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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來，歷史小說的確表現出了卓異的風姿，取得沉實的成就。許多優秀之作，取材于歷史，但不止給歷史以形象的描繪，而是有探索，有創見，有藝術的動人光采。它們不再是某些歷史結論的演繹，簡單地、不乏生動地告訴人們一些階級斗爭、民族沖突以及君臣賢愚一類老故事，而是從政治、社會、文化、心理、哲學和人性諸多方面的視角，更深入更豐富地進入歷史，接近歷史的本來面貌，并從而引發對今人新鮮有益的啟示。一些歷史人物，也經由小說家的典型化創作，確立了令人信服的形象，或如評家所說，給歷史人物以性格定型。在先有《少年天子》（凌力）中的順治帝，較近期有《曾國藩》（唐浩明）中的主人公，可為例證。前者，一個在清初的政治生活中舉足輕重，在多種矛盾的重壓下奮力革新而終于失敗的悲劇人物；后者，一個封建末世的堅定護衛者和儒家文化的忠誠信奉者；他們充滿內在矛盾的性格，得到讀者的認可，似乎歷史上的順治和曾國藩就應該是這個樣子。不能不說，這是現實主義精神在歷史題材領域的深化，同時又是歷史主義精神在文學領域的深化。
　　我們當然不能籠統地說歷史小說走在了歷史研究的前面；事實上，作家們無例外地借助于史學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說，他們沒有依附史學，亦步亦趨地追隨在歷代史家和現代史家的后面；他們真誠地遵循文學真實性的原則，以獨立精神研究歷史資料，探索歷史真諦；他們憑借理性的和形象思維的運作，對歷史中活躍的人物尤為關注，包括其行為、境遇和精神狀態；因之，在某些方面對習以為常的傳統觀念是有所超越的。不妨再看看歷史小說的一些新氣象。
　　對中華大地內部發生的民族戰爭及其代表人物的評價和描寫。不少教科書、歷史演義、歷史故事、歷史遺跡說明，有意無意地表現了漢族中心觀念，對忠于漢族王朝的英雄人物或殉難者約定俗成地使用愛國主義者或相應的稱號。文學創作變換這種思路，代之以民族平等的觀念和一視同仁的筆調。各民族歷史人物，均以其歷史作用和帶給人民的實際利害而決定我們的感情態度。同樣是歷史人物，當然也都作為“人”來給予描寫。出版較早的《金甌缺》（徐興業），表現公元十二世紀宋金遼戰爭，但絕無民族偏見。遼軍將領耶律大石的英雄氣概和勇武韜略，是書中最為動人的篇章之一。取材于明末清初歷史生活的三部系列作品——側重于農民起義軍的《李自成》（姚雪垠），側重于清代前期帝王業績的《百年輝煌》（凌力），側重于南明王朝士子生活的《白門柳》（劉斯奮），都具有這樣的描寫特點。這里蘊涵了深刻的人民性思想及人文主義精神。而突破狹隘的漢族中心觀念，也在實際上排除了對“愛國”相沿成習的誤用。我們現在應該具有大中華的歷史觀，即在中華大地上生存和發展的各民族，都屬于中華浩瀚的歷史長河。
　　在表現封建體制內改朝換代、黨派集團之爭中，排除忠于一朝一姓的正統觀念和革新與保守的簡單劃分，著力于在重大的沖突中表現人的精神世界，人生體驗，人格人品和人性人情，并且盡力表現得深刻豐滿，具有個性風采。這是造成歷史小說最富有藝術魅力的地方。從我有限的閱讀范圍舉例，《則天皇帝》（吳因易）里那個時代的重要閣僚，如前期反對武氏主政的長孫無忌、褚遂良，后期武氏治下的賢臣狄仁杰、魏元忠；《汴京風騷》（顏廷瑞）里北宋神宗時代主張變法的王安石和反對變法的司馬光、蘇東坡；《百年沉冤》（顧汶光）里明朝末年忠于王室、作戰有功反被崇禎處死的袁崇煥；《戊戌喋血記》（任光椿）里晚清時代革新派代表人物譚嗣同們；作家都為深入刻畫人物的精神世界做了可貴的努力。這些作品中人物形象的動人之處，與其說是政治傾向及政治行動的成功與失敗，不如說更在于人性的光輝，人格的力量，感情的豐富與力度。某些悲劇人物的引人深思之處，也在其性格和精神世界之內。
　　當然，這里所說的人性人情、人格人品，絕非不著邊際的抽象物，而是滿含著特定的歷史內容、社會內容和文化內容的；不過，畢竟是時代的發展變化推動著人們價值取向的發展變化。試設想，宋、元換代之際，民族沖突和民族感情何等猛烈！明、清換代之際也是如此。清末民初的進步人士，大張反滿旗幟，是同推翻清朝所代表的封建制度聯系在一起的。當年人頭落地的事，今天人們的實際生活和感情態度同那時截然不同了。至于在一個王朝內部，奪取和維護誰家皇權的斗爭以及政見分歧，也都同我們相距遙遠了。因此，比如說忠于李氏大唐還是忠于武氏大周，推行青苗法還是反對青苗法，甚或忠于明還是忠于清，不那么重要了。是非是有的，界線就在是否有利社會進步和人民利益。而信念、氣節、操守、文明等為人品性和精神境界的內容則更能引起人們的關注和共鳴。有的人物令我們敬愛，有的人物令我們憎恨，有的悲劇性命運令我們同情惋惜，有的復雜性格令我們深長思之。文學將人提高，即在于此。
　　這就涉及歷史小說在表現人物上的有關創作問題了。我想說的是：其一，小說人物總是作家的獨特發現，是打上作家烙印的歷史人物。同一個人，即使史料翔實，史有定論，但在作家筆下仍然可以產生差異很大的藝術形象。小說中歷史人物的性格定型，獲得讀者廣泛認可，是一大成就，但沒有也不可能窮盡這個人物。一個稱得上歷史人物的人，可資開掘的蘊藏十分豐富，問題在于發現，所謂“見人之所未見”。其二，作家的寫人，不同于史家的記人。史家記人，記其大節，述其主導方面，揭示其歷史作用和意義。作家寫人，更重視展現人的靈魂，從而顯示歷史的風貌和特征。在作家筆下，人是諸種社會關系中的人，同時又是個性的生命。作家更注意于那些屬于人的精神世界、也作用于人的精神的東西。就當前創作情勢看，我以為，歷史小說不能過多地担負記述歷史的任務，人物形象應從闡釋歷史的重負中解脫出來。
　　托爾斯泰在《就〈戰爭與和平〉一書說幾句話》里，講過小說家和史學家的區別，他說：“史學家在表現歷史人物時，倘若罄盡其完整性及其在生活各方面關系的全部復雜性，他就做得不對。同樣，藝術家在表現人物時，如果總是從其歷史意義上著眼，他也就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務。”又說：“史學家有時必須稍稍扭曲真實，把一個歷史人物的全部行為歸結為一種思想”，“藝術家恰好相反，認為思想的單一性不適合自己的任務，他努力了解并描寫的不是著名的活動家，而只是人”。亦即他所說的，涉及生活各方面的關系的、全部完整性和復雜性的人。就歷史小說而言，這當然講的很在行。我們的不少歷史小說，人物仍然常常單一，單一于描述歷史事件、表明歷史主題的一個必要角色。我以為不足取。歷史小說，首先是小說，是小說藝術，是以描繪歷史上人的生活、深入并展示人的靈魂為己任的。如果重在表現人物的生平經歷，引出歷史經驗教訓，史家足可為，何用小說哉！
　　　　　　　　　　　　　　　　　〔作者單位：中國作家協會〕＊
　　
　　
　　
文學評論京40-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謝永旺19961996 作者：文學評論京40-49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謝永旺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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