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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D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2528(2006)05-0008-06
　　1978年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同時人的發展也呈現一種新的狀態。其中之一，就是在中國社會不斷取得新的進步的同時，一些與現代化建設相適應的現代理念也逐漸確立起來了。歸納起來主要是：從一元主導走向多樣和諧；從權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從以物為本走向以人為本；從“人情”走向理性；從依附走向自立；從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與功能的統一。
　　一、從一元主導走向多樣和諧
　　從新中國成立以后到改革開放以前，從社會存在到意識形態，中國社會基本上是一種“一元主導”性社會，即經濟成分、利益主體、分配方式、就業形式和價值取向基本上是一元主導，在經濟成分上主要強調公有制，對非公有制經濟有所排斥；在利益主體上，主要強調國家和集體利益主體，對個人主體重視不夠；在分配方式上，主要強調按勞分配，不大注重按生產要素分配；在就業形式上，國家安排就業，缺乏其他就業渠道；在價值取向上，倡導集體主義，對集體主義以外的價值觀大多排斥。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社會逐漸呈現為多樣化的發展狀態，即經濟成分、利益主體、分配方式、就業形式、組織形式、社會階層、社會力量和價值取向日趨多樣化，社會日趨成為多樣化社會。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初期，中國共產黨人的主要歷史使命是力求把一切積極因素和力量動員起來，參與到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中去，因而在邏輯上，這是一個“動員參與期”。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努力從制度和政策上采取一系列重要的方法和措施，使人們做到各盡其能，使社會充滿創造活力。在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多種多樣的積極因素和力量被動員起來了，社會多樣化的態勢也出現了。
　　當這些因素和力量的作用越來越大的時候，就會向社會提出多種多樣的要求。這意味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在邏輯上進入了“表達訴求期”。這一時期的基本特征，就是各個階層、各個群體的社會成員都在力求表達利益訴求。社會多樣化的日益發展，一方面喚醒了各類主體的主體意識，增強了各類主體的競爭觀念，從而使整個社會充滿了活力；然而另一方面，如果處理不好，就會造成嚴重的社會矛盾，甚至社會沖突。中國能否在保持經濟社會較快發展的同時保持政治穩定，實現社會和諧發展？如何最充分最廣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增添新力量？這些深層次的問題擺在了中國共產黨人面前。面對社會的多樣化和人們的多種訴求，無非有兩種態度：一種是不予尊重、消極對待。這樣做的結果，就會使群眾表達其利益訴求的渠道不暢，進而增加社會矛盾，從而使中國社會進入風險社會；另一種是予以尊重、積極對待。也就是積極整合他們的合理要求，努力凝聚他們當中一些有效的力量。這樣做的結果，有利于使社會走向和諧社會。這里，要在多樣中尋求和諧，要尊重人民的訴求，首先必須做好“整合和凝聚”工作，因而在邏輯上，“整合和凝聚”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一個必經時期。整合和凝聚的首要目的，就是使人們能“各得其所”與“和諧相處”，其基本特征，就是力求保持各種力量和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協調、平衡與和諧，并達到共生共進。要言之，就是追求多樣和諧。
　　多樣和諧，就是包容個性差異，并通過協商共識，使多樣性之間達到協調、合作、共贏。不同的音符產生美妙動聽的音樂，不同的調料做成可口的美味佳肴，不同的顏色構成五彩繽紛的世界。現代意義上的和諧與多樣性、差異性有關。和諧的價值在于，它是多樣性、差異性社會的合理控制和自主秩序，是多樣性的統一。多樣和諧，首要的前提是承認、尊重個性差異，即承認多樣性。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過程中，多樣性及其個性差異是必然存在的，而如何對待多樣性及其個性差異，事關現代社會的和諧，因而，它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著力面對和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通過排斥多樣性及其個性差異來達到所謂的社會和諧，只能是缺乏生機與活力的“和諧”，是僵死呆板的“和諧”，不是真正意義上的和諧；真正意義上的、且具有生機和活力的社會和諧，就是尊重多樣性及其個性差異，既將個性差異和社會差異合理控制在各方面都可以承受的范圍之內，又力求在多樣性及其個性差異中尋求統一性、共同性和互補性，使具有不同個性的多樣性之間達成共識。
　　二、從權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
　　在“一元主導性”社會，權力具有核心地位，亦即權力本位。在中國社會日趨多樣化的過程中，能力本位逐漸走上了前臺。
　　總體來講，有四大基本力量支配和操縱著社會生活和人的生活：血統、權力、金錢和能力。
　　奴隸社會主要是“宗法血統”力量在起作用，推崇的是“血統本位”。奴隸社會有奴隸主階級和奴隸階級兩個基本階級。奴隸和奴隸主一生的命運、地位大多是由他們各自的宗法血統(先決既定的社會階層身份和社會角色的規范)規定和安排的，一般情況下，奴隸個人后天的努力和能力也改變不了自己的命運。后來現實生活中盛行的“裙帶關系”、“家族門第”、“門派宗派”、“幫派嫡系”，不同程度上都與“宗法血統”有淵源關系，并且一定程度上影響著我們的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這是人對“宗法血統”的依賴。
　　封建社會主要是“權力”的力量在起作用，權力左右著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支配和操作著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因而奉行的是“權力本位”。“大一統”的“金字塔”式的社會權力結構足以表明皇權高于一切，足以證明權力的“價值”至高無上。在封建社會中，人們思維的價值天平多傾斜于權力，多視權力為實現人生追求的本體或基礎。這是人對“權力”的依賴。
　　傳統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支配和操縱社會和人的力量向“金錢”轉移，崇拜的是“金錢本位”。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以及物對人的統治等，都是金錢力量的表現。一切經濟活動都圍繞利潤旋轉的“利潤動機”、物質財富占有欲和按資分配，以及資本支配一切的事實，都顯示出金錢的力量。當然，為了追逐更多的利潤、財富和金錢，它也要求勞動者發揮其勞動能力，“能力”的力量在一定意義上也發生作用，但在本質上，它是把人的勞動能力變成賺錢活動的手段，并沒有從根本上把人的能力的充分而全面發展作為人的目的本身。
　　當代社會已出現力量向“能力”轉移的趨勢。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人對物質方面的興趣漸趨淡薄，而對人的能力自由而全面發展卻日益看重。現代西方一些思想家針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社會出現的困境，明確主張把人的創造能力作為人的主導價值取向。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越來越多的西方人看到并逐漸重視人的創新能力這一力量的作用和價值。“人力資本理論”、“技術統治論”、“管理創新論”、“企業精英論”(未來的企業精英的主要條件是擁有管理的能力)和“力量轉移論”等，就是對人的創新能力在時代發展中日趨顯示其主導作用的一種反映。現代西方發達國家的企業日益注重人的聰明才智，調動人的智力因素，引導和發揮人的創造能力，因而知識、技能和創新能力已成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美國企業制度變革中的“經理革命”，實質上解決的就是靠能力實現價值的問題。馬克思曾經指出，社會歷史是人的內在本質力量的發展史。社會歷史發展證明：人的主體能力及其作用在當代社會發展中日益增大。
　　在當代中國，也正在逐步走向能力社會，它內在要求我們確立“能力本位”的價值取向。首先，市場經濟呼喚能力本位。市場經濟不是萬能的，但當代中國發展需要市場經濟。市場經濟具有自己的邏輯：市場配置資源；能力和業績決定人的社會地位和發展空間；推崇“能力本位”的價值觀。市場經濟本身不相信能力弱者的眼淚，倒是給那些能力強貢獻大的人以應有的回報，市場經濟對那些不努力奮斗的懶漢和不提高能力的人是“無情”的，但對有能力有貢獻的人和整個社會的發展卻是“有情”的，這是通過“無情”的手段達到“有情”的目的。平均主義相反，是以“有情”的手段達到了“無情”的目的。我們今天在某些方面就是在承受由這種“無情”的目的所帶來的一些代價。歷史和現實證明，凡是參與比較激烈的國際競爭的經濟領域或真正搞市場經濟的地方，就會弱化非能力因素，注重能力因素。當今日趨激烈的國際競爭根本上是人的創新能力的競爭，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在綜合國力競爭中越來越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因此，市場經濟對人的最大要求是，憑能力和業績獲得權位，樹立權力的權威，憑能力和業績賺錢，要求注重自身的能力建設。其次，知識經濟內在要求確立能力本位的價值取向。在知識經濟時代，站在我們時代前列的、受人崇拜的不再是擁有百萬家產的富翁，而主要是擁有知識水平和創新能力的人，推動社會發展的主要不是貨幣資本，而主要是人力資本。知識經濟時代意味著要改變工業經濟時代資本占有勞動的制度，實行勞動者占有資本的新制度。在知識經濟時代，在對企業財富的創造中，是人力資本為根本，貨幣資本為條件，企業發展史主要是一部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創業史。美國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人力資源的質量和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勞動者的知識和技能的高低，是造成發達國家和落后國家之間差距的重要原因。由是，在尋求新的增長方式的努力中，人們發現，只有能力全面發展的、具有高知識含量的高素質的人，才是最重要的，他們是知識經濟的希望所在。這就把人的能力問題凸顯出來了。既然人力資本(包括人的創新能力和勞動能力)在知識經濟時代對經濟社會發展具有關鍵作用，那么，這個時代就必須把充分正確發揮每個勞動者的勞動能力和創新能力作為基本原則，把以能力為本作為這個時代的核心文化理念。第三，把我國的人口大國轉化為人才強國，也內在要求確立能力本位的價值取向。中國國情的一個重要內容，是人口多，有13億多人口。中國的每一個小問題乘以13億，就成為大問題，每一個巨大成就除以13億，就沒有理由值得我們過于驕傲。這就要求我們必須把人口資源轉化為人力資源，再把人力資源轉化為人才資源，其實質就是大力加強人才資源能力建設。這種建設搞得好，人口包袱就會變成人力財富，人口負担將會變成人才優勢，人口阻力將會變成發展動力，人口大國就會轉化為人才資源強國，也可以增強中國的核心競爭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質量。因此，面對13億多人口，我們要充分認識到加強人才資源能力建設的迫切重要性，它已成為中國把握新機遇、應對新挑戰的關鍵。
　　由權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內在要求由傳統價值體系向現代價值體系轉換。
　　第一，由控制人走向解放人。奉行權力本位的人，比較注重對人的控制，要求人聽話服從；而倡導能力本位，必然注重對人的解放和開發。總體來講，中國封建社會是權力本位社會，這種社會也關注人、研究人，但研究人的目的主要不是如何有效地解放人和開發人，而是如何用“義、權、情和靠(等靠、依賴和依附)”有效地控制人和約束人(對人的私欲加以合理控制是必要的)，結果把“人”字越寫越小，缺乏創新個性和創新能力。這正是制約中國社會發展的一種深層原因。近代西方社會研究人的目的主要是為了解放人和開發人，結果“人”字越寫越大。它們所舉起的“利益”解放、“能力”解放、“理性”解放和“個性”解放的大旗，樹立“利益、能力、理性和自立”的權威等，都是著眼于解放人和開發人的。這正是西方強大的一個深層原因。
　　第二，由注重權力因素走向注重非權力因素。推崇權力本位的人相對注重權力因素，注重權力的權威和影響力，認為權力高于一切；而倡導能力本位，必然內在要求注重非權力因素——品德、知識、能力和業績及其影響力。當代中國社會轉型的大趨勢是逐步走向以能力和業績為導向的社會。這意味著：要引導一些黨員干部由崇拜“關系本位”、“權力本位”和“金錢本位”的價值觀走向注重“能力本位”的價值觀，由注重權力因素走向更加注重非權力因素，要注重靠能力和業績獲得權位，樹立權力的權威，靠能力和貢獻賺錢。只有這樣，才有利于克服黨內存在的一些腐敗現象，樹立黨的良好形象。
　　第三，由注重等級身份走向注重平等權利。權位是有等級的，注重權力本位，必然注重等級和身份。而能力本位則內在要求人人應具有平等競爭的權力和機會。
　　第四，由家長制走向民主法制。奉行權力本位的人易形成唯我是從的心理，進而易形成家長制作風。而倡導能力本位的人，相對歡迎民主與法制。
　　三、從以物為本走向以人為本
　　改革開放初期，歷史發展的必然性要求我們把創造人的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突出出來，再加上一些地方片面理解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想，所以，一些地方只注重經濟增長，過度開發物質(自然)資源。這種以物為中心的發展觀具有三個基本特征：把物質財富的積累看作是社會發展的主題；把物質財富的增長看作是社會發展的目的；把經濟增長看作是評價社會發展以及人的政績的主要尺度。這種發展觀雖然具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也是必然與合理的，但也在今天的實踐中付出了代價：出現了環境污染，一定程度上破壞了可持續發展能力；出現了人被物化的現象，一些人不能真正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出現了社會不公，貧富差距在擴大；出現了貪欲膨脹現象，極端利己主義在蔓延等。
　　這些代價促使人們從呼喚現代化走向反思現代性，其結果，就是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必須走出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發展觀。就是說，整個發展觀的核心理念必須由以物為本逐步走向以人為本，既見物又見人。以人為本，就是要求我們在分析和解決一切問題時，在制定各種政策和做各項工作時，要摒棄權本思維和物本思維，把人看作主體(通過人或依靠人)，把人看作目的(為了人)，把人當作尺度(把一切事物放到對人的利害關系中來評價)。
　　把人本理念和人本思維運用于當代中國發展的框架上，就具體表現為逐步從以物為本走向以人為本：在經濟發展上，應從家族經濟、物本經濟逐步走向人力資本經濟；在資源配置上，應從權力配置資源、金錢配置資源逐步走向使能力在資源配置中占主導；在發展目的上，應從只突出物質成果的增加逐步走向注重全面提高人的能力，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在發展方式上，應從只注重物質投入逐步走向物質投入和人力資本投入并重，從過于開發自然(物質)資源逐步走向開發人力資源。
　　四、從“人情”走向理性
　　在中國傳統社會，在舊體制下，“人情關系”的力量支配著一些人的存在和發展。這種狹隘的“人情關系”的消極作用在于，它往往在社會公共領域破壞制度、原則和規范，造成不平等，而且在許多情況下，為了“人情關系”而排斥和壓制人的能力。可以說，“人情關系”有余而理性精神不足，迄今仍是我國國民素質方面存在的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
　　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過程中，我們的文化建設應在社會公共領域盡力打破“人情關系”的盤繞，確立科學的理性精神，使人們由注重“人情關系”向注重理性精神轉變，由主要依靠“人情關系”而存在轉向主要依靠理性而存在，以科學理性的原則來對待社會公共領域中的“人情關系”。這主要體現在：在經濟方面，理性精神要求通過對可供選擇的達到預期目的的技術和方法、投入和產出、勞動和資本的組合，進行精細的理性計算和把握，以追求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個人效益的最大化，同時還必須把利用市場機制和宏觀調控結合起來；在政治方面，要求反對人治，追求法治的最嚴格化。與人治相對立的法治，是把理性精神運用于治國方略中的必然要求，因為法治是與主觀意志、“人情關系”相對立的，是與理性所要求的客觀、公正、規范、程序和制度相一致的；在文化方面，理性精神就是追求科學精神的最大化。科學精神的根基在于理性，其本質特征是理性地處理感性材料以獲得真知，其根本目的在于實事求是。因而，科學精神對人類發展的偉大意義，主要在于它代表和倡導著一種積極健康的人類理性精神。在組織管理方面，理性精神要求追求管理的最科學化，即實行制度管理、精細管理和精英管理。制度管理，就是把人的許多社會行為都納入法制化的軌道加以規范和約束，在法制面前人人平等；精細管理，就是細密設計，精心操作，細到認真做經常性的、深入細致的工作，每個人言行的方方面面大都納入約束和規范之內，天衣無縫，無機可乘，精到每個人都要認真嚴格規范，即精確化、標準化、程序化和技術化操作；精英管理，就是通過行之有效的科學管理方式，使人做到各盡其能、各盡其長、各盡其才和各盡其用。
　　五、從依附走向自立
　　在中國傳統社會，在許多人身上，往往是重先天給定有余而重后天作為不足，注重結果公平有余而注重機會公平不足。注重先天給定和結果公平，必然形成依附性人格。這種人格表現在：在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上，許多人善于依傍古人，拘泥于經典，結果養成了“面向著過去，背向著未來”的向后看和守成的積性，造成了一種崇祖法古的文化心理模式；在價值取向上，一些人熱衷仕途，委身皇權，注重天定、前定、給定和注定(如主張“聽天由命”、“富貴在天”)。這種重先天給定的依附人格，與傳統的大一統國家制度和源遠流長的宗法家族制度有著密切的關系。大一統的國家制度要求平民大眾按照國家規定的去做，不要求人去獨立思考和獨立行動，宗法家族制度把家族利益看得至高無上，而個人利益和個人獨立人格則微不足道。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運作的指令性、行政的命令性和組織單位的包攬性，也使許多單位人養成一種注重先天給定和“等靠要”的依附性社會心理，也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依附性人格。注重先天給定和依附的最大消極后果，是人的潛能、能力和創造個性得不到充分發揮，進而阻礙人和社會的快速健康發展。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平等競爭、優勝劣汰”原則，內在要求人由注重先天給定走向注重后天作為，由“單位人”轉變成“社會人”，由注重結果公平走向注重機會公平。注重機會公平，必然煥發人的后天努力奮斗精神。這就要求我們在文化建設上，要弱化那種注重先天給定和依附的社會心理，強化人的后天努力奮斗和自主精神。
　　過去，我們有些人曾認為，黨的執政地位是靠中國共產黨人打江山確立起來的，因而這必然注定黨的執政地位是一勞永逸的。這是一種注重前定、給定和注定的思維方式。然而，在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的國際背景下，在實力競爭日趨激烈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在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需要日益增長且對中國共產黨的執政提出更高要求的情況下，在我國正處在爬坡、創業、競爭和挑戰的新時期，僅滿足于這種思維方式已遠遠不夠了，還必須進一步從“后天作為”即“執政能力”角度，來論證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的現實合理性。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人不能吃老本，要立新功，只有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才有助于在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面前有所作為，從而才能不斷鞏固黨的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只有有所作為，才會有執政地位；現在具有執政地位，就應該有所作為。因此，中國共產黨應在自己的現實努力奮斗和有所作為中完善自己、鞏固自己、發展自己和確立自己。這就突出了執政能力在執政內容、執政基礎和執政地位中的核心地位。這是由對古今中外執政黨執政的經驗教訓和執政規律的深刻把握，以及對中國共產黨如何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深刻思考而提出來的。正如十六屆四中全會所講的，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而是靠后天作為和執政能力生成和確立的。
　　六、從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與功能的統一
　　這里所謂的注重“名分”，指的是人們比較強調事物的性質、名分和活動的方向。
　　總的來講，在傳統中國社會，在權力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相對注重事物的性質、名分和活動的方向。我們把這種注重事物的性質、名分和活動的方向的思維，稱其為“方向性思維”(或“性質思維”，或“名分思維”)。雖然在中國傳統社會，在計劃經濟時期，也具有注重事物和活動的功能的思想資源，但不占主導，占主導地位的是注重事物的性質、名分和活動的方向的方向性思維。這集中表現在：在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問題上，相對注重生產關系，而對生產力，一定程度上有所忽視。過去人們對社會主義的理解，往往認為就是在生產關系上與資本主義對著干，忽視生產力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基礎地位；在黨的建設問題上，一定意義上相對注重黨的性質，熱衷于爭論工人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對立，而且善于把這兩極對立看成是觀察一切政黨的唯一的思維方法，而對黨的執政能力相對強調得不夠；在黨的工作重心問題上，過去更多強調政治掛帥，沒有把經濟建設作為黨的工作重點，即使做經濟工作，也強調多算政治賬少算經濟賬；在意識形態與科學技術問題上，多注重意識形態，一定程度上忽視了科學技術的作用；在制度對立和實力較量問題上，相對比較注重與資本主義在制度上的對立，而一定意義上忽視與資本主義在實力上的較量；在階級性與先進性問題上，一段時期，更注重黨的階級性，一定意義上對黨的先進性相對注重不夠；在立場與方法問題上，更強調立場而輕視方法，往往認為右是方法問題，“左”是立場問題，寧“左”勿右；在兩極對立與共生共進問題上，比較注重事物在性質上的兩極對立、水火不容、勢不兩立和你死我活，不大注重事物在功能上的共生共進；在道德和能力問題上，比較偏好道德而看輕能力。要言之，在過去，我們相對注重“貓”的“顏色”，而一定意義上忽視“貓”的“功能”。
　　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社會發展理念上，在思維方式上，我們取得的一個重大進步，就是在繼續堅守和堅持“方向性思維”的前提下，逐漸認識到“功能思維”的重要性，并且日益注重“功能思維”的意義。這集中表現在：我們既注重生產關系，更強調生產力在當代中國社會發展和社會主義建設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首要根本任務是集中力量大力發展生產力；既確認工人階級政黨與資產階級政黨在意識形態和制度上的對立，又注重提高黨的執政能力，注重其內在實力，注重執政成效，認為只有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才能使我們黨在世界形勢深刻變化的歷史進程中始終走在時代前列，在應對國內外各種風險考驗的歷史進程中始終成為全國人民的主心骨，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成為堅強的領導核心”；既講政治，同時又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既注重意識形態問題的重要性，又把科學技術看作是第一生產力；既堅持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在制度上的對立，又注重二者在實力上的較量，注重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既堅持黨的階級性和階級基礎，又注重黨的先進性，強調要在全國黨員干部中進行保持黨的先進性的教育；對各級黨員干部，既強調政治上要可靠，要與中央保持一致，同時強調要有本事；對于公民，既注重培育良好的道德品質，也注重提高其學習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

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京8～13D4中國政治韓慶祥20062006
社會進步/多樣和諧/能力本位/以人為本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取得新的進步，人的發展也呈現出新的狀態，主要表現為：從一元主導走向多樣和諧；從權力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從以物為本走向以人為本；從“人情”走向理性；從依附走向自立；從注重名分走向注重名分與功能的統一等。
作者：思想理論教育導刊京8～13D4中國政治韓慶祥20062006
社會進步/多樣和諧/能力本位/以人為本

網載 2013-09-10 20:5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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