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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新時期以來，中國哲學經過短暫的自我反思， 正在走向全面建設的發展道路。在這一過程中，由于哲學發展前提研究的缺失所造成的危害已顯而易見。中國哲學發展的前提研究，關鍵的是對中國哲學發展所面對的社會矛盾的分析研究。
　　哲學發展的前提研究可以從多方面展開。關于哲學的本性、哲學的意義、哲學的樣態、哲學作用于現實的方式等具有元哲學性質的理論研究，自然是哲學發展前提研究；對以往歷史的哲學思想的整理研究，對其他民族的哲學的翻譯、介紹，無疑地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研究。但當我們將這些問題放到當代中國的時空背景中進行思考時，我們卻發現，對所有這些問題的認識、把握，又為另外的一些東西所左右。這些前提研究中隱藏著或自覺或不自覺的前提。這些自覺不自覺的前提的綜合表現，就是近代中國以來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心態。這種文化心態表現出強烈的憂患意識、民族主義情結、濃厚的情緒化色彩。這種心態以救亡圖存、改革自新為核心，成為近代革命巨大的精神動力。它的積極成果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巨大成就以及毛澤東思想的產生。然而它的強烈的感情色彩等也一定程度地遮蔽了冷靜的理性之光。在這種心態的作用下，影響了我們對自身的哲學傳統和西方哲學成果真正的同情性理解。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又推遲了對這種心態的反思。所以，這種心態仍然在潛移默化地起著作用，制約著我們的思想和生活。我們認為對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心態進行深入的分析，是推進中國哲學發展的一項前提性工作。這是一項正心誠意的工作。
　　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化心態不是憑空產生的，是近代中國特殊的社會矛盾的反映。這種心態在當代中國仍然起作用，一方面是由于這種心態成為一種文化后對當代人的塑造作用，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產生這種心態的現實基礎仍然存在。這種心態產生于貧弱的中國與富強的西方之間的強烈反差，這種反差經過中國人民的艱苦奮斗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并未消除。我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以及獨特的現代化道路，造成了中華民族當下的既不同于傳統又不同于發達國家的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心理矛盾。使我國的社會心理和發展道路的選擇常常處于多種多樣的二律背反當中。中國哲學的發展乃至中國社會的發展必須正視這些矛盾和消解這些矛盾。構成當代中國現實的矛盾狀況的一是時間聯系的經線，一是空間聯系的緯線。中國的社會面貌和發展道路的可能性就是由這組經緯線的交互作用決定的。分別地看，這組經緯線構成兩對矛盾，即時間聯系方式的古今矛盾、空間聯系方式的中西矛盾。這兩對矛盾交互作用，相互影響，具體規定了當代中國人的心理生活與物質文化生活之間的矛盾，即人的存在的內外矛盾。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無論是就研究的課題說，還是就制約課題解決的前提條件說，就聚焦于這三對矛盾。唯有找到消解這三對矛盾的有效途徑時，中國哲學才能真正走上健康發展的康莊大道。
　　2 中國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矛盾及對古今中西矛盾的認識是影響中國哲學發展的焦點問題之一，它既影響了中國近代至今的哲學面貌，對它的不同理解也必然的會影響未來中國哲學的發展。
　　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古今問題是人及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每時每刻都在遇到、都在解決著的問題。時間是事物存在的方式，當然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人不能不在歷史中存在，一定歷史時期人們展開自己生活的條件都是既定的；人不能不超越歷史，否則，一切發展、進步都將成為不可能。尊重歷史傳統與超越歷史傳統之間保持一種必要的張力，是人的發展及人類社會發展的動力，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個基本精神。但中國由古代社會走向近現代社會方式等的特殊性，使人們對近代以來展開的古今關系的理解發生了種種偏差。
　　首先，中國由傳統社會走向現代社會的類型激化了古今矛盾。從發展類型看，現代化可分為“內發型”和“外發型”。內發型現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其內部因素促成的，由內部創新所引起的社會變遷。外發型的現代化是指某一民族或國家的現代化是由外部刺激或外部力量直接促成的傳導性的社會變遷。顯然，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從直接原因的層面上看，首先不是內部因素促成的，它的起始是集外部刺激引發和外部力量直接促成于一身，是伴隨著救亡圖存的民族復興運動而興起的。中國的社會革命、由傳統社會向近現代社會的轉化是隨著帝國主義的大炮打開中國的大門，打破國人“老大帝國”的迷夢同時起步的，也就是說，帝國主義的侵略威脅，是中國社會革命的助緣。在這一時空背景中，憂患意識和民族主義優先增長。愛國主義成了鴉片戰爭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的共同的思想基礎。
　　其次，由于中國社會轉型類型的特殊性，使國人對古今矛盾的認識走向了片面化：古今問題被歸結為中西問題。西方不僅成了人們思考問題的參照系，而且也是解決所有矛盾的主要目的：抵御西方，超過西方。向西方學習，從西方尋找解決中國問題的武器，成了近代以來占主導的價值取向。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改良方案、資產階級革命方案再到社會主義方案。百多年來，雖然存在著國粹派與西化派之爭，但主導的是向西方看齊。由此造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思想文化上的異常復雜的矛盾狀況。其中比較突出的問題，一是激烈的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歷史文化的價值；二是以西方科學理性為標準檢驗、衡量中國文化的價值，力圖把中國傳統哲學同化在西方哲學的結構當中，曲解中國文化、中國哲學；三是肢解西方文化。就反傳統而言，第一次高潮是“五四”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在愛國主義的激情鼓舞下，以西方的民主和科學為旗幟，猛烈掃蕩封建意識形態，以辛辣的筆觸揭露愚昧落后的國民性。將中國積貧積弱、愚昧落后的原因歸結為儒家文化。平心而論，“五四”對傳統文化的批判不是沒有片面性的，就當時人們來說也不是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當時的革命任務，不允許他們平心靜氣地討論問題，反帝反封建的形勢，要求激情，要求與傳統決裂，所以，我們說，“五四”的片面性是時勢要求的片面性；對“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說，是自覺的片面性。“五四”運動的反封建的精神至今仍有意義，仍是我們可寶貴的財富。但問題是激情過后，必須適時的轉化為冷靜的理智的全面反思，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后，中國人民取得了政權，此時應該以一種真正寬廣的胸懷，理智的對待歷史，深化“五四”的任務。但我們沒有這樣做，而是以比“五四”更強烈的情感化形式、徹底否定傳統。可以說，直至今天，這種情感化的對待傳統的傾向也未完全消除，這嚴重地遮蔽了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價值的認識，阻隔了由深入傳統之內實現民族文化內在超越之路。而正是由于不能實現對傳統文化的內在超越，所以，越是在表面上激烈地反傳統、否定傳統的時候，傳統的消極作用，即封建的意識形態越起作用，越泛濫。與自覺的反傳統、主張西化不同，近代以來也有人主張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精華。但是，中國傳統文化、傳統哲學中哪些是精華？區分精華與糟粕的標準是什么？一到這時，以西方哲學為標準的傾向又表現了出來。胡適用實用主義的框架解釋中國哲學，馮友蘭解釋中國哲學時表現了強烈的新實在論特征；馬克思主義哲學取得主導地位后，原理教科書體系成了中國哲學的解釋框架。正像有的中國哲學研究工作者正確指出的那樣，以西方哲學為特征的解釋框架成了阻隔現代人與古代人相溝通的“第三者”。在許多人那里，總覺得只有將中國古代哲學納入西方哲學的框架當中才有資格稱之為哲學，才有價值。殊不知，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是不同的哲學系統，具有不同的語境、具有不同的基本精神。就對西方文化的肢解而言，由于中西近代溝通的特殊情境，西方文化被推崇的原因，首要的是它的實用價值，而不是其深層的人學內涵。所以，吸收其科學理性、借鑒其科學技術、政治經濟的管理方法等始終是主要內容，而對西方文化內在的人學內涵關注不夠，久而久之，我們不僅誤解了我們自己，也誤解了資本主義，在人們的心目中，自覺不自覺地認為，資本主義發展的內在動力就是人性中的自私自利，就是無止境的追求感官享樂的物欲，就是人類工具的進步。以上這些作為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外部特征是存在的，但它遠不足以反映資本主義精神。正由于我們對資本主義精神理解上的表面化，當我國選擇了市場經濟體制時，更多看到的是它的資源配置方式對生產力發展的意義；對推進這一體制的建立完善，更多關注的是政治、法律、管理方式的作用。而對市場經濟的人學意義、以及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的市場經濟精神則關注不夠。
　　第三，為以上兩點所決定，即由于憂患意識、民族主義情結與師法西方、推崇西方的價值取向的奇妙結合，在古今關系問題上便出現了悠久的歷史與當代人歷史感的缺失之間的矛盾現象。這就是許多人所說的歷史的斷裂。關于這個問題，許多人都這么講，其實，細究起來并不準確。在自發狀態中，人與歷史的聯系是無法割斷的。特別像中華民族這樣一個具有悠久歷史，中國傳統文化又是以時間的連續性為特征的文化的民族，割斷歷史更是不可能。中國傳統文化已經內化為中華民族的一種較為穩固的文化——心理結構，滲透在生活的各個方面，每時每刻都在力圖占有現代人。從一般意義上說，從文化發展的規律性上說，中國傳統文化向現代的轉化只有走內在超越之路，即通過心理與文化、“質”與“文”、傳統與現實的內在張力，實現傳統文化的自我突破、自我揚棄和發展。起碼的說，唯有真正做到了這一點時，新的民族文化的再造才是可能的。
　　但是，回到現實中來，我們又時時感到一種歷史斷割感，同時，又時時感到傳統像一只無形的手，鬼使神差地左右著我們。何以如此？這是因為，我們與歷史確確實實斷裂了，同時我們與歷史又確確實實沒有割斷、歷史的繩索還沒有割斷。所以，接下來的問題應該是進一步考察哪些方面斷裂了，哪些方面還在受著歷史傳統的哪些方面束縛著、作用著。
　　3.歷史與現實的聯系是多方面的，歷史作用于現實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概括起來，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可劃分為三大層次：①民族心理、習俗的層面；②社會制度的層面；③思想理論的層面。歷史作用于現實的方式則可概括為自覺的和不自覺的兩種方式。三個層次兩種方式之間可以發生不同的組合，如自覺的心理層面，不自覺的心理層面等等。我國近代以來展現出來的古今矛盾是以社會制度的沖突為核心、實質，以理性批判為先導而展開的古今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全面沖突。由此決定了古今矛盾解決的道路。中國近代以來的先進分子，在社會現實矛盾的作用下，經過短暫的探索，很快認識到，要想改變中國落后面貌，實現民主共和國代替封建帝國的社會轉型，必須徹底清算封建的意識形態，引進西方的民主、科學等等。古今之爭以激烈的反傳統、徹底否定歷史文化的價值的姿態在思想理論的層面展開了，并且保持這種姿態也成為其后革命的需要。而任何形式的對傳統文化的同情都可能成為反革命的口實。在這種與歷史決裂的精神鼓舞下，馬克思主義迅速取得了指導革命的理論基礎的地位，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中國革命取得了勝利，展現在社會制度層面的古今矛盾得到了解決。這似乎又進一步證明了思想理論層面上以激烈反傳統的形式解決古今矛盾的合理性。建國以后的古今之爭似乎就成了如何鞏固新型社會制度，如何普及馬克思主義，使馬克思主義迅速占領各個陣地，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思想靈魂。心理文化層面的古今之爭上升到了主導地位。古今問題成了造就社會主義新人的問題，靈魂深處實現社會主義化、共產主義化的問題。中國需要一場文化革命。“五四”以來的革命經驗成了借鑒，所以“文化大革命”采取了更激烈的反傳統的形式來解決古今矛盾。其結果適得其反，在感性層面上突出表現為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拉大了與發達國家的距離。所以，經過了初步的思想解放之后，很快地就把注意力轉向政治、經濟體制的層面。心理層面的古今矛盾并未解決。持續的反傳統，使自覺層面的社會心理感到歷史上的東西都是錯的，都是不足憑的。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認同也隨著“文革”的被否定、計劃經濟體制的被否定，在人民群眾那里也變得抽象空洞了。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歷史感的缺失。但是，在不自覺的心理層面、潛意識層面卻為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化所占有。心理層面的古今矛盾作用于思想理論層面，也導致了理性層面的古今之爭不能真正解決。新時期以來的四項基本原則與全盤西化之爭就是其表現。中國古代傳統哲學資源和西方哲學資源在新的哲學創造中還不能被充分利用就是其危害之一。在改革開放過程中，技術理性與人本主義精神的沖突，后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的聯姻，道德尺度與歷史尺度的碰撞，都說明中西矛盾交錯下的古今矛盾還遠未解決。如果我們不能在總結近代以來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調整我們的文化心態，培養開放的心靈，樹立特立獨行的自主創造意識，對這些矛盾做出合理的解釋，勢必要影響我國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近代以來的古今中西矛盾及對這些矛盾的認識，對中國近代以業的哲學發展的影響是巨大的。歸結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中國近代以來的特殊的社會矛盾決定了中國近現代哲學特殊的心態。其集中表現就是憂患意識前提下的激情；民族主義情結下的愛國主義；反傳統、民族主義與西化的奇特結合；學習西方與設防西方的心理緊張。以此心態面對中國傳統文化，滿眼糟粕，去之唯恐不凈；面對西方文明，偏愛其有形的物質文明及其具有功利價值的科學技術、管理方法，缺少對其人學根柢的深究，更缺乏從人的存在角度發出的“我何以要如此”的追問。造成了現代化過程中的文化根基的相對貧弱。
　　第二，中國近代以來特殊的社會矛盾影響了中國近現代哲學特殊的語境。中國社會革命的需要，決定了本世紀初的問題與主義之爭必然以后者的勝利宣告結束。科玄論戰也必然的會顯得不合時宜。再加上由蘇聯引進的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形式化的特點，使我國哲學的話語方式帶有濃厚的本體論色彩，缺乏自我論證能力，缺少對人的心理的關照。對所有的問題都給它一個根本的解決；將所有問題都歸結為本體論成了近現代以來中國哲學的基本語境。這就造成了濃厚的體系意識而缺失了問題意識。
　　第三，中國近代以來的社會矛盾影響了對哲學的社會功能、作用的認同。舊哲學的拋棄、新哲學的引進是為了革命的需要。哲學的意識形態功能幾乎成了唯一的功能。而其他功能都被遮蔽或弱化了。
　　第四，中國近代以來特殊的社會矛盾影響了中國哲學研究的操作方式。其中突出的表現是急功近利、粗放式研究和引經據典經學注疏式的研究。而在哲學傳播過程中，為了達到普及的目的又有庸俗化之失。哲學向大眾傳播的方式應該是轉化為社會習俗規范和心理引導等形式，而不應以犧牲哲學邏輯的嚴密性、哲學理論的嚴肅性為代價。哲學的深刻性離不開哲學話語方式的思辨性和邏輯嚴密性。
　　以上種種，都有它的歷史的合理性，但隨著我國社會發展任務的變化，其局限性是值得注意的。
　　4在古今中西矛盾作用下，中國哲學引向了對人的思考。
　　古今中西矛盾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傳統與現代化的矛盾。在現代化已經實現的西方，人們驚異的發現傳統的現代化概念是不完備的，高度增長的生產力并沒帶來人的全面解放，相反卻帶來了全球問題、環境問題、非人性化問題、精神家園的迷失問題等等。所以，現在人們普遍認為，現代化必須建構在高度發達的生產力、交通電訊網，靈活的企業管理制度，高效的政府等硬件和開放的心靈，豐富的文化生活，健康的精神等軟件的有機配合上。實質上這里提出了一個現代化的人的標準，即人的感性物質生活和心靈生活有機統一的標準。西方思想觀念的進展，不能不影響中國的哲學工作者。
　　從我國哲學自身的發展看，從直接性層面上看，哲學發展的要求，是原有的理論和現實之間的矛盾引起的。但稍加反思，我們就會發現，理論和現實的矛盾，只是人的生存矛盾的折射、表征。人的生存矛盾才是理論和現實矛盾的根源。而古今矛盾則無非是人的生存矛盾在時間上的展開形式，中西矛盾無非是人的生存矛盾在空間上的展開形式。人的生存矛盾才是古今中西矛盾的實質。人的生存矛盾總歸為心理與文化的矛盾。人的心理生活通過文化創造得以客觀化，得以實現；文化一經形成又反過來塑造心理，約束心理，心理必然又要努力沖破文化的束縛。由此構成了心理與文化之間的一種張力關系。這種張力才是人不斷發展的人性根源、人性動力。在這種張力的作用下，人在創造物質生活、創造文化的過程中才不斷發生“我為什么要這樣做？”等等關于人生、關于文化的意義等等的提問。只是由于心理與文化之間的這種張力的存在才保證了人在創造物質財富，滿足物質需要的過程中，不返歸于動物，不等同于物；同時，在他陶醉于心靈體驗時不把它等同于現實。
　　心理與文化的張力，并不總是協調的，二者的關系需要自覺的調整。對二者關系的理論自覺，在現實生活中便展現為對人物關系和人人關系的調節。哲學從一開始就接觸到了這一主題。經過歷史的洗禮，人的內外關系問題又成了哲學關注的核心。我國哲學的發展尤其如此。因為，我國所面臨的古今中西矛盾更凸顯了人的內外矛盾，或者說更容易造成人的內外矛盾的緊張和激化，更容易引發思想和行為的片面性。＊
　　　　　　　　　　（作者單位：中共吉林省委黨校哲學教研室）
　　　　　　　　　　　　　　　　　　　 （責任編輯：趙連君）
　　
　　
　　
長白學刊長春8-12B1哲學原理張連良/孫麗娟19961996 作者：長白學刊長春8-12B1哲學原理張連良/孫麗娟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5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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