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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20世紀50、60年代開始，西方學術界出現了一股宗教語言研究熱潮，綜觀當代西方宗教語言研究的現狀，盡管研究者在理論立場和學術觀點上尚存較大分歧，但也表現出一種相同的學術旨趣，即注重方法論的反思與構建。筆者認為，這種旨趣無論是對于我們尋求合理的哲學方法去解開宗教語言之謎，還是對歷史唯物主義的宗教哲學研究來說，都有其值得借鑒的意義。當代西方宗教語言研究方法經歷了語義分析、功能分析、生存論分析以及生存論—本體論分析的嬗變過程，這四種分析方法主要以分析哲學、存在主義現象學和解釋學為方法論基礎，是把現代西方哲學的“語言學轉向”之后出現的語言哲學運用于宗教語言研究的邏輯產物。
　　 一、語義分析
　　當代西方宗教語言熱發軔于邏輯經驗主義從外圍構成的挑戰。邏輯經驗主義者不僅用奧康姆的剪刀剪掉了康德意義上的形而上學，而且還要把其方法論原則強加于宗教神學。艾耶爾就用他那套邏輯分析否認了有關上帝存在的證明，他說：“要論證上帝存在是不可能的。”（注：L-anguage,Truth and Logic,New York:Dover Books,1952,P.35.）艾耶爾并不滿足于譴責任何有關上帝存在的觀念，他甚至認為任何關于上帝的談論都沒有意義。因為他把“上帝”一詞僅僅視為一個形而上學的詞，這就意味著，即便神學作為一種反思性的談論上帝的方式，也遭到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譴責。
　　邏輯經驗主義的挑戰直接引發了20世紀50、60年代那場曠日持久的有關神學命題的語義之爭。威茲德姆(John Wisdom)率先自覺地通過他那著名的隱身花匠的寓言，（注：Gods,in John Hick.ed.Classical and Contemporary Reading 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Inded.,Englew-ood Gliffs,N.J.:Prentice-Hall,Inc.,1970.）在宗教語言分析中確認了邏輯經驗主義的證實原則。隨后，弗盧(Antony Flew)又通過有關兩個探險家的寓言（注：Theology and Falsification,in Antony Flew and Alasdair Maclntyre,ed.,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New York:Macmillan,1955,P.96.）將批判理性主義的證偽原則引入了宗教語言分析。證實原則與證偽原則相輔相成，對宗教語言分析產生了重要影響，它們共同構成了語義分析的方法論基礎。所謂語義分析，是指在宗教語言研究中先靠限定語義條件，再以證實或證偽原則作為意義標準來度量宗教命題有關意義的一種分析方法。這種方法一開始就遭到了批評者的反對。黑爾(R.M.Hare)通過牛津校園里的瘋子的寓言（注：Theology and Falsification,in Antony Flew and Alasdair Maclnt-yre,ed.,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New York:Macmill-an,1955,P.100.）表明：即使神學命題無法用經驗事實來證實或證偽，也不乏意義，因為語義分析用“科學解釋”代替“宗教解釋”能否可行還成其為問題。米切爾(Basil Mitchell)則通過那個堅定的游擊隊員的寓言（注：Theology and Falsification,in Antony Flew and Alasd-air Maclntyre,ed.,New Essays in Philosophical Theology,New Yo-rk:Macmillan,1955,P.105.）證明：即便根據證實原則作為意義標準來看，神學命題不僅有意義，而且不乏經驗根據。
　　上述有關神學命題的語義之爭，本質上反映了爭論雙方在方法論觀念上的根本分歧。如何看待邏輯經驗主義對當代宗教語言研究的方法論意義，對當代宗教語言研究而言，無疑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邏輯經驗主義是20世紀上半葉西方哲學思潮中最有影響的一種語言分析哲學。“邏輯經驗主義”這個復合詞既含有“對意義問題的關注”，又內蘊了“命題的意義與感覺經驗相關聯。”因此，證實或證偽原則構成了這種語言分析哲學的精神內核，它對于科學命題的分析尤其是符號邏輯的發展來說，自有其十分重要的積極意義。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它有資格作為一種普適的方法論原則而泛濫于各個研究領域。事實上，邏輯經驗主義自身也存在著嚴重的方法論缺陷，即便在自然科學領域，證實或證偽原則也不是一種全能的分析工具，它遭到了越來越多的批判，何況它自身尚不能像它所主張的那樣有任何經驗事實來證實它自己，這個原則本身是否有意義還是一個尚待進一步爭論的問題。邏輯經驗主義的原則被引入當代宗教語言研究之中本是一種自然的學術現象，但這種引入顯然不應該是無條件的照搬。語義分析就是邏輯經驗主義者站在科學主義立場上對宗教語言發出的一種純理性的懷疑或詰難的邏輯產物，它完全無條件地照搬邏輯經驗主義的科學語言規范，為宗教語言命題設置絕對的“意義標準”，并據此否認宗教語言的獨特性和意義，是一種惟科學主義的獨斷論(dogmatism)。
　　 二、功能分析
　　在邏輯經驗主義思潮席卷整個宗教語言問題研究時，不少哲學家就看清了其方法論缺陷，他們不僅拒絕卷入有關爭論，而且試圖尋求一種新的分析方法來抵制語義分析，功能分析就應運而生。所謂功能分析，就是把語言作為一種用于人類各種交往目的的復雜的社會現象來考察，主張從日常語言用于宗教背景中的特殊功能的角度來揭示宗教語言在人類社會生活中的意義的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與語義分析是相對立的。首先，它以承認人類語言的復雜性為前提，消解了邏輯經驗主義認為某一種語言具有示范性這個任意的形而上學之假設，實際上也就是反對把所有語言（包括神學語言）向惟一的科學語言或物理學語言拉平。其次，它以認可宗教語言在人類語言交往過程中的獨特性為邏輯基點，主張宗教語言的意義寓于其現實功能之中，這就進一步消解了語義分析的“意義標準”（證實或證偽原則），實際上轉向了“意義標準”的多樣性。在當代宗教語言研究中，主張功能分析的主要代表有布雷思韋特(R.B.Brai-thwaite)、蘭德爾(J.H.Randall)、范·布倫(Paul Van Buren)等。
　　布雷斯韋特是一個經驗主義的道德哲學家，主要以其經驗主義的道德哲學觀念來分析宗教語言的道德功能。他把宗教論斷(religious asse-rtion)作為“一種道德論斷”(a moral assertion)看待，認為宗教論斷的意義給予方式與道德論斷相似，在于它表達說話人遵守與其生活方式相關的某一特殊宗教信念的行動意向時的具體用法。宗教論斷的意義可以通過觀察一個信仰者在與其宗教信念相關的生活方式中所具有的行為意向來得到闡明，既可觀察其行為，也可觀察其對自己行為意向的辯解，“正是他的行動意向才構成了所謂的宗教信念。”（注：An Empi-ricist's View of The Nature of Religious Belidf,in The Existe-nce of God,ed.by John Hic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64,P.239.）蘭德爾則把宗教信仰作為宗教象征來看待，把宗教知識與科學知識區分開來，著重分析了宗教語言的象征功能。他認為，宗教象征既是非表現性的(nonrepresentative)，也是非認識性的(noncognitive)，它雖然不具有科學知識的“事實性陳述”所具有的“字面上的真理”(the literal truth)，卻在人類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功能：喚起某種情感回應，激發人類正當的行為方式；使社會團結，激發合作精神；能傳達某種特殊經驗，成為分享經驗的工具；更重要的是能揭示或啟示出這個世界的某些隱密的方面。
　　功能分析以認可宗教語言的獨特性為邏輯基點，它對于宗教語言的復雜功能之強調，是作為探討研究對象的獨特性的一種方法論觀念提出來的，就其方法論基礎而言，它早就內在地蘊含于日常語言哲學中了。日常語言哲學雖然也屬于分析哲學，但與邏輯經驗主義的“理想語言”哲學相對立，它在思想上深受后期維特根斯坦的影響。后期維特根斯坦強調觀察和參與日常語言活動的重要性，提出了語言游戲論。他把語言和同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行動所組成的整體（即運用語言活動的總和）稱為“語言游戲”(language game)。這種運用語言的游戲活動具有自主性、規則性和多樣性，它構成了一個語詞的自然環境并使該語詞從中獲得意義，這就否定了作為語言所指對象的“意義”之存在，而把意義概念本身也歸結為對它的不同使用。日常語言哲學步其后塵，在方法論上主張通過對語詞在具體使用場合的意義分析來闡明其多種功能，這種分析方法稱為“闡釋”(elucidation)，即闡釋語詞的邏輯語法，描述語詞所能完成的各種不同功能以及完成這些功能的條件。這樣，日常語言分析就與邏輯分析不同，它充分揭示語言的現實功能，而非將其溶解于理想語言的某種不能實現的范式之中。尤其是奧斯汀關于“說話就是做事”(To say something is to do something)的言語行為理論更是把語言哲學研究從語義學發展到語用學，進一步將對語言的意義分析情境化、具體化和現實化。這樣，更加強化了語言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承認了每種語言都有其自身的邏輯，只有通過語言的用法來研究其意義。應該說，這種方法論主張所具有的開放性態度對宗教哲學來說是建設性的，它隱含了對宗教語言的獨特性之肯定，默認了宗教語言有自身的邏輯意義。功能分析正是在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論和日常語言哲學中邏輯地生成的。力主功能分析的范·布倫自覺地將日常語言哲學的分析方法運用于宗教語言研究，提出了宗教語言邊緣論。他把宗教語言作為一種基本語言形式放到整個人類語言活動范圍之中加以考察，通過闡釋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游戲”的多樣性以及“人類語言活動區域圖”的豐富內涵，確證了宗教語言的特殊性。他指出，現代西方文化由于崇尚物質從而驅使人們在語言交際方面看重科學、經濟、歷史、常識等形式的語言，使這些語言形式居于人類語言活動區域的中心地帶，它們完全受法則支配，因而語義清晰；而宗教語言則在整個人類語言活動區域中處于邊緣地帶，它試圖擴展人類語言的日常用法來表達超越日常范圍的更多的意義，因而有其特殊功能，它所表達的同樣是人性的一個特定方面，實質上是一種“邊緣語言”(edge-language or edge-talk)。
　　功能分析強調宗教語言的意義寓于其現實功能之中，這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但是，它作為對語義分析的消解，在反對邏輯經驗主義把狹隘的經驗事實用來充當衡量宗教語言的意義尺度時，滑向了另一種極端，即只重視宗教語言的現實功能而置其事實根據于不顧，這是一種方法論上的偏見。無論對宗教語言現象的批判，還是對宗教語言的本質之把握來說，宗教語言的事實性根據終究是一個不能回避的問題。邏輯經驗主義的“意義標準”固然偏頗，但也并非一無是處，功能分析若要對宗教語言的復雜功能作出合理性的闡釋，就必須從語義分析中吸取經驗和教訓，而不能簡單化地對它進行阻擊或消解。
哲學動態京43～45B9宗教董尚文20022002董尚文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 湖北武漢 430074 作者：哲學動態京43～45B9宗教董尚文20022002

網載 2013-09-10 20:5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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