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興科技、社會發展等人文科學探討  >>>

簡體     傳統

---

　　當主持人讓我談人口發展戰略規劃對社會發展的影響時，真覺得這個問題太大了。人口發展戰略和規劃的制定無疑會影響到中國社會的發展。如何認識這種影響可能是見仁見智的，筆者主要從兩個方面來談一點想法，第一，要在全面認識社會發展的前提下制定人口發展戰略；第二，人口發展戰略應當體現社會發展的核心內容。
　　　　一、經濟增長≠發展
　　什么是全面的社會發展？如何來理解發展？筆者想強調的是經濟增長并不能等同于發展。
　　1961～1970是聯合國第一個發展十年，發展成為全球性的核心問題。發展被定義為：以促進經濟增長為核心促進社會的發展。這一發展理論的假設是：第一，只要經濟發展了，國民生產總值提高了，就會自然地帶動社會進步。第二，社會進步是普惠眾生的，它包括了婦女、貧困人口等。因此，在十年里以促進工業發展為核心的經濟增長成為重要的工作。
　　進入70年代，回首前十年的發展，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時人們發現，所謂的發展意味著走西方工業化道路，但是發展中國家在初始決定因素、歷史背景、外部沖擊、政治選擇、國內利益集團的相互作用、社會中的經濟思想傳統和文化傳統與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很大的差異（注：G·杰里菲：“工業發展戰略和類型的解析”，載謝立中、孫立平主編《二十世紀西方現代化理論文選》，上海三聯書店2002年，第774頁。）。事實表明，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與技術成長的道路并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走西方工業化道路的確給發展中國家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但這種經濟增長并不能必然地帶來社會和政治進步，一些國家甚至出現了比以往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如貧困、失業、社會不公平等現象。因此，對發展中國家發展道路的反思使人們重新定義發展的概念。討論的結果是發展被定義為：發展不僅包括更多的產出，還包括產品生產和分配所依賴的技術和體制的變革，包含社會狀況的改善和政治行政體制的進步。也就是說，經濟增長并不等于發展，發展就是使經濟增長的益處能夠公平地達到每一個人。
　　以婦女在各種經濟增長的社會中的狀況為例，可以看出經濟增長并不能等于發展。20世紀70年代早期，布斯亞布(Ester Boserup)以《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women's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書第一次從量化的角度分析了婦女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她指出，第一，婦女是糧食生產的主體力量，亞洲和非洲60%～80%的農業勞動力是婦女；在拉丁美洲40%的農業勞動力是婦女。第二，婦女在生產中的作用表現為她們的勞動是大多數家庭得以生存的基礎。第三，女性在生產中的作用沒有體現在官方統計中，且被政策制訂者所忽略。第四，在社會現代化的過程中，婦女工作的性質、性別角色與社會現代化存在著微妙的關系，發展中國家的婦女勞動更多地集中在家庭和非正式就業部門，經濟現代化的過程加劇婦女在經濟活動中的邊緣化。第五，這種邊緣化是歐洲殖民主義在殖民初期將技術、技能、教育優先給予男性的結果，它迫使女性不得不從事低生產率的、對技能要求低的活動。第六，現代化模式不能保證婦女最終從經濟增長中受益。
　　在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中，性別問題并沒有解決。第一，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到底為婦女帶來了什么？第二，在發展中國家，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對女性意味著什么？對此，有學者認為，發達國家利用了中產階級家庭內部的勞動性別分工使社會得以穩定，而婦女并沒有因為經濟增長而發生地位改變。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不同，發展的作用是雙重性；一方面，女性的作用不能適當發揮；另一方面，由于性別關系的多樣性和復雜性會影響社會政策中性別平等目標的實現，或社會政策中的平等目標形同虛設。
　　　　二、人口發展規劃應當建立更明確的性別發展指標
　　聯合國為了測定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制定了“人類發展指數”(HDI)，通過測量預期壽命、教育程度和人均收入對一個國家的發展狀況進行評估。1995年，聯合國計劃開發署在其出版的《人類發展報告》中設立了兩項測量兩性平等的指標。一是性別發展指數(GDI)，是對人數發展指標的調整，分性別測定健康、教育程度和收入情況。二是性別權能測量，分性別測定就業、在專業和管理崗位上的份額以及議會席位上的份額。
　　從性別發展指數看，性別發展指數越接近1，男女平等程度就越接近，反之兩性平等程度的差距越大。（注：下面表1、2的內容參見李慧英主編：《社會性別與公共政策》，當代中國出版社，2002年）。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性別收入的差距并沒有隨著人均國民收入的提高而縮小，而是呈現擴大的趨勢。在此意義上中國人口規劃應當建立與聯合國要求的性別發展指標，以此作為衡量中國社會發展的指標之一，不能僅停留在經濟層面。
　　表1　1994年三國性別發展指標狀況

　　　　　　　　　瑞典　　中國　　日本收入比例　　女　　41.6　　31.2　　33.5　　　　　　男　　58.4　　78.8　　66.5預期壽命　　女　　81.1　　70.4　　82.5　　　　　　男　　75.4　　66.9　　76.4成人識字率　女　　　99　　　70　　　99　　　　　　男　　　99　　88.2　　　99小學中學大　女　　79.3　　　70　　87.5學總入學率　男　　76.6　　88.2　　83.5性別發展指數　　　0.919　0.578　　0.896

　　
　　表2　性別權能測量指數

　　　女市長比例　女議員比例　女部長級比　　女行政人員比　　　（1994年）　（1994年）　例（1994年）　例（1990年）瑞典　　　——　　　　34%　　　　　30%　　　　　64%中國　　　8.8%　　　　21%　　　　　6.9%　　　　　30%日本　　　　0　　　　　7%　　　　　　6%　　　　　9%

　　
　　　　三、人口規劃中的性別發展指數的確定有助于政策模式的選擇
　　為了兩性得到同等的發展，聯合國要求社會政策要符合性別發展的需求，事實上，在不同發展觀的指導下會制定不同的性別發展指數，由此選擇不同的性別發展模式。
　　從全球的角度看，政府的各種福利政策直接關系到性別發展模式，不同的模式選擇即依賴于政府發展觀念的內容，也有賴于人口發展指標的建立。
　　性別發展模式之一是福利政策模式，是一種救濟式援助。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1)婦女是發展的受益者，她們被動地接受發展帶來的好處。(2)婦女的主要角色是母親和妻子，活動范圍主要在家庭，她們的活動不能構成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3)撫養孩子是婦女支持經濟發展的最有效的貢獻。在這些理論基礎上制定的政策和實踐模式是：通過福利途徑為發展中國家的貧困人口和貧困婦女提供幫助，如各種糧食救濟項目、提供免費藥品，計劃生育項目、支持婦女從事縫紉等經濟收入的活動。
　　性別發展模式之二是效率政策模式。效率政策模式是針對20世紀70年代拉丁美洲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提出來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為了減少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和民族保護出臺了一系列的“結構調整政策”，這些政策相信提高了效率和生產力，兩性的不平等狀況會有所改善。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1)相信婦女的經濟參與可以最終實現性別公平。(2)婦女勞動對經濟的貢獻之所以是低效率的是因為她們缺乏教育和無法掌握先進的生產技術。這一政策模式是以公平為始，不顧及結果的，其結果可能削弱婦女發展的可能性。
　　性別發展模式之三是公平政策模式。聯合國第一個婦女十年(1976～1985)提出了公平政策模式，強調“將婦女整合到發展進程中”。它從兩性不平等的根源出發提出政策和措施，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1)承認婦女在發展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和貢獻，特別在生產和生育方面具有多重作用。(2)婦女在社會中的不平等地位是由于她們沒有獲得正式就業和參與市場活動的機會。(3)重點是減少性別勞動分工中的不平等，改變傳統的性別角色模式。(4)婦女能公平地受益于發展效益。(5)通過立法保障婦女平等地位。1975年，墨西哥舉辦的第一屆聯合國婦女與發展大會使人們注意到官方缺乏對婦女生活與婦女利益的關注。因此，當時提出應將“平等與發展”作為全世界提高婦女地位的目標。與此相關的一項“世界行動計劃”列出14條有關“提高婦女受教育機會、改善就業前景、增加平等參與政治與社會生活和提高福利”的最低目標。
　　性別發展模式之四是反貧困政策模式。1985年的內羅畢論壇，它是對“婦女十年”的總結，非政府論壇的13000名參與者一致對過去十年中婦女取得的每個進步感到樂觀，但也看到伴隨出現的新問題，貧困問題成為關鍵性議題，因為全球13億貧困人口中有70%是女性。為此，發展的結果是要爭取婦女受教育的機會，為偏遠地區的未受過教育的婦女建立銀行和推動教育與住房合作項目。反貧困政策模式強調“低調”或“低水平”的公平，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1)導致婦女貧困的原因是婦女在獲得土地、資金等基本生產資料時與男性不平等，在就業中受到歧視，因此她們比男性更貧困。(2)干預性政策在于促進和發展貧困婦女在創收上的項目，如養殖、食品加工、小企業發展等，以增加婦女收入。也就是說，是通過改善婦女的實際收入來達到性別平等的結果。
　　性別發展模式之五是賦權政策模式。賦權政策模式是發展中國家的本土模式，它強調婦女所受壓迫具有多元化的特性，民族、階級、家庭和社會地位等多方面的因素限制婦女的發展，賦權就是婦女增強自身的能力，自力更生，自我組織，以最終擁有改變現狀的能力與力量。加拿大國際開發署在其《性別平等政策》(1999)中對賦權一詞進行了界定：“賦權是指人——女性和男性——能支配自己的生活：制定自己的生活議程，獲得技能，建立信心，解決問題，能夠自立。它不僅是集體的、社會的、政治的過程，而且還是個人的過程。它不僅是一種過程，也是一種結果。其他人不能給婦女賦權，只有婦女才能給自己賦權來代表自己進行選擇或發言。但是機構包括國際合作機構可以推動這一過程。”（注：李小云、林志斌：《性別與發展導論》，中國農業大學出版社，2001年。）滿足婦女的物質需要只是發展的手段而非目的，真正的發展是對婦女的賦權，使婦女參與到那些控制她們生活的各種活動和制度結構中。賦權(empowerment)也被稱為“意識喚起模式(consciousness-raising model)”，其基本的理論假設是：傳統文化是阻礙婦女發展的根源，因此喚起人們的覺悟，改變傳統的價值觀、態度和行為就是使婦女獲得權力的過程，其結果最終會促進婦女發展。
　　　　四、人口發展戰略與性別發展的契合
　　在各種發展模式之下，性別發展已經是戰略性問題，如何在發展的過程中實現兩性公平的發展呢？在人口發展戰略的制定中應當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第一，進行性別診斷。在統計指標中加入性別統計。性別診斷的主要方法是利用統計資料。目前，如何實現有效的性別分類統計是聯合國敦促各國政府努力從事的一項工作，它應當納入中國人口發展戰略中。
　　第二，確定性別目標。確定性別目標應當是一個系統目標，有最初目標和最終目標，還要有具體目標。(1)進行性別監測，建立指標體系。(2)在整個目標確定的過程中，性別化的磋商與參與應當貫穿始終。(3)性別導入戰略。從社會、經濟、政治等方面來理解性別問題的因果關系，最終進行全社會的戰略改革。
　　在性別發展戰略的實施過程中，核心概念是“性別意識納入決策的主流”，其基本的特點是：(1)在分析發展戰略時，重點不是談婦女問題，而是談性別關系，兩性關系不是對立的，而是協調發展的。(2)婦女應當被視為發展的積極參與者。(3)建立整體的理論觀，對生產領域性別關系的認識必然建立在對家庭的認識基礎上。(4)把發展理解為社會及其成員在一定歷史背景下滿足其物質、情感和創造的需求能力的提高。(5)平等、福利和反貧困的政策并不是相互對立的不同選擇，可以通過激進式的改革來影響歷史進程。(6)戰略選擇要求婦女要有自己的組織，這樣可以增加談判能力，提高政治權力。
　　為了更好地說明中國社會發展潛在的問題，應當建立更為完善的人口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應當以人的公平、平等的發展為前提。性別只是發展問題的一個方面，我們還面臨著階級、年齡、城鄉發展上的不平等，直面問題，提出更高的、符合國際社會的人口發展戰略是促進社會發展關鍵的一步。
人口與計劃生育京4～15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佟新2003200320世紀末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已基本實現，新世紀我國人口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研究新世紀新階段中國人口發展戰略，顯然是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在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十屆一次會議上，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被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推進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就是賦予這個更名后的政府機構的一項基本職能。為此，本刊特請南開大學李建民教授作為嘉賓主持人，約請有關領域的專家教授撰文，舉辦專家筆會，從不同的視角探討新世紀新階段的中國人口發展戰略。佟新，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人口社會學、勞動經濟學。 作者：人口與計劃生育京4～15C5人口學與計劃生育佟新2003200320世紀末我國人口再生產類型的歷史性轉變已基本實現，新世紀我國人口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研究新世紀新階段中國人口發展戰略，顯然是一個重大而緊迫的課題。在今年3月召開的全國人大十屆一次會議上，原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被更名為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推進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就是賦予這個更名后的政府機構的一項基本職能。為此，本刊特請南開大學李建民教授作為嘉賓主持人，約請有關領域的專家教授撰文，舉辦專家筆會，從不同的視角探討新世紀新階段的中國人口發展戰略。

網載 2013-09-10 21:32:58

驗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