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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I 0-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260X(2006)02-0040-13
　　文化中國與世界華文文學
　　20世紀以來，中國知識分子永不中斷地移民外國，近30年，臺灣、香港、大陸大量專業人士、留學生、移民，更大量移居世界各國，再加上東南亞的華人再移民，今天作為華人的意義已大大改變。杜維明在《文化中國：邊緣中心論》(Cultural China: The Periphery as the Center)、《文化中國與儒家傳統》、《文化中國精神資源的開發》諸文章中，提出“文化中國”的概念，因為中國不只是一個政治結構、社會組織，也是一個文化理念。
　　王賡武教授及其他學者指出世界各地的華人日漸多樣性，再也不只是華僑。我們再也找不到一個適當的名詞來稱呼世界各地的海外華人，因為今天已沒有單一的海外華僑或中國人。這些中國境外的華人，由于所住國家不同，身份認同不同，用英文或中文稱呼，常用的有Chinese overseas, Overseas Chinese, ethnic Chinese(華族)，huaqiao(華僑)，huayi(華裔)，huaren(華人)，haiwai huaren(海外華人)，Chinese Diaspora等都可以使用，各有其理由，各有其需要。
　　華人的意義不斷在改變中，中國以外邊緣地帶華人建構了另一種“中華文化”，同樣的，中國以外的華人及非華人，我所說的具有邊緣思考的華人，也建構了另一類華文文學。這類文學，就如中華文化，它超越語言、族群、宗教，而這種邊緣文學就是構成中華文化的一部分，為杜維明所謂的“文化中國”創造新的精神資源。這種文學也成為另一個華文文學中心，甚至散布世界各地的華人世界，自己也成爲一個文學中心，比如新加坡華文文學或馬華文學，其作品即有中國文學傳統也有本土文學傳統[1]。
　　因此，我們需要尋找種種理論思考與詮釋模式來了解與解讀這種文學。許多有關華人與文化的思考，上述杜維明的論說及其編的《常青樹：邊緣中心論》中如王賡武、李歐梵等人的論述，王賡武的《進入現代世界：中國內外》(Joining the Modern World World)，還有其他純理論性的如愛德華詩(Edward Shils)的《中心與邊緣：宏觀社會學》(Center and Periphery: Essays in Macrosociology)都是開拓發現、思考問題與了解現象華文文學研究的視野[2]。
　　華人的文化屬性：文化建構與修養
　　世界各國都有華人，但作為華人的意義在不斷改變中。華人的構成，主要由他生長與生活的地區的文化生態與社會思想所構成，因此，新加坡的華人，與泰國的華人在文化政治認同都有極大的差異，即使新加坡與美國土生華人都說英文，其文化、世界觀都不一樣。多類型的華人必然產生多類型的華文文學。
　　同樣是華人，具有不同的臉孔。在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只要看一下他的臉，我就知道他大概是受華文教育還是英文教育，還是中國新移民。華人不可能使自己變成不是華人，他多多少少還是華人。這說明作為華人的意義及其復雜性。馬來西亞與新加坡的華人第一次去中國時，往往驚訝自己與中國人在文化意識上有許多地方不同。
　　由于四處落地生根生長，中華文化是多樣性的。我自己長久在大陸、臺灣、香港各地生活，我覺得我的價值觀、世界觀、社會行為很多地方會與大陸或臺灣的人很多地方不一樣。我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住在新加坡，前后30多年，現在發現自己與馬來西亞華人在各方面已有文化思想上的差異。目前，在臺灣教書，文化上雖認同甚多，但政治認同上完全不同。
　　在美國出生的馬來西亞華人的后代又與我們不同。我的妻舅的女兒在美國出生與長大，不久前她到新加坡住了半年，處處與新加坡的大學生不一樣，雖然大家都是華人，都說英文，文化環境的差異，猶如熱帶與大陸氣候的差異，因此，新加坡雖然又有好的機會，她決定不留下來。認同感的差異使她在新加坡華人圈中仍然感到陌生。
　　華人新文化的建構：本土菜肴的創造
　　在馬來西亞，娘惹菜肴是中國與馬來烹飪的有趣結合。這說明外來文化與本土化結合之必然性。峇峇文化把兩種文化融合成一種，峇峇傾向說閩南話化的馬來語，娘惹愛穿馬來服裝，但他們的風俗習慣與思想道德還是很中國。
　　今天華人的雙文化主義已經發長成為多元文化。新馬華人在當地發明的許多菜肴糕點如魚生與海南雞飯，其制作的方法使人想起本土化的華文文學。兩者都面臨建立本土獨特型的挑戰。不管是菜肴還是文學作品，都要具有當地的風味，融合本土與中國傳統的兩種文化。
　　雖然撈魚生聽起來像廣東菜肴，中國的廣東與香港沒有這樣的食物。由于它出自新馬，并具有多元文化，所以為各種族所接受，包括信仰回教的馬來人。因為撈魚生的食物沒有其他宗教忌諱的食物，主要由本土與進口的瓜果如紅白蘿卜絲、柚子的肉、油炸粉條、魚是進口的鮭魚或本地的馬膠魚。2004年1月24日，馬來西亞的首相阿都拉巴達威(Prime Minister Abdullah)在新山的海邊慶祝華人新年，邀請了新馬各族政治領袖，就以多元文化的撈魚生作為宴會的開始食物。
　　重構中文：承載本土經驗的華語
　　語言具有地方、文化色彩。海外華人由于文化與土地的改變，需要重構中文的性能，才能準確的書寫域外本土的生活經驗與自然環境。因此創新轉型的中文，被稱為華文/華語。
　　在全球后殖民的社會里，本地人使用的英語很特別，從詞匯到發音與英國的英語/文有很大的不同，這是文化思想，生活環境，與使用人的語言背景所造成的。在許多英文后殖民文學的論述中，為了表示后殖民地的作家身份與文化認同的不同，今天英國的英文以大寫的English來表示，后殖民地的英文以小寫english來表示[3]。
　　由于華人離散族群的華文文學與英文離散族群文學有相似的發展，因此有中文與華文/語之分。海外華人因當地文物與不同文化生活經驗的需要，把改造過的中文稱為華文。用華文來創作，更能完整的表達當地華人的文化思想，完美的承載新土地上的生活經驗。
　　華語落地生根以后，就起了變化，其復雜性使得話語在新馬泰之間音調詞匯都有所不同。當年馬華的華文形成，因為本土出生/長大的作家感到中文不足于描述新土地新氣候里的生活。所以本土作家如吳進(杜運燮)開始大膽的改變中文的規范性，目的就是要更恰當貼切的去表現生活經驗[4]。
　　全世界華人地區都存在著反映當地社會所特有的事物或現象的詞語，尤其在“地區詞”或“多區詞”，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特殊意義。地區詞照說都是單區獨用詞語，如：泛藍、泛綠(臺灣)，齋啡、筍盤(香港)，荷官、職程(澳門)，組屋、樂齡(新加坡)，零吉(Ringgit)、拿督(Dato)(馬來西亞)。雙區共享詞語如：峇峇(baba)、甘榜(kampung)(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資政、芻像(臺灣和新加坡)，雅柏文/雅博文(apartment，加拿大和澳大利亞)。三區或多區共享詞語如：報聘、高麗菜(臺灣、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杯葛、主催(臺灣、香港、澳門、新加坡和馬來西亞)①。
　　多類型華人作為比較/批評模式
　　英文新文學提供我們了解馬華、泰華或美華新的視野，他們的華文文學屬于另一種文學傳統，與中國的或香港不盡相同。多元華人創造的新興華文文學，必定具有其獨特內涵與語言個性，與中國文學會有所不同。因此需要從新的角度來認知。
　　我一向主張把世界華文文學放回它產生的家國的土地、文化屬性、政治認同上來分析。將作品與文化屬性與政治認同，甚至與食物、獨特的華語一起解讀，這種變化中的華人的閱讀策略，能夠給華文文學研究帶來驚人的視野。
　　我曾經以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及其他作品作為解讀新加坡華文文學的詮釋典范模式。通過后殖民的閱讀策略，很多未被注意的重要內涵便呈現出來。我的后殖民閱讀發現老舍《小坡的生日》隱藏著多元種族社會與反殖民主義的思想。老舍用小孩的夢幻作為去刻畫“小小的南洋”。他的寓言/預言很明顯：未來的馬來亞(新加坡)社會，必然是由馬來人及印度人、華人移民組成的多元民族的社會[5]。老舍嘗試顛覆康拉德小說中的殖民觀點：南洋的人物永遠以西方人為主角。這小說不是中國學者所說，只是兒童小說。后殖民閱讀策略很能分辨馬華文學中本土的及繼承中國文學的兩種文學傳統的存在情形。
　　多類型華文文學的比較/批評模式
　　海外華人因生長的環境與文化不同，由于身份認同的不一樣，今天我們需要不同名詞來稱呼他們：海外華人、華裔、華僑、華族、華人移民，有時又以所屬的國家來稱呼，如新加坡華人、美國華人等等。多元復雜的華人的文學，應該從他們所屬的政治、社會、文化認同來比較與評釋。所以王賡武多種華人與杜維明的改變中的華人的理論是詮釋世界各地華人文學最好的鎖匙。有了他們的理論架構，我們就不必以暴力破門而入。研究英文后殖民文學的論述，也提供很多可以參考的方法與視野。
　　移民書寫模式：擁抱邊緣經驗的文學
　　在重要的后殖民研究論述中，D. E. S. Maxwell的比較文學模式把新興的英文文學分為移民者文學與侵略者文學兩種。世界華文文學中一些地區的華文文學與前者類似。比如這種文學作品喜歡書寫放逐、流浪等主題。借用這個比較模式，我們可以探討很多華文文學中有趣的、創新的邊緣書寫。在東南亞，雖然早期受英國或荷蘭等西方殖民者統治，在華人移民族群/社區里，來自中國的文化影響力，大于殖民者的文化力量，因為像新加坡、馬來西亞在政治獨立前，很多華人始終接受私立的學校的華文教育，很多移民在政治與文化上，還是認同中國。因此，在1919-1945年間，馬來西亞華人作家在本土意識還未成長時，自然把當地的生活看成在異鄉流浪。懷鄉、流浪的主題很流行，像依夫的《憔悴的橡膠樹》，江上風的《南洋沒有太陽》便是代表作。
　　后殖民文學的比較模式
　　在《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一書中，作者討論了4種比較的模式。第一種是關于區域性或國家性的比較模式(national or regional models)；第二種是基于族群的比較(race-based models)；第三種是建立于更復雜性的比較模式(comparative models of complexity)；第四種是根據駁雜性與本土性(hybridity and syncreticity)的批評模式。這些比較研究的方法都不是界限明確，常有重疊互涉的地方。不過把它用在如東南亞華文文學上，這些根據英文后殖民文學發展的比較模式，可以幫忙打開我們的視野，從地理區域及其所有文化屬性方面，拓寬研究華人離散文學的領域，加強其深度。
　　第一種是注意區域性或國家性的比較模式(regional and national models)，強調華文文學產生的國家或區域的文化特點。以馬來西亞(當時稱馬來亞，包含新加坡)為例，這是最早發展海外華文文學的社會。馬華與新華文學的某些特點成為以后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的模式。基于地方與本土文化的改變，作家開始采用變形的中文(華文)、南洋色彩的題材、敘事形式，及本土生活經驗。今天世界各地的華文文學作品都緊密地與當地的社會、政治、歷史結合，可當作國家意象與國族人同來閱讀。更寬廣的地域模式幫忙我們認識跨越語言、國民性、種族的界限的文學，產生區域文學的觀念，這樣我們可以比較東南亞華文文學與北美華人文學的異同與特點，甚至比較東南亞華人創作的華文文學與英文文學。比較東南亞的受華文教育與英文教育作家的作品應該是很有趣也很有意義的文學/文化課題。
　　第二種是以種族為基礎的模式是尋找出不同地區的離散華人族群文學的共同特性。譬如在美國的華人作家，其中國民族性與傳統文化在其作品的位置。在馬來西亞與新加坡，其作品中的中國性，是不是比北美的作家少了很多？因為前者已是第二代與第三代的華人移民。像商晚筠的小說如《癡女阿蓮》、《巫屋》、《木板屋的印度人》，《跳蚤》里的《小舅與馬來女人的事件》，《夏麗赫》等許多小說，本土性比中國性更強，她的小說常常以非華族人物或是社群為主題[6]。
　　第三種比較模式可運用來研究兩種華文文學中在語言、歷史、文化方面的獨特點。在研究大英共和聯邦文學(Commonwealth English literatures)，很多批評術語已發展出來，很多批評家使用有大英共和聯邦文學、第三世界文學(Third World literature)、英文新興文學(New Literature in English)、殖民文學(Colonial literature)、后殖民文學(Post-colonial literature)，研究世界華文文學的學者也在尋找政治上或文學理論上適當的批評架構。常用的術語如世界華文文學、海外華文文學、華僑文學、離散華人文學都有被使用。由于華人與華文文學的多樣性，沒有任何一個名詞能取代其他的，因為我們要根據各地的華人來稱呼其文學，馬華文學、泰華文學。
　　第四種是批評模式，其運用比第三種更廣泛。這是研究構成后殖民英文文學重要因素如駁雜性與本土性。像新馬受過英國殖民統治，其華文學就需經過適地化的過程，吸收本土生活經驗與本土文化，改變規范性的中文。最后新馬的華文文學呈現含有中國文學與本土的兩種文學傳統，不再是純種的，而是雜交后的變種，思考邊緣性的，某些文學基因也改變了。
　　結論：實際批評的模式
　　新興的世界英文文學研究、世界華人文化認同的研究給我們帶來許多透視世界華文文學的視野。這里所提出的比較/批評模式，只是評論時的方法與視野，不是文學思考/思潮的派別。我們從海外華人的理論與英文后殖民文學可以學到很多思考、研究、與批評的方法。學者肯定不止一種華人離散族群，而是很多不同的華人離散族群(Chinese diasporas)，我們需要很多不同的批評模式去論述許許多多的華人社群與文學。華人的復雜性產生華文文學的多樣性。今天，學者都注意到目前世界各地的華人、華裔、華僑等不同類華人的華文文學各自的獨特性，這樣我們必須設計與采用許多詮釋理論與分析方法來解讀。上面我所提到的只是其中一些可以運用的。就如《逆寫帝國：后殖民文學的理論與實踐》所指出，這是實際批評的方法不是思想的學派。我們研究后殖民文學的時候，通常上述幾種方法都可以同時使用。
　　注釋：
　　①林萬菁、陸儉明、汪惠迪及其他學者都有研究。如汪惠迪著有《新加坡特有詞語詞典》(新加坡：聯邦出版社，1999)。汪與其他學者正編撰一本辭典，見《〈全球華語地區詞詞典〉：全球華社地區詞的大整合》，www. huayuqiao. org. /member/whd. htm.
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潤華20062006
海外華文文學/比較文學/邊緣化/華裔美國小說/“唐人街”敘事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marginalization/fi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narration of" China Towns"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Studies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as a new academic field which emerged in 1980s have been developing gradually with the literature of Taiwan, Hong Kong and Macao as its bridge. We have 3 articles published. RAO Peng-zi' s The Significance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discusses the spurring role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to the related disciplines from a trans-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and plays a very active part in such aspects as supplying a brand-new object and space of research for comparative literature The Cultural Attribute and Cultural Ident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a New Pattern of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 by WANG Ruen-hua elaborates South-eastern culture from a cultural perspective. The author talks about his reflections on Sino-foreign cultural exchanges and expounds another type of" Chinese culture" established by the Chinese over the areas of periphery outside China. PU Ruo-qian' s The Narration of" China Towns" in the Fiction of Americans of Chinese Origin is an analysis of the narration of" China Towns" . From the early others-oriented narration and the pursuit for the perceptiveness of Americans of Chinese origin to their second generation' s various kinds of appeal for escaping from or clinging to the Towns,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attempts to break though the" glass ceiling" of the Chinese Americans, who are of a weak and small ethnic group, has been expressed fully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descendingly powerful mainstream American culture.
海外華文文學是20世紀80年代初出現的具有世界性的新學術領域，以臺港澳文學作為“引橋”而逐漸拓展，也逐漸與國際上的移民文學、離散文學接軌，形成一個極具東方特色的文化、文學“圈”。它的興起為中華文化外移與外族文化相互影響研究拓展了廣闊的空間。本期發表三篇文章：饒芃子的《海外華文文學的比較文學意義》從跨學科的視角論述海外華文文學對相關學科的促進，為比較文學提供了嶄新的探討對象和研究空間，為傳統的國別、地域文學比較，特別是理論研究和學科“邊界”研究，提供了新的內容和視點，海外華文文學和比較文學在開拓文學研究新視野、新思路、新方法上，均起了積極的作用，為中國的文學研究，提供了更為開闊的視野和新的闡釋內容和角度，并由此而引起了對傳統思維模式的反思；王潤華的《文化屬性與文化認同：詮釋世界華文文學的新模式》是從文化視角切入東南亞華文文化，作者從不同國家、不同層面、不同視角來談中外文化交流的感受，并探討詮釋中國以外邊緣地帶華人建構的另一種“中華文化”的模式；蒲若茜的《華裔美國小說中的“唐人街”敘事》是對不同歷史時代和不同文化背景的華裔美國作家筆下頻繁出現的“唐人街”敘事的分析，在華裔美國文學書寫中占有不可或缺的主導地位，隨著歷史時代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作家筆下的“唐人街”再現也表現出極大的差異：從早期“他者導向”的敘事、“亞裔感性”的追尋到華裔第二代逃離或固守“唐人街”的種種訴求，表現出美國強勢文化俯視之下，作為弱勢群體的華裔要沖破“玻璃天花板”的艱難。
作者：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44～4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王潤華20062006
海外華文文學/比較文學/邊緣化/華裔美國小說/“唐人街”敘事
　　overseas Chinese literature/comparative literature/marginalization/fi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s/narration of" China Towns"

網載 2013-09-10 20:5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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