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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瞿秋白《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和張太雷《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是建黨時期的兩份重要文獻。但它們在內容上是基本雷同的。本文通過詳細的對比和分析，考證瞿秋白的文章應是根據張太雷的報告輯錄而成，張太雷的報告可以說是第一份黨史文獻。
　　關鍵詞 建黨時期 黨史文獻 比較研究 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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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來陸續發表的早期建黨時期的文獻中，有兩份值得我們進行比較研究，一份是瞿秋白的《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以下簡稱《社會主義》），收入198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一卷，全文約5千字；另一份是張太雷的《在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以下簡稱《報告》），發表在《中央檔案館叢刊》1987年第5期，全文約1萬5千字。我們如果將這兩份文獻進行對照，就不難發現《社會主義》與《報告》的若干段落在文字上是基本相同的。《瞿秋白文集》編輯組認為，瞿秋白的《社會主義》“是為出席1921年6、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寫的一份材料”。有學者更進一步認為，《社會主義》是張太雷《報告》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瞿秋白、張太雷、楊明齋等共同討論后寫成，為《報告》作準備的。[1]筆者對上述觀點不能茍同，茲略陳管見如次。
　　我們先從瞿秋白的入黨時間談起。現在對瞿秋白的入黨時間問題有3種不同說法，一種認為是在1921年5月[2]，一種認為是在1921年9月，[3]還有一種則認為是在1922年[4]。雖然對這個問題迄無定論，但我們似乎可以排除第一種說法的可能性。肖勁光在《回憶旅俄支部前后的一些情況》一文中說：“1921年冬，劉少奇、彭述之、羅覺、卜士奇等人，他們先轉黨，和我們這些團員組成了旅俄支部……支部大會黨團員都參加，通過黨員時黨團員都舉手。瞿秋白入黨我們都舉了手”。[5]肖勁光是1921年春從上海外國語學社赴俄，約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前不久抵達莫斯科的。因此，瞿秋白的入黨時間不可能是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之前。既然瞿秋白在共產國際“三大”之前還沒有入黨，那么，《瞿秋白文集》編輯組認為《社會主義》是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出席共產國際“三大”所寫的材料的說法，就與瞿秋白當時的身份有些不符了。
　　其次，張太雷的《報告》被前蘇聯學者稱為“第一篇詳細論述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產生過程”的歷史文獻“珍本”[6]，而《社會主義》則幾乎包括了《報告》中所有的精華之處，如果說《報告》僅僅如有的學者所說，是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輟補加工而成的，那么真正稱得上“珍本”的就應屬《社會主義》了。事實上，瞿秋白當時雖然已經初步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但他在思想上還處于一種劇烈的轉折時期。他看到“可愛的‘俄國鄉下人’百年奮斗爭取自由”，認識到“我主觀的人格抑郁到極處，應當豁然醒悟”，[7]并且“暗暗的想，他們——非智力的勞動者，——即使有困難痛苦，大概永沒有我這一種——‘煩悶’呵”。[8]而且，瞿秋白在當時并未完全掌握馬克思主義理論，他自己就坦白地說過：“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沖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馬克思主義告訴我……使我很覺有趣。我大致了解了這問題，就擱下了，專心去研究俄文，至少有大半年……后來，莫斯科東方大學要我當翻譯，才沒有辦法又打起精神去看那一些書”。[9]因此，瞿秋白在這一時期還不可能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和方法來分析與闡述各種社會主義思潮在中國傳播的情況，并考察中國工人運動的性質和狀況。這一點可以從瞿秋白在這一時期撰寫的文章中反映出來。
　　我們以瞿秋白于1921年2月發表的《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10]為例進行分析。瞿秋白在這篇文章中對中國工人階級的狀況進行了比較詳細的描述，揭示了中國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但是，瞿秋白并沒有看到中國工人階級的反抗斗爭，相反卻說：“由于找不到正當的娛樂，就把休息時間用來滿足他們的低級趣味……這一切都是由于愚昧。他們不懂得如何組織起來同資本家和政府進行斗爭”。這種觀點表明瞿秋白還沒有完全、熟練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來分析問題，還沒有認識到中國無產階級已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歷史舞臺。
　　反觀《社會主義》一文，在列舉了中國工人舉行的多次罷工斗爭以后，稱贊道：“這是對中國工人力量的第一次檢驗”，“工人們表現出堅定性和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文章最后通過分析得出結論：“工人們暫時還只限于要求增加工資、改善待遇，但他們已經證明自己具有堅定性和無產階級的團結精神。他們還證明他們并沒有喪失革命精神，在有必要時，他們能夠使用暴力。”這就充分認識到了中國無產階級作為一個先進階級的偉大力量。
　　《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與《社會主義》相比較，兩者的認識水平和理論境界是有明顯差距的。因此，筆者認為《社會主義》一文并非瞿秋白的原作，從其與《報告》的文字在若干段落基本相同這一點看，此文當是從張太雷的《報告》中輯錄而成。我們再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論證。
　　第一，我們分析一下《社會主義》與《報告》的材料來源。
　　瞿秋白是1920年冬到俄國的，張太雷則是1921年1月赴伊爾庫茨克的，他們倆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之前，都已經在俄國工作了一段時間。但是他們的文章中都提到了他們赴俄后國內共產主義小組活動的情況，那么他們又是如何知道這些情況的呢？國內共產主義小組雖然較早就與共產國際建立了初步的聯系，但是相互間還沒有一種可以直接交換情況的渠道。所以，瞿秋白、張太雷等赴俄后就對國內的情況了解甚少了。如瞿秋白在《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中說：“上海工人沒有真正的工人組織，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行會，其作用是無足輕重的。不久前，上海組織了一個電業工會，該工會將會逐漸成為強大的工人組織”。[11]眾所周知，1920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機器工會才是中國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工會組織。可見，瞿秋白對上海共產主義小組領導的上海工人運動的情況并不了解，只有一些傳聞性質的消息。
　　而張太雷在起草《報告》時，則可以得到楊明齋的幫助。楊明齋1921年春赴伊爾庫茨克與張太雷一起建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張太雷《報告》中提到的國內事件，截至1921年3月為止，與楊明齋的赴俄時間正相吻合。《報告》說：“上海組織，它有三個分部，它在工作中不僅象初期那樣依靠青年學生，而且還依靠不久前建立的工會（指上海機器工會等組織—筆者注）……中國最有威望的共產黨員之一，當地工人和德（即楊明齋—筆者注）說得好：‘我們在這里建立了第一個不依賴于資本主義社會并公開敵視這個社會的、按生產原則組織工人的工會，現在為中國人民的自由和獨立進行斗爭的日子已經不遠了。’目前這個工會已有近500名會員。”文中直接引用了楊明齋的話，最好不過地證明了張太雷的材料來源于楊明齋。相形之下，瞿秋白就沒有象楊明齋這樣親身參加了國內建黨活動的人可以向其提供情況。因此，從材料來源方面分析，張太雷的《報告》才是原始的文件。
　　第二，我們從《社會主義》與《報告》的寫作時間上進行推測。
　　有學者推測，張太雷受命向共產國際“三大”提出反映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情況的報告后，即抵莫斯科與楊明齋、瞿秋白、李宗武等進行討論，并分工撰寫，瞿秋白寫《社會主義》部分，由張太雷全面完成《報告》。[12]這種推測較為牽強，與事實是相悖的。
　　張太雷《報告》完成的時間是1921年6月10日，而且他在一份文件中自述說：“張太雷和楊和德于1921年6月離開伊爾庫茨克，出席就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13]我們假設張太雷、楊明齋是在6月初啟程的，那么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他們抵達莫斯科的時間無論如何也只能是在6月中旬以后。既然如此，張太雷又怎么能同瞿秋白進行商討，又怎么能在《社會主義》一文的基礎上進行加工，并于6月10日完成三倍于《社會主義》的《報告》呢？因此，我們認為《報告》是張太雷與楊明齋一同商討后，在伊爾庫茨克或是在赴莫斯科的途中完成的。
　　第三，向共產國際“三大”提交《報告》是張太雷接受的任務，瞿秋白不可能越俎代庖。
　　張太雷在被指派為共產國際“三大”的代表后，就接受了向大會提交報告的任務。張太雷自述道：“中國共產黨的代表張太雷于1921年的春天到達了伊爾庫茨克，為了與東方書記處建立更密切的聯系，書記處指示他準備一個報告，并在即將于莫斯科舉行的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上提交出來。”[14]為了準備好這份報告，遠東書記處曾多次開會討論。担任過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的舒米亞茨基回憶說：“在共產國際‘三大’召開的一個月以前，接到一個通知，說中共中央派張太雷同志和剛從中國起程的楊和德同志作為出席國際‘三大’的代表。楊到達伊爾庫茨克以后，遠東書記處曾多次開會，詳細地討論了有關中共的問題”。[15]可見，撰寫《報告》對于張太雷而言是責無旁貸的。而瞿秋白當時作為一個同情共產主義運動的記者，顯然是沒有可能代表中共向共產國際“三大”提交報告的。
　　張太雷在撰寫《報告》之前，曾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提交過一份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報告（以下簡稱《另一報告》）[16]。值得注意的是，《另一報告》在許多事件的敘述上與《報告》的內容是基本一致的，為說明問題，茲列表對照如后：
　　（附圖 ）
　　兩者相同、相似之處甚多，我們就不一一列舉了。《另一報告》的內容雖較簡略，但通過對照，我們不難發現它與《報告》是基本相同的。據此我們有理由認為，張太雷的《報告》是根據自己早先撰寫的《另一報告》加工整理而成的，換言之，《另一報告》就是《報告》的濫觴。
　　第四，我們將《社會主義》與瞿秋白同一時期的其它文章相比較。
　　《社會主義》說：“中國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是一九二○年五月在上海和北京成立的”。而瞿秋白在《中國工人的狀況和他們對俄國的期望》中說：“不久以前，上海成立了社會主義青年黨，雖然成員人數不多，但這個黨的組成畢竟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17]“社會主義青年黨”即指1920年8月22日成立的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瞿秋白誤將青年團的成立當作是“中國社會主義運動的萌芽”，說明身處異國他鄉的瞿秋白對南陳北李在國內開展的建黨活動并不清楚。因此，《社會主義》一文中關于第一批共產主義小組成立于1920年5月的說法，顯然源自于張太雷的《報告》。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張太雷致共產國際“三大”的《報告》系其原作，而非如有的學者所說的是在《社會主義》一文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而《社會主義》則系瞿秋白根據《報告》中有關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內容輯錄而成。因此，《報告》與《社會主義》兩者相較，前者的史料價值更高。可以說張太雷的《報告》是第一份黨史文獻。
　　［作者簡介］沈海波，男，1966年6月生，中共“一大”會址紀念館館員。聯系地址：上海市黃陂南路374弄，郵政編碼：200021。
　　注釋：
　　[1][2][12]葉孟魁《〈社會主義運動在中國〉是一篇重要的文獻》，《瞿秋白研究》第2輯，學林出版社1990年1月版。
　　[3]王鐵仙《瞿秋白論稿》，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4年2月版。
　　[4]《中國革命史辭典》“瞿秋白”條，檔案出版社1988年3月版。
　　[5]《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期。
　　[6]M·A·佩爾西茨《中國共產黨形成史料》，《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四川人民出版社。
　　[7]《餓鄉紀程》，《瞿秋白文集》第1卷。
　　[8]《赤都心史》，《瞿秋白文集》第1卷。
　　[9]《多余的話》，《瞿秋白年譜》附錄一，廣東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版。
　　[10][11][17]《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論編”第1卷。
　　[13][14]《張太雷關于建立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的報告》，《黨史研究資料》1981年第6、7期合刊。
　　[15]《中國共青團和共產黨歷史片斷》，《回憶張太雷》第193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16]《張太雷向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報告》，《青年共產國際與中國青年運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5年12月版。
　　
　　
　　
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82-85K4中國現代史沈海波19971997 作者：上海大學學報：社科版82-85K4中國現代史沈海波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1:5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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