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地下室，關停它，同情它，還是......

簡體傳統

北京，望京，花家地北里3號樓。這天，地下室里來了一個挎著蓬皮杜博物館的環保袋、留著一頭愛因斯坦卷發的中年男人。他提出要租下一間房，開始一系列龐大的改造實驗，以此改善地下室生存狀況。聽得房東劉青有點愣。

劉青是河北衡水人，現年32歲。政務角度講，他是地下室管理員，負責人口控制、安全消防隱患等等事務；經濟角度講，他是二房東，靠收租維持一家生計。工作模式決定生活模式，劉青終日守在地下室，玩他的網絡游戲——順便盯一盯監控器，常常一玩就是通宵，白天睡到大中午。老婆時常抱怨，你這么待著，都成仙了。

來者自我介紹叫周子書，在他長達兩個小時的闡釋中，劉青聽懂了一個關鍵詞：改變。

改變？

時值2013年11月，劉青住進地下室的第六個年頭，距離中央提出“以洞養洞”，鼓勵使用人防工程已有二十多年。北京的地下室已從蕭條的防空洞演變到今天容納逾百萬北漂的廉租屋，時代的命題正更迭為“清退地下室人口”。不過，自2010年北京市民防局制定清退人防工程散居戶三年計劃到現在，事情一直不咸不淡地擱著。劉青天天呆著，有時也覺得沒勁，女兒兩歲多了，當爹的這么耗下去，太不像話。

劉青想改變，但又本能地覺得“改變”這事不現實。再一想，“他做好事，還給我交房租，那我有啥呀。”

于是，周子書第二次上門時，正在看一部日本吸血鬼片的劉青果斷起身，把專用的地下游戲房租給了卷發男人。

游戲房原本是出租屋，這里遺留著繼往開來的北漂們生活的痕跡。開裂的塑料凳、兩個木箱拼成的床、蜷縮的棉被、掛衣鉤以及小電視濟濟一堂。粉的藍的鐵的塑料的衣架懸在空中，若干電線、閉路線、晾衣繩裸著，像蜘蛛沿著泛黃的墻面爬行。管線間還別著菜刀一把，宛若一位隨時準備出征的戰士。

簽下房間，周子書看上去很振奮。他對劉青說：我們來做，你來看。如果有一天你看到改變了，或許會改變你。

1 所有人都說不可能，所有人都不做

其時周子書正在英國著名的中央圣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讀他的第二個碩士，34歲。北京地下室改造項目是他選定的畢業設計。

此前他從中央美院碩士畢業，曾在中國美術館担任設計師四年，為國家領導人做過外交儀式的展覽策劃，還在汶川地震一周年時策展了“渡——國際應急建筑設計展”。設計、策展、全世界旅游、高端的人際圈，在這堪稱“高大上”的人生軌跡里，周子書卻一直記得一個細節：

2011年中國美術館免費向公眾開放。免費的第一日，周子書便看到一位大媽在對面隆福寺早市買完菜后，直接從東門來到美術館的廁所利用免費的自來水洗菜。

周子書被刺激了，他想，“有比藝術更為重要，或者說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地下室問題，便是這樣一塊難啃的硬骨頭。目前社會對它的聲音只有兩種：關停它，或同情它，還沒有一種解決方案出現，打破它屢關不禁的僵局。

周子書希望連接地下居民和地上居民，把地下室改造為一個社會生態圈，使得23-30歲住在北京防空洞里的新生代農民工、房東、當代社區、民防局和社會企業等相關利益者各安其所，實現社會理論家大衛·哈維提出的“空間正義”。

地下室項目伊始，他和身邊的老師朋友交流，得到的回應基本是：不可能，不現實。

而他的工作室伙伴、中央美院教師韓濤肯定了他：“這些問題在中國已經被討論了十幾年，缺乏的不是批判，而是行動。不是在批判中靜態的想象行動，而是通過行動動態的實踐批判。”

理論支持強韌了周子書與生俱來的正能量反射弧。他說：“正因為所有人都說不可能，所以沒有人去做。”

對這位有著十年資歷的設計師來說，打造一個天馬行空的地下室空間是分分鐘的事。真正的難處在于，此前從未下到地下室的他如何贏得地下居民的信任？

2 從“高冷范” 到地下室

最初構想是周子書坐在英國的學校里想出來的。他浪漫地想把中國北京一間普通的地下室改造成一個全球圖書館，向全世界的每個圖書館募集一本書，讓地下室居民感受到來自全世界的關愛。當時他都跑到大英博物館去找人談合作了，對方很是樂意。

結果不久，行動的可行性調研時，設想夭折了——望京花家地北里入口處，緊挨樣本地下室的地方，立著一座為“深化創建國家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示范區”的24小時自助圖書館。周子書在那里足足蹲點一天，發現白天讀者寥寥，倒是晚上陸續有十來個人光臨，毫無障礙地把圖書館當公共廁所使了。

究竟應當如何滿足地下室居民此刻的愿望和需求？周子書和團隊里的小伙伴們做起了最原始的工作：田野調查。

周的助理林木村，中央美院剛畢業的90后小姑娘。她愛戴著一副大大的黑框眼鏡，設計信條是：一定要高冷，不明覺厲，要是讓人一眼看懂就太傻了。畢業后，同班同學都進駐大企業繼續高冷范兒的人生，而她接到了第一份工作的第一個任務：去地下室。

頭一回站在那黑漆漆的洞口，她很害怕，有一種奔赴刑場的感覺。但是一個多月后，當她騎著一輛26英寸黑色鳳凰自行車把望京區大大小小地下室兜了個遍后，感覺就全變了。

第一次的談話對象是一位汽車修理工。他的地下室里貼著書法字：上善若水。他正在看于丹講的《莊子心得》。“現在很多人非常無聊，只知道房子、車子和女人。”而年輕的汽車修理工說，由于工作，他希望學習環保和能源開發的知識。

還有一個燒鍋爐的小伙子，想成為一名平面設計師。父親掏了9100元讓他去參加設計教程，可他學會幾個設計軟件后，還是沒著落，又回頭做起了鍋爐工。

“里邊90%的年輕人，他們身上展現的活力和對未來求知的欲望，比地上的年輕人都好。”周子書說。

“他們可能成為下一次經濟的綻放，抑或是新一次的暴力來源，”周子書引用道格·桑德斯在《落腳城市》里的話說，“我們可能會迷茫，但迷茫不代表畏難，迷茫代表我們現在需要去選擇方向。需要有一個高手告訴你，應該怎么去做這件事。”

而在劉青的地下室里，周子書靠天天給大伙掃地，打開了局面。起初大伙都以為他是騙子，漸漸的，四川的烤魚師傅會送他一串香蕉，服務員小伙搬出一箱啤酒供大伙消夜。

此時劉青也發生了地下室改造項目以來的第一個轉變：早睡早起。“別人每天這么早來，我老窩這兒睡著，不好意思。”

設計師周子書的“群眾工作”開展得相當順利，“每天都在一種很真誠的人與人之間溝通的狀態里，這時候人很幸福”。他像是采訪上癮了，吃飯、做足療、KTV，走到哪兒都問一句，你們這兒有住地下室的嗎？

3 地下室，地上室， “異托邦”

在方寸的地下空間里，這個狂想家似乎每天每時每刻都有新的點子涌出。

看到地下室里陰暗潮濕，房客們洗的衣服總是晾不干，周子書指著洗漱臺外邊一列快要合不上的儲藏柜說，以后這里可以裝幾臺自動烘干機，國外都用這個。聽劉青說他和樓上的住戶關系挺好，主要是都有孩子，周子書繞到一個廢棄多時的隱藏樓梯前，指著亂七八糟的雜物房間說，以后這里可以改造成親子活動空間，樓上和樓下一起玩。

有時劉青也幫忙宣傳，但私底下，和哥們兒說起這事，都拿這當個新鮮聽聽。“誰會拿自己的錢純做好事去？他做這樣的事，不可能成啊。”一開始劉青想。

周子書向劉青提起“技能交換”。讓那些已成功的北漂、前地下室居民向剛來到地下室的年輕人們提供一些職業上、智識上的指引，作為回報，地下室的年輕人也需要教會前者一些東西。周希望測試地上與地下青年之間交流的可能性，重建城市中的信任。劉青聽著不靠譜：去哪里找那么多人？總不能全靠我介紹吧？

周子書笑了：不用。又問劉青：你想學點什么？

劉青想來想去，說：我就想學開網店啊，我媳婦想弄個淘寶。

周子書說：那行，我給你聯系一個，正好有認識的。

劉青沒把這當回事。

地下室里，一系列看得見摸得著的改造正在進行。游戲室超現實了起來，地下和四周被刷上厚厚的白漆，而四面墻的上半部分被保留下來，象征嶄新生活的白漆和原來泛黃墻面通過線條的交接，形成一個尖尖的屋檐。在周子書的實驗里，這叫“白房子容器”，“一方面，地下室的年輕人希望賺了錢回家鄉蓋一間屬于自己的房子；另一方面，他們又希望保留目前地下室殘酷的現實，可以提醒自己更加努力改變現狀”。

而進入地下室的核心走廊也被刷砌一新。面朝出口的墻面是藍色，“當他們早上出門時看到的是象征希望的藍色。”背朝入口的墻面刷上了黃色，這樣“地下室居民晚上下班回來看到的是溫馨的暖色”。

一個來自河南的廚師很滿意這樣的改變。一次同事來找他玩，盛贊：你們的地下室搞得很有特色嘛！

與此同時，劉青的“技能交換”對象找到了。一個圓臉小姑娘在她的蘋果筆記本電腦上演示了從創建賬戶到界面設置到商品到物流的流程后，作為感謝，劉青給小姑娘唱了一首歌，曲婉婷《我的歌聲里》。

“通過這個事，我又有轉變了。開始的笑話就不是笑話了。”

這個地下室正越來越趨近周子書設想的“異托邦”，地下室不是地下室，一種不同于現實的現實存在。

入口處寫著“地下室招租”的廣告牌被埋了一個機關。摁下大門左側的開關，中間特殊處理的“下”字緩慢地順時針旋轉起來，于是，“地下室”變成“地上室”。周子書希望促進人們思考，到底是地下室還是地上室？

走過彩色回廊來到302房，一列紅黃藍綠明亮的晾衣繩把屋子一分為二，看上去像一面“墻”。左右兩邊的墻上畫著周子書和林木村的手繪地圖。一面畫給地上居民，一面給地下居民。每個技能交換的參與者將選擇一個自己中意的掛鉤，寫下自己的故事，粘到自己的籍貫地上。

掛鉤、晾衣繩，這兩個要素是設計師們就地取材的元素，它們代表每個人曾經生活的痕跡，也代表一種連接未來的可能性。

理論上講，經過無數次的交互，這些垂直的分割的繩子會隨著掛鉤的粘貼，像扇子一樣慢慢張開，最終呈現的，所有“墻”的隔閡被破除，同一屋檐下。

4 生長的 “地下都市”

2014年1月底，周子書論文中期報告。帶著技能交換的構想，他飛回倫敦參加答辯。被肯定之余，他的老師們指出一個致命的缺憾：

錢從哪里來？

老師提出，你這個方案并不能真正解決核心利益的矛盾。如何構建一個商業模型，讓它具備造血功能，真正可持續發展，而不是依靠所謂地上居民的公益、慈善？

周子書帶著疑問回到北京，向都市年輕人提問：如果你一個人在都市中奮斗，當你突然有一個沒有窗戶的黑屋子（不是用來居住的），你希望它是用來做什么的？

他們收到了400個回答：睡覺，面壁思過，工作室，小黑屋影院……

2014年3月30日，周子書在“白房子容器”里舉辦了一場地下電影院的嘗試。當夜收益300元。而改造前，這個房間的月租不過700元。

從掏錢裝修到招徠顧客獲得收益，這對地下室乃至房東劉青來說，是質的飛躍。

緊接著他們再采訪了一百多位在當地社區從事設計、藝術領域的年輕人，將“白房子容器”改造成更滿足設計師工作室需求的“木屋子容器”。在這個升級版的房間里，有可折疊的床、板凳、工作桌，可以隨時通過內嵌設計復歸于無，只剩那個尖尖的木屋頂熒熒發著光。

從出租屋到地下影院再到工作室，這間房子的功能像變形金剛變來變去，看得劉青目瞪口呆。

周子書的進一步設想是：將這個地下室四分之一的房間提供給新生代農民工作為三個月的臨時居住地；四分之一的房間出租給年輕藝術家和設計師；四分之一的房間轉化為教室和工作坊；其余還有畫廊、咖啡館，并把一部分公共空間留給樓上居民使用。

他在宏觀上對北京布局，“凡是對創意產業感興趣的新生代農民工，可以在交一定學費后，入學我們為期三個月的‘地下都市創意工作坊’，可以在北京不同區域的不同產業，設置不同的都市地下工作坊。中關村-地下科技工作坊，金融街-地下金融工作坊，國貿-地下商務工作坊等等。”

如是，地下將不斷生長，發展為活躍的地下文化空間，吸引年輕人的交流社區。“如果實驗成功，地下室和樓上居民的關系就發生改變了，他們不再說你三教九流藏污納垢，他們會說這是一個很積極的為社會公眾服務的地方。”

2014年6月，周子書畢業。憑借他的地下室項目論文，他成為中央圣馬丁藝術與設計學院十年以來第一個拿A的中國學生。9月，這個項目在微信平臺上發布，轉發量在幾天內達到十幾萬條。

房東劉青不上朋友圈，但他忽然發現，居然有人來參觀他的地下室了，每天十來二十個，來采訪的，學習設計的，想租工作室的……

事情已經超出他可以控制和理解的范疇了。未來到底會發生什么，他也說不上來，他隱約覺得那會是個大事件，有點緊張，又有期待。

周子書也被一浪接一浪的電話和談判淹沒。公眾對于地下室問題的關心，也遠遠超乎了他的想象。幾家大型房企找到他，希望他參與地下室的改造設計。美國伯克利大學的學者找到他，希望成為地下室團隊的志愿者。著名連鎖店的老板有意向在地下室投資咖啡館。超過三十家媒體希望報道他的事跡……

“你看，社會資本正在重建，地上和地下，每個人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包括你。”2014年10月6日，電話里，周子書以極快的語速對記者說道。盡管畢業論文完美收官，對他而言，現在，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