟畢竟將其畢生的大多數精力與時間用在了教育上，特別是鄉村教育運動中去。作為鄉村教育的一支，梁漱溟必定有其獨特的教育理念及其教育思想的形成發展歷程。
    與上述晏陽初、陶行知的成長經歷完全不同，梁漱溟不曾入過教會學堂，亦未曾出國留學，且沒有受過正規大學教育。1917年，蔡元培聘請梁漱溟到北大講印度哲學，積極闡發儒家思想。直到1921年發表成名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他才從文化對比的角度對中西教育進行比較，較為系統地闡發自己的教育思想。1921年末，梁漱溟應邀分別前往山西和山東演講。在山西的講題是《東西方教育的不同》，在山東的講題為《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在這兩度演講中，梁漱溟從東西教育的不同，論及東西方文化之異趣。由此，判定中國教育在面對西方化對東方的“節節斬伐”下如何保持“自我”應持的基本態度。“蓋西洋教育著意生活的工具，中國教育著意生活本身，各有所得，各有所失也”[5]。梁漱溟通過對東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目的的分析和研究，基本認定中國教育未來發展的必由之路不是步趨西方之后，而是重新回歸到中國本來的模式。正是基于這樣的理想，1924年，梁漱溟辭去北大教職，赴山東曹州辦學，籌劃創辦曲阜大學。擬“取東方的尤其是中國的學術暨文化之各方面作一番研討昭宜的功夫，使它與現代之學術思想接頭，發生一些應有影響和關系。”[15]由上可以看出，當1923年晏陽初、陶行知等人已做好鄉村教育觀念轉變的時候，梁漱溟仍然視教育為保存、發展中華學術之工具，還不曾轉到鄉村教育上來。然而，梁漱溟教育思想的轉變也是迅速的。1924曹州辦學未獲成功，梁漱溟回到北京與熊十力及德國人衛西琴共辦私人講學，共讀共研。1926年9月，在北伐運動的感召下，梁漱溟南下上海、南京、廣州考察中國的政局，并赴江蘇徐公橋、南京曉莊、河北定縣考察黃炎培、陶行知、晏陽初的鄉村運動事業，深感民族的唯一出路，全賴鄉村的興盛，只有替農村尋求到新的生命，才能為中國的全社會找到新的生命。1928年梁漱溟在廣東省立第一中學講演時說：“所謂鄉治者，是我認為我們民族的前途的唯一出路；因為構成中國社會的是一些農村……設或農村沒有新生命，中國也不能有新生命。我們只能從農村的新生命里來尋求中國的新生命；卻不能希望從中國的新生命里去求農村的新生命。我的所謂鄉治，就是替農村求新生命的辦法。”[5]正是這一認識，成為梁漱溟畢生奮斗的目標。
    　　四、信仰的皈依——一個有趣的考察
    在考察鄉村教育家的教育思想的時候，我們會問，究竟是什么內在的、隱性的東西促成他們形成了這樣的理想與信念？是什么來支撐他們這樣殫精竭慮地投身于艱苦的活動實踐中去？在研究中我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那就是他們的信仰——早期成長中的信仰因素。晏陽初、陶行知、梁漱溟都曾經有過自己的宗教信仰。在這里我們做一簡略的回顧與比較。
    晏陽初，童年時生活于巴中基督教教風頗為濃郁的氣氛中。父親曾受巴中福音堂聘請，担任華文教師，常攜晏陽初出入教堂，晏陽初頗受西籍傳教士喜愛。13歲在教會創辦的西學堂求學，師從英國傳教士肄習西學。1904年，晏陽初自發地領受洗禮，成為一位虔誠的基督徒。1907年，晏陽初在西學堂畢業，到成都華美高等學校進修，在華美高等學校學習期間，認識了一位成都的傳教士史梯瓦特。晏陽初曾說，“他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象征著基督的犧牲自我，以德報怨”。“關系我以后的生活和思想發展”[11]。在香港大學讀書期間是晏陽初人生觀的重要形成時期，他在香港大學選擇的專業是文科的政治系，在當時是并不被看好的專業，他之所以有這樣的選擇，內中亦有其基督教的因素在。晏陽初在《九十自述》中闡述道：“香港的環境和個人的經歷，使我深體國弱民貧的悲哀。如何育民、富民以為強國之本，這大問題往往縈繞我的腦際。這問題牽涉很廣，國民經濟和政治組織是其中的大端。要想負起改造中國的責任，必須具有政治和經濟學的基本知識。一向相信事在人為，而且基督教的戰斗精神和積極的人生觀深入我心。”[11]如果拋開早期教育思想研究的局限，縱覽晏陽初的教育實踐活動，從20世紀20年代到60、70年代，晏陽初的教育活動一直與基督教會組織有著密切的聯系。由上我們不難看出，晏氏的鄉村教育思想與活動與基督教的“犧牲精神”和“戰斗精神”有著極深的淵源。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古城徽州城西，當時徽州城里設有耶穌教內地會。陶行知的父親為會員，母親因家境困難到教堂幫傭。教會所辦崇一學堂的校長英人唐俊賢見陶行知聰明勤學，免費讓其入學。1909年陶行知經由唐俊賢介紹考入南京匯文書院，1911年入金陵大學文科就讀。讀書期間，基督教教義的課程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13年，由于辦大學的傳教士教職員的引導，他自己又讀了簡克斯的《耶穌生活與教導的政治與社會意義》，陶行知受洗入教[16]。在陶行知的成長過程中深受基督教的教義、王陽明的唯心主義哲學、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以及馬克思主義等多種思想信仰的影響。那么，陶行知的受洗入教究竟在其教育思想形成和教育活動中占多大的成份，受多大的影響，我們不得而知。美國學者休伯特·o·布朗認為陶行知的教育思想與活動，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皈依基督教福音的影響”。“毫無疑問，陶受到了進步主義的影響，但卻是略似太陽的引力使掠過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發源頭和歸宿是在別的地方。”[16]
    梁漱溟曾稱自己“二十學佛”。1911年，梁中學畢業后，到《民國報》當記者。時值辛亥革命爆發，有機會熟悉了許多政治人物與事件，為他認識社會提供了不少幫助。由于理想與現實的沖突，梁漱溟內心痛苦不已，遂生遁世思想，曾兩度自殺未遂。旋醉心于佛家，潛心研究佛學。寫成《究元決疑論》，批評古今中外各家學術，而獨崇佛家，縱論出世主義哲學。縱觀梁漱溟的鄉村教育理論與活動，梁早期所沉醉的佛學是否與其有淵源呢？回顧梁漱溟的教育思想和活動，我們會看到真實的一面。在1921年，他發表了著名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為五四運動以來的文化大討論提供了新的獨特的視角，也奠定了他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學術地位。在該書中，梁漱溟通過對東西文化的歷史考察，構建了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現說”。他認為世界文化發展有三條不同的路向：第一路向以西方文化為代表，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第二路向以中國文化為代表，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基本精神；第三路向則以印度文化為代表，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為其根本精神[17]。這三種文化無所謂好壞，只不過走的路向不同而已。按照他的這一文化發展程式，梁漱溟認為繼西方文化興盛之后，世界文化的發展趨向必定是中國文化經過現代化改造以后的復興。正是基于早年的自學西學，醉心佛學以及融會中學，形成了梁漱溟獨特的教育理論與思想，即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與改造以及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擷取奠定了梁漱溟的鄉村教育理念。那么，梁信仰的皈依在什么地方呢？毫無疑問，是儒家思想。如果我們稱儒學為“儒教”的話，梁漱溟也可謂有著宗教信仰的皈依了。
    　　五、思考與啟示
    （一）鄉村教育問題仍然是中國社會現代化發展亟需解決的問題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80%人口在農村，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始終是我國經濟發展和現代化建設中關系全局的根本問題。同時，農村教育問題也是制約我國現代化發展的一個關鍵性問題。江澤民同志在1999年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曾強調指出：“特別是要高度重視發展農村教育事業，我國12億人口中，9億在農村。廣大農村人口能否接受良好的教育，是一個直接關系到農村實現小康和現代化的大問題。”
    （二）教育的活力在于創新
    回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鄉村教育，之所以轟轟烈烈，各具特色，在于教育家因地制宜的創新活動。黃炎培主張用職業教育振興中國農村，發展農村生產，改善農民生活。陶行知改造鄉村的理論結構是：以鄉村學校作為改造鄉村生活的中心；以鄉村教師作為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以鄉村自治作為改造鄉村組織的保證。晏陽初的思路是：通過“平民教育加鄉村改造”，實現“除文盲、做新民”之目的。鄉村教育思想的一大重要特色就是“三發”原則：發現、發明、發揚——開發農民的智慧。梁漱溟認為鄉村建設要建起新的鄉村文化禮俗，恢復倫理本位的社會秩序。風格迥異的鄉村教育運動留給我們今天最大思考即在于其創新性。當今中國的農村教育如何呢？曾有人戲言，“一樣的教材，一樣的標準，甚至一樣的作息時間表”。殊不知在偌大的中國，由于地域性的差異，各地有其特殊的地方特點，教育要發展，必須要因地制宜。改革開放以來，由于經濟發展速度的差異，客觀上已經造成東南部、中部和西部的地區差異，城市與農村的差距也越拉越大。如果硬性采取“一刀切”的教育方針，一定會挫傷地方發展教育的積極性，阻礙教育的正常發展。那么，中國教育，特別是農村教育發展的出路在哪里？答案在于創新。2002年9月8日，江澤民同志在北京師范大學建校一百周年大會上關于教育創新發表了重要的講話，他指出：“當今時代，科技進步日新月異，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各國之間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是民族創新能力的競爭。教育是培養人才和增強民族創新能力的基礎，必須放在現代化建設的全局性戰略性重要位置。”“要完成這一歷史任務，必須不斷推進教育創新。教育創新，與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一樣，是非常重要的。”“進行教育創新，首先要堅持和發展適應國家社會發展要求的教育思想，關鍵是通過深化改革不斷健全和完善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教育體制。”
    　　（三）信仰與追求——教育家成長的基石
    回顧鄉村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與理念，我們不難看出，崇高的信仰與不懈地追求是成就教育家的基石。為了達到“改造鄉村、再造民族”之目的，最終實現民族復興之大業，陶行知曾立下宏愿：“我們的新使命，是要征集一百萬個同志，創設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叫中國一個個鄉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來造成中華民國的新生命。”[7]晏陽初終生從教，推廣平民教育，影響波及全球。早期的這些教育家的這種悲天憫人的奉獻精神，他們對于理想的執著追求，對于信念的不懈努力，給后來者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凡是有志于教育改革、教育探索、教育實踐創新的教育工作者都可以從這些教育家的身上得到有益的啟發。
    歷史是一脈蘊涵豐富的富礦，筆者對于20世紀初鄉村教育家教育思想形成的考察僅僅是掬富礦之一＠①，更深更廣的探索仍有待進行。對于鄉村教育的更深層的研究必將帶給我們以更多的啟示。
    字庫未存字注釋：
    　　＠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石家莊46～51G1教育學周谷平/陶炳增20052005在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鄉村教育運動對我國近現代教育思想與實踐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對農村、對平民的教育影響尤甚。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重新回顧鄉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對于當今的教育改革、教育創新及農村教育的發展有著有益的啟示與借鑒。鄉村教育/形成/回顧/思考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趙成亮/張麗Memories of a Friend in the Park周谷平，浙江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浙江　杭州　310028）
    陶炳增，浙江大學教育系、碩士研究生。（浙江　杭州　310028） 作者：河北師范大學學報：教育科學版石家莊46～51G1教育學周谷平/陶炳增20052005在我國近現代教育史上，鄉村教育運動對我國近現代教育思想與實踐產生過重大的影響，特別是對農村、對平民的教育影響尤甚。時隔半個多世紀之后，重新回顧鄉村教育思想的形成，對于當今的教育改革、教育創新及農村教育的發展有著有益的啟示與借鑒。鄉村教育/形成/回顧/思考基金項目：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03JZD0027)張東生/何華峰

網載 2013-09-10 20:57: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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