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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茵　湖南教育學院中文系，410012）
　　摘要：本文從肖洛霍夫在《靜靜的頓河》創作中對體裁的要求，題材“反角度”選擇及主人公形象塑造中提出的新的審美理想等所表現的創作思想的深化入手，闡述肖洛霍夫這一時期美學追求的新發展及其意義，并論述了這一美學追求所具有的不同尋常的超越性。
　　關鍵詞：美學追求　反角度　審美意識　價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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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洛霍夫是蘇聯時代俄羅斯文學的杰出代表。在蘇聯作家中，唯有他兼得兩種標準迥異的文學獎——諾貝爾文學獎和斯大林文學獎，他當之無愧地成為20世紀世界文壇的一顆文學巨星。迄今為止，他的作品，尤其是《靜靜的頓河》（以下簡稱《靜》）無論在東方，還是在西方，都被視為經典之作而享有盛譽。這清楚地說明，肖洛霍夫的創作確實具有一種“非同凡響的，同誰都不相象的”〔1〕美學品格， 而《靜》的創作更是鮮明地標識出作者不同尋常的美學追求。
　　肖洛霍夫曾在斯德歌爾摩諾貝爾授獎儀式上明確表示，他的創作是為了“正直地同讀者談話，向人們說出真理”，并坦言：“人的命運，我們這個時代的人的命運，未來的人的命運，永遠使我不安。”唯其如此，他始終鍥而不舍地力求用自己的創作“幫助人們變得更好些”，并且要“在人類心靈中堅定對于未來的信念”。〔2 〕這些剖白明確表達了作家創作的美學追求：求真求善，他把實現這一追求視為藝術家神圣的使命。在《靜》的創作中，在表現以葛利高里為代表的哥薩克在國內戰爭時期悲劇的成因時，我們更為深切地感受到肖洛霍夫這一美學追求的力量。
　　肖洛霍夫創作《靜》的年代，正是蘇維埃政權經歷了革命和國內戰爭之后進入社會主義建設的時期，怎樣正確認識和對待哥薩克及中農群眾，是現實擺在蘇聯政權面前的迫切問題。歷史已經為此提供了慘痛的教訓。可以說，也正是這種歷史過程中的悲劇促成了作家創作思想的深化，因此，在《靜》中，作家得以從更復雜更深刻的層次來發掘主人公悲劇命運的成因，以此來寄寓他對于國內革命和戰爭期間哥薩克悲劇的反思。
　　在第一卷開篇的一章中，作品敘述了葛利高里的爺爺、老麥列霍夫的一段羅曼史：普羅珂菲不顧眾人反對娶了名土耳其女俘，但最終卻成了野蠻風俗和愚昧偏見的犧牲品。這個故事不僅展現了麥列霍夫家族酷愛自由、不畏強力的逆反性格，而且為葛利高里悲劇的歷史根源作了一番濃墨重彩的渲染。
　　哥薩克是俄國歷史上以強烈的內聚力、一體感及自我意識著稱的族際體，17、18世紀俄國著名的農民起義的領袖拉辛、布加喬夫等都是哥薩克人。因之，歷代沙皇不得不對哥薩克采取鎮壓和安撫兼施的政策，用土地誘使其就范，使哥薩克成為沙皇的御用軍，悲劇性地充當了“俄國帝國主義的工具”。20世紀初，哥薩克又被充作警察和憲兵，成為鎮壓俄國革命的幫兇。列寧曾經指出“哥薩克是俄國一個保留著特別多中世紀生活、經濟和風俗習慣特點的邊區的富有者、中小土地占有者階層”，但同時，對于哥薩克在俄國革命中的作用，列寧也并未因此作出形而上學的結論，他認為，“大多數貧窮和中等的哥薩克比較傾向民主派， 只有軍官和富裕的哥薩克上層才是徹頭徹尾的科爾尼洛夫分子”〔3〕列寧這番分析的預見性在革命發展中得到證實，而肖洛霍夫《靜》的創作，則在蘇維埃文學史上，第一次真實體現出哥薩克這一特殊精神面貌，第一次全面、深刻地描寫了這個被定性為“俄國帝國主義工具”的特殊群體所經歷的悲劇道路。唯其如此，在《靜》中，作者不是正面描寫哥薩克參加國內戰爭的經歷， 而是描寫了“白軍對紅軍的斗爭”〔4〕，作品表現形式上這種“反角度”選擇，正反映出作家創作意圖的不同尋常和他所思考的問題之艱深。
　　1923年，肖洛霍夫在給高爾基的信中，清楚明了地表達了他對頓河哥薩克叛亂的看法——“現在就暴動問題談幾點意見：一、發生暴動是由于對待中農哥薩克采取過火行為的結果。二是這種情況被在頓河上游地區的鄧尼金特使所利用……我應該反映斗爭哥薩克政策和鎮壓中農哥薩克的錯誤方面，因為不寫這些，就不能揭示暴動的原因。”〔5 〕在《靜》中，作家對這一被扭曲的歷史作了真實的藝術再現。作品第三卷第十章描述了1919年元月哥薩克受革命的感召，開放了自己的戰線，紅軍因此一槍未發而進入頓河地區。但是，大約一個月后，托洛茨基違背俄共（布）中央頓河軍事委員會及共和國軍委員會的承諾（哥薩克中放下武器的人，都保證其安全，任其回鄉勞動或參加紅軍），向南方戰線革命軍事委員會下達命令，要求各團建立軍事法庭，用大規模的鎮壓對付曾自動放棄一百俄里戰線的哥薩克……這不僅造成了上千萬頓河哥薩克的歷史悲劇，也導致了蘇維埃共和國一場嚴重的政治危機，給整個蘇聯的局勢造成致命的危險。在當時和以后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歷史事實是被緘口不提的，但肖洛霍夫卻以驚人的膽識卓見，將它作為中心事件寫進了作品中并以此說明頓河暴動的真相，從而深刻地揭示出主人公悲劇命運中不容忽略的政治、歷史原因。從這個方面來看，葛利高里的悲劇可以說是國內戰爭期間哥薩克悲劇歷史性的延伸和深化，它給蘇聯人民提供了沉重的教訓，表現了作者對革命與人道主義關系深沉的思考。
　　從創作主體意識的角度來說，對于頓河暴動歷史真相的描寫，已不再象作家早期創作《頓河故事》那樣表現為自身經驗的直接反映。作為一種更高的美學追求，在《靜》的創作中，肖洛霍夫更善于隱蔽自我，使作品表現更深刻的“客觀性”。對于現實世界的看法，作者是通過各類型人物所代表的各種觀點展開雙方或多方的自由論爭，使其充分闡述出各自的合理性。因此，西方評論界將肖洛霍夫稱為“具有高度真實感、客觀性”的作家。英國著名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就曾說過：“事實上，作者對他們（指作品中人物）既無同情，也無譴責，他們在作者筆下自然而然地存在著，這就是這部細膩的，有時是動人心魄的紀實著作最有價值之處。”〔6〕此處， 把作者在創作中是否流露主觀傾向當作審美價值取向的標準是否恰當，本文姑且不論，但就《靜》整體創作而言，認定肖洛霍夫對于他筆下的人物既無同情，也無譴責而純屬客觀表現的說法，顯然有違事實。實際上，作者對于歷史事實真實客觀的描寫，并不意味著其主觀傾向的消失，恰恰相反，提出這些歷史事實，本身便是作者的介入。它直接體現了作者“求真、求善”的美學追求。
　　在《靜》四部八卷的創作中，頭兩卷作者側重強調人物內心沖突對其行為的主觀作用，以求探討主人公悲劇成因中主觀方面的因素；而在后兩卷，尤其在末卷中，作者強調的是外部環境對于人物悲劇命運的決定性影響，以期表現主人公悲劇成因中客觀方面的因素。而作品中主、客觀因素的變化，則是由于作者本人創作過程中受社會環境，時代氣氛影響產生的主體意識的變化所導致。在肖洛霍夫創作后兩卷的30年代“由于社會主義革命本質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實質所引伸出來的規范、原則、傳統和教導遭到駭人聽聞的破壞和蹂躪，形成了斯大林個人迷信。由此產生了群眾性迫害，就是實踐領域中的專橫，思想領域中教條式的頑執和主觀主義。”〔7 〕正是這種環境使作者對于革命與人民歷史命運關系的思考更趨深沉，因而表現在創作中，對于道德和人性的價值取向便愈來愈具體鮮明，對于主人公悲劇命運的形成，也由客觀冷靜的分析變成明顯的同情。所以，在《靜》第三、四卷中，造成葛利高里悲劇的客觀社會環境因素愈來愈成為主要原因而對主人公悲劇命運起著決定性作用。當葛利高里意識到自己再次參加暴動是又一次錯誤選擇時，便力圖自拔，主動投奔了紅軍布瓊尼騎兵部隊，為贖罪而奮力殺敵，但他并未因此受到諒解和信任，最終還是被遣送回鄉。回家后，以妹夫珂曬沃依為代表的村蘇維權政權更無寬恕之意。他在得知肅反委員會準備抓捕他的消息后，不得不又一次深夜出逃，并且逃亡中又不幸落入佛明匪徒中。顯然，這些悲劇性遭際的描述表明了作者對一些過火政策及非革命人道主義錯誤行徑的抨擊，而對主人公的行為則表現了極大的同情和惋痛。這里作家強調的不再是主人公因內心矛盾和無所適從所造成的迷誤，而是強調了主人公知迷而無路可返的困境。作品中，珂曬沃依的形象深刻標明了作者對造成葛利高里悲劇命運的社會政治、歷史原因的指向和關于革命與人道主義關系的思考。在珂曬沃依身上所表現的政治原則的刻板性、嚴酷性，也將葛利高里身處逆境時仍保持的善良與正義的人性美襯托得非常鮮明突出。在這種對比中，明顯流露出作者的道德意識及其由此所產生的嚴峻的道德判斷，從而體現了作家想讓人們“變得更好些”這一“求善”的美學追求。
　　從俄國文學的傳統而言，作家的道德意識與審美意識的結合歷來是非常緊密的，托爾斯泰的創作便是個典范。蘇聯文學繼承了這一傳統，其間，肖洛霍夫的創作又是突出的一例。不過，在肖洛霍夫早期創作中，道德意識還未在其主體意識中占主要地位，比之表現得更明顯的是政治意識，階級意識。到《靜》的創作階段，作家的道德意識愈來愈占有重要的位置，雖然在作家筆下未產生象托爾斯泰作品中那種道德自我完善的主體形象系列，但此時作者本人的道德情感和道德實踐已深深滲透在對人物的愛憎褒貶和人格的評價之中，形成了一種嚴峻的道德判斷。在《靜》頭兩卷中，這種道德判斷表現得較為含蓄，它和政治、歷史、哲學、審美諸多因素融為一體，形成一種冷靜客觀的評述；而在后兩卷中，由于作家美學追求中現實意識的強化，使其對人物的道德判斷超越了其他因素而越來越占據主要地位，以致成為評價人物的主要價值取向，作品因此也表現出較為明顯的主觀色彩。但是，承認這一現象的存在，絲毫也不意味著作家本人的立場站到哥薩克農民方面，或者更為甚之，已經站到白軍方面。事實上，作家這一階段的創作既有自我的對象化，同時又超越了自我對象：一方面，作家將自己的同情摯愛，自己的人格和道德情感傾注于人物身上；另一方面，他又客觀地表現了主人公本身的種種局限性，因此，作家是站在比人物更高的立場上來表現人物的命運，評價人物行為的。從整部作品所表現的作家的美學追求而言，肖洛霍夫通過主人公悲劇所否定的并不是蘇維埃政權領導下人民群眾生氣勃勃的歷史行為，也不是革命中無可避免的暴力行動；作家否定的只是在革命過程中應該避免，也可以避免的壓抑個性和人的價值實現的歷史因素，他滿腔同情的并不只是作為中農哥薩克的葛利高里，而是一個誠心實意追求正義之道但卻知迷而無路可返的“人”。這種否定和同情來源于因作家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而產生的美學追求之中，它不是作家對信仰的懷疑，而是一種對之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深遠意義上的肯定。在《靜》的創作中，作家的立場之所以越來越貼近主人公，就是因為作家將自己對現實和歷史的深沉思想傳給了他筆下的人物。他將自己關于革命與人道主義，歷史進步與人的價值實現等重大問題的哲學思考注入了形象之中。
　　當然，從審美角度考察，這種過于貼近的表現方式可以說是有得亦有失。在《靜》頭兩卷中客觀冷靜的敘述方式，使作家本人與作品中人物保持一定距離，相應產生了一種審美尺度，有利于讀者對作品進行審美觀照；后兩卷中作家與主人公過于貼近的立場使兩者間心理距離宛若消失，雖然這樣更能激起讀者的同情和共鳴、產生強烈的藝術感染力，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損失了審美觀照的藝術尺度，所以，后兩卷作品給人以強烈震撼并不主要來自主人公內在的精神美，崇高感，而是給主人公帶來厄運的生活的殘酷。這對于肖洛霍夫所欲達到的“表現人的魅力”的目的，不能不有所影響。
　　然而，《靜》在世界文學中不朽的地位是毋容置疑的。誠如羅曼·羅蘭所言，“在偉大作家的創作中，總是有兩股激流：一股與他們當時的時代運動相匯合，另一股則蘊藏得深得多，超越了那個時代的愿望和需要，它滋養著新的時代，給他們的人民帶來永久的光榮。”〔8 〕《靜》的創作之所以具有不朽的意義，正是因為它對于歷史和時代的超越，對于作家本人創作的超越，因而實現了作家不同尋常的美學追求。
　　首先，《靜》的創作對肖洛霍夫本人的創作歷史是一種全面的超越。作家從早期憑籍主觀經驗來對于社會、人生作單鏡頭觀察進入到對時代和生活整體作哲學的、歷史的、民俗心理的廣角度攝取；在體裁上，便出現了長篇的宏偉規模，以此來容納作家對生活更為復雜深刻的認識；作家所描寫的對象，不再是歷史進程中單個人或者一個個家庭的變化，而是整個俄羅斯民族，和哥薩克在新的歷史進程中的命運，因此，在內容上也呈現出史詩的規模。更為重要的是，《靜》中主人公悲劇形象的塑造，標識著作家藝術形象創造的突破性跨越，形成了一種具有悲劇史詩性的特點——由人物性格的矛盾來透視時代的矛盾；由人物的矛盾性格體現出作為“歷史的生成物”的人物形象與過去、現實、未來的聯系；以其超越自身意義的追求來確定人物在民族歷史長河以及社會整體中的位置。在《靜》中，主人公的追求既是俄國文學中具有人生意義的探索這一傳統的繼續，又是比這種傳統的探索更具有現實意義和政治意義的追求，它不僅包含著人民對社會的改造，包孕著民族對自己命運的改造，也包括人們自身的更新和改造，因此，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和哲學意義。這反映出作家的美學追求已經突破了早期創作那種單純對存在進行客觀真實概括的認識論范疇，而進入更為深廣的具有哲學概括意義的價值論范疇。作品通過主人公獨特的悲劇命運，寄寓了他對民族歷史命運的深思，并從中揭示人生的價值、人類生存的需求及意義這樣一些帶有普遍性、抽象性的哲理。正是這種由審美情感抽象而出的哲學價值觀點，形成了作品深層的價值論思想，從而使作者的審美情感具有一定的哲學深度，大大拓展了作品的容量和主人公形象的美學意義。
　　藝術風格作為審美個性的重要標志，同樣也表現出作品這一美學追求的超越性。在肖洛霍夫早期創作中，不論是悲劇性作品還是喜劇性作品，都呈現出單一性；而在《靜》中則表現為一種悲喜劇交融的復合色。作品中潘臺萊，普羅霍夫這類喜劇性人物的出現，作為悲劇主人公的襯托，既表現出作者對主人公積極的人生觀之肯定，同時也顯示了作者對于俄羅斯民族性格中因襲的歷史重負的沉痛否定。凡此種種，無不表現了《靜》的創作是作家創作歷史上一次全面的自我超越。
　　作為一名富于創造性的作家，在肖洛霍夫的美學追求之中，不僅有對自我的超越，而且還有著對于歷史、現實的時代超越。在俄國文學中，將農民或者哥薩克作為藝術描寫對象的不止肖洛霍夫一人。果戈理的《塔拉斯·布爾巴》，托爾斯泰的《哥薩克》，都塑造了哥薩克村民動人的文學形象。然而，以如此恢宏的規模和深刻的意念，將哥薩克作為歷史的主人，表現其在重大歷史時期的生活道路，命運及其心態的，肖洛霍夫卻是第一個，迄今為止也是唯一的一個。他以自己如椽之筆，展示出頓河哥薩克在傳統與現實交織的困惑中，怎樣帶著生活給他們的全部難題走向未來，因此而打破了歷來關于哥薩克是“俄國帝國主義御用工具”這種一統天下的觀念，為“千百萬蘇聯讀者和外國讀者帶來了時代的偉大發現”〔9 〕《靜》中主人公葛利高里的悲劇更深沉地表現出作家美學追求所具有的極大歷史穿透性和某種預見性。葛利高里形象及其悲劇不僅為俄國各階層、不同時代人們喜愛，同時也為世界各國廣大讀者所接受。因為葛利高里生活的時代，不僅是俄羅斯民族處于大動蕩大變化的時代，同時也是世界范圍內大動亂的歲月。經濟危機不斷發生，世界大戰的爆發，各種固有的矛盾和危機的加劇，人的異化現象日趨嚴重……現實將人們拋入了無法主宰自身命運的迷惘和惶恐之中。曾幾何時，“人”的形象在文學作品中變得愈來愈渺小，愈來愈失去自己的本質。誠然，這種文學作品中人的貶值，本身便是資本主義社會人的異化的一種表現，也不失為作家一種抗議的手段，但這畢竟是消極、悲觀的，不能也不應該成為文學的主流。所以，為了恢復人在文學中的尊嚴，為了呼喚人們在逆境中自強不息，為了召喚人們以自己的行動確立自身的價值，20世紀世界文壇上出現了積極的文學潮流，這些文學作品提倡以堅毅精神與生活斗爭，呼喚人們努力在種種逆境中打開一條出路，在污泥濁水中保持人格獨立和尊嚴……這是一種重新關注人，重新注重人的價值和自由的新的文學，在本世紀對人們的生活已經造成而且還必將造成廣泛影響。《靜》中主人公葛利高里性格的內涵和特點恰恰體現了世界范圍，特別是資本主義世界人們極為關注的人的價值意義和生命意義，因此，各國的讀者，后世的人們，都能從中發現自我，發現生命力量的偉大，并相應產生一種靈魂的震顫與共鳴。這種力量是超越時空和國界的，是一種永恒的藝術生命力，《靜》也因此獲得一種不同凡響的超越性，成為不朽的偉大作品。＊
　　注釋：
　　〔1〕引自孫美玲編選《肖洛霍夫研究》， 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第12頁
　　〔2〕《在斯德歌爾摩諾貝爾授獎儀式上的講話》， 轉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469頁
　　〔3〕《列寧全集》第26卷，人民出版社，第16—17頁
　　〔4〕轉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87頁
　　〔5〕〔6〕轉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459頁
　　〔7〕［蘇］《俄羅斯文學》1965年第2期：赫瓦托夫《葛利高里形象與構思》
　　〔8〕《法國作家論文學》第33頁
　　〔9〕轉引自《肖洛霍夫研究》第89頁
　　
　　
　　
湖南教育學院學報長沙30-34J4外國文學研究許茵19961996 作者：湖南教育學院學報長沙30-34J4外國文學研究許茵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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