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蜀:平民視角里的平權臺灣

>>>  深度觀察清末民初精神脈絡  >>> 簡體     傳統

今天的主題是平民視角的平權臺灣。平民視角是指我的視角,普通人的視角,以這樣的眼光打量,臺灣是什么樣的?我認為最重要的定位是——平權的臺灣。

 

一個平權的臺灣其實是一個普通人的臺灣。臺灣屬于普通人,整個社會的社會資源、文化資源、政治資源都最大限度向普通人傾斜,這就叫平權。我眼中的臺灣就是這樣的平權臺灣,即平民的臺灣,普通人的臺灣。

    

平權首先是人權上的平權。沒有人權上的平等,其它一切平等都無所依托,這是臺灣最重要的特點。我們過去老是講它的民主,它的法治,它的社會保障,這都沒有問題。但在我個人眼里,還有一個最根本、最高的特點,就是人權上的平等。

 

怎樣對待異端和反叛者是人權的試金石

 

    我在臺灣游歷的第一個景點,是臺北市的馬場町紀念公園,它對我沖擊很大。馬場町是1950年代,也就是臺灣白色恐怖最厲害時的一個主要刑場。大陸知道馬場町的人可能不多,但若提到電視連續劇《潛伏》主角余則成的原型、臺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中將,中共在臺灣最重要的女間諜朱楓,包括同樣是中共地下黨員、國民黨第四兵站陳寶倉中將,大家就不陌生了,他們都是在馬場町被槍斃的。在馬場町被槍斃的絕大多數人犯,都屬于不折不扣的中共地下黨員或左翼人士,尤其是不折不扣的中共諜報人員。也就是說馬場町在臺灣的意義,類似耶路撒冷的哭墻之于猶太人的意義,馬場町是臺灣左翼的一塊圣地。臺灣的制度架構用大陸的定義是資本主義,在這樣的社會中,左翼或者共產主義的理想當然是異端的乃至反叛的。在白色恐怖時期、冷戰時期,更屬于一種敵對的思潮和力量。

    

    但今天的臺灣是怎么對待異端乃至反叛的思潮和力量呢?馬場町算一個例子。說到這里我把話扯遠一點。我在臺灣訪問時跟臺灣一批學者喝茶,我身邊有一個也從大陸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很新銳、很先鋒。我們一起談到二二八,談到國民黨怎么給二二八死難者平反、賠償。那個作家想不通,他說這些人絕大多數是共產黨,不殺他們殺誰?殺他們有什么錯?為什么要道歉、平反?當時的臺灣朋友聽到非常驚訝,沒想到他會有這樣的言論。當然這個作家也很驚訝:今天的臺灣怎么會對臺灣反政府的共產黨這樣的寬容、包容。兩岸的知識階層、主流階層對人權理解的巨大差異,這是一個小例子。

    

    馬場町公園現在叫做“馬場町紀念公園”,是政府出錢修建的,每年秋季都會舉行非常隆重的悼念活動。對過去的異端和反叛者,對他們的亡靈給予了最高的尊重和禮遇。馬場町公園有一塊石碑,碑文稱當年被槍殺的共產黨人和左翼人士為當年追求社會公正的熱血志士。這是他們對共產主義者、對異端和反叛者的定位,不只是通常意義上的和解,而且是最大限度的肯定和包容。臺灣社會不可能想象臺灣會接受共產主義,但臺灣社會對共產主義理念給予最大限度的平等待遇,這就是人權上的平等,這就叫平權。什么叫包容?主要是看你對異端的態度,而臺灣的馬場町公園是最經典的例子,大家去臺灣旅游可去那兒感受一下。

    

所謂現代文明,我認為最根本的含義是尊重,對異端最大限度的尊重是尊重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體現,這一點今天的臺灣已經做到,他們已經走過這個階段, 已經告別了不同理念之間互不相容、你死我活的狀態。在這個意義上已經跨入了現代文明。跟歐美那些國家,在文明程度上沒有多大落差。我們經常講美國的南北戰爭,勝利一方對過去敵對的一方,對以李將軍為代表的南軍將士怎樣尊重、怎樣善待,沒有清算,沒有報復,而是充分保障他們的基本人權和公民權,當年美國做到了,現在的臺灣也做到了。

 

人權教育從娃娃抓起

 

    臺灣人權上的平權,其次表現為官民關系,用連戰的一句話來概括,就叫做人民最大

    

    (圖片1)這是我在立法院門口跟警察的合影。這反映警察跟老百姓之間的關系,他不担心游客會搶他的槍。

 

(圖片2)我去嘉義本來要拜訪一個NGO組織,看到對面的廣告牌上,寫著兩個人的大名,一個是我熟悉的蔡英文,一個是我不熟悉的李俊邑,很好奇這到底是什么去處。陪同的臺灣朋友說,李俊邑是立法委員,這是他在嘉義的選民服務處。我馬上決定改變行程,先進去參觀參觀。



 

 門口的工作人員都微微鞠躬迎候,滿臉堆笑,真把我當選民了。辦公桌上堆的都是群眾來信,但不是上訪和投訴,而是請帖,都是嘉義市民邀請他們出席形形色色的紅白喜事。但凡收到請帖,立委都要盡量去,不去也得送禮。國家會給他一筆經費,但這筆經費有限,只能在大的場合派上用場,小的場合都是立委自己掏,無法報銷。

 

參觀后,當地朋友請我吃晚飯。走不到500米,看到街邊很多花圈,都是紅色的,代表喜事。原來是當地一個新廟開張,親朋好友都得送花圈慶賀。而且不能只送一個,必須送雙。當地所有官員、所有議員都得送。廟有多大?就一個小廟,但也要照顧到,不能有絲毫疏忽。

   

    這次參觀之后,我有一個感慨:我對當官本來沒有興趣,在威權時代當官扭曲自己的人格,在民主時代當官也不情愿,因為太累,那不是當官,是當孫子。去臺灣之前我還有個假想:不當官,當個議員總可以吧?但臺灣之行后,這個想法也打消了,我沒想到當個議員也那么累,李俊邑就是一個例子。他是嘉義選出來的,辦公室一個在嘉義,一個在臺北,必須每天早上坐高鐵一個多兩個小時去臺北上班,當天趕回嘉義;但回嘉義不是直接回家休息,而是到選民服務處接著上班,處理當天嘉義選民給他的各種信件,選民有任何求助,都必須回應。甚至如果選民去了花蓮和臺東,剛巧碰到旅游旺季買不到回程車票,他也得想辦法幫著買,實際上當議員也是當孫子,而這在經濟上沒什么回報。大的花費由國庫報銷,但很多小花費報不了。這是第二個親歷。

    

    (照片3)這是我在新港的馬祖廟參觀時拍的。旁邊是一個派出所,隨便我怎么拍照,警察給我搬凳子,跟我端茶倒水,跟我合影。這是第三個親歷。

 



(照片4)這是第四個親歷:我去不久,碰到一個臺灣朋友入籍臺北,馬上就收到市長郝龍斌寄來的大禮包:一封郝龍斌簽名的歡迎函、一張賀卡、一張市民意見調查表。還有一套瓷器。



 

這些都體現政府跟人民之間的平權,政府對人民的體貼。當然這方面臺灣也有一個過程,并非一開始就這樣。如果倒退到20年前、15年前,當時的警察跟人民的關系不是這樣的,也很強勢、很霸道。但陳水扁當選臺北市長之后,首先對臺北官場進行了一番改造,比如開放參觀,官員的辦公桌放矮,等等。后來陳水扁當選臺灣“總統”之后,對整個臺灣的官場進行了改造。國民黨只能蕭規曹隨,不可能反著來。政府跟人民的關系就走到了今天這個樣子。

 

這些是臺灣人權上的平權、政治上的平權的大致情況。但當然都是得來不易,經過了幾十年的抗爭,付出了巨大代價。

    

   我在臺灣兩個月的考察,主要可以概括為人權之旅轉型之旅。即主要考察臺灣人權進步的歷程。時間有限,只重點看了幾個景區,它們已經全部辟成博物館或人權文化園區。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景美人權文化園區,一個是綠島人權文化園區。現在臺灣當局正計劃這兩個園區整合起來,最后升級成為國家人權博物館

    

    人權博物館這個龐大的計劃代表了臺灣的另一面。臺灣有個口號,這個口號最近通過微博、互聯網傳遞到中國大陸——據說是馬英九提出的“人權立國”。這才代表著臺灣制度最根本的特色。但它其實并非馬英九首創,而是陳水扁上任就已確定的根本方針。人權立國首先要通過教育實現,首先需要龐大的人權教育系統來支撐,沒有人權教育也就無所謂人權立國。這次臺灣之行給我最重要的另一個印象就是:人權教育普及而持久。那些人權博物館、人權文化園區每周都有非常之多的人權教育活動,這種活動不只針對普通市民,更深入到臺灣的整個教育系統中,包括臺灣的中學、小學教育。臺灣的中學生經常去考察那些人權文化園區,然后寫相關的論文。人權教育在他們那兒真正做到了從娃娃抓起。

    

臺灣爭取民主、人權的進程也充滿血和淚

 

    除了這兩個人權文化園區外,還有幾個重要的景點。最早的景點是二二八紀念館。臺灣的政治改革通常從80年代講起,這是不準確的。我從我的臺灣之旅得出的結論是:應該從二二八講起。我原來認為二二八無非是臺灣版的突尼斯革命:由小販引發暴動,由暴動發展成席卷整個國家的革命,進而改變整個國家的政權、政治制度。區別只在一個成功了,一個沒有成功。但我去臺灣之后發現,二二八不僅僅是官民平反,揭竿而起,這只是二二八前期。二二八中期,從暴亂迅速轉向政治變革。當時社會的主要訴求,比如民眾自治機關叫處置委員會,他們提出的全部要求是政治改革。政治改革怎么改?最重要的內容是自治,主要體現在處置委員會提出的32條大綱中,政治方面的第一條是制定自治法,把自治法作為全省最高的政治規范。同時要求開放政權,本地人參政,這主要是因為國民黨到臺灣后,整個政權、整個財權基本上被外省人壟斷。本來臺灣精英剛開始對祖國抱以最高期待,因為他們對日本人的殖民統治是不滿的。日本的殖民統治從兩方面來講:一方面,客觀說,臺灣整個現代化的基礎,比如教育、交通、文化、醫學等是在日本統治時期打下的;但另一方面,日本在臺灣的殖民統治確實有相當程度的排他性,以致臺灣精英只能從兩個方面找出口:一是醫學,二是律師。別的方面都沒有出口,為什么?都被日本人壟斷。臺灣精英在日本殖民時期是二等公民。正因為這樣,他們對祖國抱有最高期待和美好的想象,認為一旦回歸祖國,臺灣精英全面參政的時代就到來了,所以當時臺灣精英參政熱情非常高。比如1946年臺灣省參議會選舉,30個參議員席位,參與競選的臺灣精英有1100多人,反映當時臺灣精英參與政治的熱情是多么的高漲。但回答他們的卻是冷冰冰的現實。國民黨到臺灣后政權并不開放,在臺灣行政長官公署18個重要的部會機關中,只有一個副處長是臺灣人,其他全部是外省人。很多公營事業,甚至臺灣精英想做一個小小的主管都不可能。這種排斥程度比日治時期更厲害。這是他們想不到的第一點。

    

    相關的第二點,是個人的上升通道突然大面積中斷。因為國民黨到臺灣后立即強制推行國語為唯一官方語言,立即廢除日語。但臺灣精英在日本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下,尤其是1930年代日本推行“皇民化教育”后,他們的基本語言已經是日語,不是國語,一下把日語全部廢除,臺灣精英幾乎一夜之間淪為文盲;淪為文盲后,一是個人的上升通道被打斷,社會精英的流動性沒有了;二是精神上的巨大羞辱。這是二二八之前的狀況。

    

所以二二八事件中的民眾要求,除了要求自治,就是要求開放政權。但這些訴求被扭曲,根本沒有辦法傳遞到國民黨中樞機構。怎么被扭曲的?主要是有兩大集團:一是陳儀代表的江浙財團。江浙財團把臺灣當做他們的殖民地,當然不可能允許他們自治,陳儀后來被槍殺我認為罪有應得,他對二二八負有直接責任,他是當時江浙財團在臺灣的最高代表。二是國民黨的情治機構尤其是軍統。軍統把整個二二八歪曲為奪權、叛亂、造反、陰謀,向蔣介石傳遞了各種各樣的虛假情報,比如說臺灣有12萬日本軍人不甘心失敗殺回臺灣,才有二二八暴亂等等。情治機關扭曲了整個事件的真相,給最高決策者很大的誤導。

 

    (圖片5)二二八事件事實上一直在情治機關掌控之下。處置委員會下面有一個機構,叫忠義服務隊,是民眾自己的保安機構,一種強制力量;忠義服務隊的總隊長許德輝就是軍統特務。二二八事件中,要求攻打圓山,要求推翻國民黨政府的最激進的頭目,往往是軍統的臥底。二二八事件后,國民黨總清算時,最激進的頭目恰恰容易全身而退,受到中統、軍統的庇護,其身份不言自明。二二八事件的整個進程被他們暗中控制,這是當時二二八結局慘烈的主要原因,民眾政治改革的正當要求得不到善意回應,因為真相全被扭曲。



    

    慘烈表現在兩方面:一是死亡人數之眾。這點現在有爭議,我到臺灣時爭議剛剛爆發,臺灣前“行政院”院長、也是國民黨老軍頭的郝伯村,剛在《中國時報》發表一篇文章,很多人說“二二八”死亡成千上萬,他說那是聳人聽聞,實際死亡不過200-300人。這馬上引起輿論強烈反彈,被很多人罵,因為很多死亡在當時沒法統計,僅僅根據官方統計數字推斷死亡人數當然是不科學的。

    

    二是臺灣精英的夭亡。臺灣精英在“二二八”事件中基本被干掉。省參議會死傷過半,比如國大代表、省參議會議員、議長、副議長,包括嘉義市的議長副議長、基隆市的議長和副議長,領袖級人物大多被槍斃。除了議員,死亡最多的人群是律師,然后是醫生、法官、媒體人。很多精英被槍殺并不是因為他們做了什么,比如煽動暴亂,不是的。恰恰是因為他們是整個事件中比較溫和的一群人。“二二八”有不同路線,最極端、最激進的是謝雪紅代表的中共地下黨,主張武裝斗爭,暴力推翻國民黨政府;再一個是以省參議會的議員、律師、媒體人、大學教授為主體的溫和、漸進、中間的力量。第二種力量主張協商、對話,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解決,但后來殺得最多的恰恰是他們,而且被殺的直接原因就是調停。比如臺灣最著名的畫家、整個臺灣美術界的鼻祖陳澄波,他同時也是嘉義市的議員,嘉義是“二二八”的重要現場,殺的非常慘烈,他們想跟軍隊溝通,看能否說服軍隊溫和一點,幾個省參議員、市參議員包括陳澄波等8人去談判,結果都被軍隊殺掉。所以我的另一個結論是,當極端狂潮席卷而來時,沒有溫和的、中道的空間,這時候任何溫和、中道的努力都是徒勞,一切都應該在極端大潮來臨之前做最大限度的努力,一旦來臨,就什么都完蛋了。臺灣一代精英的夭亡給我的教訓就是這樣的教訓,并不是因為他們極端、暴力,沒有,他們都是理性、平和、中正的,但這恰恰是他們被殺的原因,因為這個時候只要不跟政府站在一邊,都是政府的敵人。另外,我個人懷疑對精英的屠殺是有計劃、有目的的,因為只有這樣,外來的力量才可以站穩。

    

    之所以花如此多的篇幅講二二八,主要因為它是整個臺灣政治改革的一個起點。二二八之后臺灣轉入清鄉鎮壓,1949年5月19日臺灣全島戒嚴,進入白色恐怖時期。就有了馬場町公園槍殺現場,就有了景美看守所,這是整個白色恐怖時期。

    

    整個白色恐怖時期在我看來有三個最重要的地標:一個是前面說的馬場町公園,一個是景美看守所,一個是綠島山莊。知道景美人權公園的大陸讀者不多,但如果說到施明德,說到美麗島,說到呂秀蓮、陳菊、李敖、柏楊等諸如此類的名字,大陸讀者則會非常熟悉,而他們都是成千上萬景美囚徒中的一部分。他們的案子,比如說美麗島案,比如江南案,都是在景美軍法處的軍事法庭和第一法庭審理的,最轟動的當然是1980年2月20日開幕的美麗島大審,它是臺灣人權進程的重要轉折點。原來臺灣的所有政治案件都是暗箱操作,所有政治犯都不受普通法律的審判,都是以平民之身受軍事審判,軍事審判對統治者來說最大的好處是不受任何法律制約,想怎么操作就怎么做。整個臺灣的政治犯的命運全部取決于一個人的意志,這個人就是蔣介石,所有案件都經過他,量刑輕重、大小都歸他決定。所有的偵查程序、所有的審判程序都是演戲,所謂的證據都是打出來的。美麗島大審根本改變了那樣的情況。因為國內外的輿論壓力,尤其是國際輿論壓力,蔣經國頂不住了,所以同意整個審判全部公開,同時允許媒體旁聽,給了臺灣反對派千載難逢的機會。

    

    景美基本上是兩個機關的所在地,一個是警備司令部的軍法處,戒嚴時期都是軍事統治,軍事統治的主要機關、執行機關是警總。警總之下有軍法處,專門審政治犯;另一個重要機關是臺灣軍情局的軍法處。他們主要有三個職能:一是軍事審判;二是羈押,因為很多政治犯并不是一抓進來就審判,一般關一年以上才開審,這一年多時間基本上是羈押時間;三是移送功能,審判后犯人分兩部分,一部分移送其它監獄,另一部分是代監執行,即軍法處經監獄授權,犯人不移送,就在景美服刑。

 

    犯人在景美服刑做什么?主要是生產,里面有很多監獄工廠,有洗衣廠、縫衣廠、手工藝廠。

    

    (圖片6)很多人在監獄工廠被培養成工藝大師,田志敏就是其中一個。他進監獄之前沒任何技能,入獄后學了一門手藝。政治犯出獄,一般都找不到工作,一是用人單位不敢接收,二是接收了警察會找上門恐嚇。田志敏出獄后也找不到工作,就去了難友翁廷倩創辦的一家工藝品商店,找到一個飯碗。不僅找到飯碗,還找到了愛人,他跟翁姓老板的妹妹廖桂珍愛上了,很快結了婚。之后開了自己的工藝品商店,作品遠銷日本、菲律賓等國。



    

(圖片7)景美看守所醫務室。這里有一段傳奇故事。當時臺灣有很多政治犯,但蔣介石政府根本不承認,在國際上說臺灣從來沒有政治犯。國際社會對臺灣人權狀況關注很強烈,但一點轍沒有。后來有一個重大突破。突破雷區的是景美看守所的犯人醫生陳中統。陳畢業于日本岡山大學醫學院,回國看望老父親,然后結婚,沒想到結婚的第16天就被抓了。看守所讓他做監獄醫生。當醫生本來就比普通犯人自由,而他確實醫術高明,看守所長官經常讓他出去給自己的太太、孩子看病,所以他的自由空間更大。




中間有則趣聞。臺灣有個著名的政治犯叫崔小萍,一次到醫務室看病,一邊打吊針一邊跟陳中統聊天。崔問陳有沒有孩子。陳說沒有。為什么沒有?陳說我結婚時間那么短就被抓,怎么可能有?崔說未必吧,時間短也可能有的。陳說:我的技術沒那么高明。可后來他卻有了兩個小孩。服刑期間怎么會有孩子?主要原因是他經常外出給看守所長官的家屬看病,就利用這時間跟夫人幽會,所以他服刑期間一點沒耽誤。后來李敖還寫文章開他的玩笑,說“陳中統的精子翻越了監獄的高墻。”

從以上對話可以看出,陳中統是個非常老實、非常質樸的人,但他并非沒有心機,而是大智若愚。所以才干出驚天動地的事:因為醫生的特殊身份,他可以接觸各種各樣的患者,知道很多有名有姓的政治犯,因什么事而進來,什么罪名,判多久等等,都一一記錄在案。然后把400多人的政治犯名單寄到海外。美國、日本、歐洲的媒體都做了報道,炸彈一下子爆炸,搞得蔣介石政府非常難堪。整個國際政治救援就此展開。

 

    (圖片8)這是一段非常凄美的愛情故事。他們被捕之前就戀愛了,雙方都覺得自己很危險,不愿牽連對方,決定分手。但結果還是雙雙被捕,女生丁窈窕被判死刑,男生郭振純被判無期徒刑。女生在自己被槍決之前,偷偷將訣別遺書和一縷自己的頭發裝在煙盒里,托人轉交給愛人留作紀念。



 

臺灣爭取民主、人權的進程也是血和淚、苦難、冤案堆砌起來的。后來臺灣當局做了道歉和補償

 

    景美園區還有一個景點,就是汪希茗被抓關在景美,條件非常好,除了鐵門像監獄外,里面簡直是一個小別墅,有會客室、書房、高級衛生間、散步的小院。

    

景美而外,最重要的人權景點是綠島。

 

(圖片9)這是綠島人權紀念碑,與大海只有一步之遙,上面都是受難者的名單,柏楊題字: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他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這個碑不是指向天空,而是通向地下,我認為是象征一個幽暗的時代,走出去就是陽光,就是大海,就是今天,昨天跟今天如此之近,一步之遙。

    



    綠島以前是所謂新生訓導處,有點像大陸的勞教,不是正式服刑。1972年泰源監獄發生暴動,然后就在綠島新建了一個全封閉性質的重刑監獄,叫綠島山莊。現在山莊的主體建筑已經變成展覽館。當時很多作家關在綠島山莊,比如呂秀蓮、李敖、柏楊等。


(圖片10)這是綠島山莊的監室,也就是李敖他們當年坐的監室,小池子是衛生間,一個房間關1020人,共用一個衛生間,這個衛生間沒有任何隱私可言。



 

國民黨跟蘇聯的很多政治詞匯是相通的,比如同志革命思想改造等。他們的洗腦教育也非常重要,政治犯尤其是綠島的政治犯是工作一天、學習一天,工作是用石頭修建囚禁自己的監獄。學習就是所謂的思想改造,全部接受反共教育,還有正兒八經的考試,如果考試不過關會加重刑期。

 

綠島政治犯與綠島居民互動很多,還互動出了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同時也是悲情故事。政治犯在島內經常戶外活動,比如巡回演出,原住民看病,給原住民的孩子補課等等。這跟文革中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差不多。一個叫曾國英的政治犯和本地姑娘蘇素霞,就因為經常一起巡回演出,日久生情,愛上了。但這給曾國英招來彌天大禍,一個姓劉的政戰官也在追求蘇素霞,聽說曾蘇之戀,大怒,把滿腔怒火發泄到曾國英身上,把曾關進海邊的碉堡里面,碉堡空間極其狹窄,不能躺不能站不能坐,一天只送三個面包。一連關了好幾天。蘇素霞聽說后很著急,為了救出曾國英,只好答應了劉姓政戰官的求婚。但等到曾國英回到原單位后,她卻在婚禮當天自殺殉情。

    

    (圖片11)綠島還有一個重要去處,即十三中隊公墓。政治犯和看守他們的官兵如果死在綠島,就葬到這里。很多官兵是從大陸去的,死后聯系不上家屬,所以沒有后人掃墓。我去現場時,很多墓碑基本被野草淹沒。在這個意義上,政治犯和看守他們的官兵是同一個命運,都被社會完全拋棄。這是綠島的一個特殊景觀。綠島給我的印象是非常陽光、明媚、青春,但十三中隊墓地是另一種氣質,陰森恐怖。



 

    這幾個景點所濃縮的歷史,我認為能夠概括性地代表臺灣的民主進程、人權進程,這是充滿著血和淚的進程。蔣經國1987年宣布解除戒嚴,當然需要蔣經國的遠見卓識,需要決斷,但更重要的,是這三十多年要求政治改革、要求民主、要求人權的民間壓力倒逼促成的,沒有這樣的前提,不可能有蔣經國啟動變革。

    

    我游歷的最后一個臺灣人權景點,是高雄的美麗島站,這兒有個人權學堂,我剛才講臺灣對人權教育高度重視,這就是一個例子。臺灣還有所謂“國家級”的人權咨詢委員會,地方各級政府也都有自己的人權委員會,這是高雄市的人權委員會。

 

高雄是一個非常值得去的地方,首先是因為美麗島事件在這兒發生。其次,人權學堂所在的高雄地鐵站,則是全世界最美的地鐵站,排名第一。

 

經濟低迷收入下降為什么并未影響社會穩定?

    

    平權臺灣的另一個特點,是經濟平權。考察臺灣兩個月后我得出一個結論:臺灣太特殊,臺灣太幸運,所以臺灣轉型最成功。眾所周知,臺灣民主已經走向規范,走向成熟,但最重要的不在這兒,我認為最重要的不是臺灣今天的民主多么成功,而是它的轉型多么成功,它的轉型成功世上少有,最值得華人社會驕傲。為什么轉型最成功?最重要的評價標準是轉型成本的大與小。在蔣經國決定解嚴后,經過李登輝、陳水扁到今天的20多年,臺灣轉型震蕩很小,因而代價很小,雖然有過陳水扁時代的一點震蕩,但相對其它國家的血與火和巨大的經濟成本、生命成本,這點震蕩之微不足道,世界范圍都沒多少可比的。利比亞、敘利亞、埃及等第四波的國家,都不能比。能夠比的,我認為只有東歐幾個國家,比如捷克、波蘭、匈牙利。在這意義上可以說,臺灣轉型的成功是世界先進水平,是臺灣最可驕傲的。

    

    臺灣轉型最成功,在于其特殊和幸運,這特殊和幸運大半因為經濟平權。經濟平權是什么意思?主要是均富。臺灣的均富不是停留在口號上,而是基本兌現。一方面完成了經濟騰飛,躋身亞洲四小龍之列;另一方面,沒有以貧富懸殊為代價,而是均富和經濟騰飛同步,經濟騰飛的進程也是整個社會均富的進程。因為均富,臺灣基本上消滅了底層、窮人,也就消滅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可能,消滅了痞子革命的可能。財富的均衡培養了臺灣的一個重要元素:社會理性。也有矛盾和沖突,但這種矛盾和沖突雙方都能控制在臨界點以內。網友中年格瓦拉回憶他當年做社會運動尤其街頭運動,做到什么程度?第一不能太常規太平靜,因為那就沒有媒體素材。需要沖突,但沖突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比如最多把政府門上的牌子摘下來,最多打破兩扇玻璃。以一個限度為底線:不流血、不死人。我聽說臺灣有個重要的社會運動領袖,能做到隊伍需要什么時候拉出就拉出,需要拉出多少人就多少人,需要拉到什么地點就什么地點。這其實不是哪個領袖的本事,而是基于群眾的理性。我曾問臺灣的錢永祥老師,聽說百萬紅衫軍時,紅衫軍內部有個提議:沖進總統府;是不是有這回事?他的回答是有過這提議,但從來沒有成為議題,從來沒有被認真對待,也就一兩個人說說而已。我問:為什么它不能成為議題?錢老師的解釋是:你知道紅衫軍是什么樣的隊伍嗎?哪怕最普通的群眾,哪怕上街游行,看到紅燈都會馬上停下來。人們有最基本的政治理性和社會理性,而這是從均富當中來的,消滅了底層即窮人階層,因此臺灣整個的社會運動是有產階級、中產階級的社會運動,具備基本理性。這種情況下,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都能收放有度。

    

    經濟平權的另一個內容,是消費平權。這是大陸、香港和美國都缺乏的。消費平權意味著這個社會的物質需求、精神需求已不需要多高的價錢,因而不需要多高的收入,只要有一份基本收入,有一個正式的工作,都可以享受到。比如,大陸頂級演出我很少去,其中一個原因是收入不高,消費不起,最多一年去兩三次。但在臺灣,我到國家音樂廳看演出,15排以前的座位票價折合人民幣一百多塊錢,臺灣故宮的門票折合人民幣才不到三十塊錢。所以臺灣的精神消費,普通人都能支付,富人能享受的,普通人也能享受。

    

物質上更是這樣。比如我在臺灣高鐵吃份盒飯,折合人民幣不到20塊錢,質量很好。我在臺灣兩個月期間,基本上都是在街頭小攤吃飯,每餐消費平均下來不超過20塊錢。再一個是行,臺灣比較貴的交通是高鐵,除此而外,臺灣無論是大巴還是普通的火車都非常便宜,低于大陸的平均價格。我算了一下,如果在物價相對最高的臺北生活,包括房租在內,一個月收入35000臺幣,折合人民幣7000塊錢可以活得很好,沒有壓力。而且臺灣7000塊錢跟大陸7000塊錢的含金量不一樣,不僅是因為物價,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指數。大陸7000塊錢一個月,一家老小的支出,孩子的讀書、老人養老、自己的開銷,全在這當中開支,什么都只能靠自己。但臺灣不一樣,你這7000塊錢一般只是日常消費,其它該有的社會保障都有,最重要的保障是健保,臺灣的健保水平是世界級的,比美國、香港、歐洲很多國家做得好。我的一個朋友生大病住院動手術,全部花費8萬多臺幣,最后自費是5000多臺幣,折合人民幣1000多塊錢,其它都由健保承担。所以臺灣月入7000塊錢,是沒有后顧之憂的很扎實的7000多塊錢。

正因為如此,盡管臺灣經濟不景氣,民眾的實際收入下降,但并沒有什么大的動蕩,整個社會非常平靜,平靜的承受了經濟低迷、實際收入下降,而且不是一年,是連續十多年。臺灣一個大學生現在的收入還不如十四、五年前,但顯然臺灣今天的物價水平遠遠超過十四、五年前。為什么經濟低迷收入下降并未影響社會穩定?原因我想有這幾點:

第一,有社會公平支撐。我收入下降,但整個社會都在下降,想得通。第二,有社會保障支撐,所以日常花費不高,不需要很多錢也能保證基本的生活品質。第三,有藏富于民支撐。臺灣是小政府有限政府,政府沒法與民爭利,整個經濟騰飛就是一個藏富于民的過程,因此臺灣多數人都有比較豐厚的積蓄,經濟低迷時期、收入下降時期可以靠積蓄來抵銷一部分損失。

臺灣的一個特點,是人們的心態都很從容、平和,原因就在這里。從這意義上可以說,經濟平權、消費平權是社會矛盾、社會沖突的緩沖帶,能極大降低社會的風險指數,支撐社會理性。

    

對臺灣的第三個感受也是最大感受,是人文臺灣。這首先體現為對人的關心和尊重,尤其對普通人的關心和尊重。這是發自內心的,我在臺灣的兩個月中有太多體驗。其次體現為人際交往中的謙卑。我在大陸碰到無數有教主氣派的人,但在臺灣沒見一個,而我在臺灣遇到了很多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他們都很低調,都夾著尾巴做人。在臺灣,哪個精英敢放肆,馬上會成為眾矢之的,他們要放肆只能跑到大陸放肆,在臺灣是絕不敢的。這也是平權臺灣的一個側面,充滿了人性的溫暖。很多大陸人去臺灣觀光,覺得臺灣沒什么了不起,看不到這一點,看不到臺灣的人好,而我認為,人才是我們最應該追求的。我在大陸寫過不少文章,也做了一點事,總的目標就這個目標,即追求一個人好的社會,追求一個人和人友善相待的社會。我們離這個目標,還有至少30年50年的距離。

           ——(本文為作者在騰訊燕山大講堂講話原文,根據記錄整理。原載《炎黃春秋》雜志今年第九期)

http://view.news.qq.com/a/20120625/000029.htm



綜合 2022-01-09 19:05:45

[新一篇] 止庵、戴大洪:哪怕死一個人,也是歷史上的污點

[舊一篇] 人物丨儲安平:一個民族主義者的抉擇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稱謂:

内容:

驗證:


返回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