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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以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為起點標志的中國當代文學，已閱半個世紀。半個世紀在人類歷史（包括文學歷史）的長河中，仍然可能是短暫的瞬間，但在這個短暫的瞬間中發生和發展著的中國當代文學，已然成了一種獨特的形態。如何描述和評價這種具有獨特形態的中國當代文學，這是自本學科略具雛形以來，學術界一直聚訟紛紜的一個重要問題，也為此發生過幾次比較集中的討論和爭鳴。近年來，隨著世紀轉換的日益臨近，同時也是基于某些與文學緊密相關的重大歷史紀念的激發，這個問題愈顯突出，會成為一個眾所關注的中心話題。
　　這同時也將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學術界集中關注的一個學科建設問題，因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確實存在著許多為別的學科所沒有的獨特性和復雜性。這種獨特性和復雜性首先就在于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在文學研究范圍內的學科定位問題。眾所周知，80年代中期的學術界，曾有過一場關于當代文學能不能成“史”的討論，雖然這場討論至今未能得出一個一致的結論，但即使是認定當代文學不能成“史”，也不妨礙當代文學研究成為一個相對獨立的文學學科。韋勒克和沃倫在他們合著的《文學理論》一書中，把文學史和文學批評都定義為“關于具體的文學作品的研究”，區別只在于前者是對具體的文學作品作“編年的系列研究”，后者則是對具體的文學作品“作個別的研究”（注：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1頁。）。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研究和評論，都應當屬于他們所說的文學“本體”的研究范圍之內，是文學“本體”的研究范圍之內的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
　　現在的問題，是即使是這場討論最后認定了當代文學能夠成“史”，也不能解決當代文學研究的全部問題。當代文學研究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也是更帶根本性的問題，是當代文學作為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如何認識它自身發生發展的歷史邏輯和與前此階段文學的歷史聯系問題。這個問題事實上在當代文學研究尚未從現代文學學科中完全脫胎出來的時候，就已經提到了人們的面前。50年代初王瑤在《中國新文學史稿》的附加部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藝運動”中，對當代文學最初幾年的“歷史性的變化”及其在“全世界進步文藝”中的地位所作的政治性認定（注：參見王瑤：《中國新文學史稿》（下冊），新文藝出版社1953年版有關章節。），就是試圖尋找這種認識上的邏輯起點的最初標志。此后乃至迄今為止，眾多的當代文學研究者和當代文學研究論著對當代文學的“社會主義”性質與特征，和它伴隨著社會主義階段的革命與建設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與“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的文學”（即現代文學）的關系，所作的更加系統深入的闡述，則是這種認識的進一步深化的邏輯結果。80年代中期，鑒于這種從單純的社會政治角度對當代文學（也包括整個20世紀中國新文學）的歷史邏輯的把握存在著諸多弊端（例如把文學史變成社會政治史的附庸或注腳，和以社會政治發展的階段性割裂文學發展的有機整體性等），一些年輕的學者開始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整體性研究的構想（注：黃子平　陳平原　錢理群：《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1985年第5期）。這一構想旨在“把20 世紀中國文學作為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不僅給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同時也給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帶來了一個新的學術契機，并且此后事實上也促進了當代文學研究的學術進展，使當代文學學科在一個更加宏觀的視野中，重新確立了自己的學術研究的邏輯起點。
　　但是，如果我們不滿足于大而化之的宏觀立論或將當代文學研究簡單地填入一個整體的文學史框架，而是同時還要進入當代文學的斷代研究并以之為基礎進行文學史的有機整合的話，我們就仍然需要面對當代文學在各個不同時期的各種復雜關系及其相互之間的邏輯聯系。無疑現在我們得以在一個更為深遠廓大的背景上對當代文學進行歷史闡釋，從而更好地把握當代文學在20世紀中國特殊的歷史情境中所形成的獨特形態。
　　　　　　二
　　說到當代文學的歷史形態，我們就不能不想到這一學科目前所處的一種分裂狀態。雖然對文學的發展過程作歷史的分期是文學研究必要的手段和前提，但當代文學學科的歷史分期卻暗含著一種內在的沖突和對立。即學術界通常是把新時期以來的文學，與文革及其前17年的文學，看作是互相反對、互不相容的兩種不同的文學形態，有的甚至把這兩種形態的文學分別命名為“人的文學”和“政治文學”，放在互相對立的位置上來加以論述。這在一般意義上說雖然也部分地反映了當代文學發生和發展的實際，但問題是，在這種認識和概括的背后隱含著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卻是當代文學學科進行真正有機的歷史整合的一個主要障礙。因為這種二元對立思維的存在，人們往往習慣于把當代文學在“文革”及其前17年的歷史看作是五四新文學歷史的一種斷裂狀態，而將新時期以后的文學看作是跨越這種斷裂向五四新文學傳統的歷史回歸。將一個統一的當代文學進程，分割為這樣絕然不同又互相對立的兩種形態，無論如何是不利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因為如果一個學科作為一種系統化和條理化的知識形態，缺少構成這種系統化和條理化的知識的內在的邏輯整一性，它也就不可能作為一個整一的學科形態獨立存在。正因為如此，這種分裂狀態同樣也不利于為著這一學科建設的目的而致力于對當代文學規律性的發現和尋找。
　　毫無疑問，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存在的這種二元對立思維，雖然不排斥某種根深蒂固的心理習慣和定勢的影響，但究其實，最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還在于當代文學的發生和發展本身，確實經歷了兩個完全不同的歷史時代。在這樣的兩個時代中，由于前一個時代實際存在的政治對文學無所不在的滲透和影響，以及這種滲透和影響發展到極端狀態之后所造成的悲劇性結果，于是便有后一個時代的文學對之所進行的否定和反撥。這二者之間雖然也存在著一種邏輯關系，但并不意味著否定了“政治的文學”，就一定會以“人的文學”作為它必然的邏輯歸宿。事實上，即使是就最嚴格意義上的新時期文學，即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前期的文學而論，從學術界普遍認定的“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改革文學”來看，依然是帶有很強的政治性的文學。當然，我并不排斥在這些波瀾迭起的新時期的一些主要文學潮流，以及受其影響或成其亞流的一些創作潮流中，確實存在著大量的可以稱之為“人的文學”的因素：諸如呼喚人的回歸，對人情人性的描寫，以及對人的價值的探討和追尋等等。而且，正是這些“人的文學”的因素，從根本上改善了新時期文學的政治色彩，凸現了文學的“人學”特征，強化了文學的本體意識，使之有別于前此時期的文學而具有一種全新的質素。從這個意義上說，對新時期文學中這種“人的文學”的因素，在撥亂反正、解放思想，和在人的覺醒、文的自覺方面所起的作用，無論怎么估價也不為過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要強調指出，新時期文學中這種“人的文學”的因素，與五四文學革命時期所提倡的、爾后則作為五四新文學的傳統的標志的“人的文學”，依然有著極為重要的區別。這種區別就在于，五四文學革命所提倡的“人的文學”的前提是反對封建的“非人的”和“吃人的”禮教與制度，而新時期文學中的“人的文學”的因素，則主要是針對“文革”中極左的政治學和階級論的實踐對人的輕視和傷害。雖然“文革”中極左的政治學和階級論的實踐也包含有某些封建的殘余，而且二者在戕害人性的表現形式上又有諸多相似之處，但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學”是以一個新的階級（主要是西方資產階級）的思想，一個新的制度（主要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觀念，一個新的時代（主要是民主革命的時代）的意識，對二千多年來占據統治地位的階級和思想，以及他們賴以存活的社會制度的根基，進行革命性的反抗和攻擊，而新時期文學中的“人的文學”的因素，則基本上是在同一社會體制和意識形態的規范內，對有關“人學”（主要是政治學意義上的）理論和實踐中的某些悲劇性的歷史所作的矯正和修補。正因為如此，五四文學革命時期的文學創作中所表現的人的悲劇，往往是絕望的悲劇，新時期文學中寫到的人的悲劇卻充滿了轉機的希望，或在藝術上大多是選擇轉機的關頭來描寫這種悲劇。我們曾經誤認為這種處理悲劇的方式是對現實的一種掩蓋和粉飾，事實上，如果套用一句我們說慣了的老話來說，這種悲劇處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反映了那個特定的歷史時代的某種“本質的真實”。凡此種種，因為存在著上述區別，所以，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學”在理論淵源、思想內涵和藝術表現等等方面，與新時期文學中“人的文學”的因素，都有諸多不同，存在著一些急待厘清的學術問題。
　　對五四文學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學”，與新時期文學中“人的文學”的因素加以區分，不是要割斷新時期文學與五四新文學的精神聯系，而是要以此為例，澄清當代文學研究中的一種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這種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不是從活生生的文學事實出發，不是從分析一個時代的文學的各種復雜關系，包括這個時代的文學與該時代的社會生活和社會意識之間的復雜關系出發，去發現和尋找文學發展的內在邏輯，而是滿足于用一些抽象的普遍的理論原則，或歷史上某個理想的文學時代的某種文學理想，去嵌套切割活生生的文學現實，把活生生的文學現實變成某種抽象的普遍的理論原則驅使的忠實奴仆，或某個理想的文學時代的文學理想的轉世靈童。在當代文學研究領域，這種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的主要表現，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是屈從于一種政治時尚，即按照某種主導的政治理念來闡釋和評價當代文學，描述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把當代文學在不同階段上的思想和創作的實績，都看作是這期間的革命或政治的某種本質在文學領域的一種具體顯現。不能說這種理論模式就沒有反映當代文學發生和發展的歷史實際，而是說它的出發點和闡釋與評價的標準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學自身，是為了通過對文學的政治性的闡釋和評價，描述一種從屬于政治或為政治服務的文學圖景，而不是為了尋找和發現文學自身的發生發展的規律性。這樣，當政治發生了重大變化尤其是像“文革”結束后的新時期這樣的歷史性的轉折的時候，當代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就不得不忙于按照新的政治標準去改換對作家、作品、文學思潮和文學現象既有的研究結論，卻忽略了這種從當時的政治理念出發的思維框架和理論模式，與按照新的政治標準改換的研究結論之間，事實上存在著諸多邏輯上的矛盾和悖論。這種矛盾和悖論普遍存在于現行的一些當代文學史論著之中，直接影響了當代文學的歷史整合，是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急待修補的一個重大的邏輯裂縫。
　　為著改變這種屈從某種政治時尚的學術偏向，90年代以來，又有一些學者開始從近代以來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或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追求的角度來描述和闡釋當代文學，把包括當代文學在內的從19世紀末到整個20世紀的中國文學，都看作是近代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展現其精神人格的歷史舞臺，或反映中國社會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追求的一種敘事方式。這種研究角度，雖然“在我們已經熟悉的視野之外，逐漸開辟出一片相當寬廣的新視野”（注：王曉明主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論》序，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無疑也為當代文學研究帶來了一種全新的意義。但同樣也因其不是從當代文學自身出發，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文學研究和文學批評，因而又難免要把當代文學當作是知識分子的思想史和現代觀念的形成史來看待，文學史又難免要成為另一種形式的思想史或觀念史的附庸和注腳。這同樣也是一種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的表現。在這些形式的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的支配下，我們看到的是各種或政治或文化的抽象的思想觀念，在當代文學的野地上自由馳騁，以它們各自的運行軌跡，把整體的有機的當代文學進程切割成各種思想觀念的畛域，卻很難讓人看清當代文學自身是如何通過各種內在的關聯展現其發生和發展的規律性。而一個文學史學科（包括從史的角度對一個時期的文學進行的研究）如果不能從其具有內在關聯的“文學性”，顯現其自身發生和發展的規律，則這一學科也就在學理上失去了它賴以存在的基礎和依據。
　　　　　　三
　　對一個時代的文學進行歷史闡釋，誠然離不開這個時代的各種復雜關系，包括這個時代的各種社會意識，和直接造就這個時代的文學秩序的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但是，這樣說決不意味著這個時代的文學是按照某種特定的社會意識預設的思想觀念去進行藝術創造的，恰恰相反，這個時代的所有社會意識，如同這個時代的文學一樣，都是這個時代的歷史活動和歷史要求的產物。就以當代文學置身其中的20世紀的中國而論，今天被我們稱之為20世紀中國歷史的主導趨向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追求，實際上是來源于近代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后，為著改變積貧積弱的狀況而萌生的一種振弱起衰、富國強民的歷史活動和歷史要求。當這種歷史活動和歷史要求被納入主要由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推動的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進程之后，有關“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觀念才應運而生。與此同時，20世紀的中國作為一個“后發外生”型的現代化國家，它的現代化進程和現代性追求又離不開自己特殊的歷史情境。這種特殊的歷史情境就是，必須首先擺脫帝國主義的殖民控制，掃清封建主義的障礙，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而后才有可能啟動真正屬于自己的現代化進程，開始真正屬于自身的現代性追求。否則，中國的現代化就只能是西方國家的現代化進程的一種對外擴張的形式，中國的現代性追求同樣也只能成為西方國家的某些現代性觀念的一種普適性的證明。對當代文學的歷史進行邏輯建構，首先必須把問題提到它置身其中的20世紀這個歷史范疇之內，將它放置在這樣的歷史情境之中，而不能離開這樣的歷史情境，按照某些政治學、社會學或文化學的觀念去作抽象的邏輯演繹和理論證明。
　　人們常常習慣于將廣義的包括19世紀末期在內的20世紀中國文學，劃分為近代、現代和當代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就上述意義而言，事實上，從1898年戊戍維新前后，到1998年臨近新舊世紀之交，這百年間的中國文學，大體上可以以50年為界，分為兩個大的歷史時段。在這兩個50年中，前50年間（即從1898年到1949）的中國文學基本上是處在一個爭取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之中。在這個過程中，一切有助于爭取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包括作為其前提的抵御外侮、改良社會和改善人生）的各種社會意識，無論中外古今，無不為這期間的文學所吸納，成為影響這期間的文學的一些重要的精神因素，這期間的文學因而就呈現出一種多元共生的狀態。與此同時，又由于這期間的中國爭取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所選擇的是一條無產階級領導的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革命斗爭的歷史道路，受這種歷史選擇的影響，這期間的文學又逐漸形成了一種以“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學”為主導傾向的潮流。作為中國當代文學最直接的歷史源頭的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則是這一文學主潮的歷史發展的必然的邏輯結果。
　　正因為存在著這樣的歷史前提，所以，要把握近50年（即從1949到1998）中國文學的歷史邏輯，首先就不能不注意到，與本世紀前50年的文學不同的是，近50年的文學所處的歷史情境已經發生了一個本質的變化。這種本質的變化就在于，這期間的文學已不是處于一個爭取建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進程之中，而是處在一個已經建成了一個獨立自主的現代民族國家的歷史情境之下。正因為如此，近50年中國文學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就出現了一個在統一的文學體制和統一的文學觀念與藝術規范支配之下的統一的文學世界。這種統一的文學世界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一個統一的現代民族國家的國家精神在文學領域的具體表現，另一方面，同時也是近代以來整個中華民族和全體中國人民為之追求的統一的社會理想在文學中的一種精神歸宿。長期以來，在當代文學研究界，對這種統一的文學世界，人們往往習慣于根據某些關于文學的個性、自由之類的抽象觀念或普遍原則，對之妄加否定，卻沒有看到，這種在當代中國特定的歷史情境中形成的統一的文學世界，不但有其歷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實踐中也并非像人們所指責的那樣，對當代文學的發展只有阻礙的和束縛的作用，而無積極的促進的意義。無須一一列舉當代文學史上的諸多實例來加以證明，我們只要看看即使是在今天的人們看來是高度統一的文學年代（例如50、60年代），在那種統一的文學觀念和藝術規范的支配下，當時的作家所創作的某些文學作品（例如某些優秀的長篇小說）、所創造的某些文學類型（例如革命英雄傳奇和政治抒情詩），在藝術上所作的某些追求和探索（例如典型化和人物形象塑造、民族化和向民間文學學習）等等，都是此后的文學所無法重復甚至是難以企及的。而且，這種統一的文學觀念和藝術規范的形成，在中國新文學史上，還有一個特殊重要的意義，就在于它把在中國新文學發軔之初就初露端倪、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學中奠定基礎、在40年代的解放區文學中孕育雛形的，一種以革命的或政治的功利為文學的主要功能、以民族化和大眾化為藝術的價值取向、以革命的（或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包括革命的浪漫主義）為基本的創作方法的一種文學潮流，最后鑄造成一種趨于成熟、趨向定型的文學形態。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具體的歷史情境，受這種歷史情境的影響，一個時代的文學有一個時代的文學的獨特的表現形態。一部文學的歷史，就是由不同時代的不同因素作用形成的不同的文學形態組成的一種文學的秩序，把這個由多種形態的文學構成的文學歷史處理成某種絕對的文學理念的摹本，文學史也就失去了它的生機與活力、它的復雜多變的形式與豐富多樣的色彩。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我認為，對近50年中國文學而言，問題似乎不在于文學觀念和藝術規范統一與否，也似乎不在于影響和決定這種統一的文學觀念和藝術規范的那個統一的文學世界，而在于任何一種事物，只要我們把它推向極端，就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當代文學在它的前27年所出現的諸多偏頗和失誤，乃至一些歷史悲劇，就在于它把這種來自歷史深處的統一的文學理想和發展趨勢，依照現實的政治和階級斗爭的需要，人為地把它推向了極致，使這種統一的文學理想逐漸演變成某種一統的文學律條。結果就使得這個統一的文學世界自身既失去了多樣化的色彩，在身外又斷絕了多方面的藝術滋養，它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就不能不陷入一種單調的和外源枯竭的境地。“文化大革命”又在一個封閉的環境中把這種單調的和外源枯竭的文學進一步發展成一種僵化的毫無生命活力的文學模式，從而把這種統一的文學世界在走向極端之后的諸多問題和弊端暴露無遺。從這個意義上說，當代文學的前27年，無疑是一個統一的文學世界逐漸形成而后又由于走向極端而趨于消解的過程。這個過程及其結果，在客觀上又給“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時期文學提供了一個反撥和重建的歷史契機。近50年來的中國文學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它的各個主要的發展階段之間，顯示了一種整體的內在的邏輯聯系。這種邏輯聯系同時也為我們從整體上把握和闡釋這個時期的文學提供了一種歷史的依據。
　　　　　　四
　　在當代文學研究界，人們也許并不一般地反對上述歷史邏輯，但是，在具體的文學研究活動，尤其是在當代文學史或從史的角度對當代文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由于人們的思想觀念仍然受制于某種絕對主義的思想理路，這種歷史邏輯往往被有意無意地作了簡化處理。我想從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出發，來說明這種簡化處理的一種普遍存在的表現形式。
　　一般說來，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有兩個前后斷裂、性質不同的發展階段。從50年代初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對新中國成立后最初兩年多的文學活動的描述，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產生的幾部當代文學史或準當代文學史著作的出版（包括內部試用），是為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的當代文學史或從史的角度對當代文學進行的研究，基本上是對當代文學現實的一種直接的反映和摹寫，表現為一種歷史的實錄形態。由于這期間的文學強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對文學的無所不在的影響（包括對文學研究和文學史撰寫的影響），這種實錄形態的當代文學史，也就不可能不按照一定的政治理念去描述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進程，闡釋和評價這期間的文學思潮、創作現象與作家作品。因而，這種實錄形態的當代文學史與這期間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現實進程，也就完全處于一種同質同構的狀態。如前所述，這種受一定的政治理念支配的實錄形態的當代文學史，雖然也真實地反映了那期間的文學的發展狀況，但那只是一種從屬于政治或為政治服務的文學的真實的歷史。對于那些為當時的政治所排斥甚至視為異端的某些文學思潮、創作現象和作家作品來說，則因為被作為政治的對立面，受到歪曲的闡釋和評價，它們在這期間的文學格局中的真實的歷史位置，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認定，它們與這期間的文學的內在邏輯關系，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確的闡述。這種甚至連自身也是從屬于政治和為政治服務的當代文學史，雖然在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歷史上，為本學科的發生和發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卻因此也造成了一種研究的定勢和思維的慣性，以至迄今為止，許多通行的當代文學史論著，仍然無法跳出這種文學史體例和邏輯框架的局限。
　　經過了“文化大革命”的斷裂之后，進入新時期以來的當代文學研究（包括當代文學史和從史的角度對當代文學進行的研究），是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的第二個階段。這一階段的當代文學研究如同這一階段的當代文學實踐一樣，首先是從政治上的撥亂反正和理論上的正本清源開始的。然后在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之后，主動放棄了“文學從屬于政治”的口號，進一步解放了當代文學研究者的思想，使當代文學研究如同當代文學實踐一樣，能夠更好地處理與政治的關系，更多地從學理的層面上而不僅僅是從政治的層面上，對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真正意義上的科學研究和探討。當代文學學科建設從進入第二個階段以來所出現的繁榮興盛的局面，正是這一思想解放的學術收獲。
　　但是，也應當看到，這些局部問題的解決和外部條件的變化，并不能代替當代文學研究對當代文學的各種復雜關系進行整體的內在邏輯建構。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我們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完成了對當代文學史上的許多文學史實的撥亂反正、正本清源，但對這些經過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文學史實，卻沒有進行真正有機的歷史整合或在此基礎上構造出一個新的文學史的邏輯框架。它們在這一階段的許多當代文學史論著中，仍然是在一個已經定型的舊的文學史框架中被表述，區別只在于具體的闡釋和評價經歷了一個由否定到肯定的變化。在這樣的當代文學史論著中，從橫的關系上，我們很難看清一個時期的各種文學潮流之間，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它們對一個時期文學的傳承和新變具有怎樣的意義。從縱的關系上，我們同樣也很難看清各種文學潮流在一個統一的文學世界從日漸形成到趨于消解，乃至最后的反撥和重建的過程中，究竟起過怎樣的作用，又是以怎樣的方式發生作用，完成當代文學整個辯證的歷史行程的。前者是一種功能性的結構關系，后者是一種動力性的結構關系，二者經緯交織，也就是我們所要著力建構的當代文學史的新的邏輯框架。只有在一個新的邏輯框架中對已經發生改變的當代文學的各種關系進行新的真正有機的歷史整合，當代文學研究才能結束一個較長時間以來實際存在的某種貌合神離的割裂狀態。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解，我認為有必要提出一種“二項互補”和“兩極互動”的原則，作為對當代文學歷史進行新的邏輯建構的基本原則。所謂“二項互補”，是指在當代文學內部運行的兩種不同功能的文學潮流之間，應當建構起一種互補關系，作為當代文學傳承新變的一種基本的功能結構。由于歷史的和體制的原因，在當代文學內部，事實上存在著兩種不同功能的文學潮流，一種居于主導地位，引導一個時期文學發展的方向，規定一個時期文學活動的本質，表現為一系列的思想原則、方針政策和藝術規范，以及作為其具體體現的各種理論與創作的文本，是主流的意識形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另一種則居于非主導地位，而且往往是作為前者的對立面或異端的因素而存在的，是前者確立其主導地位的參照物和“他者”。在這兩種文學潮流之間，長期以來，存在著一種功能上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在當代文學的前27年表現為一系列以政治的名義進行的批判和斗爭，乃至演變成“文化大革命”那樣連主流文學也難逃劫運的全面批判和徹底否定。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新時期，雖然由于改革開放和文學的現代化、多元化進程的加劇，主導的和非主導的文學潮流在政治上的緊張關系已日漸消失，二者在文學格局中的位置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從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來，二者之間所爆發的藝術上的傳統與現代、革新與守舊的矛盾與沖突，卻沒有完全停止，有時甚至還出現了一種白熱狀態。只不過原來處于主導地位的文學潮流，這時候往往被作為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的參照物看待，反過來成了處于非主導地位的文學潮流要求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的“他者”。因為存在著這種緊張關系，所以長期以來，研究者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對二者的關系作是非正誤的判斷方面，卻忽略了在這種緊張關系背后隱含的一個基本事實，即在二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功能上的互補結構。以當代文學的前27年而論，所有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和修正主義對象批判的各種文學思潮、創作現象和作家作品，雖然自身也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但從根本上說，卻是與主流文學處在同一思想和藝術規范之內，是在同一規范之內從理論上對文學的性質和功能的不同理解（例如胡風、秦兆陽等對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理論的不同理解，錢谷融、巴人等對文學的特性的不同理解等），和基于這種理解在創作中對具體的藝術實踐方式的不同追求（倒如50年代中期的“干預生活”、60年代初期的“寫中間人物”的創作主張等）。這些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不但不是在思想和藝術上與主流文學相敵對的因素，相反，還有助于克服主流文學的理論局限，擴大主流文學的實踐范圍，反撥和糾正主流文學在理論和實踐中的諸多偏頗和缺陷。而且，這種反撥和糾偏的作用，與主流文學內部在這期間所進行的一系列反對公式化、概念化的斗爭，和對創作的個性化與多樣化的不斷提倡等等，雖然具體的表現形式不同，實際的收效也不完全一樣，但在基本的目的趨向上卻是完全一致的。這種一致性從另一個方面同時也證明了二者之間在功能上的互補關系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同樣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新時期，處于非主導地位的文學潮流（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詩潮”和在同時或稍后興起的小說與話劇領域的現代主義藝術實驗等）雖然常常把原有意義上的主流文學看作是實現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的阻力與障礙，常常在諸如“革新”和“反傳統”之類的旗號下，對主流的文學攻擊有加，造成了一種功能上的極度緊張。但是，眾所周知，如果沒有主流文學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從理論上進行的撥亂反正與正本清源、在創作中的沖擊禁區和大膽突破，又何來追求藝術革命和文學的現代化的局面可言。從這個意義上說，主流文學是為這期間的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追求掃清了障礙，開辟了先路。而且，這期間以極端的方式出現的那些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追求，又往往是萌芽于主流文學在回歸傳統的過程中開始的藝術反思和革故鼎新的要求（例如“朦朧詩”一詞的由來和因此而引起的討論，源于中國新詩尤其是40年代“九葉派”所代表的某種現代主義傳統的回歸和新變；現代派小說的藝術實驗，源于王蒙等作家對當代小說尤其是50年代中期“干預生活”的創作潮流所代表的某種現實主義傳統的回歸和新變等）。正因為存在著上述關系，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新時期文學中，原有意義上的主流文學和非主流文學的界限已顯得十分模糊（80年代中期有人說新時期文學是“無主潮”的文學就是一證），在大多數情況下則呈現出一種交叉和融合的狀態（例如在“新潮詩”中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現代主義的詩風交叉出現，在“尋根”和“新寫實”小說中，現實主義與現代主義相互融合，90年代文學則有“主旋律”和“多樣化”同時并存等等）。這種在新時期以來普遍存在的界限模糊和交叉融合的狀態，正是這期間兩種不同的文學潮流之間發生功能互補的結果。
　　所謂“兩極互動”，是指在上述兩種不同功能的文學潮流之間，應當建構起一種互動關系，作為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一個基本的動力結構。以上，我們從橫的方向上，分析了我們習慣認定的兩種對立的文學潮流在不同時期的當代文學中事實上存在的互補關系，當我們轉換一個角度，從縱的方向上，把這種關系放在當代文學發生發展的過程中去考察，我們不難發現，正是這樣兩種不同功能的文學潮流，分別處在一個統一的文學世界的兩極，通過不同形式的交互作用，在推動整個當代文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就它的前27年而言，處于主導地位的文學潮流，不僅引導著文學發展的方向，規定著文學活動的本質，從總體上完成了一個統一的文學世界的建構，同時也由于自身的歷史局限（包括因此而造成的文革期間那樣的極端模式），隱含了日后走向消解的必然趨勢和反撥重建的歷史契機。而這期間處于非主導地位甚至被視為異端的文學潮流，則在不停頓地抵制這個統一的文學世界的某些極端控制和企圖突破某些極端規范的同時，也積聚了最終掙脫這種極端控制消解這種極端規范的力量，顯示了一種合理性的萌芽和發展趨勢。當歷史的情境發生轉變之后，在新時期文學的最初階段，這種被壓抑的合理性的萌芽和趨勢不但很快便變成了新時期文學的現實，而且也成了從當代文學內部生發的最初驅動力量（例如“文革”后在揭批“四人幫”的過程中對50、60年代被批判的所謂“黑八論”的肯定；50年代中期被壓抑的“干預生活”的創作在新時期的“傷痕文學”中變成了現實，其他在當時受到壓抑的理論和創作在新時期也都得到了現實的肯定或變成了新的現實。新時期文學正是從肯定這些理論和創作后回復正常軌道、并開始革新變化的）。從這個意義上說，雖然整個當代文學從前27年到新時期以來的轉換，離不開外部環境尤其是社會政治的變化，但從當代文學自身發展演進的邏輯來說，則不能不說是上述處于兩極位置的文學力量交互作用的結果。此后，當新時期之初處于非主導位置的文學潮流在藝術革新和追求文學的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新的極端化的傾向的時候，原來意義上處于主流位置的文學潮流又以其所堅持的思想和藝術原則，將其反撥到正常的發展軌道，或在揚棄其極端傾向后，與其中的合理因素達成和解，繼續將前此階段的藝術革新和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推向前進。從80年代中期以后乃至90年代的文學發展，正是在這兩極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通過不斷的自我調整，保持著一種良好的發展勢頭的。
　　　　　　　　　　　　　　　　　1998年10月——1999年1月
　　　　　　　　　　　　　　　　　寫于珞珈山面碧居
文學評論京105～113J1文藝理論於可訓19991999長期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因為一種絕對主義思想理路的影響，往往熱衷于用某些政治學的、文化學的、社會學的理念，或某個理想的文學時代的某種抽象的文學理想，去嵌套切割活生生的文學現實，把活生生的當代文學現實變成了任這些理念驅使的奴仆，卻不去具體地分析當代文學內部已經發生了變化的各種復雜關系及其內在聯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當代文學進行真正有機的歷史整合。本文在檢視這種絕對主義思想理路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二項互補”和“兩極互動”的原則，作為當代文學史的邏輯建構的基本原則。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文學院 作者：文學評論京105～113J1文藝理論於可訓19991999長期以來，當代文學研究因為一種絕對主義思想理路的影響，往往熱衷于用某些政治學的、文化學的、社會學的理念，或某個理想的文學時代的某種抽象的文學理想，去嵌套切割活生生的文學現實，把活生生的當代文學現實變成了任這些理念驅使的奴仆，卻不去具體地分析當代文學內部已經發生了變化的各種復雜關系及其內在聯系，并在此基礎上對當代文學進行真正有機的歷史整合。本文在檢視這種絕對主義思想理路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個“二項互補”和“兩極互動”的原則，作為當代文學史的邏輯建構的基本原則。

網載 2013-09-10 20:5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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