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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力群一家

2015年2月10日，鄧力群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新華社的消息在晚上將近12點發布后，先是自媒體成“頭條”，接著紙媒體跟進報道，有點滿城爭說的喧囂。

用“喧囂”這個詞，是因為關于鄧力群的敘說，不管是他的反對者還是擁躉者，都少了一點“白頭宮女閑坐說玄宗”的恬淡，多了“討武曌檄文”般的辭嚴。

新華社的消息說，鄧力群是“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這個官銜屬于權力金字塔中的第三個層面，離最高決策圈還有點遠，但他的影響力卻數度深入決策圈。在我看來，原因有三個：

第一，鄧力群對意識形態有話語權。

從延安開始，鄧力群即已經進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1950年代前期，他給劉少奇當秘書；后期他是陪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秀才之一。1975鄧小平復出整頓，他成為類似于鄧小平“智庫”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負責人之一；1977年鄧小平恢復工作，他隨即成為起草鄧小平講話稿的人之一，一直到1985年，基本上深得鄧小平的信任。

1982年至1985年，他任中宣部部長，直接掌管著意識形態的話語權。

第二，鄧力群主管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持著每天一份或數份絕密的“情況簡報”。

這種印刷不考究的材料，是與最高領導人對話或者影響最高決策圈的朝笏，其影響只有身處決策層的人才能意會。所以，從1985年后，最高領導層中與鄧力群觀點相悖的人，一直想解散這個研究室。1985年，總書記胡耀邦甚至都已經解散了，卻被迫收回成命；直到兩年后的1987年7月，接任總書記的趙紫陽才達到目的。

失去了這個研究室，鄧力群也基本上失去了在中央高層的影響力。

第三，鄧力群是一個遇事敢頂雷的人，這為他在中央高層贏得良好的口碑。

1949年夏，鄧力群在新疆任宣傳部長和自治區黨委秘書長，與率軍平定新疆的王震合作。

當時，中央的政策是爭取與少數民族合作，但王震卻開展民族大改革。毛當著他的面責怪王震。他馬上說：這事是我鄧力群干的，自担罪名，保護王震，不惜丟了烏紗。這一段淵源，使他一直獲得王震的支持，尤其是在1980年代，他時常為王震代言。

鄧力群靠這種担當，也贏得了鄧小平的贊譽。1975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政研室的負責人都被要求加入批鄧行列，有的人如胡喬木甚至主動出擊批鄧，但鄧力群堅決頂住。

《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本是被作為“三株大毒草”之一印發全黨批判的。鄧力群卻當著清查者的面，在題目上畫一個圈，一條直線劃下來，簽上“鄧力群”的名字。他表示：這篇文章是我主持搞的。每句話，每個標點，都由我負責；上面沒有布置，具體參加工作的同志也沒有責任，替鄧小平頂雷。

從理論認知層面來看，鄧力群與中央高層陳云、李先念等走得更近一些。1980年，他主持的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編輯出版《陳云文稿選編(1949-1956)》，意在為當年的經濟調整提供決策參照。

書出版后，他指示媒體持續宣傳，并身體力行地在中共中央黨校進行宣講，以“向陳云同志學習做經濟工作”為題宣講四次。此舉，他招致了來自鄧小平方面的責問，但也給陳云送上了投名狀。

此后，他時常為陳云代言；陳云也常常支持他的工作。因此，鄧力群在鄧小平和陳云的“雙峰政治”之間，一度非常活躍。黨內高層有些人甚至認為，鄧力群是塊總書記的料；或許，鄧力群也當仁不讓，其行事、做派，在一些人眼里也有總書記的范！

但是，在鄧小平看來，鄧力群所堅持的“左”的觀點讓他的形象不好。彼時，盡管鄧小平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但堅持改革開放這一手是主線，所以，由鄧力群(以及胡喬木)所攪動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意識形態領域的風波，一旦危及改革開放，鄧小平就要叫停。

1981年因《苦戀》而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3年因周揚的講話而起的28天的“清除精神污染”、1987年因胡耀邦下臺而起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1989年后兩年因為那場風波而起的“反對和平演變”等等，鄧小平或出面叫停，或敦促別人叫停。

在這個過程中，鄧力群與鄧小平也漸行漸遠。到1985年，鄧力群基本上失去了對鄧小平的影響力。但是，在這方面，鄧力群展現了他倔強的一面，即使面對的是鄧小平，他依然觀點鮮明。

鄧力群與鄧小平面對面的爭論，是1986年修改關于《精神文明指導方針的決議》。9月18日，鄧小平與鄧力群談話中，有這樣的對話：

鄧小平：你這次對決議草案提意見的方式不好。(指鄧力群的書面意見除分送常委以外，還分送了列席書記處會議的幾位同志)。

鄧力群：這樣提出意見的方式，我覺得在黨內是應當允許的。

鄧小平：明天開會，你就講一句話，完全贊成這個稿子。

鄧力群：不講話可不可以？

鄧小平說：當然也可以。

鄧力群：我不講。

鄧小平：你不講，別人會講。

在1986年，鄧小平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設計師，廟堂之高、江湖之遠，都愛戴之。鄧力群敢亮出自己的觀點，展現了他敢于担當的一面。不過，這倒讓人們指控他的“左”有了更多的例證。在黨內，他慢慢獲得了“左王”的名號。

鄧力群與鄧小平另一次爭論，發生在1991年。其時，鄧力群早已退出權力圈。

1991年，鄧小平到上海過春節。1月28日到2月18日，鄧小平與上海市干部多次談話，他“希望上海人思想更解放一點，膽子更大一點，步子更快一點。”

鄧小平談話在上海干部圈內引起了震動。隨后，《解放日報》發表了一系列署名“皇甫平”的評論文章，傳達鄧小平談話精神，強調要“突破任何一種僵滯的思維方式的束縛”，“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走前人沒有走過的路。”認為“如果我們仍舊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詰難，那就只能坐失良機。”

6月15日，《人民日報》發表鄧力群的長文《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和防止和平演變》，文章說，全國人民面臨著“雙重任務——階級斗爭與全面建設”。這就把基本路線規定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變成了兩個中心，而且“只有正確估量和進行階級斗爭，才能保證現代化建設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和方向。”

隨后，《真理的追求》、《求是》、《當代思潮》連續發表文章，大談“姓資姓社”的問題；隨后，在當年影響很大、至今仍然揭不開面紗的“反和平演變訓練班”在中央黨校開班。

不久，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中國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把改革開放說成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認為和平演變的主要危險來自經濟領域，這些就是‘左’。”

明白人都知道，鄧小平這樣說，多半是針對以鄧力群為代表的一些人的觀點。

這次爭論，讓鄧力群成為在當代理論與思想界“左”營的標桿人物——“左王”的稱號成了他的代名詞。對此，鄧力群心知肚明，不過他似乎并不在意。

他在回憶錄中寫道：“晚年了，忽然變成名人。一些說法，一些人的文字，包括境外國外的報刊著作，隔三差五把我拉出來作為僵化保守和‘左’的代表人物之一。有些語言是污辱性的。聽到看到，一笑了之。”

鄧力群既然被稱之“左”營的代表，當然會有擁躉者和反對者。所以，在他去世后，這兩“者”之間的喧囂，充滿了太多的政治色彩。按照古人的傳統，善待逝者。兩“者”都不妨消消氣，讓他老人家走好！

共識網 2015-08-23 08:45: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