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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柳宗元的政治哲學與黃老思想之間的關系，相當時間來都未引起研究者的足夠重視。本文結合中唐藩鎮戰亂、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通過對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ｆù＠①ｂǎｎ＠②傳》《捕蛇者說》等名篇與“因天之則”、“貴清靜而民自定”、“我無欲而民自樸”等黃老政治理念的比較分析，初步探討了這一問題。
　　關鍵詞 柳宗元 黃老思想 無為而無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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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作為一種政治文化形態的社會思潮，濫觴于先秦，大弘于漢初，顯赫一時，武帝之后，漸趨沉寂；而作為“秉要執本”、“清虛自守”、“卑弱自持”的“君人南面之術”（《漢書·藝文志·諸子略》）與官員執政御民之法，卻如地下潛流，淵源傳承，并無衰歇。尤其在兵連禍結，民生凋弊的社會大動亂之后，“無為而治”、“與民休息”往往成為醫治瘡痍滿目的戰爭創傷的最佳政治策略。隋末戰亂后的魏征、李世民，安史亂后、藩戰之際的李泌、陸贄、杜黃裳、白居易等都因此積極倡導“無為而治”的統治政策。柳宗元亦是如此。作為一個政治家，他是失敗者，參與王叔文集團改革弊政，頭角才露便遭貶竄流離；而作為一個“仕雖未達，無忘生人之患”，一心想使“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答周君巢餌藥久壽書》，中華書局1979年版《柳宗元集》P.840，以下簡稱“集”）的進步思想家與文學家，他一直在其作品中批判統治階級的倒行逆施，探索合乎時宜的施政方針，描繪、勾勒他的政治理想。據筆者所見，柳宗元的政治觀點與黃老思想之間的關系問題，尚未引起學術界的足夠重視，因撰此文以求正于方家。
　　以前的研究者較多地注意到柳宗元思想與儒家系統的堯、舜、孔子的關系，而較少觸及與道家老、莊乃至于雜家（以《呂氏春秋》《淮南子》為代表）之間的關系。唐玄宗大肆尊孔（參見《舊唐書》卷二四、《新唐書》卷一五、《資治通鑒》卷二一四）的結果，使中唐文人很少敢明目張膽地宣揚儒家系統之外的各家觀點，而只是把他們作為一種思維方法溶化在對于現實問題的具體思考中，在外觀上盡量掃除自外于儒家系統的“不純”的痕跡。出身官宦世家的柳宗元概莫能外。早歲嗜進，謂功業可就，“唯以中正信義為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為務”（《寄許京兆孟容書》，集P.780）。一旦柄用，齒少心銳，徑行高步，雋杰廉悍，踔厲風發，一派以天下為已任的儒士之風。但獲罪之后，蚤夜惶惶，為消磨時日，排遣悶懷，“讀百家書，上下馳騁”（《與楊京兆憑書》，集P.789）。結果發現世俗所謂對立的學說，從有益于社會這一點來看，原來好多都是可以互相兼容的：“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楊墨申商、刑名縱橫之說，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佐世。太史公沒，其后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所以他主張在有補于世“與孔子同道”的原則下“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伸其所長而黜其奇袤”這樣一種“恢博而貫統”的學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集P.662）。《種樹郭橐駝傳》（集P.473）就是典型的宣揚黃老無為思想的文章：
　　橐駝非能使木壽且孽也，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筑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早而蕃之也。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淮南子·原道篇》亦云：“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漠然無治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無不為者，因物之所為。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黃老帛書《十六經·觀》云：“天因而成之，弗因則不成，（弗）養則不生”，“靜作之時，因而勒（整頓）之”；《十六經·稱》云：“因天之則。”總而言之，重在一個“因”字，所謂“因”，即指對天時、規律的順應，包含著主觀能動性與客觀規律性相統一的意思。俗話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不可能勉強地去創造機遇，而只能抓住自然呈現出來的機遇，及時順應而獲成功，“天地刑（形）之，圣人因而成之”（《十六經·賓客》），也就是司馬談所說的“與時遷移，應物變化”，“不為物先，不為物后”。《莊子·天道》云：“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天地萬物的存在和運動都有自己的規律，而規律的本源就在于天地萬物自身。郭橐駝的“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使“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的種樹經驗，便是順應自然規律這一思想的形象化說明。
　　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又不及。茍有能反是者，則之愛之太殷，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疏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仇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
　　他植者的錯誤就在于忘記了“因”，違背了物質自身的發展規律，結果可想而知：栽樹樹死，治民民困。
　　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其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勖爾植，督爾獲’；‘早繅而緒，早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饗饔以勞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
　　問者曰：“嘻，不亦善乎？吾問養樹，得養人術”。
　　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種樹郭橐駝傳》一文寄慨遙深，因為當時“（治）道不明于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一大批士大夫表面上都自負其才，治大國若烹小鮮，實際上治國乏術，救世乖方：“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咸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適”，心內混混，死搬教條，“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所謂一些比較實際的官員往往以苛為循，以勞為良，“其或切于事，則苛峭刻檄，不能從容（不知自然之理），率泥乎大道”（《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集P.822）。柳宗元“常欲立言垂文”、以明治道，卻“恐而不敢”，因為得罪以來因人廢言；“動作悖謬，以為謬于世，身編夷人，名裂囚籍”，但考慮到“（治）道之窮”，而自己今后已沒有機會將思想付之以政治實踐，“施乎事者無日”，故借寓言“以志乎中之所得”（同上）希望由此引起有關人們的注意與重視。黃老思想主張：上無苛令，官無煩治（《淮南子·齊俗》），認為“事愈煩，天下愈亂”（《新語·無為》）。“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新語·至德》）。清凈無為，目的在于無不為：“故無為也，乃無不為也”（《新語·無為》）。無為是手段，無不為是目的，轉化的關鍵在于：“清凈”、“得時”、“貴清凈，而民自定”（《史記·曹相國世家》）。《十六經·姓爭》云：“靜作得時，天地與之”，“靜作失時，天地奪之”。苛令也罷，煩治也罷，其癥結俱在于妨礙了百姓的正常運作。百業失時，無以“蕃吾生而安吾性”，“故病且怠”。帛書《經法·觀》以農業要獲得豐收必須不違農時為例，反復說明“守時”之重要：“圣人不朽，時反是守。”（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云：“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與此意相類。）《經法·君正》亦云：“節賦斂，毋奪民時。”柳宗元在很多地方都強調過“守時”“安民”的重要性：
　　凡政令之作，有俟時而行之者，有不俟時而行之者。是故孟春修封疆，端經術，相士宜，無聚大眾。季春利堤防，達溝瀆，止田獵，備蠶器，合牛馬，百工無悖于時。孟夏無起士功，無發大眾，勸農勉人。……勞農以休息之……斯固俟時而行之，所謂敬授人時者也（《時令論》上，集P.85～86）。
　　“然而存其禮之為勸乎農也。則未若時使而不奪其力，節用而不殫其財，通其有無，和其鄉閭，則食固人之大急，不勸而勸矣。啟蟄也得其耕，時雨也得其種，苗之狷大也得其耕，實之堅好也得其獲，京庾得其貯，老幼得其養，取之也均以薄，藏之也優以固，則三推之道，存乎亡乎，皆可以為國矣。（《非國語上·不藉》，集P.1267-1268）。
　　要做到“俟時而行”，安民勸農，柳宗元認為必須清靜無為，“有無為、不言，垂衣裳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恬以愉則安而久于其道也”，故能達到“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的效果（《問答·晉問》，集P.427—428）。柳宗元向吳武陵盛稱“晉國之風而欲一諸天下”（同上），緣由即在于“晉國之風”符合他心目中“安其常而得所欲”的“無為而治”和理想模式。《種樹郭橐駝傳》的寓意，我以為除了上面已經論及的民事，還有意于中唐德、憲等朝對付內憂（藩鎮割據）外患（吐蕃入侵）的軍事策略上的誤區：中央干預。德宗李適習慣于每次軍事行動都由他親自下達詳細的作戰計劃給前方主將按照執行。興元元年五月，德宗準備派渾ｊｉāｎ＠③、李晟圍剿盤踞河中的李懷光叛軍，叫陸贄替他擬一份詳細的兩軍共同作戰計劃，以便渾、李能夠一致行動。陸贄不奉詔，反過來勸說德宗，認為賢君選將，“委任責成，故能有功”，只能提出任務目標，交付給他自由行動的全權，而不能作具體的限制。因為前方與中央相隔千里，而戰爭形勢變化無常，“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算與臨事有異”，“遙為規畫，未必合宜。彼違命則失君威，從命則害軍事，進退羈礙，難以成功；不若假以便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則將帥感悅，智勇得伸，”“鋒鏑交于原野而決策于九重之中，機會變于斯須而定計于千里之外，用舍相礙，否藏皆兇。上有制肘之譏，下無死綏之志”（《資治通鑒》卷二三一）。
　　建中四年(783)，淮寧節度使李希烈反叛中央，包圍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于河南襄城，德宗命永平、宣武、河陽三鎮都統兼淮西招討使李勉派兵與神策軍將領劉德信率軍救援。李勉認為：李希烈的精銳部隊都集中在襄城，其根據地許州一定空虛，直接增援襄城不一定能達到目的，不如用圍魏救趙之計，突然襲擊許州，襄城之圍不救自解。因此抓住戰機，一邊向中央奏報，一邊就派部將唐漢臣與劉德信一起率軍挺進許州，到距離許州幾十里的地方，德宗派宦官趕來，斥責他們違詔進兵。二位將軍大吃一驚，狼狽撤軍，歸途在滬澗水遭李希烈部隊伏擊，死傷慘重，二位將軍落荒而逃，征討淮西的戰役形勢急轉直下。盡管經常因此遭到慘敗，唐德宗還是不肯放棄“機失于遙制”的惡劣做法。形成鮮明對比的倒是吳少誠等藩鎮放手派各將領四出作戰，不受任何約束，由他們各自作主，每人都可以盡量發揮自己的才干，所以經常獲勝（《資治通鑒》卷二四○）。
　　更為嚴重的問題是中唐諸帝都派宦官監軍，以此來監督貫徹自己的作戰意圖。各軍事重鎮，甚至一個守城的將領，一支單獨駐扎的部隊，皇帝都要派一個宦官前去監軍，直接發布指令。由于各軍各鎮都有欽差宦官的原因，彼此不相歸屬，誰也管不了誰。河東節度使嚴綬，在職九年，所有軍政人事大權，都掌握在監軍宦官李輔光手里，嚴綬只是呆坐在那里而已。當時的將軍大都靠賄賂宦官取得高位的，所以對宦官都敬重三分。蔡州四面行營招討使韓全義每次舉行軍事會議，數十名監軍宦官坐在營帳里，高談闊論，直到散會始終找不到一個答案，結果在ｙīｎ＠④水戰役中大敗而歸。只要有監軍宦官，統帥就不能單獨發號施令。戰場上有一點小小勝利，監軍宦官就立刻派人乘驛馬車飛奔京師告捷，好象仗是他一個人打的，全是他的功勞。一旦失利，就對統帥威脅迫害，叫他負起全部責任。甚至“悉擇軍中驍勇以自衛，遣羸懦者就戰，故每戰多敗。又凡用兵，舉動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從；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戰。中使道路如織，驛馬不足，掠行人馬以繼之，人不敢由驛路行”（同上卷二四二）。所以元和元年杜黃裳推薦高崇文征伐四川割據軍閥劉辟時，專門向憲宗提出不派監軍的條件：“高崇文勇略可用，愿陛下專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辟必可擒”（同上卷二三七），結果確如黃裳所料。
　　《老子》五十七章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亦云：“大道之要去健羨”。《史記集解》如淳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去羨也”。太宗皇帝深知此要，曾對大臣王ｇｕī＠⑤說過：“夫安人（民）寧國，惟在于君。君無為則人樂，君多欲則人苦。朕所以抑情損欲，克己自勵耳”（《貞觀政要》卷八《務農》）。黃老思想所經常強調的安民之道，除了“無欲”，而且還要“從民之欲”：“肖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罚用稀”（《漢書·食貨志》）：“三皇之為君也，無常心，以天下之心為心。五帝之為君也，無常欲，以百姓之欲為欲，順其心以出令，則不嚴而理；因其欲而設教，則不勞而成。故風號無文而人從，刑賞不施而人服。三五所以無為而天下化者，由此道也。后代反是，故不及者遠焉”（《白居易集》卷六二《策林一》）。經歷安史戰亂之后，民生凋敝，本應更加注重從民之欲、無為而治，可惜中唐諸帝反其道而行之，白居易很痛心地指出：“豈不以己心為心，抑天下以奉一人之心也。以己欲為欲，＠⑥百姓以從一人之欲也”，“此由舍人而從欲，是以勤多而功少也”（同上）。其倒行逆施登峰造極者，首推德宗李適。建中四年在為平定河朔四鎮叛亂募集軍費的名義下，開始實行稅間架和除陌錢稅法。所謂“稅間架”，就是每棟房屋，以兩根橫梁的寬度為準，稱為一間。上等房屋每年每間征收二千錢，中等房屋每間征收一千錢，下等房屋每間征收五百錢，官員一家家實地勘察。有些人家雖有多間房屋，但別無私產與賴以生活的經濟來源，應繳的稅款卻動不動就要幾百串錢。法律規定，隱瞞一間，責打六十棍，并給告密者賞錢五十串。所謂“除陌錢”無論是公私給與還是生意所得，每一串錢，交稅五十錢。如果實物交易，則折合時價按比例征收。隱瞞一百錢的，責打六十棍，另罚二千錢。賞賜告密者錢十串，由犯人負担。一時間民怨鼎沸，翰林學士陸贄提出取消這一類苛捐雜稅：因為人民是國家的根本，錢財是人民的心；人的心受到傷害，等于國家的根基受到損害；根基受到損害，則枝干樹葉都會枯萎脫落。為了平息戰亂而采用雜稅募集軍費，很可能引起另一場意料之外的禍患。李適拒絕采納。十月涇原兵增援襄城，經過京師時因為接待賞賜等待遇問題發動兵變：“吾輩將死于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邪！聞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而且向害怕戰亂、驚駭而走的老百姓大喊：“汝曹勿恐，不奪汝商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資治通鑒》卷二二八）。是德宗真的沒有財力來好好招待、賞賜這批千里遠征的涇原將士嗎？不然！朱ｃǐ＠⑦占據長安后，毫不吝嗇地把國庫、宮庫的金銀玉帛不斷賞賜給各位將士；甚至連唐政府官員、軍隊將士留在京城的家屬，也按月發給薪俸糧食。加上武器的修理、制造與其它軍事用途，每天的開支非常龐大。直到第二年五月底李晟收復長安時，國庫仍積存不少金銀綢緞，看到這種情況的人，無不痛恨當初主管官員的橫征暴斂，也自然怨艾德宗以出師為名而聚天下之財卻又不肯出養苦戰之兵。柳宗元《ｆù＠①ｂǎｎ＠②傳》的諷刺矛頭就是針對德宗李適之類“貪取滋甚”者：
　　ｆù＠①ｂǎｎ＠②者，善負小蟲也。行遇物，輒持取，áｎｇ＠⑧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固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為去其負。茍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不知為己累也，唯恐其不積。及其怠而躓也，黜棄之，遷徙之，亦以病矣。茍能起，又不艾。口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于危墜，觀前之死亡不知戒。雖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蟲也。亦足哀夫！（集P.484）
　　德宗由于貪財，不肯散以分人，而致奉天之難，饑寒交迫。奉天圍解，德宗舊習不改，故伎重演，“上于行宮廡下貯諸道貢獻之物，榜曰瓊林、大盈庫”，陸贄上疏切諫德宗賤貨遠利，樹廉潔之風，收兆庶之心，“務鳩斂而厚其帑櫝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貸，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既違法理，又失人心，既引誘邪念，又聚集災害。（《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德宗聽了這話，只是派人把“瓊林”、“大盈”的牌子摘下，錢財仍留原地（《資治通鑒》卷二二九）。明知故犯，不肯悔改的脾氣與柳宗元《哀溺文》中的永之氓一般無二：
　　已濟者立岸上，呼且號曰：“汝愚之甚！蔽之甚！身且死，何以貨為？”又搖其首，遂溺死。吾哀之。且若是，得不有大貨之溺大氓者乎？于是作《哀溺》。
　　柳宗元認為，世上皆以永之氓不肯棄千錢而溺死之為愚，卻不知一切因貪戀錢財而導致災難者皆此類也，否則不啻以五十步笑一百步，其矛頭直指某些大人物。柳宗元自從“名逐祿貶，言見疵于世”（《送賈山人南游序》，集P.664），說話行文非常小心翼翼，《哀溺文》表面上只提到商紂王、周厲王一類“大氓”，而實際上是在影射好財聚貨的中唐諸帝，尤其是德宗李適，還有柳宗元寫作此文時在位的憲宗李純。李絳曾多次勸諫憲宗不要聚財，后來李絳轉任戶部侍郎，憲宗竟責問他為何不進奉：
　　上問絳：“故事，戶部侍郎皆進羨余，卿獨無進何也？”對曰：“守土之官，厚斂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猶共非之；況戶部所掌，皆陛下府庫之物，給納有藉，安得羨余！若自左藏輸之內藏以為進奉，是猶東庫移之西庫，臣不敢踵此弊也”。（《資治通鑒》卷二三八）
　　對憲宗索要“私房錢”，李絳斷然給以拒絕。但中唐如李絳者可謂鳳毛麟角，絕無僅有。《通鑒考異》亦指出：“（憲宗）外示不受獻，內實欲其來獻也。”（《資治通鑒》卷二三七注）。元和四年四月，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仗恃宦官作后臺，在皇帝下詔禁止進貢之后，仍進貢銀器一千五百余兩。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上疏說，裴均是在拿這批銀器試探陛下是否真心，希望陛下拒絕。憲宗立即下令把銀器交給度支。可是不久憲宗又下詔給各鎮、道駐京的辦事處：從今以后，各地向中央進貢，不必通報御史臺；如果有人查問，就把查問者的名字報上來，給進貢大開綠燈（《資治通鑒》卷二三七）。所謂“獻”、“進奉”，說穿了就是行賄，只不過受賄者是君臨萬民、富有四海的皇上，因而不以賄名之而已。關于專意聚斂以賄賂德、憲兩宗的記載，《通鑒》中隨處都是。有意思的是作為君主的德宗不但收取賄賂，而且有時還嫌下面來的賄賂太少，開口向宰相索要政府財政。貞元三年九月，李適對李泌說往常每年各道進貢有五十萬串錢，今年只收到三十萬串，不夠開支。李泌回答道，古來天子不追求私財，因為整個國家都是他的。我打算今后由政府每年供應皇宮一百萬串錢，但要求皇上從此再不接受各道進貢，也不再派宦官到各地索取，防止貪官污吏趁機對人民剝削壓榨。德宗表示同意。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運江淮錢帛二十萬串到長安，李泌全部交給皇宮內庫，可是德宗還是不斷派宦官到各地索取金銀財寶，還叮囑各道不要讓宰相知道，事后李泌感到非常沮喪。
　　《淮南子·主術訓》云：“（君人者）喜怒行于心，嗜欲現于外，則守職者離正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如果說是藩鎮、州、縣的進奉養成了唐朝皇帝的貪婪無厭，還不如說是皇帝的貪婪助長了各級官員敲剝百姓，橫征暴斂的風氣。“君取其一，而臣已取百矣。所謂上開一源，下生百端者也”，“君好則臣為，上行則下效；故上茍好奢，則天下貪冒之吏肆心焉。上茍好利，則天下聚斂之臣將置力焉。雷動風行，日引月長，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費盡出于人，人實何堪其弊？”（《白居易集》卷六三《策林·人之困窮由君之奢欲》）各級官員以朝庭的名義聚斂橫征，中飽私囊。君主好財則藩鎮聚斂，藩鎮好財則州縣敲剝，州縣好財則百姓遭難。農桑廢于追呼，膏血竭于笞捶。兆庶嗷然，郡邑不寧：
　　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去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向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嗚呼！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故為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焉。（《捕蛇者說》集P.455）
　　柳宗元認為：“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答元饒州論政理書》，集P.831），中唐常賦之外有加斂，加斂之外有別配，別配不足還有推算、率貸等等名目繁多的聚斂之法，民不聊生的根源即在于當時君主的多欲，這與“我無欲而民自樸”、“從民之欲而不擾亂”的黃老思想是截然對立的。柳宗元從黃老思想出發，論種樹是“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移之人事則謂“順時之得天，不如順人順道之得天也”（《斷刑論》，集P.90）“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問答·晉問》，P.425）“福生于無為，患生于多欲”（《淮南子·謬稱訓》），“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資治通鑒》卷二一○）。《ｆù＠①ｂǎｎ＠②傳》《哀溺文》《捕蛇者說》等篇所表現的柳宗元的政治理念，很顯然是來源于黃老無為思想的。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蟲加負
　　 ＠②原字蟲加版
　　 ＠③原字王加咸
　　 ＠④原字氵加殷
　　 ＠⑤原字王加圭
　　 ＠⑥原字口加弗
　　 ＠⑦原字氵加此
　　 ＠⑧原字迎去辶
　　
　　
　　
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8-23B5中國哲學張靖龍/周招滿19971997 作者：溫州師范學院學報：哲社版18-23B5中國哲學張靖龍/周招滿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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