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風悠悠—傳統政治與精神文明  >>>

簡體     傳統

---

　　〔摘　要〕　元代前期，出現了詩社與書會這兩類在價值取向上有著明顯分野的知識分子群體。面對時代巨變，詩社知識分子無所適從，他們心頭籠罩著巨大的失落和幻滅的情緒，因而希冀退避到傳統價值體系中去尋覓精神支柱。書會知識分子卻能從以為官從政為核心的狹小生存空間脫殼而出，邁步更廣闊的生活。價值取向的分野亦導致了不同的創作局面。詩社詩人的創作仍不脫孤芳自賞，潔身自愛的窠臼；書會知識分子則與民間藝人相結合，創造出元代雜劇及散曲創作的輝煌局面。
　　〔關鍵詞〕　元代兩類知識分子群體　詩社　書會　價值取向
　　＊　　　　　　　　　　　＊　　　　　　　　　　　　＊
　　詩社與書會，是元代引人矚目的兩類知識分子群體。
　　關于書會，前人及時賢多有論及；至于詩社，近年來也開始受到學術界的關注。然而將兩者加以比較研究，則尚是一個有待開拓的新領域。筆者以為，考察在相同的社會政治文化背景下出現的這兩類知識分子群體的同異，比之考察單個人更有助于我們認識在時代巨變中知識分子階層的分化、群體價值意識的變遷，以及這一切給文學創作帶來的影響。這顯然是一個很有意義的課題。
　　　　　　一、元代前期出現了兩類知識分子群體——詩社與書會
　　詩社與書會的出現均非自元代始。
　　早在魏晉時期，文士間的雅集交游活動就很活躍，如阮籍等人的“竹林七賢”、王羲之等人的蘭亭修禊，這一類活動已可視為后世詩社的濫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時還出現了一個釋慧遠與士人劉遺民、雷次宗等在廬山所結的白蓮社，參加者達一百二十三人之眾〔1〕。 這可能是最早以“社”來命名同志間的聚會。雖然該社宗旨主要是同修凈土之法，與文學無涉，但其名稱及結社形式顯然對后世詩社有較大影響。唐代文人間的雅集交游活動更加頻繁，有些活動更是定期舉行，并有相對固定的成員，如白居易等人在洛陽組織的“九老會”，已初具后世詩社的雛形。然而，詩社的大量出現，則是始于宋代。
　　丁謂于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所作的《西湖結社詩序》〔2〕，記載了北宋初年的一次詩社活動。該詩社的組織者為昭慶寺僧常師，應其邀，自宰相向敏中而下，愿入者十之八九，均“寄詩以為結社之盟文。”這是迄今所知宋代最早的詩社活動。整個宋代，詩社活動相當活躍，聲名較著的有徽宗大觀四年（1110）徐俯等人的豫章詩社、重和元年（1118）前后葉夢得等人的許昌詩社、高宗紹興初年韓駒、呂本中等人的臨川詩社、紹興十八年（1148）樂備、范成大等人的昆山詩社，以及耐得翁《都城紀勝》、吳自牧《夢梁錄》中都記載了的西湖詩社。可見結社吟詩在宋代已經成為一種風氣，顯示了宋代詩人群體意識的增強。
　　綜觀宋代詩社，其活動內容大多不出寄興適情，詩酒唱和，送往迎來，切磋詩藝的范圍，與一般文人墨客的雅集交游并無二致。參加者通常局限于或是師友傳承、或是趣味相投的少數人的圈子里，其活動不過是文士們讀書或宦涯生活的點綴，在他們的全部生活中并不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詩社在宋代還遠不能稱作是具自覺意識的有代表性的文人群體。
　　書會也是濫觴于宋代。它是與城市里的大眾文化娛樂場所——瓦市同步出現的。參加者被稱為書會先生，或書會才人，這一稱謂表明他們是一些具有一定文學修養的人。據前人考證，他們大致由兩類人組成。一為民間藝人，一即科場失意的文士。
　　由于書會主要是為瓦市演出的雜劇、講史、諸宮調等通俗文藝編寫文學腳本，因而書會才人的寫作目的十分明確，既非為了不著邊際的“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也非不關痛癢的賦志抒懷、吟風嘲月，而是具有鮮明的功利性——即謀生的考慮。因為他們只有使自己的作品滿足市民大眾的審美趣味，才能使演出廣受歡迎，換言之，他們才能因此獲得經濟收益。這一特點，客觀上為中國文學的發展開辟了一個新的方向——商業化、大眾化、通俗化的方向。可見，書會一出現，就與詩社分道揚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然而，宋代加入書會的知識分子畢竟有限，有名可考的僅見于周密《武林舊事》中記載的李霜涯、周竹窗等寥寥六人。當然，由于這些人社會地位低下，可能還有為數不少的人早已湮沒無聞了，但這畢竟也表明宋代知識分子加入書會尚未能成為普遍現象，書會顯然還是一個以民間藝人為主體的行會組織。因此，書會在宋代，也還不能算作是具自覺意識的有代表性的知識分子群體。
　　進入元代，書會、詩社的情況有了極大改觀。比之宋代詩社，元代詩社具有以下四個顯著特點。
　　其一，在極短的時間里，詩社集中大量地出現。宋代杭州一地，有文字記載的詩社僅西湖詩社一家，而元代杭州有名可考的詩社就有杭清吟社、白云社、孤山社、武林社、武林九友會等五家。其他地區較著名的還有浙東的越中詩社、山陰詩社、汐社，浙西浦江的月泉吟社，江西的明遠詩社、香林詩社及熊剛申、陳堯峰等在龍澤山創辦的詩社。這些詩社成立的時間全部集中在元初的最初一、二十年里〔3〕， 真可謂遍地開花，一時蔚為大觀。
　　其二，規模明顯擴大。象江西熊剛申、陳堯峰在龍澤山創辦的詩社，“一會至二百人”〔4〕，月泉吟社的參加者則在二千人以上〔5〕，其規模遠非宋代一二十人的詩社可比。
　　規模擴大的另一標志是詩社活動的地域不再局限于一隅。宋代詩社多以地命名，象豫章詩社、許昌詩社、昆山詩社等，參加詩社的人也多局限于一地，形成一個類似現今文學沙龍的小圈子。元代詩社則突破了這一局限，呈現出更開放的格局。象月泉吟社，參加者分布于浙江、江蘇、江西、福建等數省，汐社則起碼在會稽、金華和桐廬等三處地方都有過活動。
　　其三，組織形式更為正規嚴密。宋代詩社組織上較為松散，與一般分韻賦詩的文人雅集并無明顯區別。元代詩社則要正規得多。以月泉吟社為例，元代詩社活動大致有這樣幾道程序：發出征詩啟事，定出詩題和寫作要求，以及交卷時間；聘請有名望的鴻儒碩士担任考官，主持評裁；選出優勝，確定名次，寫出評語，給予獎賞。這就儼然似一個組織有序的正規的文學社團了。
　　其四，詩社活動不再是文士們消閑生活的點綴，而成了他們重要的生活內容。從文士們頻繁地參加詩社活動可以看出這一點。象獲月泉吟社第一名的連文鳳，同時又參加過杭清吟社、越中詩社的活動；獲越中詩社第一名的黃庚，同時也參加過山陰詩社與武林社的活動。〔6 〕可見其時知識分子對參加詩社活動是何其熱衷！
　　從以上特點不難看出，元代詩社已從宋代詩社那種文人雅集似的聚會發展成為更具組織性、自覺性、代表性的知識分子群體了。
　　元代書會的情況又如何呢？
　　由于文獻資料的缺乏，書會有名可考的并不算多，較著名的有玉京書會、元貞書會、武林書會等。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元代知識分子大量加入書會。元鐘嗣成所編《錄鬼簿》，共收雜劇、散曲作家152人， 分為七類。前二類為“前輩已死名公”、“方今名公”，共41人。其中除董解元等個別人外，大多為官宦，當與書會無涉。余五類共111 人作者均將其冠以“才人”之名：“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已死才人不相知者”、“方今才人相知者”、“方今才人，聞名而不相知者”。《錄鬼簿續編》則記錄了雜劇、散曲作家71人。孫楷第先生認為兩書中所錄“泰半為書會中人”〔7 〕，這一推測應是不錯的。可見元代書會的人員構成中，知識分子的比例已經大大提高。這就將宋代以民間藝人為主體的書會轉變為以知識分子為主體，書會自然也就演變為一個知識分子的群體了。
　　元代的詩社與書會出現的這些變化，顯示了知識分子群體化加速的趨勢，這顯然與當時的社會政治形勢有關，尤其是與元蒙統治者采取廢止科舉的政策有著直接的因果聯系。
　　我們知道，自唐宋以來，隨著科舉制度的日趨完善，知識分子可以說百無一遺地都被吸引到了這條道路上來。這既是他們實現“拯物濟世”的社會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也是改變他們社會地位和物質生活條件的必由之路，參加科舉早已成為他們最為重要的人生目標。因此，科舉的廢止，對他們來說，意味著“士失其業”〔8〕， 猶如人生道路的一場大塌方、大斷裂，帶給他們的沖擊和震撼是怎么估計也不過分的。面對這突如其來的歷史巨變，他們感到惶惑，感到迷惘，感到恐懼，孤獨無助，無所適從成為一種普遍的心態。因此，他們希望到群體中去獲得精神慰藉，希望在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中獲得面對生活的勇氣和相濡以沫的力量。知識分子的這一精神需求，正是群體化的內在動因。
　　另一方面，雜劇等通俗文藝的勃興，對劇本的需求日殷，這正為知識分子發揮自己的一技之長提供了用武之地。因而部分知識分子在仕途阻斷之后，或出于謀生的考慮，或為這一方新天地所吸引，自覺或不自覺地加入了書會才人的行列。
　　可見，恰如一根藤上結出的兩顆瓜，詩社與書會這兩類知識分子群體的形成，正是元代特定的社會政治文化土壤培育的產物。
　　　　　　二、詩社與書會在價值取向上的明顯分野
　　然而，猶如由同一母體孕育出生的嬰兒，也會呈現性格、情趣、愛好的個體差異一樣，同為知識分子群體的詩社與書會，在價值取向上也表現出了明顯的分野。
　　詩社可以說是知識分子傳統價值觀的體現者。綜觀元代的詩社，不難看出，盡管名稱各異，所吟詩題也不盡相同，但詩社活動的內容始終不離兩大主題，即眷懷故宋的遺民情結與歸隱田園的隱士情懷。
　　披閱今存元代詩社的詩作，撲面而來的是強烈的亡國之痛和故國之思。映入讀者眼簾最多的字眼是“夢”：
　　夢覺羅浮跡已陳，至今想象事如新。（武林社黃庚）
　　軒裳一夢斷塵寰，桑柘陰陰靜掩關。（月泉吟社九山人）
　　往夢更誰憐麥秀，閑愁空自托杜鵑。（月泉吟社方賞）
　　午橋蕭散名千古，金谷繁華夢一場。（月泉吟社臨清）出現頻率最高的典故則是恥食周粟的伯夷、叔齊和不事劉宋的陶淵明：
　　行歌隱隱前村暖，忽省深山有蕨薇。（月泉吟社子進）
　　種秫已非彭澤縣，采薇何必首陽山。（月泉吟社九山人）
　　自笑偷生勞種植，西山輸與采薇翁。（月泉吟社陳緯孫）
　　棄官杜甫罹天寶，辭令陶潛嘆義熙。（月泉吟社洪貴叔）南宋王朝的覆亡，對漢族知識分子來說，不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朝代興替，停止科舉的失落感、民族歧視的屈辱感、社會地位淪喪帶來的人格和自尊心的貶損，構成巨大的心靈創傷和強烈的感情激蕩，這是他們必須面對而又不愿面對的嚴峻現實。因而，眷懷故國，追尋舊夢，標榜氣節就成了他們寄托思想感情，抒發胸中郁懣的最佳題材。
　　高唱隱逸之歌是元代詩社的另一主旋律。月泉吟社的詩題《春日田園雜興》集中反映了這一點。此乃借題于范成大的田園組詩《四時田園雜興》，參加者二千余人齊聲高唱這一田園之歌，可見歸隱田園已成為詩社知識分子們的普遍價值選擇。然而，細讀月泉吟社的詩作，我們感受最深的并不是象范成大般的對田園生活的由衷的熱愛與向往，在旖旎秀麗的田園風光之后透露出來的卻是悲憤與無奈的意緒：
　　忙事關心在何處？流鶯不聽聽啼鵑。（馮澄）
　　吳下風流今莫續，杜鵑啼處草離離。（楊本然）
　　此境東風元自好，當年金谷事如何？（周日柬）
　　只恐春工忙里度，又吟風雨滿城秋。（翁合老）
　　東風歲歲添新綠，獨我霜髯多幾莖。（朱孟翁）從這些詩句中，我們不難感受到，歸隱田園與其說是知識分子主動的追求，毋寧說是無奈的抉擇。事實上，在科舉之路被杜絕之后，早已習慣了在做官與歸隱、入世與出世之間作單項選擇的知識分子，除了歸隱一途，又能有什么更好的出路呢？
　　眷懷故國也好，歸隱田園也好，作為一種價值選擇，歸根到底都沒有超出忠君不貳、“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等傳統價值觀的范疇，盡管也有特定的時代內容貫注其中，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脈相承并無二致的。
　　可見，面對紛繁復雜的外部世界，詩社知識分子從總體上講，所持的是一種消極退避的心態。悲愴、惶惑、失落、幻滅已成為這一群體的普遍癥候。“大事已去矣，力既不能挽回……亦厭見衣冠制度之改，有不容自己者耳。”〔9〕于是只能向傳統價值體系中退避， 從傳統價值體系中去尋覓精神支柱。從這個意義上說，詩社正是這樣一個體現傳統價值觀的精神避難所，一個對抗外部世界的相對寧靜的精神綠洲。只有在這個由同類人組成的相對封閉的圈子里，他們才會感到自身價值被認同，繃緊的神經才能得到片刻松馳，失衡的心理才能得到暫時平衡。元初詩社集中大量地出現，顯然正是知識分子這一精神需求的產物。
　　書會作為另一類型的知識分子群體，當然也不可能擺脫傳統價值觀念的制約，甚至可以說，傳統價值觀仍然主宰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我們從元代雜劇和散曲中不難看到，詩社知識分子吟詠的眷懷故國、歸隱田園的主題，同樣也是書會知識分子剪不斷、理還亂的情結。然而，比之詩社知識分子貧乏單一的精神世界，書會知識分子的價值選擇則呈現出多元化的特點，展現出絢麗多姿五彩繽紛的精神風貌。
　　就拿“經綸濟世”、“以道自任”這一被知識分子奉為圭臬的人生信條來說吧。打開元代散曲，象“老了棟梁材”、“恨無上天梯”、“困煞中原一布衣”（馬致遠〔金字經〕）的悲憤愁怨；“整乾坤，會經綸，奈何不遂風雷信”（曾瑞〔山坡羊〕《譏時》）的郁懣嘆息；“昨日在十年窗下，今日在三公位排，讀書人真實高哉”（張可久〔水仙子〕）的追尋舊夢；以及“有一日起一陣風雷，虎一撲十碩力，鳳凰展翅飛，那其間別辨高低”（無名氏〔水仙子〕）的夢想企盼，可以說觸目皆是。雜劇如《凍蘇秦》、《薦福碑》、《破窯記》、《王粲登樓》、《范張雞黍》、《玉鏡臺》、《陳母教子》等作品，也無不流露出強烈的功名觀念。這說明，經綸濟世、以道自任的理想和信念仍然是他們軀體上最敏感的一根神經，始終縈繞心頭，須臾未曾去懷。
　　但是另一方面，書會知識分子在不能忘情于政治使命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另一種思想傾向，即輕視功名，甚至是否定功名：“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喬吉〔六幺遍〕）、“三千貫、二千石。一品官、二品職。只落的故紙上兩行史記”（馬致遠《陳摶高臥》〔滾繡球〕）、“糟腌兩個功名字，醅淹千古興亡事，ｑū＠①埋萬丈虹霓志。 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范康〔寄生草〕）、“那里也能言陸賈？那里也良謀子牙？那里也豪氣張華？千古是非心，一夕漁椎話”（白樸〔慶東原〕）。對這些話我們當然不能完全當真，在很大程度上它只是知識分子在理想破滅的情況下，為排遣苦悶聊以自慰的故作曠達之詞，一種以表面瀟灑來表現內心憤激的手法。但這一認識的普遍出現畢竟說明，在書會知識分子的思想里，功名觀念已經大大淡化，他們已經不再將它視為唯一的價值選擇。因此，我們在書會知識分子身上，很少能夠看到對政治理想與信念的那種百折不回九死不悔的執著追求，更有甚者，對歷史上那些為政治理想與信念而捐軀的往哲先賢，他們往往抱著一種嘲笑揶揄的態度。陶淵明可以說是詩社與書會知識分子共同向往追隨的偶像，但稍作比較就不難發現，詩社知識分子注重的是他不屈事劉宋的氣節，所謂“與義熙人相爾汝，奇懷已足千秋矣”〔10〕，而書會知識分子注重的卻是他淡泊功名的生活態度。在中國歷史上，淡泊功名的知識分子代不乏人，但象書會知識分子那樣，整個群體都表現出淡泊功名的思想傾向，卻是元代一個突出的社會現象。
　　正因為書會知識分子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傳統的因襲重負，這就使他們能用一種新的眼光來審視生活，審視自我。他們不再把自己封閉在以為官從政為核心的狹小的生存空間里，而是邁步更廣闊的生活。原本僅僅用來為官從政的知識和才華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在蓬勃興起的雜劇和散曲創作園地上盡情地施展發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科舉和仕途上的棄兒卻成了“曲狀元”、“風月主”，他們的人生價值在另一領域得到了體認。
　　另一方面，既然無須將自我價值的實現僅僅定位在經綸濟世、以道自任上，自然也就無須時時處處用傳統道德信條來規范自己的行為。因而，滑稽善謔、佻達放浪成為書會知識分子的群體性格，放縱自我、率性而行成為他們普遍的生活態度。喬吉道：“不占龍頭選，不入名賢傳。時時酒圣，處處詩禪。煙霞狀元，江湖醉仙，笑談便是編修院。留連，批風抹月四十年”（〔六幺遍〕《自述》）；王實甫道：“醉時節盤陀石上眠，飽時節婆娑松下走，困時節布衲里睡ｈōｕ＠②ｈōｕ＠②”、“保天和自養修，放形骸任自為”（〔商調·集賢賓〕《退隱》），關漢卿道：“適意行，安心坐。渴時飲饑時餐醉時歌，困來時就向莎茵臥。日月長，天地闊，閑快活”（〔四塊玉〕《閑適》）。
　　對書會知識分子的這種生活態度，以往的論者多從消極被動的一面著眼，認為是悲哀辛酸之情，以豪放曠達出之。這固然不錯。然而這僅是問題的一面。我們是否也應看到其中也有積極主動的一面呢？試看關漢卿的著名套曲《不伏老》吧：“……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口，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賜與我這幾般兒歹癥候，尚兀自不肯休。則除是閻王親自喚，神鬼自來勾，三魂歸地府，七魄喪冥幽，天哪，那其間才不向煙花路兒上走！”從這曲詞中我們何曾看到絲毫的被迫與無奈，而是對自己選擇的理想和生活道路無比摯愛的情懷和執著追求的精神，顯示出與傳統價值觀念相悖的另一類型知識分子的精神風貌。
　　可見，在知識分子的傳統人生道路被阻隔之后，與詩社知識分子不同，書會知識分子從總體上來說，所持的是一種達觀的、現實的、開放的心態。他們雖然也曾哀怨，也曾頹喪，也曾沉淪，然而作為整個群體，他們并沒有深陷其中而不能自拔，并沒有不知所措而無所作為。他們對現實不是一味的退避，而是直面人生，投身生活，從而及時調整了自己的人生座標，重新找到了實現自我價值的途徑。
　　　　　　三、詩社與書會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的社會背景
　　上面我們簡要概述了元代的詩社與書會這兩大知識分子群體在價值取向上的分野。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分野呢？
　　考察這一問題時，我們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我們發現，早期的書會知識分子主要出現于北方。《錄鬼簿》“前輩已死名公才人，有所編傳奇行于世者”類里，共列名關漢卿以下56人，其中除趙子祥未標明籍貫外〔11〕，余皆為由金入元的北方人，籍貫分屬大都、東平、彰德、真定、濟南、太原、平陽、保定、涿州、洛陽、汴梁、毫州等地。雖然由于文獻資料缺乏，我們對早期書會的具體數目難以確考，但上述書會知識分子的籍貫分布清楚地說明，元代早期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書會當也應是主要集中出現在北方。而詩社，據現有材料，則主要集中出現在原南宋統治地區的浙江、江西等地。書會——北方，詩社——南方，這看似一個簡單的地域問題，其實它和這兩大知識分子群體價值取向的分野有著直接的緊密的聯系。
　　我們知道，宋金對峙時期，北方知識分子生活在金朝的統治之下。既而蒙古王朝滅金（1234）， 統一了北方， 這時距南宋王朝的滅亡（1279）尚有四十余年時間。也就是說。同為知識分子，其時生活在北方抑或南方，他們身處其間的具體社會政治文化環境是有所不同的。
　　女真、蒙古作為少數民族入主中原，開創了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而民族融合的核心是各民族文化的交流融匯。這種交流融匯是雙向的。一方面，女真、蒙古進入中原地區之后，在接受中原的生產方式，進而完成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化的同時，也必然受到中原高度發展的封建文明的強烈影響。象女真、蒙古統治者都不約而同地推崇儒家學說，女真人從飲食、起居、節序、婚喪等風俗禮儀各方面，無不“強效華風”〔12〕，以至“盡失女真故態”〔13〕；蒙古統治者在占據中原之后，也逐漸改變了早期游牧民族一味攻伐殺戮的做法，倚用儒臣，實行“漢法”。正如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奴隸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學會了被征服民族的語言，接受了他們的教育和風格”〔14〕。
　　另一方面，女真、蒙古的入侵，也使古老的中原文明受到強烈沖擊，原來相對穩固的社會結構，特別是思想道德倫理觀念產生松動，中原文明面對外來文明的沖擊，也需要重新調適和整合。當然，中原文明最終以其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吸收了女真、蒙古民族文化中優秀的東西，使自己變得更加豐富。
　　北方書會知識分子就生活在這樣一個多民族文化碰撞、融合的交匯點上。時代風習的浸淫濡染，在一定程度上，把他們從僵死封閉的傳統價值體系所構建的狹小精神空間里解放了出來，使他們能夠以一種前所未有的闊大眼光和開放胸懷來看待生活。他們的價值取向從單一到多元的轉化，正是這一民族融合時代的產物。
　　其次，13世紀初葉到中葉，也即是金末至元初，正是雜劇這一戲劇樣式在北方出現，并逐漸成熟勃興的時期。以雜劇為代表的反映市民階層理想、情趣、價值觀念的通俗文學，與表現封建士大夫理想、情趣、價值觀念的正統文學顯然是大相逕庭，大異其趣的。然而，兩者之間的關系并非是涇渭分明冰炭不容。它們之間也必然會相互滲透影響，進行雙向交流。而北方的書會知識分子恰好處在兩者之間的中介的位置上。
　　由于停止科舉，“士失其業”，知識分子被迫進入書會，以創作雜劇等通俗文學來糊口謀生。當他們創作時，頭腦中根深蒂固的傳統價值觀念、封建士大夫的趣味情調，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灌輸到作品中，這是很自然的，毫無足怪。然而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面，由于他們被拋離了原來的生活軌道，沉淪于社會底層，這就迫使他們跳出狹小封閉的知識分子的圈子，與下層人民發生交往，甚至與倡優為伍，因此必然會受到下層人民思想感情、情趣愛好、價值觀念的濡染影響。同時，由于雜劇等通俗文學的基本觀眾是廣大市民群眾，為了使自己的作品廣受歡迎，并獲得經濟效益，創作者就必須受到接受者——市民群眾思想感情、價值觀念、審美趣味的制約，并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了自己的立場和觀念。從某種意義上說，元雜劇的輝煌，不正是書會知識分子們改變觀念，重新調整價值取向的結果嗎？
　　相比之下，北方書會知識分子所具備的時代條件，南方詩社知識分子卻并不具備。首先，他們生活的原南宋統治地區，當北方社會處在變革、整合、重構之時，這里的封建統治仍是鐵板一塊；當儒家的倫理道德學說在北方受到質疑、沖擊之時，南方卻因程朱理學的出現而得到強化。知識分子的身心都被緊緊禁錮在封建主義的既定軌道和精神羅網中，沒有任何松動的可能。
　　其次，如上文所述，元代南方的詩社，大都集中出現在元代最初的一、二十年里。這時，無論是元蒙入主對社會的震撼，抑或是取消科舉對知識分子的沖擊，他們都還沒來得及作出反應，他們尚處于最初的震驚、恐懼和無奈的精神狀態之中。
　　因此，這些被傳統價值觀念的繩索緊緊捆縛住手腳的知識分子，在時代巨變突臨之際，可以變通回旋的余地非常狹小，他們唯一的應變選擇就是龜縮到由傳統價值觀念體系所建構的堡壘之中，以此來對抗劇烈動蕩的外部世界。雖然他們高吟的眷懷故國、歸隱田園的主題，在弘揚民族正氣，激勵民族氣節，改變宋季四靈、江湖詩人纖碎淺弱、氣局荒靡的詩風，恢復和發揚我國詩歌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等方面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由于他們對現實采取的是一種消極和退避的態度，他們的腳步始終未能邁出知識分子的狹小圈子，他們的精神始終未能超越傳統價值觀念的樊籬，這就決定了他們的創作從總體上說，不過是一群被時代所冷落、遺棄的知識分子的顧影自憐，自怨自艾，不可能取得大的成就。
　　　　　　　　　　　　　　　　　　　　〔責任編輯　陳壽英〕＊
　　注：
　　〔1〕見梁釋慧皎《高僧傳》卷六。
　　〔2〕見《續藏經·圓宗文類》卷二十二。
　　〔3〕江西熊剛申、 陳堯峰在龍澤山創辦詩社的時間是至元丙戌（1286），月泉吟社是在至元戊子（1288），明遠詩社、香林詩社是在至元癸巳（1293）前后，越中詩社、汐社、武林社、山陰詩社等詩社的成立時間也大致與月泉吟社相前后。
　　〔4〕見趙文《青山集》卷六《熊剛申墓志銘》。
　　〔5〕月泉吟社共征得詩稿二千七百三十五卷， 其中有部分一人兩卷，但此種情況不算多，故總數當在二千人以上。
　　〔6 〕參看拙文《郁懣失落的群體——論元初遺民詩社兼與王德明先生商榷》（《文學遺產》1993年第4期）。
　　〔7〕《也是園古今雜劇考》附錄《書會》。
　　〔8〕見郝經《青樓集序》。
　　〔9〕見孔齊《至正直記》卷一。
　　〔10〕見毛晉《跋月泉吟社》。
　　〔11〕按孫楷第《元曲家考略》，據元楊翮《送趙子祥序》謂其為宣城人，今屬安徽省。
　　〔12〕見范成大《攬轡錄》。
　　〔13〕見《大金國志·熙宗孝成皇帝》。
　　〔14〕見《德意志意識形態》。
　　＊本文1995年6月30日收到。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為麥加曲
　　＠②原字為鼻加句
　　
　　
　　
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49-57K23宋遼金元史歐陽光19961996 作者：中山大學學報：社科版廣州49-57K23宋遼金元史歐陽光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1:22:04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