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周刊：“公敵”韓寒

簡體傳統

記者_ 羅小敷洪鵠上海、北京報道實習記者曾璐秦筱李韻

殺戮權貴，也殺戮民眾

韓寒再次攪亂了人們的視線。他似乎很久沒有這樣做了。2011年的最后一個星期，他在他點擊率高達5億2千萬、據說是全球排名第一的博客上，接連拋出了三篇標題磅礴的文章：《談革命》、《說民主》和《要自由》。它們和韓寒以往的博客一樣，迅速被轉到微博上并輕而易舉獲得超過百萬次的點擊。但它們又和他以往的博客很不一樣：無論是表達方式還是激起的回響。
在此之前，韓寒一直是以一事一議的方式點評時事，五年來在人們記憶中留下印記的公共事件里他的聲音幾乎從未缺席，從三鹿奶粉到釣魚執法，從上海大火到動車脫軌，人們習慣了在悲劇和荒唐發生后去看一眼韓寒的博客，看看他又說了些什么。“世界上有兩種邏輯，一種是邏輯，一種是中國邏輯。”這是典型的韓寒式調侃，或可概括為他大部分博文的主題。這些博客包括了對事實真相的梳理，對官場作風的嘲諷，以及對腐朽制度的批判，也表達他對所見悲劇的真實心痛。這一類型的文章在網絡上毫不罕見，但韓寒獨特的表達方式令它們熠熠生輝。他被稱為意見領袖：一方面，他寫出的正是大部分人心里想說的；另一方面，他比誰都寫得勇敢，并且機智。
但這一次韓寒試圖挑戰更為宏大的命題。在網絡上，這批以革命、民主、自由為題的文章被稱為“韓三篇”，韓寒表明了他對某些被廣泛談論的詞語的看法。令他的很多讀者驚異的是，他并不如大家想象中的激進，甚至被指轉為保守派。文中，韓寒指出了這個國家各個不同階層之間的隔閡，階層訴求之間的巨大差異，以及看似永恒正義的詞語諸如“自由”“民主”在不同人理念中的鴻溝。他還花了很多的篇幅來表達他對國民素質的悲觀，諸如“最關鍵是就大部分中國人一副別人死絕不吭聲，只有吃虧到自己頭上才會嗷嗷叫的習性，一輩子都團結不起來”，以及“現今中國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革命的國家，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最急需要改革的國家。如果你硬要問我在中國，什么時候是個革命的好時機，我只能說，當街上的人開車交會時都能關掉遠光燈了，就能放心革命了。而這樣的國家，也不需要革命了，國民素質和教育水平到了那個份上，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這些觀點讓很多人嘩然。過去，韓寒的激烈言辭一般只掃射權貴和體制，如今他卻把槍對準了向來力挺他的民意。而在知識界，很多曾經對韓寒頗為贊賞的學者也表示了對“韓三篇”的失望。韓寒缺乏邏輯，韓寒沒有學術素養，韓寒沒受過知識訓練，這些都是老話題，不過很久不被人提了—如今再次被擺上臺面。新問題也有：韓寒被質疑為五毛，這倒是新鮮。
韓寒已經好幾年沒有受過這樣的待遇了。這五年來，博客為他帶來了影響力和尊敬，他也以一個“越來越負責任的成年人”姿態，配合地完成著輿論希望他扮演的角色。他被稱之為“公民韓寒”，被公盟法律中心頒發過公民責任獎，在每年年底接受多家媒體的輪番致敬。2010年4月，《時代》周刊將韓寒列為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候選人。這讓人幾乎難以想起他最初是以一個頑劣不羈的少年模樣登場的。在韓寒這個名字還是叛逆的代名詞的那幾年，有關他的新聞中布滿了輟學，賽車，與文壇老人們的罵戰。他有成千上萬的粉絲，但在成年人的世界，他備受指責并始終孤獨。突然有一天，成年人的世界開始接納他，他也似乎欣然成為其中的一員。
現在，韓寒似乎準備好了，他要與眾人為敵。2012年他的第一篇博客《我的2011》中，他回顧了這幾年的心路。最初他寫文章，針砭時弊，批評政府，完全是發自內心的痛恨，因為他是一個最恨束縛的人。他從批評中獲得了巨大的贊譽，他開始在意這些贊譽，并開始不自覺地迎合。凡是不贊同我的人，必然會被民眾說成是五毛，是權貴的走狗，民主之敵人。后來，他發現批評他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小心翼翼，他開始覺得有些東西不對了。
韓寒想了很久，他的結論是：一個好的寫作者在殺戮權貴的時候，也應該殺戮群眾。

他觀察世界是掃描儀式的

在巨大的批評和贊譽之間，2011年最后一周的微博無疑成了韓寒的戰場。韓寒甚至無須露面，雙方早已為他的三篇文章廝殺得你死我活。
對韓寒的批評來自幾個方面。知識界廣為詬病的首先是韓寒三篇博客中的事實錯誤和邏輯混亂。旅美學者薛涌指出韓寒把白蓮教、太平天國運動稱作革命，是將造反與革命混為一談。而上海學者王曉漁則告訴記者，韓寒最大的問題是邏輯錯誤。“韓寒把民眾素質當做一個原因，而不是當做結果。比如說當下的道德潰敗作為一個事實這是大家都承認的，但正是因為道德潰敗，我們才更有推動制度改進的必要。而不是說因為素質不高，就不配享有好制度。韓寒完全弄反了。”
王曉漁還指出：“在極權主義下，那乍聽起來如此高尚而誘人的‘我們都有罪’的叫喊，實際上只是在某種程度上為那些真正有罪的人開脫罪行。在《責任與判斷》里，阿倫特反對濫用‘集體責任’的說法，稱這是一種虛假感傷。這個批評也適用于韓寒所謂的‘黨的缺點很多時候其實就是人民的缺點’，‘人民就是體制本身’。”
王曉漁曾經對韓寒身上的“公民精神”大加贊賞，“在當今中國，稀缺的不是文人不是領袖，而是（韓寒這樣的）公民。”但如今，他和薛涌一樣對談論宏大命題的韓寒表示了失望。“韓寒不讀書”這個判斷被反復提起，王曉漁說：“文學創作可以靠天賦，但現在你開始談論思想了，一個人沒有受過基本的知識訓練，是沒有辦法談論思想的。”
韓寒真的不讀書嗎？他好像根本不在乎這個質疑，認為這是個“很傻的問題”，而且他對讀書有自己的理解—不一定要讀學術專著，但一定要讀各種各樣的資訊。蔣方舟在一次和韓寒的對談中也對此表示了好奇。“每個人都看到你的‘輸出’了，但你的‘輸入管道’到底是什么？”韓寒沒說，打了個太極。馬一木，韓寒的《獨唱團》的同事告訴記者：“韓寒確實不看書，他家里的書柜都是用來放賽車頭盔的”。但韓寒會半夜給他打電話，拋來一個諸如“你知道事后審查制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或“印度民主是什么模式”之類的問題。“很多時候他不是對這些事情一無所知，他會提很細的問題，露出思考的尾巴，但思考的過程我們是不共享的。比如事后審查那次，我當時就找了前蘇聯的資料，戈爾巴喬夫是怎么通過改變這個制度來實現俄羅斯民主化進程的。這是他獲得資料的一個途徑。”
“其實韓寒是個好學生，他非常善于學習，一堆材料在他面前，他會在很短時間里捋清。”路金波，韓寒的出版商兼好友說，“有時我覺得他看事情的態度跟個修車師傅一樣，非常細，每個部件查得清清楚楚。我跟他討論過，他觀察世界是掃描儀式的。”他承認韓寒沒有受過什么理論訓練，“所以他不會先拿出一個名詞去渲染情緒”。“他有事實考據癖，比如以前博客他寫上海釣魚執法，寫那個長江撈尸，這些他都收集了大量資料、事實支持他的結論。但去年錢云會的事情，他本身就是車手，研究了各方面證據后，他得出的真相并非是大家需要的那個真相。他說要殺戮民眾，其實從去年這個事就開始了。至于說他不讀書，他在文章里表過態的，非常厭惡掉書袋。我認為他并非不讀，只是不愛談。他跟我推薦過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有次看到《民主的細節》他告訴我這書不錯。不過他確實不愛學院腔那一套，對名詞解釋也沒興趣。”
即使和韓寒近乎朝夕相處，在小飯眼里，韓寒有時依然是個謎。《獨唱團》尚健在的時候，他們是同事。后來散團了，走了一批人，小飯和馬一木等人沒走，“就每天陪韓寒玩，有點陪太子讀書的意思”，馬一木則自我調侃為“韓寒的門客”。韓寒精力旺盛，一群人每天打游戲到凌晨四五點，小飯們回去倒頭就睡，早上醒來一看韓寒又發了一篇博客，或者已經在哪兒試車了，此人一天只需要三四個小時睡眠。

最可貴的地方是渾然天成

采訪的前一晚，小飯和韓寒用微信爭論關于PM2.5的問題爭到半夜。還是一個多星期前兩人在吃飯時談到這個話題，說到為何北京PM2.5指數奇高，兩人看法不一。“事兒都過去挺久了，但韓寒他都會記著的。他私下里應該找了很多資料吧，證明他是對的。他其實是個挺軸、挺別扭的人。”小飯說。“韓寒可雄辯了，比他寫文章雄辯多了，寫文章時他都假裝很謙虛啦。”
王曉漁認為“韓三篇”中第三篇《要自由》稍有可取之處，但“明顯看得出是寫完前兩篇后的補救”。小飯則告訴記者，“韓三篇”幾個月前就寫好了。“韓寒是個很能自省的人。雖然嘴上不說，要面子。但其實別人的意見他都在聽。”“韓三篇”為什么一篇一篇發，“其實韓寒有在一邊發，一邊檢查自己的觀點。”
“有人說韓寒變得保守了，其實他一直都比較保守，相比之下我比較激進。”小飯說，隨即他又修正，不叫保守，而是現實。“韓寒一直是挺現實的，尤其是在做雜志的過程中”。一個真正想做成一件事的人必然是現實的，他得學會妥協，愿意彎下身來討價還價。這看上去和所謂的理想主義是個悖論，但或許這才是真的有理想。
“一個小鎮青年，沒受過很多教育，輟學之后他也沒工作，沒同事，沒有接觸競爭環境。他在這個世界上幾乎一直是單打獨斗的。”路金波說。這令韓寒把他的智慧 “節省”了下來，沒有用在“中國人常用的那些地方”。“中國人不管是打麻將，還是《孫子兵法》，還是為人處世的君子之道，還是曾國藩家書，都是跟人打交道的學問。而韓寒沒學這些，他十幾歲就在外面玩，沒有穩定的圈子，一個人長大，還得學會養活自己。他保持了他的某種渾然天成，他為什么是個徹底獨立的人，這是根源。”
而這個被稱做“徹底獨立的人”，卻有一些質疑的聲音認為，他的文章是由路金波代筆的，他不過是路金波出版帝國所包裝的產品中的一個。理由是韓寒博文關于時政內容的突然增多，以及此次一反常態拋出三論。路金波否認了這種說法，“我懷著頗有點不好意思的心態，假裝漫不經心和韓寒提起，韓寒卻大大方方地答，這玩意咱沒法證明啊。剛出道時還有人說我書是我爸寫的呢”。而韓寒在采訪時說，自己是一個無法容忍雷同的人，如果他在外地賽車，看到某某標語或者某句話跟自己的博文相似，都會立馬打電話給父親幫忙刪掉，“更別說人家幫我寫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潰。”

南都周刊x韓寒
我覺得我現在更激進
我一直沒變

南都周刊：這三篇文章是你一口氣寫好的？之間有沒有內在邏輯關聯？
韓寒：一口氣寫好的，慢慢發的，其實2011年年初就寫了，本想在年中時發表，但因為那時我要出一本新書《青春》，我覺得這些文章發表后可能會有些反響，但怕人家說我是為了新書炒作。新書賣了兩個多月以后我不能再拖了，再拖就拖到2012年去了。

南都周刊：前兩天我跟你的同事馬一木聊了下，他說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但是這三篇文章就突然出來了，他也覺得很神秘。
韓寒：很多人覺得我態度有轉變，其實我態度沒有任何的轉變。變化是表面的，我內心一直就沒有特別大的轉變，因為我本質上很討厭極端，我會覺得走到極端都是很讓人恐懼的一件事情。2010年時，其實我的態度就已經很明顯，如果有讀者認真去讀我的文章，他們就知道，這種所謂的轉變并不是突然的，是一直在我內心中的。

南都周刊：是2011年初寫錢云會的那篇文章開始的？
韓寒：從之前就有，包括替莎朗·斯通說話，反對抵制法國貨，抵制家樂福之類的，其實我一直站在群眾的對立面。但是當時的這種對立面，相對來說，是自由主義者或者社會精英更能接受的那種，現在我可能又站在了那些自由主義者或者說比較激進的自由主義者的對立面，我覺得這些其實都挺正常的，因為我從來不希望自己屬于哪一面，被人家拉來當槍使。

南都周刊：你之前給大家的印象是比較鋒利的，現在似乎變溫和了，這種轉變跟你個人的成長或者是成為父親有沒有關系？
韓寒：我覺得沒有。因為我覺得一個人成為父親了以后應該會更加的無所顧忌，因為已經完成了人類學跟生物學上的任務，已經把自己的基因留在了這個世界上，那就可以更加肆無忌憚去做自己的事情了。很多人覺得這是我保守的一個表現，其實我覺得這是我激進的一個表現，因為我會得罪更多人，這才是激進。而無論我在他們以前認為的激進道路上走多遠，我只要不去做一些突破對方底線的事，都不會有人來把我如何如何。那種狀態我反而是保守的。就每天在那里罵罵執政黨，罵罵政府，然后拍拍老百姓的馬屁，捧捧公知的臭腳。我現在得罪了更多的人，右派、左派、老百姓。

南都周刊：現在很多人會把你劃為保守派。
韓寒：很多人覺得中國走得很保守，其實我認為中國是很激進的，他們在人類各種制度的實驗上，比很多國家都激進很多。我不希望看到社會在一個很激進的氛圍里面。當然我也熱愛民主熱愛自由，我比誰都熱愛這些東西，但你真說一夜之間，大家一人一張選票選總統，或者說一夜之間就必須多黨輪流執政，我是持懷疑態度的。這種懷疑可能會讓自由主義者覺得很不爽。

南都周刊：你對知識分子派系的左右劃分怎么看？
韓寒：總體來說右派的人還是更好一些，左派沒做過什么好事，也從來不進行任何的善舉，純粹是替主子拍馬屁的那種。但右派又有很多的缺點，你看左派永遠很團結，傻歸傻，團結啊；但右派，永遠是自己先窩里斗的那種，所以人家會說，書生造反，十年不成。觀點是一樣的，但細微看法上有出入，就跟你拼個你死我活，一定要把你一棍子打死，或者你把我一棍子打死為止，這就是右派的不足。

南都周刊：那你在哪里啊？
韓寒：管我在哪里呢，我反正和他們不一樣。我有什么看法就說出來，反正我又不怕得罪誰，以前得罪的全是左派，那現在再得罪一些特別右的，比較激進的右派，也沒什么問題啊，站中間的都是老百姓，我再得罪點老百姓也無所謂。

不再討好任何人

南都周刊：你說接下來寫文章，再不會討好除了自己女兒外的任何人。
韓寒：對啊，就討好自己的女兒。其實是一個玩笑話哦。

南都周刊：那以前有討好別人么？
韓寒：會有啊，會有顧慮，有時候上論壇你得先看看，左派的論壇是沒法看的，全是傻逼在那兒，我主要是去那些比較自由的論壇。在中國為了安全起見，我肯定站在發出呼聲最多的派系里，我比他們都有名，如果我跟他們說的一樣，那些人肯定會覺得找到了代言人，就會紛紛夸我，太牛逼了，太對了。

南都周刊：那你就是安全的。
韓寒：對，因為他們都痛恨權貴，批評政府，這些事本質上都是沒錯的。但在錢云會事件上，我有了一些改變，因為從我自己對于政府的判斷，對交通的了解，包括我研究那些圖片，雖然我很尊敬錢云會這位村長，但我始終覺得這個八成或者九成就是一個交通事故。但是當時被社會精英們潛意識地抹殺了。到后來，很多人在那里推測汽車怎么怎么樣，從我的角度來講他們完全不專業，因為我對汽車的運動軌跡比他們了解。這時我就發現了知識分子的另外一個局限性，他們都是做“有罪推論”，并不能很客觀。這件事對我產生挺大改變。于是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需要真相還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我覺得激進的右派需要“符合他們需要的真相”，而那和政府造假有什么區別呢？以前和他們在一起很開心，因為我覺得大家的觀點是一樣的，都是要自由、要民主，但是后來我發現在要自由、要民主的過程當中他們往往不妥協、不協商、有時甚至是不客觀的。

南都周刊：除了錢云會事件，還有沒有別的觸動你？
韓寒：2007、2008年都有這個轉變。當時我是很堅定覺得中國社會必須得一人一票選主席，我所有的文章都是對權貴的批判，同時，我會對人民也表達一下失望，但那種失望相對來說在文章里隱藏得比較深，就比如我說過，在通往民主的道路上，最大的障礙就是人民，類似的話，當時可能沒有人察覺。

南都周刊：從剛開始有所顧慮到現在無所謂，你認為自己已經超越派別了？
韓寒：對，我無所謂，認定心里所想的那些就可以了，管你說我是左派，是右派，還是五毛黨，都沒關系啊。而激進的右派恰恰就不是這樣，一句話不對路，就會瞬間把你踢到五毛的陣營里，這就是知識分子傻的地方啊，他們根本就不會做統戰工作，眼里容不得沙子。

南都周刊：這次你被踢了好多腳，什么感覺？
韓寒：我無所謂，我又不會被別人說是五毛黨，就真的去效忠黨國，我始終有我自己的判斷，而且我相信只有越來越多的人像我這樣想，這個社會才會放心去變革，不是那種情緒化的非左即右、非黑即白。

南都周刊：《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以及《人民日報》都公開表達了對你的贊賞。
韓寒：這是他們自作多情，明顯會錯意了。只有批評了權貴才有資格批評民眾，沒有前者就沒有后者。不先批評政府就沒有資格批評右派。《環球時報》沒這個資格。

知識分子之間就像斗地主

南都周刊：你1月8日的博客《我的2011》，是不是三論發表后針對外界的回應？
韓寒：算不上回應，我可能未來會寫一個總體的回應，因為這種回應本身會很麻煩，從站在我的對立面的角度來講，他們會是比較危險的。

南都周刊：他們是誰？對立面的危險是指什么？
韓寒：就是說，有些人會很不贊同我，而且會執著于推行自己的普世價值，我當然是特別贊同他們的那些觀點，但問題是這是比較危險的。因為如果你特別執著于推行完美的普世價值，那意味著要推翻執政黨，這樣對他們來說比較危險，會陷他們于不義之地，所以我沒有繼續跟進討論，我只說我自己的觀點而已。

南都周刊：那你什么時候會作出一個總體回應？
韓寒：我其實不需要作一個大的回應，因為我覺得知識分子之間啊，其實就像斗地主，大家所有的目的其實都是為了斗地主，但是經常是地主手里的牌本身就好，知識分子手里牌本身差，在斗地主的過程中，知識分子都還搶著出牌，大家都覺得地主必然被斗掉，都希望自己是第一個把牌出光的那個人。所以都是自己在壓自己，地主什么牌都沒出，知識分子已經把牌都出得差不多了。

南都周刊：你曾說前面兩篇文章是鋪墊，后面一篇才是目的？
韓寒：你光寫后面一篇文章，包括現在的《我的2011》，肯定會被刪掉的。當一個東西被刪掉了，就沒有什么價值了，也只能在英雄譜上把自己說得更牛一點— 老子又寫了一篇被刪掉的文章，老子是受害者。很多右派是按照被迫害的程度來排資歷高低的，他們已經形成了一種比較病態的排序。性愛的最高境界就是高潮，你不能讓人家直接看完就到高潮了，你得有你的鋪墊。

南都周刊：有沒有想過這個鋪墊引起的爭議可能會更大？
韓寒：會啊，但這也是我內心真實的想法，我無所謂爭議有多大，因為在那個時候我說的是我自己的話，我忠于我的內心，無論是你的認同、贊美或者說批評，都已經不重要了。而我從很多批評當中，也得到了很多的進步。

南都周刊：有哪些理性批評？
韓寒：也不能說是批評，就是說會變成一種討論。很多討論的文章，其實寫得有水平。過一段時間，我會把我覺得對的整理出來，放在我的博客上。這樣才能讓大家更理性地去看待問題，而不是糾結在一些很傻的問題，什么讀不讀書啊，包括我生個女兒也被扣上無道德家庭主義的大帽。我覺得這太搞笑了，太鉆牛角尖了，這種方式就沒法討論了，因為首先，我無論多愛我的女兒，這是我的生活，你不能干涉說我愛女兒怎么怎么樣。常把主義放在嘴邊的人就挺危險的，很多時候極左極右一樣，極右以正義或者普世價值獲得他們自己的一個姿態；極左獲得了權利和保護傘。知識分子跟獨裁者，他們很多相近的地方，缺點是一樣的，都是人類本身的缺點。只有溫和、妥協和協商，還有寬容，才能夠讓這些東西融合在一起，沒有這些東西永遠在那里打成一鍋。

南都周刊：以前你寫文章說事多被叫好；現在三篇出來卻是眾說紛紜。有人說知識界的水被你攪渾了。
韓寒：其實這就是知識界本身的問題。知識分子是一個很好的詞匯，是必須要保留住的，因為一個國家的變革，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起很重要的作用。一個良好的社會秩序，是當執政黨威信沒有了以后，必然是由知識分子和社會精英，所謂的士大夫建立起來的。但現在誰也不好意思說自己是知識分子或者是精英，這兩個詞已經被搞爛了。
他們看不起我，我不是那么正派的讀書人，搞學術研究的，所以沒資格談民主自由。理論上我看的書肯定要比普通老百姓多，你既然看不起我，那肯定就更看不起老百姓，但是又要拉老百姓過來做后盾。所以說，他們本質上是很矛盾的。在那里大談自由談民主的時候，他們忘了民主和自由的精神，第一就是你要尊重每個人的生活，很多知識分子往往不尊重他們所看不慣的生活；第二，除了尊重每一個個體以外，你要知道協商跟妥協在民主制度當中的重要性，你既不協商也不妥協，那事實上你只是把民主和自由拿來做詞匯使用，并不具備民主和自由的精神，民主和自由是在不停的協商跟妥協之中才能夠前進的。

南都周刊：除了知識分子外，這一次你還站到了老百姓的對立面去了，而且說的是國民素質問題，你有過顧慮嗎？
韓寒：我們就是要先假設人民是傻的，在任何的社會變革中，首先就是不能發動人民，發動人民就會失控，就會產生領袖欲望。

南都周刊：所以你覺得這個社會的進步，不能靠人民，而是需要精英知識分子去爭取。
韓寒：對。但現在的問題是，精英跟知識分子有時候比人民更傻，只是讀了幾本書而已，除此以外他們連人民是什么，人民在哪里都不知道。他們研究法國大革命，研究光榮革命，研究捷克，研究美國的民主，但唯獨不知道中國的人民是誰，在哪里，也沒有耐心去和中國的人民對話。
研究民主這些東西，自然大家都叫好，因為是無錯的，是無可辯駁的，代表著正義和人類的普世價值，你不可以批判我，你批判我你就是五毛黨，我成了正義的和正確的化身。當然，那是真正意義上的正確，不是某些執政黨的那種自己說自己的正確。但事實上，我覺得還是脫離了中國的現實。普世價值怎么個操作法，還是得結合一個地方的現狀，英國有英國的操作法，美國有美國的操作法，中國也得有符合現狀的一個操作法。普世價值沒有錯，我們更應該去研究怎樣才能達到它。在達到的過程中必然會有妥協，你不可能一步就讓統治者自殺，把錢全給老百姓的。

南都周刊：在現有的這個狀態下，你的底線是什么？
韓寒：我的底線是，一在言論上的開化，二是個人利益的伸張和社會保障的健全，第三要取消所謂的顛覆國家罪，這些都是我努力的目標，第四個就是中共要有一個對自我腐敗更好的監察機制。必須得控制自己的腐敗成本，比如說，一個月工資五千塊錢，你吃頓飯一兩千，我覺得沒關系，中國社會可以接受，不一定要做到像香港、美國這樣清廉的程度，但你不能吃掉十幾萬，幾個億。在妥協跟協商的過程之中，我的目標其實是這些。

南都周刊：只要實現這些，對于執政者是誰，你其實是沒有要求的？
韓寒：對啊，我無所謂啊，推翻現政權，要多大的一個權威，多大的一個領袖才能做得到。到時候我哪知道這種領袖會是什么貨色啊，面對著幾十億，幾百億的國家資源，你會不會更貪啊。我對執政者的那種希望，源于已經不把這個政權當成是它自己所宣揚的那個政權，而是把政權當做一個客觀存在的東西，不管它叫共產黨也好，或者叫什么別的黨。革命說到底其實是改朝換代，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新的領袖，會有幾十年的社會動蕩期，中國老百姓不喜歡這種社會動蕩，與其這樣我覺得不如隨著社會科技的進步，新一代人的成長，慢慢去建立一個更加法治、更加順暢的社會。

我會去靜坐，憋很久了

南都周刊：聽過“韓寒教”這種說法嗎？說你是一個宗教。
韓寒：我肯定不是。我的讀者在看了很多年我的文章以后，基本上都學會了獨立思考，和很多選秀粉絲的那種教派是不一樣的。我的支持者肯定有很多相對來說比較傻的人，但是我相信他們普遍的理性程度要超過絕大部分公眾人物的支持者。

南都周刊：2012年，你30歲了，希望自己能更多地影響到哪一批人？
韓寒：想讓一個人影響另外一個人是很難的，很多時候人只是在尋找跟自己差不多的人，然后又聚集在一起。找人并不是希望別人能影響到他，而是他覺得找到了差不多可以交流的人，否則就純粹變成了一種膜拜。

南都周刊：何三畏說你把自己當做青年導師，去談這些時代最重要的命題，他覺得你不應該這樣談。
韓寒：我不談就沒人談了，那還有誰會去談這些東西啊。而且，你希望我怎么談啊，我掉一堆書袋嗎？把文章寫得特別乏味，看也看不懂。所以這些老一輩的自由主義者，會說這個社會無望，很絕望，他們自己就成了一個圈子。突然來一個外人，和他們觀點還有出入，唉，就覺得好不爽。這也是他們自己的缺陷，我無所謂啊。

南都周刊：其實你平時讀書到底多嗎？
韓寒：嗯，該怎么形容，我一天花在閱讀上的時間大概是三個小時到五個小時左右。

南都周刊：讀什么樣的書？
韓寒：我認為讀雜志或者說在互聯網上看東西，就是閱讀的一種，不一定非得說你天天捧著一本《論法的精神》才叫讀書。一個人可以不讀學術專著，但一定要讀各種各樣的資訊。同時你一定要“走萬里路”，這也是特別重要的。最好這些你都做，這樣不容易走向極端。我從十多歲開始看各種各樣的書，現在坐一次飛機，雜志我要買十幾本。我每天的閱讀量可能五萬到十萬個字。但是你讀得越多會發現自己的知識缺陷越大。我完全承認我是屬于那種半瓶子水在那里晃的人，我初中時的老師就這樣說過。我說老師，你說的完全沒有錯，但人家的瓶子是眼藥水瓶，我的瓶子是熱水瓶。

南都周刊：馬一木說你比較傾向于通過個人的人生直接經驗來頓悟，而不是從學術著作里吸納觀點。
韓寒：我從2007年開始寫文章不用典故，這并不代表我對這些典故一無所知。我在《三重門》的時候，包括最早的時候寫新概念的那些文章，我一掉書袋要掉幾十本，而且掉的都是我現在看不進去的書，因為覺得這樣很酷，顯得自己的文章很高深。但后來我發現這沒有意義，因為你不停掉書袋，本身就很幼稚，后來我就給自己立誓，不這么做了。

南都周刊：你目前跟國內哪些“相對溫和的右派”有交流？
韓寒：沒有。我本身就不喜歡跟人吃飯啊、見人啊之類的，一上來就是那種我要推翻政權，你推不推翻？我說哎呀，我要考慮一下……這樣就沒法談話了啊，他們先把自己放在一個代表普世價值的正義一方。但是我覺得我有一個大前提，就是說這些人是好的，但這些好人有缺點。

南都周刊：你自己的文章中也說到接下來要躺著、坐著去實現自己的權利。但你寫自由的那篇文章，被外界總結為“自由需施舍”，是要跪著要的。
韓寒：我一直在源源不斷地挑戰言論的邊界，因為言論空間是要靠“撐”才能夠撐大的。對一個寫文章的人來說，你自己內心不設自我審查，你已經是對這個東西的藐視，當世界上所有的人寫文章都不設自我審查的時候，那言論審查其實已經失效了嘛。我其實一直是那么做的，我在言論上其實已經比很多人自由了，我真的不是為我自己去要這個絕對自由，只是覺得我身邊的很多朋友，媒體人啊、電影制作人啊，是否有機會大家可以達成一個共識，團結起來向執政者施加壓力。
你說我是站著要啊，還是跪著要，或者怎么樣要，往往是慫的。比如我去靜坐，我到了文化部，你說干嗎不去中宣部；到了中宣部，又說干嗎不去天安門……我覺得這種態度才是最猥瑣的。這些人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很討厭這樣的“口販子”，而且口販子很多時候還披著道德的外衣，占據道德制高點。

南都周刊：很多人更關心的是，接下來一年你要怎樣實現你的文藝自由。真的會去靜坐？
韓寒：我會呀，我憋了很久了，我忍不住，我實在是忍不住了，我現在有了女兒，我覺得可以做這些事情了。因為我留給我女兒的錢夠了。反正等看吧，看這個局勢到底怎樣發展。

南都周刊：現在外界還有一種說法，說你的文章是路金波代筆的，你是路金波包裝出來的一個產品。
韓寒：說我做的一切都是金波打造的，明顯不了解我。《獨唱團》是華文天下出的，還有一本是在盛大文學出的，都不是金波出的。如果金波真的打造包裝我，那我的書都會在他那里出。而且我在外地比賽時候，常常看到某個標語或者書里某句話，可能和我十年前寫的書里的某句話差不多。我就會打電話給我爸，把我的博客密碼告訴他。讓他把那句話刪掉，我心里才會痛快。更別說人家幫我寫文章了，我肯定得崩潰。
其實我的文章有個自身發展的過程。從17歲寫到現在30歲，有變化或者說進步是再正常不過的，你不能要求三十歲的我和十七歲的我一樣，才符合你認為的“自始至終”。尤其是對于一個十七歲從學校出來，十三年都在外面的人，如果還是寫著十七歲剛從學校退學時候的文章的話，那真的是個傻逼了。

南都周刊：據說接下來你們要成立個樂隊？
韓寒：有可能，《獨唱團》雜志做不成了，我們想做個“獨唱團樂隊”。2011年還嘗試做了一本類似于《獨唱團》的文藝雜志，風格差不多，想把之前的存稿給發了，而且我們每一個人都用的化名，我的化名是周怨去，但臨到下廠印刷前，還是被叫停了。獨唱團樂隊成員就辦公室現有的七八個人，大家都可以唱，現在偶爾有在辦公室里學學樂器。說不清楚什么樣類型的，還沒具體的想好。或者說再去做做別的事情，還沒想好呢。反正能養活這個團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