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初歷史變遷觀察  >>>

簡體     傳統

---

　　一
　　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略戰爭，給中華民族帶來了巨大的災難與痛苦。但是，戰爭這朵“惡之花”，也使我們民族覺醒與奮起，當帝國主義的槍炮對準我們胸膛的時候，中華民族發出了排山倒海般的怒吼，戰爭動員了人民，也創造了文學。在新時期文學中，有許多作家以強烈的使命感和憂患意識，繼承發揚了現實主義的優秀傳統，以嶄新的審美意識重新審視中華民族同休戚、共命運的這段悲壯動人的歷史。作家或歌頌在抗日戰爭中涌現出的成千上萬的英雄，或記錄光輝燦爛的戰斗里程，或畢現殘酷悲壯的戰爭場面，它們構成鮮明的時代性、厚重的歷史感，寫出了中華民族不屈不撓、求生存、謀解放的堅定信念。雖然作家們的經歷不同、個性氣質有別、藝術思維方式各異，但是，他們吹奏的是同一曲調，那就是歌頌中國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擊日本侵略者的戰爭，從而警醒和教育人民。
　　在文學剛剛步入新時期的時候，管樺的《將軍河》、曲波的《山呼海嘯》等作品基本上沿襲了以前抗戰小說的藝術模式。１９７９年，陳立德在《長城恨》中，描寫了抗日英雄吉鴻昌的光輝業績。作品雖然也表現了黨對群眾抗日隊伍的領導與幫助，但重點突出的是人民群眾自發的抗日熱情，作品還寫出了群眾抗日隊伍慘遭扼殺，英雄捐軀的悲慘結局，充滿了悲劇色彩，開始顯露出一種有別于以往的藝術風貌。８０年代前期，艾煊的《鄉關何處》、馬加的《北國風云錄》、楊沫的《芳菲之歌》的側重點已經不在頌揚超凡脫俗的抗日英雄，而是通過青年知識分子在國家危亡的緊急關頭，尋找救亡之路和人生歸宿的艱難跋涉，以飽滿的情感描寫了人物的命運起伏和心靈沖突，從而從更加廣闊的背景上展現抗日戰爭的風貌。
　　新時期抗日戰爭題材小說思想深化、藝術上突破是在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作家們在新的歷史潮流中調整著自己的審美心理機制和創作方法，使現實主義呈現出新鮮的活力。曾以《鐵道游擊隊》蜚聲文壇的劉知俠，于１９８９年又出版了長篇小說《沂蒙飛虎》，小說的傳奇色彩和富有情趣的生動性，使作品具有了獨特的藝術魅力。特別是黎汝清的《皖南事變》的出版，無論是在題材的選擇上，還是在人物的塑造上都具有了突破性的意義。皖南事變作為中國抗戰史上影響深遠的重大事件，本應很好地挖掘，但是過去文學的創作寫我黨的歷史往往只寫勝利而不寫失敗，只寫正劇而不寫悲劇，這個題材就成了作家望而卻步的禁區。黎汝清最先踏進了這個禁區，不僅藝術地再現了這個歷史悲劇，而且站在時代的高度，揭示出導致這個歷史悲劇的諸種復雜原因。特別是把我黨我軍的重要人物作為失敗的愛國英雄來寫，這在新文學史上還是第一次。作者以生動的筆墨表現了葉挺這位北伐名將的個性和他的英雄本色，同時也寫出了他指揮上的失誤和性格中的弱點，對項英則寫出了他復雜的內心矛盾。作家把歷史教科書上早已定論的歷史事件，寫得風云際會，瞬息萬變，多姿多彩，令人耳目一新。盡管有人對作品中的某些史實提出異議，但作為文學創作，顯然是成功的。
　　這期間，出現了幾部描寫抗日戰爭的史詩性作品，如李爾重的《新戰爭與和平》、周而復的《長江萬里圖》、張和平的《落日孤城》、王火的《戰爭與人》，它們共同的特征是都描寫了上下幾十年，縱橫幾千里的戰爭生活，氣勢磅礴，縱橫捭闔。作品所表現出的俯瞰歷史的氣度，穿透靈魂的筆力，對廣闊生活的概括能力，以及那種指向戰爭、指向戰爭中人的思考精神，都使讀者耳目一新，使我們對作者的大容量、大篇幅、大境界的艱難追求和無畏的探索，升起由衷的贊佩，特別是在那特殊的環境中，通過被渲染得令人顫栗的生命個體，使我們看到了歷史的艱難與復雜。
　　在這些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應該說是王火的《戰爭與人》。這部小說共分三部曲，包括《月落烏啼霜滿天》、《山在虛無縹緲間》和《楓葉荻花秋瑟瑟》。作品從西安事變寫起，一直寫到１９４７年春全面內戰的爆發前夕，將整個抗日戰爭的來龍去脈交待得非常清楚，歌頌中華民族從鴉片戰爭到新中國成立的１００多年間這場唯一戰勝帝國主義的偉大的抗日戰爭。作者把中國的抗戰放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范圍中表現，除了描寫抗戰爆發前和抗戰勝利后的情景、態勢、時局、人物外，還著重刻劃出抗戰時期大后方和孤島上海的蕓蕓眾生相。作品緊緊圍繞童霜威這個人物的特殊性和復雜深沉的內心世界，在各種截然不同的時空背景下，從各個不同側面解剖他的靈魂，最終被沉重的人生巨錘沖壓成型，被通紅的戰爭熔爐澆鑄出來了。這是史，也是詩，是心靈的歷史，也是煎熬的歷史，藝術的打擊力量來自對歷史的藝術展示，小說中光明與黑暗搏斗，抗戰同投降較量，進步和反動對壘，構成一幅真實而且色彩斑斕的宏闊畫面，從而使作品閃爍出熠熠的光輝。
　　總之，這些作品對抗日戰爭生活進行了藝術的提煉，把凝重的歷史告訴了未來，閃耀著真正意義上的現實主義精神的熾烈光芒，顯示出了雄渾深沉的思想與藝術風貌。
　　　　二
　　我們知道，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小說，側重于描寫戰爭的軍事對抗形式及其蘊藏的精神內涵——愛國主義、革命英雄主義和軍人的信仰與犧牲精神等，它們無疑是包含在革命戰爭的歷史生活中極有價值的東西。然而，在真實的歷史生活里尚存許多與這類生活形式與精神內容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東西，卻沒有被置于應有的觀照位置上，這就不免使作品的歷史真實和藝術真實顯得殘缺不全，其應有的豐富性和完整性也勢必受到削弱。
　　新時期有些抗日戰爭題材小說致力于從多種角度、多個側面去探索、發掘歷史真實中那些豐富復雜的遠未被認識和表現過的東西，追求多方位地展現歷史真實的藝術，有些作品對戰爭環境的具體描寫，已經超出僅僅由戰場生活透視戰爭面貌的習慣模式。有些作品對那一段革命歷史時期的生活，只不過是把它作為藝術描寫的氛圍，作者感興趣的不一定是當時的歷史生活關系，而是強調氛圍中人的生存方式、精神氣質，以及強調所描寫對象的獨特感受、語言和敘述方式等等。這些作品注重對抗日戰爭的歷史做冷靜的描繪，從對戰爭的描寫中顯示出我們民族頑強的活力，這就改變了原有戰爭小說單純從階級理論出發的思維模式。當然，作家對抗日戰爭的正義性質的認定是毫不含糊的，這就使得我們沒有理由懷疑作品的愛國主義思想意義，這樣的作家特別值得一提的有莫言、周梅森、劉震云等。
　　１９８６年，莫言的《紅高粱》問世，擺脫了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小說的寫法。作品中，以余占鰲為司令的這支農民武裝，沒有經過無產階級革命思想的洗禮，沒有無產階級政黨在組織上的領導，似乎也沒有整體的明確的革命目標，他們缺乏嚴密的組織，也缺乏一致的思想。但是，他們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和鄉土之情，他們敢作敢為，富于冒險，在外敵侵略的特定歷史條件下，這一切就凝聚、生成、升華為英勇無畏的抗暴精神和威武不屈的民族尊嚴。因此，《紅高粱》對嚴酷民族戰爭中的人物形象的刻劃，在一定程度上依然蘊含著我們民族精神的風貌和人格特征。
　　《紅高粱》的發表顯示出莫言視野的開闊，作家把戰爭生活當作多維多向的復雜整體，力圖從這個整體的多種側面切入，觀照戰爭生活的豐厚內蘊，從而避免以往那種單向的觀察表現所帶有的局限。可貴的是，莫言在抗日戰爭的歷史生活中發掘出了詩一般的內容，但是，他并沒有背叛歷史生活的真實，卻將這種歷史生活別出心裁地詩化了。
　　在《紅高粱》中，作家的寫實筆力得到了強化，表現出了未經打磨的原生態生活，原始的生活真實和作家的主體感覺相輔相成，從而營造出一種歷史的真實感，這其間飽含著對生命偉力的張揚和對民族精神的召喚，為今天我們重鑄民族性格提供了一種參照。
　　值得重視的是，新時期有些作家，如周梅森、張廷竹、江建文等的作品，對國統區的抗戰進行了描繪，填補了當代抗戰小說的一個題材的空白。
　　應當承認，國民黨官兵是代表整個中華民族與日軍作戰的，無論戰爭的結局如何，亦無論是悲壯或是恥辱，不僅屬于國民黨的一頁，也是中華民族無法排拒的一頁。周梅森在《軍歌》中，“煞有介事地為徐州會戰淪為奴隸的戰俘組織一場死亡暴動”；在《孤旅》中，作者為南京崩潰后攜資潛逃的軍需官布下了一個個生命的陷阱；《國殤》中則描寫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新２２軍內部的投降與反投降、賣國與愛國的民族大義之爭。在這些作品中，周梅森努力剎住并竭力克服以往戰爭文學創作中強大的政治慣性和習常的藝術思維方式，在洞察戰爭本體深層奧秘的同時將目光聚焦在戰爭中人的生存境況及人性內容的具體形態，顯示出了這位敏銳而活躍、勤奮而執著的作家對既往戰爭觀念的調整與思考，在探索戰爭的多義性，展示戰爭文化氛圍方面顯示出了才華。
　　新時期以軍事文學創作嶄露頭角的張廷竹，開始對戰爭觀念進行探索，對戰爭作具有深度的哲學思考，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他的一些描寫抗戰的小說愈來愈被人們重視。在《中國無被俘空軍》、《淚灑江天》等作品中，他著重刻劃了空軍軍官閻海文和海軍軍官“二舅”的形象。小說沒有曲折的故事情節，而是在對殘酷無情的戰爭場面的描繪中，著力塑造中國軍人的精神品格，裸露出他們的全部靈魂。作品通過對英雄人物的塑造來歌頌我們民族的偉大和威武不屈，把戰爭作為一種人生的表現，作為與全民族的精神、各種人性與追求有著深切聯系的現象加以藝術的開掘。
　　可以看出，這些生長在和平年代的青年作家，對戰爭有著獨特的文化思索。他們通過對人類在戰爭威脅中生發出來的本能欲望的驚心動魄的描寫，把正義的、自私的、堅強的、懦弱的……人性的真實內容及奧秘揭示出來，其中當然也包括了那種民族自尊與生存欲望的沖突，淋漓盡致地傳遞出作家對于人與人性存在的理解。這樣，就改變了過去軍事文學中描寫戰爭過程的無休無止和對人物性格流于一般的刻劃的模式；也避免了把戰爭孤立化、抽象化作純理性思索的現象，從而成功地把兩者有機地結合起來，實現了審美面貌的飛躍，把抗日戰爭文學推向更加廣闊自由的精神空間。
　　　　三
　　在新時期抗日戰爭題材小說中，還有一部分作品，描寫了特定歷史背景下人的生存狀態和生命原始本能。作家采用一種異常冷靜的態度來觀察、描寫生活，他們寧愿將善良與丑惡、真誠與狡詐、光明與黑暗雜糅在一起，而將自己的傾向性隱藏模糊于字里行間中。
　　池莉在《預謀殺人》中，給讀者交代了一個復仇故事，這個故事雖然是在歷史的大框架、大環境中發生的，但作者著意表現的既不是階級斗爭，也不是民族斗爭，而是人的原始本能欲求。作品中佃戶出身的王獵狗的一系列行為，無論是參軍還是工作，既不是出于崇高的抗日目的，也不是因為偉大的愛國熱情，而是由于對地主丁宗望的嫉妒與仇恨。他恨自己娶了麻臉婆娘，而丁宗望娶了漂亮的妻子；他恨自己背井離鄉、出生入死，而丁家添人加口，牛肥馬壯。殺死丁宗望的強烈欲求形成了他本人的歷史，而大歷史的分分合合不過給他提供了演示和宣泄他的偏私的欲望的舞臺。而丁宗望在一定程度上還是具有民族大義的，在日寇的刀鋸進他肉里時堅持一聲不吭，他掩護通訊員，并最后把新四軍首長的信送到，完成通訊員未完之業。這樣，歷史被解釋或蛻變為人的原始本能相互糾葛的歷史。
　　被稱為“新寫實主義”小說的另一代表人物葉兆言在小說《追月樓》中，則描寫１９３７年南京淪陷后丁家的情景，那封建家庭中古板而陳舊的生活方式，是如今讀者看來既納罕又可怕的。然而小說的筆墨重在描寫前清的翰林丁老先生，他有大量的田產，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他反對過白話文，痛罵過新文學運動；他講究尊卑有序。但是，在日寇攻占南京、國家處于外敵侵凌之際，他卻表現出應有的民族節氣，他抱定決心，城破之日，就是他殉義之時。日寇進城之后，他不愿躲進租界，淪為難民，從此蟄居《追月樓》上，直到臨終立下遺囑，生不愿與暴日共戴天，死亦不樂意與倭寇照面，就葬在追月樓下。可以看出，《追月樓》所肯定、褒揚的是一種民族精神，一種民族的人格力量和人格美，丁老先生的那種舊知識分子可貴的氣節給小說抹上了一縷光澤。
　　戰爭，在當代的文學創作中，一直是宣傳英雄主義的題材領域。王文計在他的《魔界》中，表現的卻是戰爭的罪惡，鞭撻戰爭的罪惡，鞭撻戰爭對人性的扭曲與摧殘。作品所描述的無人區的荒涼，自然是對戰爭的控訴，而屠家少爺由一個紈绔子弟變成專殺日本女人和小孩的強盜頭子，更多的是揭示了仇恨的循環成為人類的悲哀。
　　從這些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它們的共同點，那就是從階級的立足點擴大到民族的、甚至全人類的立足點，表現人，表現人的活動和人物命運，有的作品還著意人的解放。這充分反映了作家觀察這段歷史的多種視角，有助于填補傳統的抗日戰爭題材小說所留下的空白。丁老先生所顯示的精神風骨畢竟是中華民族的人格美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的折光；而丁宗望的表現則是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矛盾的特殊產物。因此，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對于這段歷史生活的這種描寫違背了歷史的真實，歪曲了歷史的本質。當然，如果以此對那些以鮮明的階級意識把握歷史生活的潮流，描繪宏偉的歷史生活畫面，展示歷史發展趨向的抗日戰爭題材的小說予以懷疑、予以否定也是錯誤的、偏頗的。
　　總之，新時期文學作為一種精神現象與當代文學有著血緣關系，特別是在戰爭小說基本上代表當代文學的最高成就時，新時期的抗日戰爭小說對它的過去的超越就十分艱難。我們高興地看到，新時期作家對抗日戰爭的描寫，出現了審美視角、創作心理和情趣由單一到多樣，由封閉到開放的局面。為了適應變革時代新的審美需求，不少作家在縱向繼承本民族文學傳統的同時，又系統地、有選擇地借鑒其它民族的長處，特別是把歐美文學作為改革文學傳統，創建新型抗日戰爭文學的參照系。他們不以傳統性代替時代性，而以其開放性、多層次的藝術格局，不斷拓展藝術空間，全面地反映抗戰時期的政治、軍事、文化，以繽紛的題材內容，磅礴的氣勢，多樣化的風格、筆調，豐富了抗日戰爭文學，特別是戰爭觀念的改變，使得抗日戰爭題材的作品形成色彩斑斕的藝術風貌。
　　但是，我們也應當清醒地看到，新時期抗日戰爭題材的小說創作還沒有達到更高程度的飛躍，雖然出現了《皖南事變》、《戰爭與人》、《紅高粱》等優秀作品，但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質量上說還缺乏有力度、有深度的優秀傳世之作，不能滿足讀者特別是青少年讀者了解那段特殊的歷史的需要；有些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創作意圖不清，內容模糊，使讀者難以通過作品清晰地認識抗日戰爭這段悲壯的歷史生活的問題；有些作品對外來文學吸收、消化得不夠徹底，存在著明顯照搬、摹仿的痕跡。抗日戰爭在我們民族的歷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頁，深入地挖掘、開發這段生活，是非常必要的。原蘇聯的反法西斯戰爭出現了《斯大林格勒保衛戰》、《這里的黎明靜悄悄》等公認的優秀作品。我們真誠地希望，新時期的作家們也能夠早日拿出具有史詩性的、強烈震撼力的、有世界意義的優秀作品。
　　
　　
　　
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019-0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叢曉峰19951995 作者：山東師大學報（社科版）濟南019-02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叢曉峰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1:00:45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