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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　I0-03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6425(2006)03-0021-07
　　安德烈·紀德(Andre’Gide, 1869-1951)法國20世紀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作為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紀德一生著述頗豐。其《背德者》確立了他在文學界與思想界的地位，《地糧》是他影響最大的作品，《偽幣制造者》是他唯一的長篇小說。此外還有《窄門》、《田園交響樂》、《剛果之行》、《乍得歸來》、《訪蘇聯歸來》、《偶感集》等。紀德的一生以“對真理大無畏的熱愛和敏銳的心理洞察力表現了人類的問題與處境”，他的思想影響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為在現實的壓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誠和自由的一個代表。
　　一
　　1920年代初，紀德的名字開始出現在中國文壇。《小說月報》的14卷1期“法國文壇雜訊”是目前所見最早提到紀德的文字，其后的一些研究法國文學的文章中，也有一些關于紀德生平和創作的簡單介紹。但紀德的作品已經開始被翻譯成中文。據趙景深《現代文壇雜訊》可知，至少在1925年前，穆木天就已經譯出了紀德的《窄門》和《牧歌交響曲》[1]。1928年，上海北新書局出版了穆木天翻譯的《窄門》和《牧歌交響樂》。
　　進入1930年代，紀德開始成為中國知識界“一個較為熟識的名字”[2] 454，紀德的作品大量翻譯到中國。據粗略統計，約有如下幾種：1931年，王了一翻譯了紀德的《少女的夢》，由上海開明書店出版。1935年，上海美術出版社出版了麗尼(郭仁安)翻譯的《田園交響樂》。1936年3月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由卞之琳翻譯的《西窗集》，收入了紀德的《浪子回家》。這一年5月，王林翻譯的《浪子回家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邢桐華翻譯的《文化擁護》由東京質文社出版，其中收入了紀德的《文化擁護》。1937年4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林伊文翻譯的《從蘇聯歸來》。是年5月，黎烈文的翻譯集《邂逅草》由上海生活書店出版，書中收入了紀德的《論古典主義》，《一件調查的材料》和《邂逅草三則》。此外還有兩篇論紀德的文章：法國瑪洛爾的《紀德的“新的糧食”》和蘇聯愛倫堡的《紀德之路》。1939年，施宣化翻譯的《田園交響樂》由上海啟明書局出版。1940年，上海長風書店出版了綺紋翻譯的《剛果旅行》。
　　除了單行本譯著之外，在《文學》、《譯文》、《世界日報》、《光明·文壇情報》、《小說半月刊》等刊物上刊登了紀德許多作品的短篇翻譯以及外國研究者對紀德的研究文章。如黎烈文譯紀德的《論古典主義》、《詩》、《今年不曾有過春天》等；樂雯(魯迅)譯紀德的《描寫自己》以及日本人石川涌著的《說述自己的紀德》；陳占元譯紀德的《哥德論》、《論文學上的影響》、《戲劇的進化》、《藝術的界限》；徐懋庸譯紀德的《王爾德》、《隨筆一則》；沈起予譯紀德的《我所喜歡的十種法國小說》；卞之琳譯紀德的《菲洛克但德》；王然譯的《紀德論普式庚》、《紀德與小說技巧》等等。
　　此外，還出現了一些研究紀德的論文，如沈寶基的《紀德》，盛澄華的《紀德》，允懷的《紀德的生平及著作》等等。1931年留法學生張若茗的博士論文《紀德的態度》，作為《中法大學叢書》之一在北平出版，可以說是1930年代紀德研究的最好成績，然而該書用法文出版，在當時并沒有產生太大的反響。總體而言，這些文章多數還停留在介紹紀德的生平和創作以及他的最新動向的階段，對其思想和藝術涉及不多。概括而言，在193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心目中，紀德被定位為法國“現代一流的老作家”[3]。他們指出，紀德的性格一方面深沉持重，另一方面又有充滿明朗陽光的法國南部人的真誠、熱情，兩者的綜合決定了紀德在面對現實生活時的“不安定”和“善變”。在思想意識方面，大家公認了紀德的“個人主義”本質。在藝術思潮上紀德被歸入了象征派①，認為他善于表達個人復雜而矛盾的內心世界。可以說這些論述大體上把握住了紀德的基本特征。
　　進入1940年代，中國文壇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紀德熱”。這種“熱”不僅表現在對紀德的作品的大量翻譯，更重要的是人們開始認真研讀紀德的著作，紀德的人生道路和藝術創作以及他對生活、對文學的思考對中國文人和知識分子產生的深刻影響。1940年代的“紀德熱”首先出現在抗戰時期的大西南。1941年卞之琳為重印的《浪子回家集》撰寫譯序，次年寫作了長文《紀德和他的〈新的糧食〉》。1943年，盛澄華翻譯了紀德的《地糧》由“新生備出文具公司”出版，這個譯本后來分別在1945和1949年再版。同年，桂林明日社出版了卞之琳翻譯的《新的糧食》，他翻譯的《窄門》則先由桂林文匯書店出版。1944年紀德的《少女的夢》又有了兩個譯本，分別是桂林明日社出版的由陳占元翻譯的《婦人學校》和重慶作家書屋出版的由金滿成翻譯的《女性的風格》。1945年重慶生活出版社出版了盛澄華翻譯的《偽幣制造者》。在大學校園里，紀德的作品也引起了不少關注，汪曾祺在回憶西南聯大生活時說“我讀的是中國文學系，但是大部分時間是看翻譯小說，當時在聯大比較時髦的是A·紀德，后來是薩特”[4]。而他自己則“成天挾著一本紀德的書坐茶館”[5]。
　　抗戰勝利后，“紀德熱”進一步擴大了。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了紀德。消息傳到了國內，各媒體迅速作出了反應，各大報刊的國外新聞版都為這一消息留出了版面，并對紀德其人其事多有概說，不少普通讀者給刊物寫信要求進一步了解紀德。《益世報》、《大公報》等報紙的文學類副刊則刊發了瑞典皇家學院的頒獎評語和紀德的得獎感言，同時還以大版面介紹和研究紀德的文章，并配有多幅圖片。《中國作家》等雜志專門邀請了盛澄華、李廣田等研究者和評論家撰文介紹和討論紀德及其作品。有關紀德的講座在高校里舉行，吸引了不少大學生的視線②。很快，一些出自普通讀者和業余文學研究者之手的紀德作品讀后感，開始在報紙上出現。可以說，“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這一頭銜大大提升了紀德在中國的知名度，進一步推動了1940年代的中國文壇的“紀德熱”。
　　一方面，紀德的作品繼續翻譯和出版。盛澄華譯的《尼日薇》、《幻航》、《答客問》、《意想訪問》、《薩加斯海上——幻航之一章》；施蟄存譯的《擬客座談錄》；陳占元譯的《紀德日記鈔》；卞之琳譯的《浪子回家集》、《窄門》等都被重印。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出現了大量有關紀德的研究和評論文章，具有代表性的論文如卞之琳的《紀德的〈窄門〉》、《紀德的〈浪子回家集〉》，李廣田的《說紀德的〈浪子回家〉》，張若茗的《紀德的介紹》、《小說家的創作心理——根據司湯達(Stendhal)、福樓拜(Flaubert)、紀德(Gide)三位作家》，王銳的《安德烈·紀德(Andre Gide)》，盛澄華的《憶紀德》、《試論紀德》、《關于幻航》、《紀德的藝術與思想的演進》、《安德烈·紀德》、《紀德的文藝觀》等等。其中盛澄華的研究最為引人注目，沈從文曾經在給讀者的回信中，對盛澄華的紀德研究及其在讀者中造成的反響給予積極的肯定[6]。1948年12月，盛澄華將他有關紀德的文章結集為《紀德研究》，由上海森林出版社出版。專集中包括了《安德烈·紀德》、《地糧譯序》、《試論紀德》、《新法蘭西評論與法國現代文學》、《普魯及其往事追蹤路》、《紀德藝術與思想的演進》、《紀德的文藝觀》、《介紹一九四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紀德》9篇文章和《紀德作品年表》、《紀德書簡》兩個附錄。這部著作可以說代表了1940年代中國文學界紀德研究的最高成就。
　　二
　　紀德之所以在1930年代成為文壇一大熱點，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這眾多關注的目光源于紀德的兩次所謂政治態度的“轉變”。1927年，紀德出版了記述殖民地黑人悲慘生活的《剛果紀行》。該書產生了極大反響，引來了無數非議，同時也得到了傾向社會主義的人群的同情。之后，紀德開始閱讀馬恩著作，參加左傾青年的集會，并且發表了不少支持共產主義的言論。因為這些言論，紀德成為蘇聯人的朋友，在各國的社會主義者心中占有一席之地。1936年，紀德應蘇聯之邀以貴賓身份參加高爾基的葬禮。這次實地考察使他對蘇聯非常失望，回國后他寫了《從蘇聯歸來》，對蘇聯的集權主義、形式主義給予嚴厲批評。這一次的“轉變”又為紀德招來了左右兩面的夾擊。右派指責他不該去蘇聯，左派則批評他，認為他詆毀了蘇聯，是一個“玩弄誠意”的“徹頭徹尾的個人主義者”，是“國際法西斯與托派的很好工具”[7]。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紀德卻是一個試圖超越黨派紛爭，“始終是一個忠實于他的藝術的人”[8]。他那種“排除一切先入為主的成見”[9]，完全忠實于自我的思考，令人敬佩。
　　黎烈文在《邂逅草》的“序”中曾這樣評價紀德，他說：“這位忠于自己良心的老人，最近在一本小書里，對于他所寄予同情和憐憫的國家，有著若干苛責，因而引起了許多反感，看清醒像要倒霉的樣子；但我讀紀德的著作，既遠在世人哄傳一時所謂‘轉向’以前，現在也就不能因為這再度哄傳的另一‘轉向’而失去對他的欽敬。”這種心態可能反映了大多數紀德作品翻譯者的心聲，而他們翻譯紀德作品的初衷，大約正如魯迅所說的“作者可靠的自敘和比較明白的畫家和漫畫家所作的肖像，是幫助讀者想知道一個作家的大略的利器”[2]。正因為這次的“紀德熱”是由政治原因引起，所以盡管有一些成果，但整體而言還是處于淺顯介紹的階段。
　　比較1930年代與1940年代“紀德熱”的重點便可以看出，1930年代的“紀德熱”還處在翻譯和介紹階段，1940年代“紀德熱”中，研究的整體水平比1930年代的紀德評論有了很大的提高，并且已經開始了對紀德的創作、理論的消化和借鑒。1930年代的翻譯和介紹紀德的參與者身份頗為復雜，既有傾向于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也有左翼作家。但是，1940年代在對紀德的創作、理論的消化和借鑒中，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更加突出。這些細微的變化向我們暗示了當時中國文壇的“紀德熱”的出現并非偶然。“紀德熱”在1940年代的出現自然與紀德獲得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有關。像紀德這樣的作家能夠引起眾多普通閱讀者的關注，應該得益于他此時如日中天的名望。但更重要的是，進入1940年代，中國社會現狀以及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使人們對紀德的理解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可以說，“紀德熱”在1940年代中國文壇的出現，正是因為紀德的人生道路和藝術創作以及他對生活、對文學的思考，為處在1940年代復雜的社會政治背景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提供了某種啟示和借鑒。
　　三
　　首先，作家對紀德的兩次“轉變”經歷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如果說1930年代人們主要從抽象的政治意識角度來看待紀德的轉變，那么這一時期，作家們不得不直面自己“決斷”和“轉變”的選擇時，紀德的經歷與他們個人的具體精神生活遭遇到的困境產生了共鳴。
　　盧溝橋爆發激起了全中華民族的憤慨，人們前所未有地理解了國家命運與個人機遇的休戚與共。在當時國家積弱、日寇囂張的情況下，積極組織抗日的延安吸引了許多知識分子的目光。丁玲、艾青、曹葆華等有著不同文學追求和社會理想的文藝界人士不約而同地走向延安，而后又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有的留在了延安，有的作出了其他的選擇，走上了另外的道路。以卞之琳為例，1938—1939年，他從成都轉道延安，然后又追隨著八路軍進入太行山。這一次的延安之行留給他的是《慰勞信集》和《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可是，他只在延安待了約半年，1940年前后，就離開了延安，回到四川。
　　在許多人眼里，卞之琳的這次行動便是一次“轉向”。四川大學校方在獲悉卞之琳去過延安之后，便決定將他解聘。其實，卞之琳在1939年底香港《大公報》發表的詩集《慰勞信集》中，是站在民族的、國家的而不是某一個黨派的立場上，本著實事求是、不偏不倚的態度，對國共雙方的抗戰實績都給予了肯定。對于這一點，曾經熱情接待過他的共產黨方面也不太滿意。但是對于卞之琳來說，無論是去延安還是回到西南后方，他的選擇都忠實于自己，是真誠的，只是遵循著個人的情感，沒有那么多的政治斗爭的偏向。在《第七七二團在太行山一帶一年半戰斗小史》初版(1939年11月)“前言”中，卞之琳說：“去年夏末離開了成都，老遠地出去走了一年，主要的也是為的想知道。當我經過西北走到華北去的時候，知道我從前是怎樣一個人的都不免驚訝；當我回到四川的時候，忘記了我從前是怎樣一個人的就又不免懷疑。其實來去都在我預定計劃之內，縱然時間有了長短，路線有了出入，結果也有了歧異。可是我還是我。我坐既未改姓，行又未改名。在抗戰觀點上來說，則我還是一個雖欲效力而無能效多大力的可愧的—國民。”然而，在當時復雜的政治背景下，卞之琳承受了來自各方的壓力，這時的卞之琳從紀德身上獲得了啟示。
　　在《〈新的糧食〉譯者序》、《〈浪子回家集〉譯者序》、《〈窄門〉初版譯者序》等文中，卞之琳反復討論了紀德的“轉向”問題。他認為，從《剛果紀行》到《蘇聯歸來》，在旁觀者看來，紀德是在不斷“轉向”，但是對紀德而言，這卻是他思想發展進程中的一種特色。他用“超越前去”的觀念解釋紀德的“轉向”，認為紀德用一種“基督教懺悔式的什么都無隱的精神”，固執地忠實于自己內心的真實感受，不斷地向著自己的“夢想”前進。因為紀德堅持以自己的內心感受，而不是某一種確定的政治或社會理想為標準，所以他的每一步變動，常常都會“表面上又自然會常常顯得前后互相抵觸”。對于紀德來說，這種“否定自己”卻是“超越自己”，最終得到“對自我的最高肯定”的必由之路。不斷“超越前去，這樣的進步，不斷修正，不斷揚棄……本就是新陳代謝的條件”。但是對于那些“立下了確定的標準”的人來說，這樣的行為就是“轉向”。卞之琳將紀德的思想進程稱為“一條螺旋式的道路”，后來又將其概括為“螺旋式進步”。看似不斷地改變方向，實際上是走在一條“曲線”上，而且“走快了一點而已”。回過頭來再來看看紀德在《蘇聯回來》和《蘇聯回來補》里對蘇聯的評說，卞之琳說紀德“并沒有什么惡意，他不過還是取了宗教的懺悔精神、科學的一切公開(tout ouvert)的態度”，是根據一個天真的童心而采取的“真摯的行動”[10]。
　　卞之琳為紀德的辯解，既是在解說紀德，同時也可以說是夫子自道。他認為紀德的所謂“轉向”問題，不過是“某一歷史階段的歷史任務”和“某一歷史階段的現實問題”相互交叉的結果。紀德為了“追求光明”的理想走向了蘇聯，然而當他在蘇聯看到了存在的諸多問題之后，他那顆“忠于自我感受”的心便促使他不得不把這一切公布出來。他在主觀上沒有抹殺“尋求光明”的共產主義陣營的企圖，盡管在客觀上可能引來社會對于共產主義的誤解。由此，卞之琳得出了一個結論：藝術家如果要參與現實的政治活動，必須“沉下心來專心一意地追隨或領導政治、政策、戰術、戰略”，如果“還是根據了一顆天真的童心或者相反的一種超然的藝術態度，在現實里若不是全然無用就是出亂子”。換句話說，如果無法放棄“天真的童心”或者“超然的藝術態度”，藝術家便最好放棄參與現實的政治工作。對紀德“轉向”的反思在某種程度上影響了卞之琳的生活道路。離開延安后的卞之琳將他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獲得的新的理念表現到他的創作中，真誠地擁抱著祖國大地，努力要將“小我”融入到“大我”之中。在小說《山山水水》的一章《海與泡沫》中，卞之琳以兩個相互對立的意象“海”與“泡沫(浪花)”的關系來說明個人與集體的關系。“海”是“集體操作”、“沒有字的勞動”，是集體的象征；“泡沫(浪花)”則象征著知識分子的“個體”的思想。思想“是漂浮在海面上的浪花”，但“海統治著一切”，“浪花還是消失于海”的。崇尚“集體”的價值和意義，壓抑個人化的思考，構成了小說主人公的自覺追求。盡管有著“尋求光明”和“進步”的心，卻也無法抹殺他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對藝術的“真誠”。因此在努力將“小我”融入“大我”的同時，他始終醉心于對抽象詩性的追求，無法擺脫藝術家“表現自我”的沖動。這時的卞之琳面臨著與紀德相近的處境。紀德在兩次“轉向”后招來的政治和輿論上的壓力眾所周知，在政治和軍事斗爭日益激烈，文學“一體化”進程漸趨緊張的情勢下，卞之琳將會遭遇到的命運我們似乎也由此可以預知。于是他最終選擇了退讓，1950年代初期，在更為徹底的思想改造之后，他親手焚毀了小說稿《山山水水》，將他的后半生投入到了外國文學的翻譯、教學和研究中。
　　四
　　在意識形態領域之外，紀德在文學藝術上的探索同樣吸引著人們的目光。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主要閱讀的是紀德前期的作品，如《浪子回家》、四種《解說》、《窄門》等。到了1940年代，人們開始更多地關注紀德后期的作品如《新的糧食》等，并對紀德的文學理論也給予了關注，對于紀德作品的認識也出現新的取向。1930年代的中國知識分子把紀德列入象征主義作家的范疇，關注的是紀德作品中對完滿的觀念世界的尋求和馬拉美式的神秘和晦澀③。到了1940年代后期，歷史進入了一個光明和黑暗決戰的關鍵時刻，“把握整個時代的聲音在心里化為一片嚴肅”概括了整個時代的氛圍和精神[11]。超越境界狹小的象征主義，走出個人主義的小圈子，更多地把握現實，走向大眾成為人們新的追求，正如劉西渭所說“用文字曲曲折折把事物擬出，因而陷入晦澀的微妙階段，究竟不是中國這個茁壯的時代(我們直著嗓子喊還來不及，如何可以磨著性兒兜圈子)所能夠允許的”[12]。這時，后期紀德走入人們的視野，紀德也由“象征主義者”變成了一個“超越象征”的探索者。
　　卞之琳反思象征主義，認為“象征的過失是偏重自己而不顯示真理，即以辭害意”。他批評紀德早期的著作以“遺世獨立的馬拉美式的隱逸主義”，把“美學與倫理學的說法打成了一片”[13]。馮至則節錄了紀德批評象征主義的一段話，作為他對詩歌將來的發展提供的建議之一：象征主義者“對于人生太少好奇心……詩在他們變成了避難所；逃出丑惡的現實的唯一去路……他們只帶來一種美學，而不帶來一種新的倫理學”[14]。可以說，對紀德作品的認識，從關注象征主義因素進入到重視超越象征主義因素的階段：
　　“紀德初期的作品是濃重地受著象征主義派的影響的。但紀德始終認為象征主義的天地太窄。象征主義派不夠對生命發生驚奇，因此它徒有新的美學觀，而無新的倫理觀……象征主義派作家由于反抗寫實主義而同時也反抗巴那斯派(Parnasse)乃以叔本華(Schopenhauer)作為他的哲學背景，而把生活中的五光十色都只認作是偶發事件，因而他們是背向現實的。他們的作品中缺乏某種人性的感動。美則美矣，但美中永遠脫不了某種苦味。因此《地糧》的另一企圖是想把文學從當時‘極度造作與窒息的氣氛中’解放出來，‘使它重返大地’。”[15]
　　盛澄華用“重返大地”一詞準確地概括了紀德從象征主義的超驗和玄想中清醒過來，開始正視復雜多變的現實社會的轉變。這一轉變標志著紀德徹底擺脫臨水自鑒、自我觀照的情緒，獲得了全新的自我。聯大學生汪銘竹寫下了這樣的詩句：“于是從憧憬之高塔跌下了，/紀德深深詛咒，自己著了魔。/眼光失卻了新奇的感覺，忘了蝶。/忘了長柄的捕蝶。/終于他沖出謊言的黑屋”[16]。
　　然而，在走向現實、進入“社會化的時代”的同時，紀德并沒有徹底拋棄自我，喪失自我。紀德的內心充滿了掙扎和斗爭，他思考、觀察和嘗試，以無比的勇氣實現了社會和個人這二者的轉化：
　　他索性拋開自己，毅然決然地走入于千回百折的人生迷途；并能乘興之所至，偷著窺看他人的生活秘密。然而當他認為已經離開了自己，并且忘掉了自己的時候，他卻很驚訝地發現出來，與他自己相同的人物亦是好的，原來他與他們，本具有同樣的志趣，嗜好，性格，熱情和處世的方略。又因為在此時期，他的經驗已經更為豐富了；他的學識已經更為淵博；他的眼光，也因此而更加銳敏。所以他能看見別人所從未注意過的事實，他能發現人生中所隱藏著的意義。他還能尋出一切人生必然的法則與認清社會的復雜的背景。因此，他的宇宙觀比著往昔更為擴大，而他的生命也得到一個雄厚的表現[17]。
　　象征表現與現實視域有機綜合，獲得了最豐富和多元的自我。“唯有把個人從他的小天地中解放出來始能完成個人最高的人性”，在“否定自我”的過程中完成“自我肯定”，在“棄絕自我”之后“充實了自我”[15]，紀德的個人主義深深植根于大地。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卞之琳稱贊說紀德“不僅是代表了而且是啟發了一個時代”。這種綜合了美學觀與倫理觀、藝術與現實、個人與社會的理想，也正是1940年代后期這批自由主義作家的追求。紀德啟發人們去思考在時代與藝術之間建立諧和的關系的一種可能：“惟有表現時代的藝術品才有永久性，不錯，可是也就在它表現到時代的深處，不再表現了瞬息萬變、朝三暮四的浮面，而在表現現象，以意識到本質的精神”[10]。
　　此外，紀德的“思想必須與表達它的形式有一種完美的配合”[15] 的平衡理論與“純小說”觀念被引介進來。“思想必須與表達它的形式有一種完美的配合”的平衡理論，在他的文體上表現得淋漓盡致。一方面，他用象征派的音樂流動式方法來組織字句，這些字句“像浮在水流里的木片，被一浪折下去，過了一程，又出現了，也就像編制的阿拉伯花邊，意象相依相違，終又相成，得出統一的效果，有些字眼與意象顯得是重復的，可是第二次出現的時候，跟先一次更不一樣，另帶了新的關系，新的意義”[18]。另一方面，這種流動式的字句組合方式與思想曲線的流動性相合，恰恰展示出了思想形成和發展的過程。這種表達方式既體現出人性的真實，又激發了人們的想象和思考。盛澄華總結說：“紀德作品大體可說是剛性的思想配合了柔性的藝術。他的藝術中并無咆哮和呼號，自然更無口號。他以纖凈峻嚴的文筆道出了人生的諸問題。他作品所發揮的力量是內在的。它引起你的饑餓，引起你的焦渴；引起你的不安，使你發生疑問，從而進一步激發你去作進一步的探究與思索。假定一般作家的作品著重于‘解答人生問題’，紀德的，則是‘提出人生問題’。他的每一作品幾乎都代表一個問號，‘使你苦惱，正是我的本務。’他曾說。從否定作出發的紀德，其精神卻是勇往地肯定的……”[19] 紀德這種富于“靈性的熱烈與感官的富麗”的文體，對卞之琳等作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20]，直到1980年代卞之琳在談到紀德時，仍然對紀德的文體表示了極大的贊揚。而當時剛剛嶄露頭角的小說家汪曾祺，則在紀德的要求取消小說中的情節、結構等一切非小說成分的“純小說”觀念的啟發下，構建了他的短篇小說理論，提倡建立一種將散文、詩歌、戲劇、小說的文體優勢有機綜合，全面呈現生命個體真正的生活狀態的新的小說結構方式[21]。
　　1940年代中國文壇“紀德熱”的出現并非一個孤立的現象，可以說他既與處于抗戰背景和國共斗爭的影響下的中國知識分子所面臨的精神困境相契合，同時也與這一時期文學界探索新的文學表現方式，努力追趕世界文學發展腳步的追求息息相關。1940年代，中國文壇對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介紹出現了一個全面復蘇的階段。了解和認識當時西方世界的文學發展前景，以中國新文學的發展狀況為潛在背景自覺地去思考和理解這些創作，是這一時期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創作引進的一個重要思路。1945年任教于西南聯大的卞之琳便是懷著這樣的希望，來組織學生翻譯6種英文小說的④。盡管卞之琳說自己的目的是要“藉此在國內翻譯界多少樹立一點嚴正的標準與風氣”[22]，但他為每一個譯本所作的序言卻表明了他的目標在于要為中國小說創作提供更多的參考，促進小說表現方法的“多樣性”[23]。紀德與里爾克、艾略特、奧登、吳爾芙、卡夫卡、契訶夫等正在西方文學界發生重大影響的文學家，吸引了大家的眼光。這些關于西方現代作家作品的譯介和評論，幾乎與當時的世界文學藝術發展潮流相平行，顯示了中國知識界對于世界文學藝術發展趨向的高度敏感，而這些譯介和評論也為中國的文學家們提供了更系統也更明晰的參照系，啟發他們去嘗試文學創作的各種可能。
　　左翼文學界對1940年代“紀德熱”的出現并不滿意。他們基本上延續了1930年代的政治意識角度，給“紀德熱”潑冷水，同時也對所謂“紀德的信徒”提出批評。他們分析紀德的“個人主義姿態”，認為他所反抗的“只是資產階級的、市儈的頹廢，特別是文化概念上的，所謂社會的偽善，所謂文明的丑惡，所謂宗教的墮落”，然而他不能也不愿看見“出現代替著要不得的一切”的力量[24]。思想根源上的問題也使他的文學思想有了錯誤，他“把生活上升轉化為觀念，然后再用他的觀念編造成藝術，……掉進了知識分子的傳統，游離了生活”[25]。歸根結底，紀德只是資產階級中苦悶的知識階層的代言人，推崇紀德對于無產階級的革命是有害的。
　　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進一步凸現，左翼文學界加強了對文藝界、對知識分子的領導。在文學“一元化”進程中，1940年代的“紀德熱”受到了更為嚴厲的批判，其“辦刊方針、指導思想”代表了“至少是中共主管文藝的一級黨組織的意志的”[26] 刊物《大眾文藝叢刊》，于1948年7月的第3輯刊登了靈珠的《論紀德》。在這篇文章里，紀德被稱為“寄生在那都市里許許多多招搖撞騙的江湖文人”中的一個“典型”，“投合了享樂的、縱欲的、墮落的巴黎布爾喬亞社會的胃口”，而紀德研究者和評論者也受到了同樣嚴厲的指責：“在今日人民翻身，開始清算法西斯的余孽的時代，像紀德這類作家，就早該給時代的洪潮淹沒，無聲無息的滅亡了。但是居然還有些人要替他捧場，要利用這些偽自由的甚至是墮落的思想，好去麻醉別人，于是借了這獎金事件，大肆渲染一番。”[27] 這篇文章如同一個風向標，向我們昭示了紀德在1949年后的中國社會所處的命運，而1957年《譯文》第9期中刊登的《揭穿紀德的“真實”》一文則是這一命運的一個具體展示。
　　注釋：
　　①如發表在《文藝月刊》1936年第9卷第4期的劉鎣的文章《法國象征派小說家》，就明確地將紀德劃入了象征派小說家的范疇。
　　②如1948年初，盛澄華就曾為北京大學文學社舉辦題為“紀德的文藝觀”的講座，講稿刊登在1948年2月1日和8日的《華北日報》“文學”副刊上。
　　③參見卞之琳的《納蕤思解說·譯者附記》(《文季月刊》，1936年1卷1期)、劉鎣的《法國象征派小說家紀德》(《文藝月刊》，1936年9卷4期)、沈寶基的《紀德》(《中法大學月刊》1936年4月刊)等文章。
　　④卞之琳組織翻譯的六種小說包括班雅明·貢斯當的《阿道爾夫》，亨利·詹姆斯的《詩人的信件》和《螺絲扭》，大衛·加奈特的《女人變狐貍》，桑敦·槐爾德的《斷橋記》，凱瑟琳·坡特的《開花的猶大樹》。
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1～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美喬20072007
1940年代/“紀德熱”/知識分子/精神境遇
　　the 1940' s/" Gide Fad" /intellectual/spiritual situation
On " Gide Fad" in Chinese Literary Word and the Chinese Intellectual' s Spiritual Situation in the 1940' s
　　DUAN Mei-qiao
　　(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Beijing 100732, China)
As a Nobel winner of literature in 1947, Gide is one of the transitional writers of French fiction schools. His thinking has influenced three generations of westerners, and he has become the representative of pursuing truth and freedom under the pressure of western reality. The name of Gide appears in Chinese literary worl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 s, and in the 1940' s there appears a fad of translation, reading and study of Gide' s works among Chinese liberalist intellectuals. The appearance of Gide fad has some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the intellectual' s spiritual situ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Chinese complex social politics, and also the new literature expressing mode of the literary world at the time. It is in consistence with the step of the world literature development. With the further expression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situation and the gradual strengthening of " literary centralization" , Gide fad in the 1940' s receives severe criticism and very soon the name of Gide disappears in the eye of Chinese intellectuals.
作為1947年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紀德是法國小說流派承上啟下的作家之一，他的思想影響了西方整整三代人，成為西方在現實的壓抑下痛苦地追求真誠和自由的一個代表。紀德的名字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開始出現在中國文壇。進入1940年代，在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翻譯、閱讀和研究紀德作品的熱潮。“紀德熱”在1940年代中國文壇的出現，與當時復雜的社會政治背景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生存思考和精神境遇息息相關，同時也與這一時期文學界探索新的文學表現方式，努力追趕世界文學發展腳步的追求相契合。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進一步凸現，文學“一元化”進程逐步加強，1940年代的“紀德熱”受到了更為嚴厲的批判。1949年后，這個名字很快便淡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
作者：徐州師范大學學報：哲社版21～27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段美喬20072007
1940年代/“紀德熱”/知識分子/精神境遇
　　the 1940' s/" Gide Fad" /intellectual/spiritual situation

網載 2013-09-10 21: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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