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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15年，九世紀初葉的中唐，驛道之上，駿馬奔馳。衣襟飄飄的郵差懷揣一疊信件，快馬加鞭，經州過縣，用當時最快的速度奔走于城市鄉村之間。這位無名的郵差也許不曉得，他像《鶯鶯傳》中的紅娘一樣，為當朝兩位最著名的文學家――白居易和元稹――傳送著溫馨的問候。他不知道，這薄薄的書簡之內，有許多是后來流傳甚廣的詩篇。他更不知道，除了傳承著友誼的接力之外，他還幸運地担當了那場詩歌變革的新樂府運動的綠衣天使。

　　此刻的元稹，倚門而立，北望長安。已經數月沒有音訊來，他真担心老朋友白居易有什么三長兩短。想當年元白二人同躍龍門，俱有才情，自此書信往來，相互唱和，引為知己。只因元稹年少正直（彈劾眾多貪官污吏，出差途中不讓宦官強占宿舍，并與之發生打斗），辦事又得罪當權者。于是一貶數千里，遠放外調。案牘勞形之余，唯一盼望的，是友人的詩書。

　　這樣的書信來往，已經持續多年。郵差策馬而來，元稹一眼看見熟悉的筆跡，急急展書，頓時喜笑顏開。昨日夢見白居易，今天便收到他的信了。詩箋數頁，見字如晤，寄去的衣衫已經收到了，前些日還在吟詠白居易的詩句，原來友人在京城也念著自己的詩文。反復揣摩，反復把玩，遠隔千里，不見聲音，不見容顏，一幕幕舊情，因詩重現。“近來文卷里，半是憶君詩”，讀到這句，元稹笑了。相見不如懷念，通過詩書，他們彼此傾訴，記掛著對方。更多的信，其實是詩，以詩代筆，以詩為信，成了溝通心靈的最好交流方式。元稹被貶十年，百般煎熬，可以想見，白居易的書信成了他最為有力的精神支柱。

　　招待信使稍歇。元稹以最快的速度讀了信，又以最快的速度回信。望著遠去的煙塵，元稹輕輕一笑，復又回身書房，捧讀友人的詩書了。

　　賣炭翁，伐薪燒炭南山中。
　　滿面塵灰煙火色，兩鬢蒼蒼十指黑。
　　賣炭得錢何所營？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憐身上衣正單，心憂炭賤愿天寒。
　　……
　　――白居易《新樂府組詩第三十二・賣炭翁》

　　讀詩畢，元稹拍案叫絕。他并不知道，此時的好友白居易，已經離開京城，被貶任江州司馬了。而他即將要收到白居易的一篇充滿悲憫與同情、反映社會底層辛酸生活的新作――《琵琶行》。他更不知道，白居易正在江州的官舍里，正在伏案埋頭給他寫信，而這封私人信件，將是開創詩壇新風的文學宣言。

　　其時的中國，剛剛發生了一場震驚朝野的“永貞革新”，口眼歪斜的中風皇帝唐順宗李誦不幸被宦官所害，整個朝廷經歷了一次顛覆性的人事調整。不滿二十歲的唐憲宗李純開始接任執掌皇室。這位年輕的皇室繼承人在上任伊始，就立志效仿唐太宗和唐玄宗，開創一個盛世。就是這樣一個“納諫思理、渴聞讜言”的“好文之主”，終于在十多年的整飾吏治之后，取得了削弱藩鎮的巨大成功，中央政府的人氣與威望重新上升，實現了“元和中興”的局面。日漸清明的政治時局，又重新醞釀了文學史上的一次變革與發展。

　　詩至盛唐，到了李白和杜甫，猶如一次火山大爆發，光焰沖天，熱浪襲人。此后數十年，由于國勢急轉，詩壇沉寂，無有頂尖的詩人出來接過旗幟。見證了盛世、創造了詩歌奇跡的詩人們，在經歷了“安史之亂”后，相繼邁入暮年，巨星相繼殞落：

　　公元761年，王維卒；
　　公元762年，李白卒于當涂；
　　公元765年，高適卒；
　　公元770年，岑參卒于成都；同年，杜甫卒……

　　詩歌的種子畢竟有頑強的生命力，誠如白居易所說，“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詩在唐朝（或者前后的任何朝代里），一直像一面鏡子，真實地反映著滄桑與變遷。“芳林新葉催陳葉，流水前波讓后波”，八世紀的六七十年代，是中國文化史上新老交替的重要時期，詩歌巨匠紛紛謝世，而與此同時，一批詩壇新秀，也在這二十年間呱呱墜地：

　　公元768年，韓愈生；
　　公元772年，白居易生；同年，劉禹錫生；
　　公元773年，柳宗元生；
　　公元779年，元稹生；同年，賈島生……

　　歷史有時就是這樣驚人的巧合。仿佛是為了承接某種歷史與文化的重任，這批誕生于八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新秀們，在九世紀的“元和中興”的時代里，担當起了詩歌濟世的重任，迸發出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的喜人景象。

　　白居易等人的出現，是中唐時期的一次詩歌繁榮與振興，文學的花圃再次綻放如春，梅開二度，余香裊裊。當時的文壇，一派以韓愈為首，一派推白居易為尊，遙相呼應。韓愈一派掀起了如火如荼的古文運動，白居易也以一個實踐者的身份，重振詩歌雄風。白居易以詩諷喻，針砭時弊，贏得了人們對于詩歌價值的新體驗。他與陳鴻等人同游馬嵬，相約撰寫這一重大歷史題材，陳鴻寫成《長恨歌傳》的小說體文章，而白居易揮灑自如，寫就《長恨歌》。就是這首詩，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甚至于一個歌伎在應聘時理直氣壯地夸口，我能背誦白學士的《長恨歌》，豈能等同于一般的歌伎？

　　文學的功能是什么？詩歌的價值在哪里？白居易與元稹已經在來往的書信中不止一次探討過，他們深知《詩經》美刺諷喻的社會功效。反映民生的諷喻之作，表面上看起來與當政不諧，實際上，這樣的美刺，正是通過巧妙的文學社會化傳播方式，引起決策層的關注。白居易在任左拾遺期間，拜官百日，就獻疏言事：

　　臣謹按《六典》，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于時，不合于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萬一事有不便于時者，陛下豈不欲聞之乎？萬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豈不欲知之乎？

　　――《舊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詩歌在白居易的眼里，不是附庸風雅、升官進階的工具，而是要“以詩補察時政，以歌泄導人情”，返璞歸真，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政、上下交和、內外相諧的目的。他將目光投放到民生疾苦上，將視角定格在包羅萬象的現實生活中。他的足跡遍布于長安城的大街小巷，耳聞目睹，用筆記述、抨擊著人間的不平之事。大小官員們花天酒地，歌舞升平，卻不知大旱之年的江南，饑民相食。那些王公大臣吃得酒肉穿腸，紅光滿面，卻不知牢獄中的囚犯，幾乎凍死。十首《秦中吟》，是民間的悲聲，民間的吶喊。他以庖丁解牛的方式，解讀下層百姓的悲慘遭遇，甚至，他還為上陽宮里的白頭宮女鳴不平。諸如《賣炭翁》、《杜陵叟》等五十首新樂府詩，也成了五十支憤懣的箭矢，射出了他心中的無窮激情。

　　為文事小，做人事大。身為左拾遺的白居易，將這樣的文學理想，帶進了他的為官之道。遇有不平之事，即上奏折，希望做到“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起初，皇帝還能聽得進去，有一次進諫不聽，白居易竟然在大殿上脫口說出“陛下誤矣”的話來。弄得皇帝勃然變色。作為一個朝廷官員，如此大張旗鼓地抨擊時政，這不啻是一次冒險的行動。依白居易這樣的性格，除了得到士林的好評，當政權臣并不喜歡，自然不能在京城里久留。果然，在宰相武元衡遇刺事件中，他又立即上書，請捕刺客，但“執政方惡其言事”。執政方還找到了一個美麗的借口，說白母看花墜井死，而白居易作《賞花》及《新井》詩，大逆不道，“甚傷名教”，奏貶為江州司馬。

　　元稹終于等來了白居易被貶江州的壞消息。那一日，元稹在宅，郵差遞上一封遠信，他迅疾拆開，忽地淚流滿面，一旁的妻女驚疑不定，莫非又是什么壞消息？這是誰的信？細細思量，平常的元稹不是這樣的呀。一定是江州司馬白居易有信來了。

　　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白居易《與元九書》

　　元稹的夫人猜得一點也不錯，正是好友白居易有詩書寄來。能讓元稹為了一封信而動容的，也只有千盼萬念的友人詩書。那位領了賞錢歡喜而去的郵差也一定不知道，就是這封長達三千多言的《與元九書》，卻是奠定新樂府運動理論根基的重要論著。警言妙語，時見其中。

　　這一封信，元稹讀了又讀，一場聲勢浩大的詩歌變革，由一封至情至性、鞭辟入里的私人書信，從此載入文學史冊。

　　被貶江州，成了白居易人生重要的轉折點。對于白居易來說，這反而成了一件好事，他可以靜心寫作，由諷喻轉向閑適，由崇儒轉為事佛，從千百年的文化積淀中尋求心靈的平衡。白居易詩如其名，直白易懂，流傳甚廣。自他被貶江州的三四千里途中，竟然一路在“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常常意外地發現自己的作品被人題寫于墻頭柱上，也親耳從“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中，聽他們吟詠自己的詩句。這也是寂寞貶途中，令其歡欣鼓舞的事情。

　　相傳白居易每有新作，先讀給識字無多的婦孺下人們聽，聽不懂就改，一直改到別人明白方才作罷。今天我們讀白詩，一千多年的時空差異，絲毫沒有感到文字與情感溝通上的困難，仿佛其人就在身邊娓娓道來。不像今人的許多作品，憑空弄出一大堆噱頭出來，動輒洋洋百萬字，捧讀裝幀華美、價格不菲的煌煌巨著，閱后不知所言為何物，當世已經看不懂，實在叫人担心如何傳之于后世。白氏之詩留傳下來的詩有3800首，數量為唐人之最。可是，有誰知道，他少時發憤讀書，晝夜不息，以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到了成年時仍然是瘦弱一書生，未老而齒衰發白。以文為生，終究是一件絞盡腦汁、皓首窮經的苦役差事，有多少人能吃得了這樣的苦？

　　再后來，元稹到了越州，白居易到了杭州，在風光秀麗的江南，在相鄰的兩郡之間，兩位太守開始了更為密切頻繁的書信往來。截琊竹為筒，其內置詩，或為千言，或為數韻，互通心聲，一寄一讀，趣味盎然。實在忍不住了，兩人便相約境上，停車泊舟數日，吃酒吟詩，徹夜長談，盡興而歸。遠離朋黨之爭，遠離是非之地，白居易可以有閑情面對大好河山，盡情地享受人間春色。當然，作為具體的執事官員，他可以為老百姓做許多有益的事情了。杭州的西湖，即為白居易在任時修建，一個風景旖旎的江南人工湖，不但可供觀賞消遣，而且蓄水灌溉千余頃田園，官民兩便。閑暇之余，白太守常常醉臥西湖邊，其樂陶陶，不知夢醒何處了。

　　晚年的白居易，苦樂參半，官升數級，老來得子，卻不過三年又痛失愛子。好在他得了一處幽靜的宅子，自號香山居士，與世無爭，隱逸不出，和劉禹錫等詩人相酬往來，與一幫僧侶結社交游，后來因病放妓賣馬，廣施家財開鑿龍門石灘，安閑地走完了人生第七十五個春秋。

　　盡管元稹后來在官場生涯中，因為種種原因而有攀附權貴、負情薄幸的不雅之舉，白居易卻始終未改文人的本色。書信往來，談世事變遷，談得失成敗，談文學與生活，這樣的友誼保持了近三十年，直至元稹五十三歲壽終。在元白二人的詩集中，有數百首詩，記載了他們相互唱和的情景。誠如白居易所說，兩人“心源無異端”。白居易一度貧困，元稹分俸救濟；夜里互夢對方，彼此吟詠詩句；白有《長恨歌》，元有《鶯鶯傳》；元稹為白居易的詩集作序，白居易為元稹親撰《墓志銘》……令我神往不已的是，驛道之上，郵差懷揣詩書，奔波往返千里，那是兩顆友誼的靈魂，在一路舞蹈。

網載 2013-09-10 21:24:21