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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1792年8月22日～1841年9月26日）清代思想家、文學家及改良主義的先驅者。27歲中舉人，38歲中進士。曾任內閣中書、宗人府主事和禮部主事等官職。主張革除弊政，抵制外國侵略，曾全力支持林則徐禁除鴉片。48歲辭官南歸，次年暴卒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他的詩文主張“更法”、“改圖”，揭露清統治者的腐朽，洋溢著愛國熱情，被柳亞子譽為“三百年來第一流”。著有《定庵文集》，留存文章300余篇，詩詞近800首，今人輯為《龔自珍全集》。著名詩作《己亥雜詩》共350首。

　　龔自珍（1792年～1841年），字璱人，號定盦（ān），后更名易簡，字伯定；又更名鞏祚，號定庵

  

龔自珍塑像

，晚年居住昆山羽琌山館，又號羽琌山民。漢族，仁和（今浙江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龔麗正，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母段馴，著名小學（古漢語指文字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

　　1813年4月再應順天鄉試，又名落孫山，7月妻子因誤診卒于徽州府署。9月天理教農民起義。次年著四篇《明良論》，第一次明快地表露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對君權專制進行抨擊。他指出，腐敗的原因首先在于皇帝視臣下如犬馬、奴才，使大臣不知廉恥，只知朝夕長跪，只知追求車馬、服飾，以言詞取媚君上。在這種制度下，“官愈久則氣愈偷，望愈崇則諂愈固，地愈近則媚益工”入骨三分的針砭，令外祖父段玉裁閱后又驚又喜，他欣然加墨批點：“四論皆古方也，而中今病，豈必別制一新方哉？”他欣慰地說“猶見此才而死，吾不憾矣！”。后回徽州后參與父親主持的《徽州府志》重修工作。1815年，續娶安慶知府何裕均侄孫女何吉云。祖父病逝后與家人回杭州守孝。兩年后返京，租住北京法源寺南。

　　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28歲的龔自珍會試不售，在京師與魏源一起師事今文學家劉逢祿，研讀《公羊春秋》。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龔自珍會試再度落第，以舉人挑選為內閣中書。從道光元年起，又任國史館校對等官職，先后十幾年。其間，他閱讀了內閣豐富的檔案和典籍，勾索舊聞，探討歷代得失，以后又參加《大清一統志》的修撰，寫出了《西域置行省議》等有深刻見解的文章。

　　道光九年（1829年），38歲的龔自珍經過第六次會試，終于考中進士。他在殿試對策中仿效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撰《御試安邊撫遠疏》，議論新疆平定準格爾叛亂后的善后治理，從施政、用人、治水、治邊等方面提出改革主張。“臚舉時事，灑灑千余言，直陳無隱，閱卷諸公皆大驚。”②主持殿試的大學士曹振鏞是個有名的“多磕頭、少說話”的三朝不倒翁，他“以楷法不中程，不列優等”，將龔自珍置于三甲第十九名，不得入翰林，仍為內閣中書。在歷任京官的20年中，龔自珍雖困阨閑曹，仍屢屢上書，指斥時弊，但都未被采納，甚至被同僚視為“痼疾”。這一時期，他也撰寫了更加成熟的一些政論，如《乙丙之際箸議》、《大誓答問》、《古史鉤沉論》等，譏刺封建官僚的昏庸。

　　由于龔自珍屢屢揭露時弊，觸動時忌，因而不斷遭到權貴的排擠和打擊。道光十九年（1839年）春，他又忤其長官，決計辭官南歸，于四月二十三日（6月4日）離京。同年九月又自杭州北上接還眷屬。兩次往返途中，百感交集的龔自珍寫下了許多激揚、深情的憂國憂民詩文，這便是著名的《己亥雜詩》315首。

　　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春，龔自珍執教于江蘇丹陽云陽書院。三月，父親龔麗正去世，龔自珍又兼任了原由其父主持的杭州紫陽書院講席。夏末，他曾寫信給江蘇巡撫梁章鉅，準備辭去教職，赴上海參加反抗外國侵略的戰斗。但八月十二日（9月26日），突患急病暴卒于丹陽，年僅50歲。 

　　有一子名龔橙（號半倫），1860年英法聯軍進入北京的時候，龔橙是聯軍的翻譯官。

　　龔自珍（1792-1841），近代思想家、文學家。字爾玉，又字璱人；更名易簡，字伯定；后又更名鞏祚，號定庵，又號羽琌山民。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于世代官宦學者家庭。祖父龔禔身，官至內閣中書軍機處行走，著有《吟朦山房詩》。父麗正，官至江南蘇松太兵備道，署江蘇按察使，著有《國語注補》、《三禮圖考》、《兩漢書質疑》、《楚辭名物考》等書。母段馴，著名小學家段玉裁之女，著有《綠華吟榭詩草》。

　　生平：龔自珍一生可分三個階段：

　　20歲以前，在家學習經學、文學。他自幼受母親教育，好讀詩文。從8歲起學習研究經史、小學。12歲從段玉裁學《說文》。他搜輯科名掌故；以經說字、以字說經；考古今官制；為目錄學、金石學等。同時，在文學上，也顯示了創作的才華。13歲，作《知覺辨》，“是文集之托始”；15歲，詩集編年；19歲，倚聲填詞；到21歲，編詞集《懷人館詞》3卷、《紅禪詞》2卷。段玉裁作序說他“所業詩文甚夥，間有治經史之作，風發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為長短句”，“造意造言，幾如韓李之于文章”，認為“自珍以弱冠能之，則其才之絕異，與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懷人館詞序》）。這可以說是對龔自珍20歲以前學習的概括總結。

　　20歲至28歲，應鄉試至入仕時期。嘉慶十五年（1810），龔自珍19歲，應順天鄉試，由監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應浙江鄉試，始中舉，主考官為著名漢學家高郵王引之。次年應會試落選，嘉慶二十五年（1820）開始入仕，為內閣中書。這時期他逐漸接觸社會政治現實，并從科試失意中體驗到政治腐敗，產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從劉逢祿學習《公羊傳》。他寫出了《明良論》、《乙丙之際箸議》、《尊隱》、《平均篇》等政論文。嘉慶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佇泣亭文》及詩集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認為他“詩中傷時之語、罵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譜外紀》）。同年，他開始戒詩。今存這時期詩，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等。

　　29歲至去世。嘉慶二十四年會試落選后，他又參加五次會試。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會試，始中進士，時年38歲。在此期間，他仍為內閣中書。道光十五年（1835），遷宗人府主事。改為禮部主事祠祭司行走。兩年后，又補主客司主事。這類官職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歲，辭官南歸（道光十九年，1839）。50歲，暴卒于丹陽云陽書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時為鴉片戰爭第二年。這時期，他對政治現實認識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議，寫出許多著名評論，如《西域置行省議》、《東南罷番舶議》、《阮尚書年譜第一序》、《送欽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歷史、哲學論文如《古史鉤沉論》等。也有不少文學散文名篇，如《捕蜮》、《書金伶》、《己亥六月重過揚州記》、《病梅館記》等。他的許多著名詩篇，如《能令公少年行》、《詠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雜詩》等，也都是這時期作品。龔自珍墨跡政治學術思想 龔自珍生活的時代，是統一的封建國家面臨沒落崩潰、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歷史新階段，國內階級矛盾日益尖銳，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不斷加深。

　　龔自珍從青年時起，就深刻地意識到封建國家的嚴重危機，具有一種特殊的敏感性。道光三年，他深刻認識到外國資本主義侵略造成嚴重的民族危機，指出“近惟英夷，實乃巨詐，拒之則叩關，狎之則蠹國”（《阮尚書年譜第一序》）。他對時代的危機，不止是敏銳地感覺它，而且也積極地建議挽救它；他肯定未來時代的必然變化，并寄以熱情的幻想和希望。龔自珍處在過渡時代的開始階段。他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是不徹底的。后來他看到均田制是辦不到的，又作《農宗篇》。主張按宗法分田：大宗百畝，小宗、群宗二十五畝，其余閑民為佃農。其目的是“以中下齊民，不以上齊民”，建立以中小地主為基礎的封建統治。由于未能突破封建階級的根本立場，因此，他在《農宗答問第一》及《農宗答問第四》中又肯定大地主的地位。

　　龔自珍到30歲前后，在學術思想上也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實際是要使歷史和現實政治社會問題即“當今之務”聯系起來，應用《春秋》公羊學派變化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在“尊史”的口號下，對腐朽的現實政治社會作全面的批判。這就是他在《尊隱》里所尊“橫天地之隱”的具體化。

　　與此同時，他繼續不斷地關心現實政治社會的重大問題，不斷地提出批判和建議，始終沒有與庸俗官僚同流合污。道光九年（1829）殿試《對策》中，他肯定經史的作用，更指出經史之用必以現實問題為依據，“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亟、孰可行、孰不可行也”；對現實問題，特別關切西北邊疆和東南海防，要求皇上“益奠南國蒼生”，“益誡西邊將帥”。龔自珍在中年以后，隨著仕途失意，感慨日深，思想也陷入矛盾、煩惱和痛苦。龔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導方面說，雖然他的批判不徹底，改良的目標不明確，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態度始終是積極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現實統治為“衰世”，為“日之將夕”，確信未來時代的巨大變化，并寄以極大的熱情和希望，也是始終一貫的。他是在中國封建社會開始發生重大變化的前夕，一個主張改革腐朽現狀和抵抗外國資本主義侵略、近代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啟蒙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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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自珍 2012-01-28 07:2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